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部分语录：
民主与社会主义除了平等这一词以外，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但注意两者间的差异：民主是为了自由而追求平等，社会主义则是为了压迫和奴役而追求平等。
暴政可以在没有信念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但自由则不能。
他们（皇帝们）经常滥用权力剥夺人民的财产和生命：他们其中几个人的暴政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但其数量依然不多……如果暴政是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里浮现，那它将会改变为另一副面貌；这样的暴政将会更为广泛、但却同时带有温和的色彩，它将会在奴役人民的同时，却不让他们感觉半点痛苦。
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东西的人，注定生而为奴。
如果想要获得新闻自由所带来的大量优点，我们也必须忍受它所创造出的各种邪恶
翻了一篇刘香成给《认识媒体》写的序，瞬间被局部阉割了。。。
当出版者嘱托我为一本研究通讯和媒体的教科书写序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面临一个悖论，即，我发现要将这门学科掌握到最好，必须同时具备广泛的人类学研究背景以及丰富的媒体行业从业经验。
19世纪70年代，我去纽约念大学前，一位《新闻周刊》的前撰稿人得知我选择新闻学作为专业时对我进行了劝阻。我父亲的同事是这样劝告我的：“你可以去研究人类学、语言学、历史等等一切你感兴趣的学科，只除了新闻学，因为没人能教你这门学问。”
当两名美国记者，Bob Woodward 和Carl Bernstein使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不得不在任期内辞职之时，也是新闻学院在美国最火的时候——就像研究中国是当下的时髦一样。而60年代和80年代，美国也曾先后掀起过研究俄国和日本的热潮，情况是何其相似啊。我想劝告那些抱负远大的记者们，入行之时得先给自己打个预防针，那就是，不要在得奖的诱惑以及公众对所谓“成功的记者”的疯狂崇拜之下失去自我。作为记者而获得成功只是这一职业的内在召唤而已。然而不幸的是这个行业的丑闻实在是层出不穷。比如：1980年，华盛顿邮报记者Janet Cooke编造了一名名叫“Jimmy”的六岁男孩吸毒的假新闻；2003年，纽约时报记者Jason Blair因为杜撰了36篇报道中的事实和摘引而引起举国震惊。
“谎言千遍即成真理。考虑到谎言引发的政治、经济或者军事上的效应，国家可以对说谎者加以庇护，也只有得到国家的庇护，谎言才能被一直维持下去。国家必须调动一切力量镇压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对此谎言的作用无比重要。由于真理乃是谎言的天敌，我们不妨将之拓展，即真理是国家最大的敌人。”这段臭名昭著的话出自约瑟夫戈培尔，阿道夫希特勒的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而在中国，我们这些在世的，还没有忘却那段历史的人不妨再去回顾一下那些赤裸裸的关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谎言。
我的求学之路是从政治学开始的，后来我又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我很愿意同你们——这本书的读者，分享一些想法，因为你们有一天可能也会考虑进入这个行业。
由于媒体平台正在由出版/电视向互联网和手机大举迁移，在这种形势之下，只有一件事情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就是如何将一个故事、一篇报道传播出去。将一篇准确的报道明白无误地传递给大众是一件何等不易的事啊。在向你们道出内中艰辛之前，我想先同你们分享我从这行最顶尖的记者们那里总结出的“真理诡论”。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在想什么？》中，Mark Leonard描绘了这样一幅中国的图景：这个国家每年生产的衣服和鞋子是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每年消耗掉的水泥和煤占全世界总消耗量的40%。钢铁的消耗量是30%，能源是12%。中国已充分融入了世界经济体，它使得全球油价翻了一番，同时电脑的价格减半。珠江三角洲的城镇以每年一个伦敦的规模迅速增长；与此同时，为了与新的都市图景同步，上海的地图每两周都需要重画一次。
华盛顿邮报记者Phil Pan，也是《走出毛的阴影》的作者，他说自己写作此书是为了中国的人民，对他们来说，刚刚过去的25年是这个国家5000年历史里最好的一段时光。
他的前同事John Pomfret对此持有相反意见，他指出中国现在陷入了四大问题的泥潭中：1 人口老龄化；2 被高估的经济；3、封闭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最后，尽管中国的GDP预计将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但是这是由13亿的人口基数决定的。从人均来看，中国还远没有像人们恐惧的那样，成为一条巨龙，按照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排名，中国最多算是一条中等个头的蜥蜴而已——她排在世界第109位，斯威士兰和摩洛哥中间。
当代中国这种巨大的矛盾的确让人迷惑。根据一篇报道，中国在上个十年里制造了450，000名千万富翁，他们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现在都已经加入了中共。
国际上对中国的批评之声从未止歇，特别是在人权和西藏问题上。纽约时报专栏评论员Nicolas Kristoff在最近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里对此这样解释道：“我们可以报道所有失事的飞机，却无法报道一架着陆的”。
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那些关于中国的不同报道之间是存有竞争的。一家报道说，由于人类的天性相同，中国必然会越来越趋近于西方，迈向自由民主之路不可抵挡。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向中国施压。而第二家则说：由于中国独有的历史与文化，专制资本主义终将获胜。而我觉得，有一天，中国可能会再度令世人震惊。
当赛珍珠为我们勾勒她的代表作《大地》一书的遭遇时，这个本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故事听起来却让人觉得心酸。这本出版于1931年3月的书为赛珍珠赢得了一次普利策奖和一次诺贝尔奖。但是鲁迅却在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对这本书进行了批判。他是这样评论的：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来做，才可以见真相。鲁迅这句听上去有些多少漫不经心的话决定了这本书在中国的命运，许多年后，周恩来总理拒绝了赛珍珠再度访华的请求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是在1972年，一年以后，赛珍珠就去世了。一直以来，中国人对赛珍珠的画像就是：她是一位“传教士的妻子”，她生来就有一位“传教士父亲”，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疏远。可赛珍珠曾在纽约发表过一次题为“何处是外国传教士之地”的演讲。她在演讲中对身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们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如果鲁迅能亲耳听见这次演讲，他大概就不会对赛珍珠的作品有那么深的厌恶了。赛珍珠也曾经勇敢地站出来为废除1882年的美国排华法案（这也是美国政府通过的第一部种族主义法律）大声疾呼。听上去有些讽刺的是，同赛珍珠一直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不同，她在上海居住时期的一位友人埃德加•斯诺——他曾经准确地预言了共产党在中国的最终胜利，最后却为美国的主流媒体所冷落。
就新闻的本质而言，它还和300年前，第一张报纸被印刷出来的时候一样，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个本质是关于如何建构一篇对于新闻事件、人物和文化的报道的。许多记者循着这一道路前行并且最终成为了纪实文学作家。如何织构出一篇既真实可信又趣味盎然的报道一直以来都是个难以征服的挑战。哪怕在新闻业光景最好的时候也不例外。没有哪一本书、哪一位作家的工作室或者哪一所大学教育机构能够将独特的观点直接提供给我们，虽然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观察和体验生活，这样我们起码还可以梦想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独一无二的看待这世界的视角。
赛珍珠曾说，她学会了汉语，就像得到了独立于原来的灵魂之外的另一个灵魂，而她至死都无法与这个灵魂分离。我希望有一天，在中国的作家和记者中能够诞生第二个赛珍珠，这个人能够为中国读者揭示出一个真实的美国，就像托克维尔为法国读者所做的美国近距离观察报道一样。我也希望在我们中间能出现第二个李约瑟，他将向我们讲述一个真实的英国。或者一个中国的利玛窦，带我们了解真正的威尼斯人。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够超越鲁迅先生“最好由中国人来揭露中国的真相”的观点，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对人类来说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飞跃啊。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不再是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天朝，它真正回归到了世界次序当中。所以我希望，通过对媒体和新闻学进行研究，诸位能够真正插上想象的翅膀。
本月初我曾离开了一段时间出去度假。中间接到南方周末的电话，他们邀请我参加由他们主办的“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在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我读到了龙应台女士在北京大学的盛典现场发表的演讲。我真遗憾我没有去到现场，亲眼见证她演讲的那一时刻。她精辟的捕捉到了“中国梦”最本质、最令人动容的东西。她从不同群体的角度谈了身为一名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她谈到了13亿中国人能够怎样和应该怎样对待弱势群体，谈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和台湾民众（我猜她本来还打算谈到香港民众和海外华人）。除了批评以外，我发现她也并不缺少对于一些真正温情的，有力量的事件的回应。
刘香成, August 12,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