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新闻
论坛
电影节
档案
影片
影人
电影节
基金
机构
群组
新闻
成员
活动
您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Bill Guttentag访谈
2010-07-25 11:21:08 来自:
4444
(八卦是抵达真实的最佳途径)
Q：让我们从您的第一部剧情片《现场直播！》（LIVE!）开始今天的访谈吧，这是一部关于电视真人秀的批判作品，而我很好奇的是，片中那六名真人秀的志愿者是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么？
A：《现场直播》中的角色是基于“艺术原型”（ART TYPE），电视制作中有很多这样的原型，因为电视节目总是想试图在观众与角色间建立某种联系，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你如何去和角色建立起关联？我在撰写剧本和导演这部影片的时候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会入选成为真人秀的志愿者，为何你能认出他们？所以我就会一直在寻找一些可以在观众心目中建立关联的人，这样他们（观众）才会关心这些人。观众真的会去关心这些真人秀志愿者的来历，以及他们的命运。
Q：所以你选择了这6名志愿者？
A：是的，我的意思是这都是预先设置好的，但就像有些人在拍摄纪录片时依旧会加入人物和故事一样，我在这部影片中要实现的目标是：尽量让所有的事物看上去都很“真实”（REAL）。所以尽管这些人物是杜撰出来的，你依旧会认为他们是真实可信的真人。
Q：你在NBC工作了许多年，期间也拍摄了诸如《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这样杰出的纪录片。你曾提及过“只有《罪与罚》这样的纪录片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真人秀”，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这么认为？
A：因为我觉得真人秀不是用来卖商业广告的。在美国，很多时候真人秀节目会雇佣一些出色的演员，去创造角色，制片人也会在真实的生活空间内创建另一个世界（有时是真人真事，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不是）。他们就会遵循这样一种（虚构的）方式去完成（真人秀的）剪辑和拍摄，以这种形式制成的节目当然也不会真实，因为他们以人造虚构的情境作为节目制作的出发点；总而言之，他们炮制了一场秀，他们在进行拍摄和剪辑时也就变得很人工化。因此这些节目可以很有娱乐性，但是它们不真实。
Q：所以你觉得《罪与罚》是真实的。
A：《罪与罚》制作的便是真实，我们拍摄真实的庭审场景。尽管这是一种“剪辑化的真实”（edited reality）。《罪与罚》是《法律与秩序》（Law&Order）系列中的一部分，我们当时的耗片比（shooting ratio）是390：1，这意味着你在荧屏上看到一分钟的内容，就表明有389分钟的内容你没看到（被剔除了），所以尽管这是经过剪辑的，但这些内容都是真实的。十分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尽管你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庭审事件，但却很有戏剧性。我觉得情况是这样的：观众在观看某部剧情影片（即便那是部很出色的剧情片，以至于你有时觉得那就是一部出色的影片）时，归根结底那个影片中的演员还是会收工回家、看电视、和家人一起玩排球，等等等等。反正他其实是个演员，不是么？但如果当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和他们真实的故事（如一个遭到绑架的小女孩，一个被强奸的妇女，和一个亲姐妹被谋杀的人）。他们才是真实的，我觉得这可以“提升影片的档次”，这种形式更为重要。
Q：你们在拍摄《罪与罚》过程中是否出现过干扰庭审的情况？
A：没有，我们不做采访式的拍摄，我们拍摄此剧的理念用“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的形式去展开情节，所以你会发现剧情是自然展开的。你现在也明白了为何这部剧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拍摄两分钟的内容”为原则拍摄的。这是压缩的真实(compressed reality)，但是这是真实。
Q：之后你又与老搭档Dick Wolf合作拍摄了《双子塔》（Twin Towers），当时你们选择维基亚诺（Viggiano）一家作为拍摄对象是出于巧合么？
A：不是的，《双子塔》中的维基亚诺一家，在美国是著名的英雄之家，因为在“9/11惨剧“中他们失去了两个孩子，一名是消防员，另一名是警察。我们的焦点主要着眼在那名警察儿子身上。我对所有类似历史性悲剧的阐释理念是“尽量将一个大故事讲成小故事”。从某种方面来说，9/11对美国造成的损失是很难通过一个个人角度去理解的，除非你通过一户家庭去了解。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户家庭的遭遇，去表达一个更加宏大的命题。我的意思是我的努力方向其实和我的另外一部影片《南京》是一致的：同样是一个很难阐释的历史事件，它太宏大了，所以你得将焦点聚集到那些有限数量的采访者身上。当你看到这些代表性人物和家庭的悲惨遭遇后，你就能知道其他千千万万人物和家庭的境遇了，而只有这些面孔是你可以看到的。
这些关于里奇亚诺的影片素材其实一开始是另有他用的，结果却成就了《双子塔》这部影片。这种情况在电影制作中时有发生。这就像你沿着某条大路的方向走着走着，却走到了另一条阳关大道上，这就是该片的有趣之处。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个事件是出悲剧，而我也认为自9/11之后，美国人心中都有了一种想为国家做点贡献的氛围。
Q：除了真人秀之外，你也拍摄诸如《南京》这样的半摆拍式作品。因为这部影片中你请了很多演员，而且请他们来不是做配音，更多时候是在镜头面前表演… …
A：我拍摄这部影片的起因是出于前AOL总裁Ted Leonsis的邀请。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想：我该如何来讲述这个故事？我希望自己尝试用一种带点新意和引人注目的方式来演绎，但这些都得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进行。首先你肯定得有中国幸存者和日本老兵的采访素材，你也需要很多的历史资料片（多少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数量不少）。同样重要的是，西方人在南京事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的意思是西方人和中国人在当时挽救了好多中国人的生命），我觉得他们就是大无畏的英雄，拯救成千上万的人于水火之中，这是个伟大的故事。这些英雄们白天忙着救死扶伤，到了晚上他们便开始写信、写日记来记录当天所发生的一切，其中那位Minnie Vautrin甚至留下了几千封信件，其实光用这些素材就足以去讲述这个故事了。（可我们不想这么做）某种程度上，在拍摄时我们并没有试图去掩饰这些演员，观众能看着这些演员走进录音棚。我们所期望的是：在某些结点上，观众会觉得演员就是那名真人——这就是影片的张力所在。我觉得这就像颇费心机地去编织一块缎子，正是这些真实幸存者和日本老兵的访谈、这些历史性资料片和这些演员的舞台念白，组成了这块精美的绸缎。
Q：同样你在《革命原声带》中也聘请了很多流行歌手来参与表演… …
A：是的，《革命原声带》是对美国民权运动的一次重述。有趣的是，这些事件在稍微年长的人群中耳熟能详，在年轻群体中的知名度却很打折扣。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个大概情况，但就具体的细节事件并不了然。于是就有了这部影片，我们想用它去与年轻群体沟通，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纪录片的真实（作用）。很多时候你和这些小观众去说这部影片如何感人如何真实，他们并不埋单；但如果你说这部影片有众多黑人流行歌手，那大家才会愿意买票去看它。这在电影中依然奏效，所以我们请了一干黑人明星来演唱片中歌曲，而且他们与影片本身也十分贴合。你也知道，美国的民权运动完全是一场音乐汇… …这场运动因音乐而完整，其中有很多歌曲被人传唱，所以（这么做）也十分尊重史实。
Q：《南京》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的反响，有些日本激进分子显然对此十分不满，他们宣称要制作一部名为《南京真相》的纪录片，而这部纪录片所反映的历史显然与您的这部影片站在对立面，你如何看待我的顾虑？
A：我没看过那部日本纪录片，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所知道的南京事件的真相。有趣的是，外面有很多人试图说服你南京事件根本不存在，对我而言这是错误的。我认为我可以很笃定的说：南京事件的确存在！无论你否认多少次，都无法改变它存在的事实。因为有很多照片为证、有很多影像为证、还有目击者的证词、日本士兵遗留下来的录音，还有许多当时的新闻报道也能作数… …关于南京事件的证据，是多得数不胜数的。否认事实是错误的，有些人说他们将捏造一个关于南京的真相，以否认它的存在；那就像有人像捏造一个地球是方的而不是圆的真相一样荒谬。这是我对此事的观点，但愿这对每个否认南京事件的人都能所有警醒。
Q：所以我的顾虑是你如何看待纪录片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虽然拍摄了一些纪录片，但其实那不是事实。
A：嗯，这个问题太大了。因为我觉得这得看创作者自己如何看待事实（真相）本身，我本人花了很多精力来对待事实这个问题。《南京》的摄制组人员构成庞大——我们有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我们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三地进行拍摄；我们也在中国、美国各地和德国做了大量的资料研究工作；我们还在加拿大、日本和全世界进行了相关摄制工作，我们真的十分认真地对待事实。问题是那些对事实漫不经心的电影制作者，观众就会碰到麻烦。观众必须时刻留神，因为你在电视上、电脑上、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可我坚信越来越多的人对事实感兴趣，而非对空穴来风感兴趣。回头来看下《南京》，我觉得全世界与此事件毫无关联的人看后都被触动了——我们在全世界进行巡回展映，观众们对此也反响强烈。我想我们可以为讲述这个故事做出应有的贡献，而观众们也相信他们因为真实而感动，而这个故事应当为世人所知。
Q：我知道《南京》是一部成功的纪录片，但是其票房表现却仍然无法与同等剧情片一较高低。在当前的电影工业条件下，您如何看待纪录片的制作和融资？
A：这个问题涉水更深。纪录片是个大圈子，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说实话，《南京》是部昂贵的纪录片，但是它真的会像《哈里·波特》系列一样进行运作么？当然不会。我觉得它是为不同的目的服务的，我觉得不能单以票房论质量。不是么？影响力（impact）才是硬道理！诚然，有些人会说：赚钱的是好电影，不赚钱的就是烂片！我不这么认为，我想好多人也不这么看，所以我觉得电影人希望制作的是具有影响力的电影。当下的情形就是如此：电影工业内部有一种“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现象正在抬头，人们可以用很少的钱拍摄一部电影，而且这些影片也能被人看到，我认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鼓舞的。以前我想拍电影时就会觉得摄像机很贵、剪辑很贵、所有的东西都很贵。而现在人人都能拍得起电影，而且能拿到电影节去碰运气，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你总是可以在某地得到展映机会，但是电影节多了去了，也有人愿意在小成本电影上碰运气，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未来电影工业的图景。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看到电影的两个端点：像《革命原声带》和《南京》这样的昂贵的高成本纪录片，如果你想像我们一样做全球展映，你得花钱；如果你想聘请知名艺人，即便他们友情演出分文不取，你还得付租录音棚的钱… …我的意思是他们十分昂贵，而且这么做是出于一个好的愿景；同样的，你大可以扛个摄像机，今天下午就去倒腾个影片出来，如果你拍的东西有内涵，观众自然会埋单。我相信，好东西观众自然会埋单。
Q：你的奥斯卡奖是否为你的影片融资带来了不少便利？
A：我觉得每个电影人都会去融资，这是电影人的天性。我最近写了本小说，你知道写小说只要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写就可以了，尽管有些方面我需要和编辑、出版商、封面设计师合作，但小说的大头工作还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完成的。拍电影却不同，电影是一个多人合作的团体项目。《南京》剧组有35个人（其中主要是中国人，那个剧组很棒，我很高兴与他们协同合作），总得有人付他们工钱；拍摄《现场直播！》时我们有一个80人组成的剧组（虽然和哈里·波特没的比），他们也得拿工钱。所以我觉得奖项有时的确可以有所裨益，因为别人可以知道你的“名誉记录”（trackful record）。所有电影本质上都像一个因特网研发组，或者任何形式的研发组。有人说要做这做那，同时希望自己可以梦想成真，可总得有人来为你的梦想埋单，那么为何有人会为你的研发组埋单呢？他们看中的是那几个创意人员的“利益结合点”（combination）。因此我也试图做同样的事：有人雇我拍电影，我从来都不会单人单干。我有“名誉记录”，我会给投资人看我的影片，如果他们喜欢，他们就会解囊相助。我与我的团队一起合作拍摄，我们亲密无间，我经常使用同样的合作团队和合作者，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为了尽我所能做最好的影片。
Q：你曾提到我觉得在现在的电影工业圈内有一种“民主化”现象，可是我担心这样的话势必会导致“视觉现实”（visual reality）会被大量制造，从而使观众感到困惑。比如有人可以制作一段伪纪录片视频然后传到Youtube上，网民看到了不知所以。
A：对头！有段著名的Youtube视频是关于质疑飞机撞击五角大楼真实性的。我认为飞机撞击五角大楼那是毋庸置疑的，有人制作了这么一段视频提出了质疑，只不过这个视频牛皮太大给吹破了。有人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但是有数不清在摄制组在现场拍摄到了五角大楼被撞击的画面，也有人死了，你能制作一部影片说飞机没有撞五角大楼？有人就这么做了。（他们这么做）并不意味着这不是真的，只是他们觉得其中有阴谋。我认为观众得小心为妙，因为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我喜欢上一个叫SNOPES.com的网站，这上面有好多互联网上的传言和疯狂的故事，SNOPES做的事就是逐个评级，并试图找出故事的真伪，其中大多数故事都是假的。（这些故事）很轻易地就能被病毒式地传播(virally)。有些人会发Email和你说：他朋友是个科学家，漏口风跟他说明天中国会有一场大灾难。它能传播，但这并不意味这是真的，这只能说明这件事在传播中。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存在即是合理）。你可以说飞机没有撞五角大楼，并不是指这事儿真假如何，只能说明有这么回事儿在传。
Q：您如何看待那些诸如《JFK》和迈克尔·摩尔的《罗杰与我》这样的“人造纪录片”（manufactured-reality），有些人觉得那是真的。
A：这同样是一趟浑水。我希望观众不会把这些影片当做真实资料片来看。我觉得里面有些主观性的东西和那种“纪录片事实”(documentary truth)。我希望观众可以识别出哪些主观性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以拍摄能给世人看的影片为荣”的人… …我们拍摄《南京》时，许多人会攻击那些与南京事件有关的人，许多人做了与南京事件相关的事之后都含冤而死，张纯如写了一部著名的书《南京大屠杀》，之后便有许多人费尽心机地去攻击她。我觉得任何为南京事件做了点什么的人都是真实的，我想我们的事实是正确的，而且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我没必要把话说绝了，我只是尽力做真实的电影。
Q：《现场直播！》中你试图把摄影机当作第一视角，因为有时你选择导演和摄像师作为拍摄对象。
A：《现场直播！》是个伪纪录片，但是它遵循纪录片的形式。所以你会看到摄像师有时会拍到导演，在其中一场里你还能看到主演在拍摄像师。不是么？这就是那些我想力求保持真实的点。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人制作的伪纪录片，他们会去常人不可能去的地方，会拍常人无法看到的东西。因此我努力保持形式上的真实，在写剧本和拍摄时也都遵循这种真实的感觉。
Q：很多好莱坞类型片也开始使用这种伪纪录片的技巧，比如J.J.亚伯拉姆斯的《苜蓿地档案》。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A：我没看过这个电影，不过这很有趣。我坚信纪录片有一种“份量”，这种份量能让观众增强真实感，不过通常类型片不会全部采用这种形式，他们仅仅是部分采用。比如拍摄一个对话场景，伪纪录片会这么拍：先拍一个人说话，观众理解完这个人的想法之后，再拍另一个人，以此类推。我在《现场直播！》中所尝试的（对话）则有点错乱感，所以你看到的就不会像前面那样。影片中有几场连麦克风都出现在了画面中，我这么做是为了让我的影片更加具有真实感——剧情片通常的想法是不能在画面中出现麦克风，可在我的影片中我却想这么干。有时我也想确保场景的真实性，比如有一场是Eva Mendes在会议室中，两名演员都离开了画面，有些人会觉得从没见过这种镜头，而我觉得我可能会在一些纪录片中看到类似的镜头。
Q：你为何选择在斯坦福大学的商学系任教，而不是去艺术专业或者艺术院校任教？
A：幸运的是，我不光给斯坦福的学生上课，我也会给全世界的大学生做演讲，比如上次我就有幸在复旦大学做了次演讲，同时也可以去世界其他地方做演讲。电影是艺术与商业的交集，在过去称为“艺术与商业联姻”，而斯坦福商学院最棒之处是这里真的是一块创新的土地，这里涌现了许多企业和能人。电影在全世界有巨大的影响力，电影跨越了国界，给人带来深刻的冲击，但它也是门生意，那你如何将两者结成连理呢？这便是我和学生们讨论的话题，我们试图去思考那些在我们看来出色、积极且富于影响力的题材，同时也能让企业和个人愿意为这些题材投资。有些人拍电影纯粹是为了赚钱，也有其他人投资电影是为了社会性目的，他们认为这能造成社会影响。你可以有助于改变，例如一部反映温室效应的影片，可以改变许多人对于温室效应的看法。因此我总能促成两者的联姻，这里的确是个教学的好地方。
Q: 我在《现场直播！》中看到许多费里尼的电影元素，你是否有意向他致敬？
A：本片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你要硬扯，我也没辙。
转载：
http://moviegoer.cinepedia.cn/movieblogs/1006
分享到：
相关链接:
推荐给朋友
关注此话题
你的回应...
请先
登录
后回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言
> 相关话题组：
电影论坛
zvAIoVaVeK
加入了现象网，大家鼓掌！
Q：让我们从您的第一部剧情片《现场直播！》（LIVE!）开始今天的访谈吧，这是一部关于电视真人秀的批判作品，而我很好奇的是，片中那六名真人秀的志愿者是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么？
A：《现场直播》中的角色是基于“艺术原型”（ART TYPE），电视制作中有很多这样的原型，因为电视节目总是想试图在观众与角色间建立某种联系，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你如何去和角色建立起关联？我在撰写剧本和导演这部影片的时候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会入选成为真人秀的志愿者，为何你能认出他们？所以我就会一直在寻找一些可以在观众心目中建立关联的人，这样他们（观众）才会关心这些人。观众真的会去关心这些真人秀志愿者的来历，以及他们的命运。
Q：所以你选择了这6名志愿者？
A：是的，我的意思是这都是预先设置好的，但就像有些人在拍摄纪录片时依旧会加入人物和故事一样，我在这部影片中要实现的目标是：尽量让所有的事物看上去都很“真实”（REAL）。所以尽管这些人物是杜撰出来的，你依旧会认为他们是真实可信的真人。
Q：你在NBC工作了许多年，期间也拍摄了诸如《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这样杰出的纪录片。你曾提及过“只有《罪与罚》这样的纪录片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真人秀”，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这么认为？
A：因为我觉得真人秀不是用来卖商业广告的。在美国，很多时候真人秀节目会雇佣一些出色的演员，去创造角色，制片人也会在真实的生活空间内创建另一个世界（有时是真人真事，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不是）。他们就会遵循这样一种（虚构的）方式去完成（真人秀的）剪辑和拍摄，以这种形式制成的节目当然也不会真实，因为他们以人造虚构的情境作为节目制作的出发点；总而言之，他们炮制了一场秀，他们在进行拍摄和剪辑时也就变得很人工化。因此这些节目可以很有娱乐性，但是它们不真实。
Q：所以你觉得《罪与罚》是真实的。
A：《罪与罚》制作的便是真实，我们拍摄真实的庭审场景。尽管这是一种“剪辑化的真实”（edited reality）。《罪与罚》是《法律与秩序》（Law&Order）系列中的一部分，我们当时的耗片比（shooting ratio）是390：1，这意味着你在荧屏上看到一分钟的内容，就表明有389分钟的内容你没看到（被剔除了），所以尽管这是经过剪辑的，但这些内容都是真实的。十分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尽管你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庭审事件，但却很有戏剧性。我觉得情况是这样的：观众在观看某部剧情影片（即便那是部很出色的剧情片，以至于你有时觉得那就是一部出色的影片）时，归根结底那个影片中的演员还是会收工回家、看电视、和家人一起玩排球，等等等等。反正他其实是个演员，不是么？但如果当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和他们真实的故事（如一个遭到绑架的小女孩，一个被强奸的妇女，和一个亲姐妹被谋杀的人）。他们才是真实的，我觉得这可以“提升影片的档次”，这种形式更为重要。
Q：你们在拍摄《罪与罚》过程中是否出现过干扰庭审的情况？
A：没有，我们不做采访式的拍摄，我们拍摄此剧的理念用“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的形式去展开情节，所以你会发现剧情是自然展开的。你现在也明白了为何这部剧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拍摄两分钟的内容”为原则拍摄的。这是压缩的真实(compressed reality)，但是这是真实。
Q：之后你又与老搭档Dick Wolf合作拍摄了《双子塔》（Twin Towers），当时你们选择维基亚诺（Viggiano）一家作为拍摄对象是出于巧合么？
A：不是的，《双子塔》中的维基亚诺一家，在美国是著名的英雄之家，因为在“9/11惨剧“中他们失去了两个孩子，一名是消防员，另一名是警察。我们的焦点主要着眼在那名警察儿子身上。我对所有类似历史性悲剧的阐释理念是“尽量将一个大故事讲成小故事”。从某种方面来说，9/11对美国造成的损失是很难通过一个个人角度去理解的，除非你通过一户家庭去了解。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户家庭的遭遇，去表达一个更加宏大的命题。我的意思是我的努力方向其实和我的另外一部影片《南京》是一致的：同样是一个很难阐释的历史事件，它太宏大了，所以你得将焦点聚集到那些有限数量的采访者身上。当你看到这些代表性人物和家庭的悲惨遭遇后，你就能知道其他千千万万人物和家庭的境遇了，而只有这些面孔是你可以看到的。
这些关于里奇亚诺的影片素材其实一开始是另有他用的，结果却成就了《双子塔》这部影片。这种情况在电影制作中时有发生。这就像你沿着某条大路的方向走着走着，却走到了另一条阳关大道上，这就是该片的有趣之处。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个事件是出悲剧，而我也认为自9/11之后，美国人心中都有了一种想为国家做点贡献的氛围。
Q：除了真人秀之外，你也拍摄诸如《南京》这样的半摆拍式作品。因为这部影片中你请了很多演员，而且请他们来不是做配音，更多时候是在镜头面前表演… …
A：我拍摄这部影片的起因是出于前AOL总裁Ted Leonsis的邀请。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想：我该如何来讲述这个故事？我希望自己尝试用一种带点新意和引人注目的方式来演绎，但这些都得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进行。首先你肯定得有中国幸存者和日本老兵的采访素材，你也需要很多的历史资料片（多少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数量不少）。同样重要的是，西方人在南京事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的意思是西方人和中国人在当时挽救了好多中国人的生命），我觉得他们就是大无畏的英雄，拯救成千上万的人于水火之中，这是个伟大的故事。这些英雄们白天忙着救死扶伤，到了晚上他们便开始写信、写日记来记录当天所发生的一切，其中那位Minnie Vautrin甚至留下了几千封信件，其实光用这些素材就足以去讲述这个故事了。（可我们不想这么做）某种程度上，在拍摄时我们并没有试图去掩饰这些演员，观众能看着这些演员走进录音棚。我们所期望的是：在某些结点上，观众会觉得演员就是那名真人——这就是影片的张力所在。我觉得这就像颇费心机地去编织一块缎子，正是这些真实幸存者和日本老兵的访谈、这些历史性资料片和这些演员的舞台念白，组成了这块精美的绸缎。
Q：同样你在《革命原声带》中也聘请了很多流行歌手来参与表演… …
A：是的，《革命原声带》是对美国民权运动的一次重述。有趣的是，这些事件在稍微年长的人群中耳熟能详，在年轻群体中的知名度却很打折扣。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个大概情况，但就具体的细节事件并不了然。于是就有了这部影片，我们想用它去与年轻群体沟通，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纪录片的真实（作用）。很多时候你和这些小观众去说这部影片如何感人如何真实，他们并不埋单；但如果你说这部影片有众多黑人流行歌手，那大家才会愿意买票去看它。这在电影中依然奏效，所以我们请了一干黑人明星来演唱片中歌曲，而且他们与影片本身也十分贴合。你也知道，美国的民权运动完全是一场音乐汇… …这场运动因音乐而完整，其中有很多歌曲被人传唱，所以（这么做）也十分尊重史实。
Q：《南京》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的反响，有些日本激进分子显然对此十分不满，他们宣称要制作一部名为《南京真相》的纪录片，而这部纪录片所反映的历史显然与您的这部影片站在对立面，你如何看待我的顾虑？
A：我没看过那部日本纪录片，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所知道的南京事件的真相。有趣的是，外面有很多人试图说服你南京事件根本不存在，对我而言这是错误的。我认为我可以很笃定的说：南京事件的确存在！无论你否认多少次，都无法改变它存在的事实。因为有很多照片为证、有很多影像为证、还有目击者的证词、日本士兵遗留下来的录音，还有许多当时的新闻报道也能作数… …关于南京事件的证据，是多得数不胜数的。否认事实是错误的，有些人说他们将捏造一个关于南京的真相，以否认它的存在；那就像有人像捏造一个地球是方的而不是圆的真相一样荒谬。这是我对此事的观点，但愿这对每个否认南京事件的人都能所有警醒。
Q：所以我的顾虑是你如何看待纪录片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虽然拍摄了一些纪录片，但其实那不是事实。
A：嗯，这个问题太大了。因为我觉得这得看创作者自己如何看待事实（真相）本身，我本人花了很多精力来对待事实这个问题。《南京》的摄制组人员构成庞大——我们有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我们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三地进行拍摄；我们也在中国、美国各地和德国做了大量的资料研究工作；我们还在加拿大、日本和全世界进行了相关摄制工作，我们真的十分认真地对待事实。问题是那些对事实漫不经心的电影制作者，观众就会碰到麻烦。观众必须时刻留神，因为你在电视上、电脑上、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可我坚信越来越多的人对事实感兴趣，而非对空穴来风感兴趣。回头来看下《南京》，我觉得全世界与此事件毫无关联的人看后都被触动了——我们在全世界进行巡回展映，观众们对此也反响强烈。我想我们可以为讲述这个故事做出应有的贡献，而观众们也相信他们因为真实而感动，而这个故事应当为世人所知。
Q：我知道《南京》是一部成功的纪录片，但是其票房表现却仍然无法与同等剧情片一较高低。在当前的电影工业条件下，您如何看待纪录片的制作和融资？
A：这个问题涉水更深。纪录片是个大圈子，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说实话，《南京》是部昂贵的纪录片，但是它真的会像《哈里·波特》系列一样进行运作么？当然不会。我觉得它是为不同的目的服务的，我觉得不能单以票房论质量。不是么？影响力（impact）才是硬道理！诚然，有些人会说：赚钱的是好电影，不赚钱的就是烂片！我不这么认为，我想好多人也不这么看，所以我觉得电影人希望制作的是具有影响力的电影。当下的情形就是如此：电影工业内部有一种“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现象正在抬头，人们可以用很少的钱拍摄一部电影，而且这些影片也能被人看到，我认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鼓舞的。以前我想拍电影时就会觉得摄像机很贵、剪辑很贵、所有的东西都很贵。而现在人人都能拍得起电影，而且能拿到电影节去碰运气，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你总是可以在某地得到展映机会，但是电影节多了去了，也有人愿意在小成本电影上碰运气，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未来电影工业的图景。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看到电影的两个端点：像《革命原声带》和《南京》这样的昂贵的高成本纪录片，如果你想像我们一样做全球展映，你得花钱；如果你想聘请知名艺人，即便他们友情演出分文不取，你还得付租录音棚的钱… …我的意思是他们十分昂贵，而且这么做是出于一个好的愿景；同样的，你大可以扛个摄像机，今天下午就去倒腾个影片出来，如果你拍的东西有内涵，观众自然会埋单。我相信，好东西观众自然会埋单。
Q：你的奥斯卡奖是否为你的影片融资带来了不少便利？
A：我觉得每个电影人都会去融资，这是电影人的天性。我最近写了本小说，你知道写小说只要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写就可以了，尽管有些方面我需要和编辑、出版商、封面设计师合作，但小说的大头工作还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完成的。拍电影却不同，电影是一个多人合作的团体项目。《南京》剧组有35个人（其中主要是中国人，那个剧组很棒，我很高兴与他们协同合作），总得有人付他们工钱；拍摄《现场直播！》时我们有一个80人组成的剧组（虽然和哈里·波特没的比），他们也得拿工钱。所以我觉得奖项有时的确可以有所裨益，因为别人可以知道你的“名誉记录”（trackful record）。所有电影本质上都像一个因特网研发组，或者任何形式的研发组。有人说要做这做那，同时希望自己可以梦想成真，可总得有人来为你的梦想埋单，那么为何有人会为你的研发组埋单呢？他们看中的是那几个创意人员的“利益结合点”（combination）。因此我也试图做同样的事：有人雇我拍电影，我从来都不会单人单干。我有“名誉记录”，我会给投资人看我的影片，如果他们喜欢，他们就会解囊相助。我与我的团队一起合作拍摄，我们亲密无间，我经常使用同样的合作团队和合作者，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为了尽我所能做最好的影片。
Q：你曾提到我觉得在现在的电影工业圈内有一种“民主化”现象，可是我担心这样的话势必会导致“视觉现实”（visual reality）会被大量制造，从而使观众感到困惑。比如有人可以制作一段伪纪录片视频然后传到Youtube上，网民看到了不知所以。
A：对头！有段著名的Youtube视频是关于质疑飞机撞击五角大楼真实性的。我认为飞机撞击五角大楼那是毋庸置疑的，有人制作了这么一段视频提出了质疑，只不过这个视频牛皮太大给吹破了。有人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但是有数不清在摄制组在现场拍摄到了五角大楼被撞击的画面，也有人死了，你能制作一部影片说飞机没有撞五角大楼？有人就这么做了。（他们这么做）并不意味着这不是真的，只是他们觉得其中有阴谋。我认为观众得小心为妙，因为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我喜欢上一个叫SNOPES.com的网站，这上面有好多互联网上的传言和疯狂的故事，SNOPES做的事就是逐个评级，并试图找出故事的真伪，其中大多数故事都是假的。（这些故事）很轻易地就能被病毒式地传播(virally)。有些人会发Email和你说：他朋友是个科学家，漏口风跟他说明天中国会有一场大灾难。它能传播，但这并不意味这是真的，这只能说明这件事在传播中。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存在即是合理）。你可以说飞机没有撞五角大楼，并不是指这事儿真假如何，只能说明有这么回事儿在传。
Q：您如何看待那些诸如《JFK》和迈克尔·摩尔的《罗杰与我》这样的“人造纪录片”（manufactured-reality），有些人觉得那是真的。
A：这同样是一趟浑水。我希望观众不会把这些影片当做真实资料片来看。我觉得里面有些主观性的东西和那种“纪录片事实”(documentary truth)。我希望观众可以识别出哪些主观性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以拍摄能给世人看的影片为荣”的人… …我们拍摄《南京》时，许多人会攻击那些与南京事件有关的人，许多人做了与南京事件相关的事之后都含冤而死，张纯如写了一部著名的书《南京大屠杀》，之后便有许多人费尽心机地去攻击她。我觉得任何为南京事件做了点什么的人都是真实的，我想我们的事实是正确的，而且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我没必要把话说绝了，我只是尽力做真实的电影。
Q：《现场直播！》中你试图把摄影机当作第一视角，因为有时你选择导演和摄像师作为拍摄对象。
A：《现场直播！》是个伪纪录片，但是它遵循纪录片的形式。所以你会看到摄像师有时会拍到导演，在其中一场里你还能看到主演在拍摄像师。不是么？这就是那些我想力求保持真实的点。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人制作的伪纪录片，他们会去常人不可能去的地方，会拍常人无法看到的东西。因此我努力保持形式上的真实，在写剧本和拍摄时也都遵循这种真实的感觉。
Q：很多好莱坞类型片也开始使用这种伪纪录片的技巧，比如J.J.亚伯拉姆斯的《苜蓿地档案》。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A：我没看过这个电影，不过这很有趣。我坚信纪录片有一种“份量”，这种份量能让观众增强真实感，不过通常类型片不会全部采用这种形式，他们仅仅是部分采用。比如拍摄一个对话场景，伪纪录片会这么拍：先拍一个人说话，观众理解完这个人的想法之后，再拍另一个人，以此类推。我在《现场直播！》中所尝试的（对话）则有点错乱感，所以你看到的就不会像前面那样。影片中有几场连麦克风都出现在了画面中，我这么做是为了让我的影片更加具有真实感——剧情片通常的想法是不能在画面中出现麦克风，可在我的影片中我却想这么干。有时我也想确保场景的真实性，比如有一场是Eva Mendes在会议室中，两名演员都离开了画面，有些人会觉得从没见过这种镜头，而我觉得我可能会在一些纪录片中看到类似的镜头。
Q：你为何选择在斯坦福大学的商学系任教，而不是去艺术专业或者艺术院校任教？
A：幸运的是，我不光给斯坦福的学生上课，我也会给全世界的大学生做演讲，比如上次我就有幸在复旦大学做了次演讲，同时也可以去世界其他地方做演讲。电影是艺术与商业的交集，在过去称为“艺术与商业联姻”，而斯坦福商学院最棒之处是这里真的是一块创新的土地，这里涌现了许多企业和能人。电影在全世界有巨大的影响力，电影跨越了国界，给人带来深刻的冲击，但它也是门生意，那你如何将两者结成连理呢？这便是我和学生们讨论的话题，我们试图去思考那些在我们看来出色、积极且富于影响力的题材，同时也能让企业和个人愿意为这些题材投资。有些人拍电影纯粹是为了赚钱，也有其他人投资电影是为了社会性目的，他们认为这能造成社会影响。你可以有助于改变，例如一部反映温室效应的影片，可以改变许多人对于温室效应的看法。因此我总能促成两者的联姻，这里的确是个教学的好地方。
Q: 我在《现场直播！》中看到许多费里尼的电影元素，你是否有意向他致敬？
A：本片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你要硬扯，我也没辙。
转载： http://moviegoer.cinepedia.cn/movieblogs/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