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影像》刊中刊一： 现场—我所经历的第七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

　　我所经历的第七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
　　
　　第七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已经于2010年的5月1日至7日在宋庄举办并完成。从影展结构上来说，跟去年的第六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国纪录电影的竞赛单元、国际重要纪录片导演回顾展依然是保留的两个固定组成部分。中国竞赛单元由11部作品构成；非竞赛单元有10部，另外有一个叫做“工作片”的单元，主要是放映正在后期剪辑但是还没有最终完成的影片，这次有丛峰的《未完成的生活史》。此外有吴文光导演的专题展，有他的三个作品，包括《操他妈的电影》，《亮出你胯下的家伙》和《治疗》。其中后两部是刚完成的。
　　
　　国际影片部分，有韩国的纪录电影的开创者之一金东元的回顾展。一共选择了他的6部作品，包括具有很大国际影响力的《遣还》等。金东元导演和他的发行公司的两个人员也来参加了影展。他的作品《记录在明洞教堂里斗争的6天》是作为本届影展的闭幕影片放映的。另外有专门的瑞士单元，这是一个两年前开始筹划的交换项目。《直面法官》的导演Pierre-Francois Sauter和在中国拍摄的《园林之屋》导演Hercli Bundi在Swiss Films的资助下过来参加活动了。有一个新加坡单元，邀请新加坡的著名策划人Philip Cheah担任策划的。他本人也过来参加了交流。另外，还放映了原一男的《前进！神军》。原一男的影片也受到较多的关注，以及争议。当然，很明显，他是一个比较雄辩的导演。
　　
　　以上的都是很冠冕堂皇的，基本是可以从影展画册上找到的资料。另外说一点可能没有晾晒过的。我们一直有一个计划，就是希望影展能通过正式售门票的方式来进行。一方面固然是想解决一点成本问题。因为我们在宋庄的影展的费用都是在逐步上升的。我们每年都在争取建设更好点的放映和交流环境，尽量的更新各方面的设备，这种购建和维护成本都很高。同时想保持和提高水准的话，经济压力确实都还是一直存在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很想了解，究竟有多少观众是愿意通过“买票”的方式去看独立电影的。虽然我们定的票价其实很低，通票是120元，可以看所有的影片。我经常说，去一次商业影院的票价就够这里看一周了。单场也就是10元。每年都有不少号称热爱电影的人，那我还是期待有多少人是真的愿意通过通过自己的行动包括经济选片的方式去“支持”的。在我看来，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最终电影的生存，包括经济生存，是要靠真正愿意出力出钱去支持他的人来完成的。或者很大的来源在于这种行动上的热爱的。既然我们不可能有政府的支持，民间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那起码我们需要自力更生去做一些尽量让自己能生存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独立电影人负责人的态度。这也是我这些年坚持的一个观点，虽然效果未必很明显。
　　
　　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要售票的消息出来不久我们就受到一些压力。地方领导约我见面，表示不希望我们卖票。可能他们确实也受到一些我不清楚的压力。我也表示理解。后来我们影展也说明不售票了。但是欢迎大家捐助，或者可以通过购买纪念品或者画册的方式来获得门票。不过，这样的情况不是很理想的。这种“擦边球”导致形式比较模糊，也不好操作。其实门票算下来总共也许就两三千元吧。多数影片门票也就按照5元一人左右处理的。但是据说即使这样，我以及我们影展还是受到了许多的批评。有认为这是商业行为的；有认为这是存心不让穷艺术家来看电影的；有认为我是存心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有认为我们想发财的。总之，我觉得压力之大竟然是超过我意料之外的。特别是这个问题一直到最近还在困扰我。当然我们最后决定，在最近几年的影展中，只要在宋庄我们就明确不再收费。如果还能有这样的尝试，那应该是看其他的情况了吧。
　　
　　其实有一些观众是不怎么高兴售票的。我也经常碰到有的人一听说要票，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特别是在一些人看来，在宋庄这个偏僻的地方的影展，能来看就很给面子了，竟然还有胆量要钱。这不是存心找骂吗？
　　
　　另外有一个事情，我们本来计划放映一个叫《克拉玛依》的影片的。这个影片在我看来质量是很高的，放到竞赛单元里应该没有争议。不过因为我是这个作品的制片人，避嫌起见，我坚持这个影片只能放在非竞赛中出现。对于这个问题，其他的节目策划比如王宏伟是不太同意的，认为我这样做似乎就是为了撇清自己，也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过争吵。恰好在影展前，现象工作室想在4月中下旬的国际儿童权益日放映这个影片，并邀请了歌手周云蓬来做一个演出。结果引来了一批警察，把现象的碟也收了一些，因为是非法出版嘛。当然也很明确的警告要停了这个活动。最后活动取消了。这也是导致我在准备纪录片交流周的时候也自我审查了一番，主动的没有把《克拉玛依》资料放在画册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比较犹豫的。究竟我们是应该更有“勇气”点呢，还是更加“策略”点？我也一直在问自己。闭幕后，这个影片还是放映了。因为这种安排有我的原因，我为我可能做得不好的地方向观众道了个歉。不知道这样的事还会不会有第二次？不久的后来，大概一个月后吧，天津的一个放映组织叫“天津影迷幼儿园”的想在南开大学放映这个影片，什么消息也没有发布，估计就是电话或者短信告诉了一些人，还邀请了我和导演要过去参加交流。结果导致这个机构马上消失了。好像当事人也不愿意或者怕再提这个事情了。偶尔我能收到他们的一个问候。细节就不再说了。说多了别人又烦我拿什么说事了。反正这种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应该也不算陌生。
　　
　　放映还是在两个影院进行。今年影展的钱一部分是广州的丁勇先生因为尊敬栗宪庭先生而捐助给栗宪庭电影基金的；另外一部分是我们申请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电影节JVF基金的主持。观众不算多也不算很少。宋庄毕竟比较远点，特别在心理上，城里来的人可能怕晚上不好回去。不过还是有不少来自国内其他地方以及国际上一些影展和学者型的观众。讨论都还是很热烈的。酒一样喝了不少。遗憾的是我们这样的电影节估计提高不了当地的GDP。不过，在我看来，很多东西只要不熄灭就已经不容易了。不是要向谁诉苦。我们自身的事情，或自己选择的事情，毕竟是需要自己负责的去完成的。包括所有的责任和过错，这不需要推脱到别人甚至包括政府和党的上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只能说是我们的问题。需要忏悔的，也只有我们本身。
　　
　　还是得提一下，这个影展，以及我们的机构能够在宋庄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依然能存在并举行类似的活动，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有栗宪庭先生等人的支持。在宋庄的这将进四年，对我这是一个难得的空间，可以暂时不用考虑更多的外部环境而专心于栗宪庭电影基金的所有具体工作，虽然我们这个机构本身的资金等各种资源其实也颇为有限，但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是非常宝贵的。否则，这个影展包括整个机构也早于困难重重，更难说我们需要如何更有勇气的工作了，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独特而客观的背景吧。
　　
　　朱日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