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网访谈）Edwin1978年在苏腊巴亚出生，现于印尼雅加达生活和工作。除了制作短片电影，他还拍摄纪录片和音乐录影。Edwin被视为东南亚地区最出色的电影人之一。1999年，他决定搬离苏腊巴亚去雅加达艺术学院学习电影。在那里，他释放了自己对电影的热情，应用了即兴、灵活和趣味的电影拍摄方法。2005年，他的短片Kara,Anak Sebatang Pohon成为第一部被选入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印度尼西亚短片。短片Trip to the Wound在Clermont Ferrand和Berlinale放映过。Edwin的第一部长片Blind Pig Who Wants to Fly（《想飞的盲猪》获得了第38届鹿特丹电影节FIPRESCI大奖以及台北金马影展的亚洲电影NETPAC奖，并在其余40多个国际电影节放映，包括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第11届阿根廷国际独立电影节，第3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第35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第44届捷克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以及第58届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等。
‘98’印尼电影
一曲恶搞《北京欢迎你》的《北京热死你》走红网络，人人成为全聚德烤鸡。记者采访印尼影片《想飞的盲猪》导演艾德文（Edwin）第一次来中国有什么感觉，他很干脆的一个字概括：热！本次印度尼西亚电影展的策展人比利安娜·思瑞克也说的确要比印尼热，也认为印尼会凉爽一些。
当然记者坐在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的中央空调轻抚下看《想飞的盲猪》，你仿佛真享受着印尼的凉爽，不过荧幕上呈现的不是椰树、碧水、银沙滩比基尼，更像是杨德昌的《牯岭街……》那种有不明的压抑所呈现的阴湿与压抑。艾德文说：“在这个电影拍摄之前，这个女孩吃鞭炮的图象在脑子里挥之不去，把鞭炮含在嘴里，等鞭炮爆炸，这样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一遍一遍不断的回放，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通过某种方式找出这个图象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在片子里面看不到任何快乐，全部都是悲伤的或者是创伤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表达快乐或者是悲伤，而是把整个的情绪体验，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些中国人的体验整体端出来，在印尼做一个华裔的印尼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虽然你的生活里面可能也有快乐的时刻，但是因为你的生活里面面临太多的问题，包括不安全感，社会上的歧视，所以你的整个生活经历让你可能很难记住曾经有过的快乐的时刻。”作为一个在中国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或者说作为一个人，何尝又不是这样呢？记者想。
这应该也是本片入选印度尼西亚当代艺术展的原因吧。策展人Bijiana Ciric（比利安娜·思瑞克）说之所以选这四部（《想飞的盲猪》、《爪哇安魂曲》（《Opera Jawa》）《安二郎的旅程》 《Kantata Takwa》）是因为：他们都是独立电影，不是在主流的电影院放的，这些都是参加了很多电影节的电影，他们的观众还不是很普通的看电影的观众，肯定也会涉及到不同的文化问题呀，身份问题呀，政治问题等等，而且我觉得他们看到的东西和探讨的东西还是有不一样的。
印度尼西亚实验电影制作始于1970年代，以印尼唯一的电影学院雅加达艺术学院（Institute Kesenian Jakarta）为中心，其中高托特•普拉考萨（Gotot Prakosa）被视为影响年轻一代电影人的实验电影先驱。1998年之后，印尼电影业蓬勃发展。 至于为何能在98年印尼电影业能蓬勃发展，恐怕与那年苏哈托总统下台不无关系。
中国猪
记者对于印尼第一次有深刻的印象也是在某一天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自网络上看到那些华裔被暴徒焚烧、分尸、奸掠的影像，之后好几日噩梦连连。到现在都无法想象在这样的记忆包裹中的印尼华裔是怎么在印尼生活的。会不会像新闻联播里在最后的十分钟所说的那样，外国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等待着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去解放他们呢？
记者本人当时也只是被当时的那些血淋淋淋了个透心凉，只庆幸自己不是生在印尼，根本不会去揪根，因为这正好印证了‘新闻联播’所说的水深火热嘛！于是有些怨恨伟大强盛的祖国为何不像79越战那样，扔出无数条人民解放之。问及导演这次来中国与想象中的中国有何不同时，导演说：他从来没对此做过想象，所以无从比较。看来中国真不是中华，中国真不是美国。
现在华裔在印尼的现状和之前你小的时候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么？‘当然有很大的变化，如果把现在跟20年前比起来的话变化还是很大的，因为政府想用这样的一些问题作为特定的协调，做出一些策略，所以肯定有变化，包括今天的人也更加开放，更宽容一些了。’导演说。
《想飞的盲猪》里面的那个主角牙医就在某天回到家突然就和自己世界羽毛球冠军的女儿说自己改信伊斯兰了，女儿对此漠然置之。影片本身也通过机房剪辑的方式，把当时很多于此相关对华裔的暴行的影像用剪辑软件的视屏呈现出来，揭示了整个影片的时代环境。“其中有一个商场被锁住，里面的人被烧死了，当然有中国人，也有其他的人，不仅仅是中国人，但是当时很多人觉得如果信穆斯林可能会安全一点，所以很多人会在自己的店上面写着“这是穆斯林的财产”所以为什么那个医生在片子的那个场景上要变成穆斯林，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导演解释说。
“因为2700万的印尼人口中有90%的都是穆斯林教徒。而穆斯林当然是不吃猪肉的，华裔的中国人在印尼只占少数，大概只有几百万人口左右，中国人是吃猪肉的，从小我就常常听见他们把中国人跟猪联系在一起叫‘中国猪’之类的，特别像一个架在中国人头上的‘第二个名字’。
导演清楚的记得：小时候考试要填考卷，考卷上面要填写123，要选你是不是外国人，是印尼人还是中国人，它会把中国人放在另一类，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比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阿拉伯和印度的混血，他可能就会去选择填写“外国人”,但如果你是华人，是中国人，有一个特别的类别，所以我从小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我做这个电影也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再说我希望可以把这样的一些问题跟一些跟我碰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分享，拿出来讨论。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没有把这个作为我的第一部片子做出来的话，可能以后等我年龄大了更没法儿做这样一部电影，所以还是把这样一个问题在我的第一部电影里面拿出来讨论，这对我比较重要。”
三个男人一场戏
追溯其源：‘两者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200年前荷兰人统治印尼的时候，是他们的殖民统治导致社会出现了这么一个阶级差异，好像华人的地位要比占大多数的本地人的地位高一些，但实际上这种差异造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仇恨情绪或者是偏见、嫉妒的情绪，当地人觉得很讨厌中国人，所以一直到今天，如果整个国家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华裔都很容易变成“替罪羊”，所以政府从里面其实是捞到好处了，这些当权的人可能也在有意无意的维持这两者之间的敌对态度，一旦出现了什么大的问题，这些华裔就可能会自然而然的变成了社会的牺牲品，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只是不会是你在大街上就能看到中国人被打那么明显，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事，虽然微妙，但是所有在印度尼西亚的人都能够感觉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的情绪。’导演茫然的说。
为此影片中有一段还是那个牙医，在自己的诊所被一对同性恋鸡奸，长镜头慢节奏缓缓的考验着观众的抗击打能力，其间陆陆续续有观众掩面离席。
对此导演阐释说：在这个场景里面的这几个主人公，那个比较壮的人代表军队，长得比较斯文的代表政府，而这个牙医肯定是中国人，这三者至今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关系，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腐败得很厉害，而且这个腐败的循环其实是政府、军队包括中国人三方共同维持的，所以如果有错的话，错不在任何单个的一方，不在政府或者是印度尼西亚的本地人，也不在华人，而是所有的这些人加在一起，所以在整个的错误里面华人虽然看起来是受害者，但其实他也在里面有份儿，就是整个糟糕的局面，他也在里面“贡献了力量”。
对于此篇印尼的观众的反映和国外的观众有何不同呢？“区别在于,比如在印尼，印尼人看这部片子他们马上就能明白这个是谈什么样的问题的；但是在国外未必有更多的外国人知道印尼华人的身份问题等等，再说在印尼放映这个片子会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来问我，比如说为什么故事情节不是连续的，是有片段的，为什么有孩子在电影里面是一直穿同样的白衬衫，是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可能在国外这种问题是不会被人注意到，也不会去谈的，因为已经不是问题了。至于我的这个片子是没有在印尼的主流院线放映的，只是在学校里面，在一些艺术院线，雅加达唯一的一家艺术影院里面放过，都是利用学生之间这种口耳相传大家召集人来看的方式放映的，反应基本良好，因为每次放映之后都会有一个一到两个小时的讨论，每次讨论也都会有很多新的话题产生，看完了之后有一些人回去会写博客或者写文章，也写了很多关于这个电影的东西，当然也有人骂得很厉害，可是我觉得无所谓。还有两个学生用我的这个电影作为主题完成自己的学术论文。”导演说。
电影对我来说是我的全部
那电影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导演沉默良久或说：“电影对我来说就像个魔术表演，我小的时候看那些好莱坞的大片《星球大战》等片子，觉得很有力量，很有活力，但是反过来讲，你在拍一部片子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你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感觉是另一个世界，因为我作为一个人，有家庭，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我又有一个拍电影的生活，在拍电影的时候，跟我的日常生活是完全脱开，断节的，这样一个拍电影的经验可能也会对我的生活有一些启发，所以电影对我来说是我的全部。”
印尼的年轻导演们是如何制作自己的电影的呢？“我们独立电影导演的群体很小，每个人彼此之间都认识，也是相互支持的，因为这个片子是非常低成本做出来的，所以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从商业的片子的朋友给我借免费的机器——阿莱BL4；胶片可以免费用——富士、柯达都有，用了好多胶卷；包括我们今天在飞机上聊，甚至演员也都是没有钱的；就为了这次的电影，所以还是相互支持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风尚。所有的演员跟演职人员都没有工资，包括广告什么的，我们也拍广告。企业形象片、教学片。”
“所以说有一个很完整的，那是在有很充足的条件、资金、人员的准备之下，像我这样零零碎碎的做，也许很难统一，但是我尽量做到，所以如果要说有什么模仿或者影响，可能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导演说。机器免费、胶片免费、演职人员免费——哇！酷。
在我们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媒体来说，我们还是喜欢用钱来计算，要是这些免费换成钱是多少呢？“200万美金。”导演说。“只是在后期冲印等用了些钱，大概2、3万美金。”“我下一个片子还是希望用35的胶片。 我在都灵电影节拿了一个奖，大概18万欧元，总共大概要花40万欧元来拍，剩下的钱是德国跟法国的制片公司提供的。印尼的资金大概只有5%，其他的都是国外的，这个钱是给他的，他等于把奖金全部拿出来拍片子了。拍的一个小女孩在动物园住的故事。”
看来，印尼的独立电影和中国一样还是地下电影，有些我地下我快乐的意味在。不过
产业电影的现状呢？导演说：“关于产业的问题，用这个电影来讨论印尼的电影产业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它不是一个主流的商业电影，印尼现在每年大概有80部本地的电影制作出来，就是一般的那种恐怖片、喜剧片，大众也都挺喜欢的，比起好莱坞大片，观众更愿意支持本地的电影，所以整个商业运作的环境还是很良好的，这些年青人也是因为数码摄像机这些新的技术出现之后，可以用较便宜的方式制作他们想要做的东西，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新新鲜的观念和形式，很多都不是遵循传统的叙事线索来做的实验电影，虽然整个印尼只有一个电影学院，但是其他一些大学，比如传媒大学、广电这种大学有很多，这些学校的学生也是因为上述的各种条件开始慢慢制作电影，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片子拍得很好，被别人发现了，就可以直接进入产业循环，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
特别感谢：比利安娜女士、柯风先生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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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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