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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1-16 15:20:38 来自:
zy69
私
(《看不见的影像》之四《邮差》)
公开私下
私,私下、私密、私人、隐私、私有等等。相对于公开、公有、开放、集体等等。出格一点,私处,相反的是面庞。美文学家可以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就可以说私处是心灵的XX;美文学家还可以说月光暗昧的隐私对应于阳光灿烂的日子。
何建军,深居简出,少为人知。别人知道得太少,是相对于他的作品和活动时间的长度。他从十年前开始自己拍片,到现在有四部长剧情片作品。
何建军与别人的交流有困难。与他接触过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他非常少的与媒体的接触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不好,按他自己的话说,“现在报纸的风气不好”。他非常不愿意把从未与公众见面的独立作品拿到现在国内方兴未艾的观影活动中去放映。他是个自我否定的人,到体制内拍片后绝口不提以前在体制外的事情,别人问起《邮差》这样的作品他尽量不回答。他还曾答应《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作者把他收录当中,但到最后一刻却又反悔。大抵是害怕别人曲解他的意思。
何建军很不愿意评论自己的作品,也很不愿意别人评论,尤其是国内的媒体。他把他的作品和创作都当作很私人的东西和活动。
我在这里不仅要评论他的作品,还把他这个人拿出来说,他恐怕会非常反感。正因此,我想说得彻底一点更好,半遮半掩产生的歧义会更多。
何建军从人到作品私人性那么强,很容易让别人以为他是个孤芳自赏的小资产阶级。其实,他的出身倒是个彻底的无产阶级。
曾用名:何一。早年生长的大院是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东南角的有色金属研究院大院。后来待业。最早的工作之一是给报社跑腿,为专业记者送稿件去编辑部等。他做临时工做了很长时间,后来经朋友介绍到北太平庄西北角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里去做了,那是1982年。那时侯电影比报社的诱惑还是大一些。直到1992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隔壁的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导演一年,这一年也成为他职业生活的转折点。
他年少时在大院里几百个人一起看露天电影,都是红色电影。待业生活中促使他尝试写作小说。“待业”这一无所事事的状态、未来的渺茫、无法与别人沟通的无聊、被排斥在变化剧烈的社会之外的感觉,明显影响到很久之后他自己写的剧本。在北影工作早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黄建中的剧组里打工,《如意》、《良家妇女》等。作为影片,何建军更喜欢前者。
何建军自己做的第一部影片是1993年1月1日开机的。在之后直到今天的十年中,他共有过四部作品,依次为:《悬恋》、《邮差》、《律师》(未定名,未完成)、《蝴蝶的微笑》。,其中三部为独立作品,一部(最近的)为体制内作品。
为什么有个曾用名?何一这个名字的使用大约在《邮差》、《律师》两部影片之间,是他在职业活动+个人创作中遭遇最大困难的时候。大概相当于某好好青年为一反自己以前的分头形象突然剃个光头,领导同事同学都只好以新目光来看他。
何建军既然是个不喜欢被谈论的人,我却在这里谈论他,公开本来可以只属于私下的东西,有不道德不公平的嫌疑。为公平起见,也为作为评论者的我不在阴影里呆着,在此以对应方式讲讲我。
我的名字与何建军很象,张献民。放在一起,简直是一副对子。“何”有着为什么、怎么办、到底是谁等等质问的意思。以质问为先,答案经常缺席。“张”,有拉开、敞开、张狂的意思,常常控制不住地有过分的行为和言论。“建”对“献”,两个动词,非常主旋律的动词,对国计民生、国际形象、改革开放、祖国繁荣、道德完善都有莫大功劳。我姓名中的这个字也是我个人对以上这些方面所能做出的全部贡献。而且这两个字还压韵。“军”对“民”,绝配,鱼水情,几乎压韵,主旋律名词。
这样的名字,王蒙张贤亮时代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王朔的早期小说也若隐若现。后来的苏童余华莫言刘恒等人小说里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名字,更不用说再往后尹丽川、九丹的小说。这深刻说明我与何先生的名字严重落后于时代。我个人为此惭愧过、反思过,并曾与友人协商改成什么。何建军一度改名为何一,不知是否出于相似的考虑?
我小时候住在南京,按时间顺序在马台街(已经拆掉了)、湖南路勤益里(两年前还在)、上海路(拆掉了)、光华门兰旗街。到光华门之前住的都是平房小院,从来没住过大院。个把次看露天电影是在玄武湖的草坪上,年少时大部分电影是在山西路和新街口的电影院里看的。没有待业经历,87年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没有个人长剧情片作品。
公家私人
何建军认为大陆电影最具活力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他认为九十年代大家的“电影热情渐渐低落”。
他在制片厂打工的生活,终点是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导演。恰恰在他认为电影逐渐低落的时候,他才有机会自己尝试电影。在北电进修很昂贵,不仅要交钱,而且在一年中几乎没有时间挣钱,有些人积蓄多年金钱和力量才进修。何建军从开始为电影打工到进修,用了十年时间。他当时没有别的文凭、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式职工、也没有强硬后台。
北电的进修班聚集着大量目的各异的人们。电视台来的算是专业工作者。非专业工作者中,发烧友占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比如辞职后的小学教师、把店铺卖掉的小服装老板。另一些人介于两者之间,工矿企业工会宣传干事会点美术、计划生育小职员拍过领导开会、团委干部指挥过大合唱等,与文艺沾点边。
进修过程中和之后的一到两年中,专业工作者不会憧憬自己动手做个人作品,他们绝大多数只想在自己本来的专业中踏上一个更高的台阶。非专业工作者有一部分非常热情,只要稍微有一点点条件就非要上。
何建军第一个长剧情片开机时,只有五千元。当时逐步做下来,按部就班,正经电影的工序步步走到、绝不省略。他在北影厂比较了解那些工序,并出于对正统电影的崇敬不愿意因为钱少在技术上减少环节。
93年后的气氛是自己动手做电影的人很多。
89年之后蒙头发财的知识分子比较多,两耳不闻窗外事。几年后有了点积蓄,有人又不甘心过只挣钱的日子。80年代上学的人们毕业已经有几年了,纷纷不安于被文革后第一二批毕业的人把持各行业决策权力的事实,希望挣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当时起码有乌迪做《黄金鱼》、王竞做《方便面时代》、张元做《北京杂种》、王小帅做《冬春的日子》等。他们的主流是知识分子类型的大学毕业生。
何建军与他们关系不大。他第一部作品与筹备处女作的王小帅一同购买胶片。但他学习电影的路径、对电影的期待、他周围所谓专业工作者们对他的定位,都与王小帅张元们有很大差别。按贬义的话来说,他是做副导演的。在体制内,也就是公家的制度下,做副导演的临时工、又没有专门学过电影导演的本科或硕士,没有资格当导演。第六代的整体也抱这种看法,第六代主体的大部分人毕业后拒绝当副导演,一方面放不下架子,上学的感觉就是当大师,觉得老导演们还不如他自己,另一方面也担心一旦当一回副导演,多少年翻不过身来。
这种公家体制和大学毕业生的观念都很滑稽。虽然第五代们大多数一步登天没干过副手,但第六代比较喜欢的侯孝贤、罗西里尼都有十年以上副导演经历。
何建军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是电影的街坊邻居。其次,就是恒心和毅力。才华等是另一个问题,我个人近一两年就曾听见第六代的名导还在说:何建军能拍出什么东西?资历更不用提。
何建军当时如果想自己拍片,不象第六代的其他人。他们或许还可以再等等,何建军只有自己努力往上冲。往上冲的第一条件,是摆脱公家体制,完全个人行为。
何建军这个人同时也是个例子。当有人指责地下电影是一帮边缘人的作为、或小资产阶级的孤芳自赏时,起码何建军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一个原来属于彻底的主流社会的代表,站在那里。
公差私情
何建军同时也是一个邮局的邻居。他家对面就是很大的北太平庄邮局。他说路过时绝对听得见邮戳声。他也做过传送信件的工作,有观察有体会。
〈邮差〉是他的第二部作品。
冯远征扮演邮差跑外线,安装修理邮筒。生活非常无聊,倒也平静。他的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是他姐姐(梁丹妮扮演)嫁人嫁了濮存忻,小濮多少代表着这个社会中向上的力量,就是要发财、也有点点小社会地位的人,他还不满意小舅子一点发财的野心都没有,而邮差一直非常喜欢自己的姐姐,总隐隐觉得姐姐不该嫁这么个人;另一个压力是工作上的,原因不明,但结果是邮差被调回内线,在邮局里盖戳。本来他一个人在外面干活,现在却必须天天在单位里面对同事,工作的宁静也不复存在。
何建军的男主角一直很象他本人,被动、孤独、消极、拒绝交流、拒绝表达。他在工作中既不说话也不愿意听别人说话。在家中好象姐姐的话是唯一听的进去的。
影片中的邮差从私下关心姐姐的感情生活发展到比较留意姐姐的性生活。但邮差有规矩,他宁愿把情感转移去关心姐姐的信件来往。在调到内线后,他逐渐把关怀的范围扩大到别人的信件,连对姐姐的感情依赖都淡漠了。私下拆信读信成了他与他人交往的主要方式。直到事情变得非常严重,他仍拒绝向他人表达。
某邮差偷看两万封信的故事是何建军读到的一条新闻。
〈邮差〉分明以隐私为主要话题。轻微地掠过变态的边缘,但分寸把握得非常好,人物没有过分,影片展现也恰到好处。到什么地步不算过分?何建军总结时说:无论谁都可能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做到一个边缘。
〈邮差〉的隐私话题有几个层面。
社会是否允许个人有隐私?社会有没有能力允许个人保留隐私?事实上对个人保留隐私形成最大压力的是家庭。如果工作缺乏个人性质,而且家庭多个人又非常“关怀”,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个人是否能容忍别人的隐私?如果说邮差不能容忍,这个说法当然简单了一点,可大体上他的不宽容并不比别人对他的苛刻更强烈。所以他的过错并不在不容忍,而在于孤独。孤独是否个人隐私的最后界限?什么前提条件能允许某个人有权力终止另一个人的孤独?
还有公众生活与个人生活的界限。两者之间是否必须有条线?这条线因主人公从事公共差事而更加模糊。比如说,大家倾向于认为一个公务员保留个人私生活的权力比普通人小一些,如他的财产来源属于公众有权力质问的范围。公差可否有私情?我们中国人整体上的办法是实用理性主义的,眼不见为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搞到台面上来哄哄烈烈,在桌子底下怎么办都可以。
我们的电影一直只讨论公务人员私生活中公众的那一面。从头到尾讨论的是私生活中私有的那一面的,〈邮差〉是第一部。这是〈邮差〉最大的意义—我们承认即使是公差,也有彻头彻尾的私生活。
承认私生活,才可能把需要暴光的那一部分分离出来。不把两者分开,个人永远没有私生活。
即使私生活非常不积极向上,比如个人没有上进心、沉醉于无聊和空虚、满足与知识和情感的匮乏、拒绝任何人际交往,那也只是他的私事,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
就象一个待业青年,即使他再颓废,最不堪忍受的仍是父母亲人天天督促他上个夜大学或向某个胡同先进榜样学习入党提干。
影片中的道具信件可以看作有象征意义。一个封闭的心灵世界,打开是否不打开?是否需要打开?是否能够打开?封闭的代价是否比打开更大?
〈邮差〉的社会意义在于有人把它看作是反社会的。拒绝沟通的必要性、否认交流的可能性,是否就是反社会?
在〈邮差〉的主人公看来,社会恰恰象个强迫别人与她交流的亢奋更年期妇女。
影片〈邮差〉的影像比当时的绝大多数作品成熟得多。原因应该是何建军坚持按电影工业的正式步骤一步步制作。影片表现的内容非常深刻,表现得恰到好处。那几个现在是大腕的演员,还刚开始演戏。我个人后来从没有看到冯远征有如此摄人心魄的演出。场景异常朴实,拍的都是大跃进时期建设的楼房。影调也很纪实,灰蒙蒙有种寒意。
影片整体的调子相当阴冷,让人在三伏天不寒而栗。这种寒冷是何建军的个人性与时代感的结合,比如王小帅同时做的〈极度寒冷〉。
影片同时相当沉闷。但其沉闷与变态绝没有超越基耶洛夫斯基的〈情戒〉。〈邮差〉的剧情还是相当跌宕引人的。其沉闷不来自剧情,而来自与人物、故事、影调风格相一致的隐忍不发。
〈邮差〉小规模放映时反响非常好,以至何建军想继续拍别的职业。但终究没有成功。
〈邮差〉毫不煽情,也不变态,谈工人阶级而没有阶级压迫,还没有小资产阶级期待的任何花哨东西如叙事技巧双重身份惨烈英豪甜蜜爱意,再加上何建军超级低调+超级没名气,没有盗版碟,甚至录像带都很少见到,属于看的人最少的影片之一,在大陆看过的可能连四位数都不到。
〈邮差〉彻底体制外制作,内容很容易被戴上“反社会”的帽子,起码对偷拆无数信件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谴责”,也没让人见到“犯罪分子”伏法,当然是禁片,从来没有公映。如果有朝一日、比如十年之后,大陆的影院能够放这部作品了,到时候如果能找到它的拷贝,就是万幸。
去年公映何建军的第一部体制内作品〈蝴蝶的微笑〉。在我个人看来,那是个体制外的失败、也是个体制内的失败。何建军倾向于认为它艺术上有一定成功,但他自己也说了,被体制内高高在上的诸份子们去除掉一些情节后,影片是“没有钢筋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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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另-青春残酷 发表日期: 2002-11-10 22:21:58
还有下文吗?其他的片子有过介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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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cinekino 发表日期: 2002-11-11 00:11:31
这是一个系列,要写几年的,对电影史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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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二十月 发表日期: 2002-11-11 08:53:36
在新一期<书城>上有张献民的这个文章,我也想看看<邮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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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待机状态 发表日期: 2002-11-12 15:13:59
孤独是以他人的欲望为前提而存在的
好文章,张真人,文章怎么才能写的这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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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火烧原土 发表日期: 2002-11-13 16:07:50
由你这篇东东 , 看得人将增加一个零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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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踏青 发表日期: 2002-11-14 23:48:24
忙着后期在非线上粗剪24分钟的记录片,边看书边干,被层出不穷的问题搞的没有一点儿空闲了,这么畅达的文章,刚看到,心里有点儿那个~
不是每个人都能直面自己的,要些勇气。但对某些人来说是思维习惯。谈谈自己,间述他人时弊,不依不饶。
两年前在在黄亭子内,看完《邮差》,面对何建军,在说自己长的象坏人时,我立马点头忍可,他笑了。但他的片子,的确很考究,算是精致有韵,回影悠长。
只到现在,已看了那么多经典,我还是会在国产片中,想到它的叙事方式,影像的专业角度,风格的凝炼有续,色彩的灰郁低调,不近不远。
看来好片子,并不是上导演本课,就上的出来的。
不行就是不行,有些电影的迷津,我也是出了学院后,才恍然大悟~
—— 笔残芦并用 墨尽指同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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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1-16 23:24:28
zy69
忘了写上,此文作者是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张献民,出演过《巫山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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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军,深居简出,少为人知。别人知道得太少,是相对于他的作品和活动时间的长度。他从十年前开始自己拍片,到现在有四部长剧情片作品。
何建军与别人的交流有困难。与他接触过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他非常少的与媒体的接触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不好,按他自己的话说,“现在报纸的风气不好”。他非常不愿意把从未与公众见面的独立作品拿到现在国内方兴未艾的观影活动中去放映。他是个自我否定的人,到体制内拍片后绝口不提以前在体制外的事情,别人问起《邮差》这样的作品他尽量不回答。他还曾答应《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作者把他收录当中,但到最后一刻却又反悔。大抵是害怕别人曲解他的意思。
何建军很不愿意评论自己的作品,也很不愿意别人评论,尤其是国内的媒体。他把他的作品和创作都当作很私人的东西和活动。
我在这里不仅要评论他的作品,还把他这个人拿出来说,他恐怕会非常反感。正因此,我想说得彻底一点更好,半遮半掩产生的歧义会更多。
何建军从人到作品私人性那么强,很容易让别人以为他是个孤芳自赏的小资产阶级。其实,他的出身倒是个彻底的无产阶级。
曾用名:何一。早年生长的大院是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东南角的有色金属研究院大院。后来待业。最早的工作之一是给报社跑腿,为专业记者送稿件去编辑部等。他做临时工做了很长时间,后来经朋友介绍到北太平庄西北角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里去做了,那是1982年。那时侯电影比报社的诱惑还是大一些。直到1992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隔壁的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导演一年,这一年也成为他职业生活的转折点。
他年少时在大院里几百个人一起看露天电影,都是红色电影。待业生活中促使他尝试写作小说。“待业”这一无所事事的状态、未来的渺茫、无法与别人沟通的无聊、被排斥在变化剧烈的社会之外的感觉,明显影响到很久之后他自己写的剧本。在北影工作早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黄建中的剧组里打工,《如意》、《良家妇女》等。作为影片,何建军更喜欢前者。
何建军自己做的第一部影片是1993年1月1日开机的。在之后直到今天的十年中,他共有过四部作品,依次为:《悬恋》、《邮差》、《律师》(未定名,未完成)、《蝴蝶的微笑》。,其中三部为独立作品,一部(最近的)为体制内作品。
为什么有个曾用名?何一这个名字的使用大约在《邮差》、《律师》两部影片之间,是他在职业活动+个人创作中遭遇最大困难的时候。大概相当于某好好青年为一反自己以前的分头形象突然剃个光头,领导同事同学都只好以新目光来看他。
何建军既然是个不喜欢被谈论的人,我却在这里谈论他,公开本来可以只属于私下的东西,有不道德不公平的嫌疑。为公平起见,也为作为评论者的我不在阴影里呆着,在此以对应方式讲讲我。
我的名字与何建军很象,张献民。放在一起,简直是一副对子。“何”有着为什么、怎么办、到底是谁等等质问的意思。以质问为先,答案经常缺席。“张”,有拉开、敞开、张狂的意思,常常控制不住地有过分的行为和言论。“建”对“献”,两个动词,非常主旋律的动词,对国计民生、国际形象、改革开放、祖国繁荣、道德完善都有莫大功劳。我姓名中的这个字也是我个人对以上这些方面所能做出的全部贡献。而且这两个字还压韵。“军”对“民”,绝配,鱼水情,几乎压韵,主旋律名词。
这样的名字,王蒙张贤亮时代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王朔的早期小说也若隐若现。后来的苏童余华莫言刘恒等人小说里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名字,更不用说再往后尹丽川、九丹的小说。这深刻说明我与何先生的名字严重落后于时代。我个人为此惭愧过、反思过,并曾与友人协商改成什么。何建军一度改名为何一,不知是否出于相似的考虑?
我小时候住在南京,按时间顺序在马台街(已经拆掉了)、湖南路勤益里(两年前还在)、上海路(拆掉了)、光华门兰旗街。到光华门之前住的都是平房小院,从来没住过大院。个把次看露天电影是在玄武湖的草坪上,年少时大部分电影是在山西路和新街口的电影院里看的。没有待业经历,87年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没有个人长剧情片作品。
公家私人
何建军认为大陆电影最具活力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他认为九十年代大家的“电影热情渐渐低落”。
他在制片厂打工的生活,终点是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导演。恰恰在他认为电影逐渐低落的时候,他才有机会自己尝试电影。在北电进修很昂贵,不仅要交钱,而且在一年中几乎没有时间挣钱,有些人积蓄多年金钱和力量才进修。何建军从开始为电影打工到进修,用了十年时间。他当时没有别的文凭、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式职工、也没有强硬后台。
北电的进修班聚集着大量目的各异的人们。电视台来的算是专业工作者。非专业工作者中,发烧友占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比如辞职后的小学教师、把店铺卖掉的小服装老板。另一些人介于两者之间,工矿企业工会宣传干事会点美术、计划生育小职员拍过领导开会、团委干部指挥过大合唱等,与文艺沾点边。
进修过程中和之后的一到两年中,专业工作者不会憧憬自己动手做个人作品,他们绝大多数只想在自己本来的专业中踏上一个更高的台阶。非专业工作者有一部分非常热情,只要稍微有一点点条件就非要上。
何建军第一个长剧情片开机时,只有五千元。当时逐步做下来,按部就班,正经电影的工序步步走到、绝不省略。他在北影厂比较了解那些工序,并出于对正统电影的崇敬不愿意因为钱少在技术上减少环节。
93年后的气氛是自己动手做电影的人很多。
89年之后蒙头发财的知识分子比较多,两耳不闻窗外事。几年后有了点积蓄,有人又不甘心过只挣钱的日子。80年代上学的人们毕业已经有几年了,纷纷不安于被文革后第一二批毕业的人把持各行业决策权力的事实,希望挣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当时起码有乌迪做《黄金鱼》、王竞做《方便面时代》、张元做《北京杂种》、王小帅做《冬春的日子》等。他们的主流是知识分子类型的大学毕业生。
何建军与他们关系不大。他第一部作品与筹备处女作的王小帅一同购买胶片。但他学习电影的路径、对电影的期待、他周围所谓专业工作者们对他的定位,都与王小帅张元们有很大差别。按贬义的话来说,他是做副导演的。在体制内,也就是公家的制度下,做副导演的临时工、又没有专门学过电影导演的本科或硕士,没有资格当导演。第六代的整体也抱这种看法,第六代主体的大部分人毕业后拒绝当副导演,一方面放不下架子,上学的感觉就是当大师,觉得老导演们还不如他自己,另一方面也担心一旦当一回副导演,多少年翻不过身来。
这种公家体制和大学毕业生的观念都很滑稽。虽然第五代们大多数一步登天没干过副手,但第六代比较喜欢的侯孝贤、罗西里尼都有十年以上副导演经历。
何建军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是电影的街坊邻居。其次,就是恒心和毅力。才华等是另一个问题,我个人近一两年就曾听见第六代的名导还在说:何建军能拍出什么东西?资历更不用提。
何建军当时如果想自己拍片,不象第六代的其他人。他们或许还可以再等等,何建军只有自己努力往上冲。往上冲的第一条件,是摆脱公家体制,完全个人行为。
何建军这个人同时也是个例子。当有人指责地下电影是一帮边缘人的作为、或小资产阶级的孤芳自赏时,起码何建军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一个原来属于彻底的主流社会的代表,站在那里。
公差私情
何建军同时也是一个邮局的邻居。他家对面就是很大的北太平庄邮局。他说路过时绝对听得见邮戳声。他也做过传送信件的工作,有观察有体会。
〈邮差〉是他的第二部作品。
冯远征扮演邮差跑外线,安装修理邮筒。生活非常无聊,倒也平静。他的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是他姐姐(梁丹妮扮演)嫁人嫁了濮存忻,小濮多少代表着这个社会中向上的力量,就是要发财、也有点点小社会地位的人,他还不满意小舅子一点发财的野心都没有,而邮差一直非常喜欢自己的姐姐,总隐隐觉得姐姐不该嫁这么个人;另一个压力是工作上的,原因不明,但结果是邮差被调回内线,在邮局里盖戳。本来他一个人在外面干活,现在却必须天天在单位里面对同事,工作的宁静也不复存在。
何建军的男主角一直很象他本人,被动、孤独、消极、拒绝交流、拒绝表达。他在工作中既不说话也不愿意听别人说话。在家中好象姐姐的话是唯一听的进去的。
影片中的邮差从私下关心姐姐的感情生活发展到比较留意姐姐的性生活。但邮差有规矩,他宁愿把情感转移去关心姐姐的信件来往。在调到内线后,他逐渐把关怀的范围扩大到别人的信件,连对姐姐的感情依赖都淡漠了。私下拆信读信成了他与他人交往的主要方式。直到事情变得非常严重,他仍拒绝向他人表达。
某邮差偷看两万封信的故事是何建军读到的一条新闻。
〈邮差〉分明以隐私为主要话题。轻微地掠过变态的边缘,但分寸把握得非常好,人物没有过分,影片展现也恰到好处。到什么地步不算过分?何建军总结时说:无论谁都可能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做到一个边缘。
〈邮差〉的隐私话题有几个层面。
社会是否允许个人有隐私?社会有没有能力允许个人保留隐私?事实上对个人保留隐私形成最大压力的是家庭。如果工作缺乏个人性质,而且家庭多个人又非常“关怀”,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个人是否能容忍别人的隐私?如果说邮差不能容忍,这个说法当然简单了一点,可大体上他的不宽容并不比别人对他的苛刻更强烈。所以他的过错并不在不容忍,而在于孤独。孤独是否个人隐私的最后界限?什么前提条件能允许某个人有权力终止另一个人的孤独?
还有公众生活与个人生活的界限。两者之间是否必须有条线?这条线因主人公从事公共差事而更加模糊。比如说,大家倾向于认为一个公务员保留个人私生活的权力比普通人小一些,如他的财产来源属于公众有权力质问的范围。公差可否有私情?我们中国人整体上的办法是实用理性主义的,眼不见为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搞到台面上来哄哄烈烈,在桌子底下怎么办都可以。
我们的电影一直只讨论公务人员私生活中公众的那一面。从头到尾讨论的是私生活中私有的那一面的,〈邮差〉是第一部。这是〈邮差〉最大的意义—我们承认即使是公差,也有彻头彻尾的私生活。
承认私生活,才可能把需要暴光的那一部分分离出来。不把两者分开,个人永远没有私生活。
即使私生活非常不积极向上,比如个人没有上进心、沉醉于无聊和空虚、满足与知识和情感的匮乏、拒绝任何人际交往,那也只是他的私事,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
就象一个待业青年,即使他再颓废,最不堪忍受的仍是父母亲人天天督促他上个夜大学或向某个胡同先进榜样学习入党提干。
影片中的道具信件可以看作有象征意义。一个封闭的心灵世界,打开是否不打开?是否需要打开?是否能够打开?封闭的代价是否比打开更大?
〈邮差〉的社会意义在于有人把它看作是反社会的。拒绝沟通的必要性、否认交流的可能性,是否就是反社会?
在〈邮差〉的主人公看来,社会恰恰象个强迫别人与她交流的亢奋更年期妇女。
影片〈邮差〉的影像比当时的绝大多数作品成熟得多。原因应该是何建军坚持按电影工业的正式步骤一步步制作。影片表现的内容非常深刻,表现得恰到好处。那几个现在是大腕的演员,还刚开始演戏。我个人后来从没有看到冯远征有如此摄人心魄的演出。场景异常朴实,拍的都是大跃进时期建设的楼房。影调也很纪实,灰蒙蒙有种寒意。
影片整体的调子相当阴冷,让人在三伏天不寒而栗。这种寒冷是何建军的个人性与时代感的结合,比如王小帅同时做的〈极度寒冷〉。
影片同时相当沉闷。但其沉闷与变态绝没有超越基耶洛夫斯基的〈情戒〉。〈邮差〉的剧情还是相当跌宕引人的。其沉闷不来自剧情,而来自与人物、故事、影调风格相一致的隐忍不发。
〈邮差〉小规模放映时反响非常好,以至何建军想继续拍别的职业。但终究没有成功。
〈邮差〉毫不煽情,也不变态,谈工人阶级而没有阶级压迫,还没有小资产阶级期待的任何花哨东西如叙事技巧双重身份惨烈英豪甜蜜爱意,再加上何建军超级低调+超级没名气,没有盗版碟,甚至录像带都很少见到,属于看的人最少的影片之一,在大陆看过的可能连四位数都不到。
〈邮差〉彻底体制外制作,内容很容易被戴上“反社会”的帽子,起码对偷拆无数信件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谴责”,也没让人见到“犯罪分子”伏法,当然是禁片,从来没有公映。如果有朝一日、比如十年之后,大陆的影院能够放这部作品了,到时候如果能找到它的拷贝,就是万幸。
去年公映何建军的第一部体制内作品〈蝴蝶的微笑〉。在我个人看来,那是个体制外的失败、也是个体制内的失败。何建军倾向于认为它艺术上有一定成功,但他自己也说了,被体制内高高在上的诸份子们去除掉一些情节后,影片是“没有钢筋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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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另-青春残酷 发表日期: 2002-11-10 22:21:58
还有下文吗?其他的片子有过介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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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cinekino 发表日期: 2002-11-11 00:11:31
这是一个系列,要写几年的,对电影史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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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二十月 发表日期: 2002-11-11 08:53:36
在新一期<书城>上有张献民的这个文章,我也想看看<邮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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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待机状态 发表日期: 2002-11-12 15:13:59
孤独是以他人的欲望为前提而存在的
好文章,张真人,文章怎么才能写的这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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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火烧原土 发表日期: 2002-11-13 16:07:50
由你这篇东东 , 看得人将增加一个零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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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人: 踏青 发表日期: 2002-11-14 23:48:24
忙着后期在非线上粗剪24分钟的记录片,边看书边干,被层出不穷的问题搞的没有一点儿空闲了,这么畅达的文章,刚看到,心里有点儿那个~
不是每个人都能直面自己的,要些勇气。但对某些人来说是思维习惯。谈谈自己,间述他人时弊,不依不饶。
两年前在在黄亭子内,看完《邮差》,面对何建军,在说自己长的象坏人时,我立马点头忍可,他笑了。但他的片子,的确很考究,算是精致有韵,回影悠长。
只到现在,已看了那么多经典,我还是会在国产片中,想到它的叙事方式,影像的专业角度,风格的凝炼有续,色彩的灰郁低调,不近不远。
看来好片子,并不是上导演本课,就上的出来的。
不行就是不行,有些电影的迷津,我也是出了学院后,才恍然大悟~
—— 笔残芦并用 墨尽指同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