转发专访：CNEX創辦人蔣顯斌 紀錄片是一種社會文化運動

　　專訪 CNEX創辦人蔣顯斌 紀錄片是一種社會文化運動2009-11-22 【訪問／整理張鐵志（文化評論人）】
　　
　　如何以影像為當代華人社會的變遷留下紀錄？蔣顯斌和朋友一起成立了CNEX，自2007年開始每年舉辦主題徵件，也在中港台舉辦主題影展，期望以兩岸三地為平台、以紀錄片為載體來記錄華人文化…… 在網路剛興起的九○年代中期，蔣顯斌和朋友合夥創立了新浪網，成為華人地區網路的先行者。現在，新浪成為華人世界最大的入口網站。 2005年，在新浪十年之後，蔣顯斌面臨一個生涯轉折點，他開始思考能否找到另一種力量，用時間更長的方式，在華人世界生產並累積有意義的文化。他遇到了台灣紀錄片導演張釗維。張釗維長期投身台灣文化、社會運動，而在那幾年，他的關注焦點也從台灣轉向中國，從現實轉向歷史。他們開始一起思考紀錄片作為這股力量的可能性，然後邀請了台灣導演徐小明的太太、具有商業背景的陳玲珍，一起成立了一個新組織：CNEX。 CNEX的意思就是「下一代華人」（Chinese Next）。他們希望以兩岸三地為平台、以紀錄片為載體記錄華人文化。CNEX每年會定出一個主題，徵求紀錄片導演提出作品構想，每部片補助8到10萬人民幣（約新台幣40萬元上下）。透過每年一個主題，他們希望十年十部片，替當代華人社會的變遷留下紀錄。他們的口號是：「給下一代的太平盛事備忘錄」。從2007年開始，CNEX開始每年舉辦主題徵件，也在中港台舉辦主題影展。今年成績尤其亮眼。中國導演杜海濱關於川震的紀錄片《1428》在威尼斯影展獲得最佳紀錄片大獎；香港導演張經緯的紀錄片《音樂人生》，難得地在香港商業院線上演，並且獲得台灣金馬獎三項入圍。這兩部片也都在最近的台北金馬影展放映。因此，本報特別採訪了CNEX創辦人蔣顯斌，以及中國導演杜海濱。
　　
　　
　　
　　張鐵志（以下簡稱張）：先從一個基本問題開始，CNEX是如何開始的？
　　
　　蔣顯斌（以下簡稱蔣）：從小紀錄片就是我知識攝取的重要來源。
　　
　　過去在網路產業工作這麼久，我看到下一代從文字閱讀走向影像閱讀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這個影像閱讀的時代，所謂知識分子要如何表達和對話？紀錄片自然是一個很適切的媒體。它有論說文的性質，有抒情文，有詩意；不管對華人，對兩岸對話，全球化衝突，紀錄片都會成為重要的影響資產。
　　
　　我在2005年遇到釗維時，正好在想，做完了新浪十年，我下一個十年要做什麼？能否從網路轉向比較文化的方向？當時，兩岸都正好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台灣因為兩顆子彈的事件，政治紛擾、藍綠嚴重對峙；在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之後，年輕人把致富等同於成功，揚棄了很多重要的價值。我們那時就在想，有沒有可能做一部紀錄片記錄這個現狀，但是後來覺得一部片實在太少，不如成立一個單位、建立一個跨中港台的平台，有出版紀錄片的能力、有舉辦影展的能力。我們每一年發一個問題，然後大家用影像來接這個問題，一年十部，十年一百部。
　　
　　
　　
　　張：你怎麼看紀錄片在這個時代的意義？
　　
　　蔣：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要給予紀錄片一個重要位置。
　　
　　現在，影像時代的來臨和華人時代的來臨，有三股青年力量是我們一定要去培養和支持的。第一是音樂新青年。他們的影響力非常大，且用音樂推動很多新價值觀的傳播。第二是設計新青年。因為整個大中華區從代工終究會走向設計，當然現在大家還在做功課。第三是影像新青年。台灣有很好的機會去做這部分，因為這一塊是屬於公民社會的。紀錄片可以成為政府、市場之外，公民社會的重要養分。
　　
　　
　　
　　張：談談你們的影展。我感覺CNEX今年在台灣似乎更積極，比如在海邊的卡夫卡或倉庫舉辦想小型影展。
　　
　　蔣：2007年底，我們第一屆影展主題是「開眼見錢」，在台北是在誠品，在北京是跟清華美院合辦。第二年是「癡人說夢」，在北京是在798。此外，我們也進校園舉辦小型影展，每年大約有二、三十場。
　　
　　我們知道不能一年望一次彌撒，只辦一次大型影展。本來想在台北找一個固定場地固定放，但現階段會先找一些有沙龍功能的咖啡廳，以一季為單位思考主題規畫，可以藉此知道市場或社會的反應。
　　
　　
　　
　　張：就推廣模式而言，在大陸和台灣有不同的策略嗎？
　　
　　蔣：在中國大陸，校園是很重要的推廣目標。相對於一般社會，中國政府願意讓校園接受比較國際性的思維。在台灣，我們可以走到社會，和一般公民接觸。
　　
　　
　　
　　張：現在徵件的部份，感覺起來好像大陸的導演和題材比較多，這是兩岸規模大小不同所發展出的自然結果，還是隱含著某些發展策略？
　　
　　蔣：一來因為我們的資金有限。在台灣我們的補助相對於其他單位可以提供的經費，可能吸引力不那麼強。但在大陸，對資金匱乏的獨立導演來說，這筆補助對他們算是好用。此外，香港的導演也願意，因為他們也很缺乏資源。未來我們希望在台灣可以爭取到資源，讓更多台灣導演可以加入。
　　
　　另外一個原因是大陸現在處於社會轉型的劇烈期，在這種時期，故事俯拾皆是，導演又極度熱情。所以題材供給面上不是問題。台灣相對來說，社會比較穩定，所以越來越關注內心。所以大陸紀錄片處理的都是這些人在「做」什麼，台灣都是這些人在「想」什麼；所以我說，大陸是鏡頭背後的社會學家，台灣是心理學家。當然，我們也很鼓勵台灣導演走出台灣，譬如林稚霑拍了以雲南農業為主題的《紅穀子》。畢竟我們認為台灣的影像新青年不能自外於台灣與中國崛起，和全球化的影響。
　　
　　
　　
　　張：你們有徵件部分，但是不是也有導演自己拿著提案來找你們？
　　
　　蔣：是的。我常說，我們是紀錄片的微型貸款。我們基本上選十部，但是有時候選不到十部，剩下的預算就會去接洽特定的提案人，譬如這次的《1428》。
　　
　　
　　
　　張：你怎麼看紀錄片的市場？有什麼推廣的方法？
　　
　　蔣：紀錄片的市場不像娛樂片，它存在的目的不是為商業而服務，所以我把它定位在一個社會產品，是一個社會循環，而不是商業循環。目前我們的收入百分之二十靠賣作品，百分之八十靠募款。當然，紀錄片的市場位置現在還是一個我們不滿意的狀態。很多導演可能之前嘗試失敗了，就失去慾望把片子推到國際或走向市場。然而，我們這個平台，對他們可以是重要的鼓舞，因為我們理解他們的想法，並且結合懂得市場操作的人才，去完成他們力有未逮的地方。
　　
　　杜海濱導演跟我們合作兩部片，兩次都入圍了十幾項影展。張經緯的《音樂人生》在院線表現非常好，現在也入圍金馬獎。所以從藝術性和市場性的平衡來看，我們似乎已經掌握到一個方向。
　　
　　我們是一方面結合獨立導演的資源，另方面也結合兩岸三地的顧問團，以及CNEX內部的引擎。顧問團給我們很重要的支持。每一年顧問中會有五位擔任評委，他們也會對入選的紀錄片擔任監製。接下來我們要引入一些國際的製作人，再一次跟我們的平台去激盪。我們現在才第三年，希望未來這兩年可以擴大，讓這個平台可以全世界看華文紀錄片時，成為一個重要的窗口。
　　
　　
　　
　　張：你覺得現在紀錄片的環境有進展嗎？
　　
　　蔣：在大陸，這幾年確實在電視上開闢了紀錄片時段，但都是放在深夜。沒有落地的鳳凰電視也做得不錯。國際力量也進來了。法國的製作平台近來也和中國獨立電影導演合作，並且把好的電影介紹出去。這是一個重要的開端。起碼讓許多導演過去以為自己是邊緣的、地下的，現在發現有一條道路是可以選擇的。
　　
　　此外，現在在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出現是需要的，而且是正在發生中的。大家開始對很多價值做反思，也要求更多知情權，比如之前SARS的狀況。現在就是考驗紀錄片工作者如何結合社會性和市場性。
　　
　　
　　
　　張：你們的的宣言中有強調網路的角色，你自己也是長期從事網路工作，但目前在具體工作上，我似乎還沒見到你們對網路有很多著墨？
　　
　　蔣：網路上浮躁的氣氛太強，惡搞的東西一定受注目，深沉的作品就會被埋沒。大陸的土豆網、優酷網上有很多影像，但是這些有影響力嗎？我自己是做網路的，要建構一個影像交流的平台不難，但是我覺得那是要有步驟的。所以剛開始這幾年我們是用心地找專業導演和顧問來作基本工作。不過，未來這兩年，我們會開始加強網路，把標竿性的導演和作品放上網路。
　　
　　
　　
　　張：我其實要問的是，有沒有可能在網站上，提供更多你們影片的延伸資料、文字論述等等。
　　
　　蔣：我完全同意。紀錄片其實會引起很多社會反響，甚至採取社會行動，這些迴響如果透過網路是最好的。所以我們現在希望接洽NGO，如果我們的影片針對某一個社會議題，他可以透過我們的網路平台，接觸到其他NGO。
　　
　　網路這一塊如果真的要做起來，要能兼顧幾個層次：第一圈是對紀錄片的研究，第二圈是對公眾議題的研究，更外圍的第三圈是透過我們這個平台才剛開始認識紀錄片的人。
　　
　　
　　
　　張：既然CNEX是要做華人視野，那麼你們有什麼機制鼓勵對話，而不只是各自拍各自的？
　　
　　蔣：這應該先從紀錄片導演對兩岸的感受，是否能刺激出新的能量來看。中國大陸的獨立導演到台灣，回來後都會說感觸良多，而這會激發創作慾望。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計畫，讓兩邊的導演互相對看，作為出發點。兩岸彼此有太多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一揭開，會發現其實有很多共同之處，這樣才能去異中求同，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找到一些願景，這個願景對台灣的文化主體是有幫助的。現在我們找幾個觀察點，由兩岸導演分別去跟蹤同一個事件。例如由台灣導演拍攝大陸到台灣的交換學生，或者相反過來。
　　
　　
　　
　　張：你覺得兩岸彼此的了解對稱嗎？我自己感覺是台灣確實對中國不夠了解，媒體報導都還是很浮面的，或只是吹捧一些表面發展的，對於很多深層、細緻的變化都不理解。
　　
　　蔣：我覺得，大陸對台灣的了解越來越多，也很有興趣，不論是流行音樂或民主經驗。很多大陸導演來台灣，受到很多刺激，會把台灣放在他們的思考中。但是反過來好像沒有。
　　
　　
　　
　　張：你們三位CNEX創辦人都是台灣出身，但現在總部是在北京。你怎麼看台灣在這個華人紀錄片發展或者華人視野中的位置？
　　
　　蔣：從台灣角度來說，台灣要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很難迴避中國崛起的浪潮。紀錄片特別值得台灣推動，因為台灣有很強的公民社會，可以自由地討論華人世界是怎麼回事，自由地觀察中國的演變。所以應該要大力支持，而且這個支持可以起一個示範作用。台灣還可以拿自己的經驗作為觀察中國的座標，甚至去擔任一個紀錄者。因為中國目前政治發展有某種程度的穩定和控制，但是有一股巨大的能量正在爆發。我們就是要引導這這股能量，使其成為一個華人的資產。台灣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成為一個槓桿；台灣如果不把握好，就會變成香港。我必須很冷酷地講，你如果講China和Taiwan，在國際上人家當然會直接看China。但是如果我們是去定義「Chinese/華人」的文化在崛起，人家就不得不來看看台灣在做什麼。所以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地方，應該對這個論述喊得比誰都大聲，去鼓勵、動員華文創作，不論是影像、音樂或設計。台灣的主體性也就更能找到自己的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