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国际纪录片展

　　第一部分/报道
　　纪录：作为一种观察与思考的方式
　　文/絮姬
　　2004北京国际纪录片展于9月15日于华北大酒店开幕。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研究会主办的这次国际性的纪录片展映，集中放映三十多部（集）影片，这些影片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在中国放映，作为本次影展专业委员会委员的林旭东先生说：“就我所知，可能是1949年以来在中国内地举办过的规模最大的专业性纪录片学术观摩。”
　　这次展映的重点内容是来自法国与日本的作品。在“文献·法兰西”单元中，片长达9小时23分钟的《浩劫》无疑是是一部伟大的巨著，这部纪录片以二战中的纳粹灭绝营为题材的影片，不象通常那样引用有关大屠杀的场面，而是延续了调查纪录片的传统，并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独特成就。通过一种坚决的方式，这部影片通过对历史的追问，达到了哲学的高度。导演克劳德-朗兹曼为《浩劫》制作了一个精良的中文版：他自费洗印了一个拷贝，将字幕直接打印在拷贝上。朗兹曼先生于9月16日晚做了一个关于《浩劫》的讲座，并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有关问题。他说：“这部影片有着陵墓的结构。在灭绝营中死去的人是没有陵墓的，《浩劫》是他们的陵墓。”
　　与朗兹曼影片中深厚的历史感不同，另一位也来到北京的法国纪录片导演尼古拉-菲利贝尔拍摄的题材都如同片名《区区小事》一样普通，但他用一种善意与诗意的与眼光看待题材，最后得使影片获得了信息之外的感染力。菲利贝尔是目前法国最受欢迎的纪录片导演，作品不仅受到评论的赞扬，也一直有较高的票房与稳定的观众群。在与观众交流中谈到纪录片的生存环境时，菲利贝尔也幽默地谈到了他的经历：“电视台的评审人员对我说：这个片子的开头节奏太慢，观众会调台的。”但这个出身于哲学系的导演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思考方式与美学风格，并获得了成功。他说：“我想至少在三个领域里，不能完全由金钱的规则完全占据。这三个领域是：健康、教育与艺术。”
　　在“档案·山形”单元中，展出的是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保存的一些经典影片与自1989年以来的参展优秀影片。例如小川绅介的《日本解放战线》、《三里冢·第二防线的人们》、《牧野村千年物语》，龟井文夫的《上海》、《战斗中的士兵》，今村昌平的《日本战后史》、《前进、神军》等等。《水俣——患者及其世界》的导演，日本纪录片大师土本典昭来到了北京，他是个85岁的老人了，身体不好，但还保持着明晰的思考与表达能力，他认为自己是个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纪录片的拍摄中，不追寻一种结果，而跟随着事件的发展。朗兹曼在评论他的这位前辈同行时充满景仰之情，说他是“充满人情又不失中立的”。
　　本次纪录片展中还有其它国家的一些优秀纪录片参展，如美国导演罗伯特·克雷默的作品《冰》与《1号公路/美国》、德国导演塞贝勒-舒娜曼的作品《被锁住的时光》、以色列导演兹比·莱本芭赫的《抉择与命运》等。虽然这些作品不是聚集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下，但纪录都在提供了一种观察与思考的方式，而优秀的纪录，共同具有一种执着而深入的气质。正如文森特·坎比所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种共同的使命感，认为改变事物的状态、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过程、唤醒我们去注意我们生命中他们认为值得深思的层面，是他们一种应尽的义务。”
　　
　　第二部分/评论
　　浩劫之时，浩劫之后
　　文/七七
　　观看9小时的《浩劫》，是对身体与道德的一次考验。同时它逼迫着人去思考，关于毁灭与时间的问题。
　　这是一部关于二战期间纳粹灭绝营的电影。灭绝营是一个与集中营不同的概念，二战时的集中营大多建在德国境内，而灭绝营则在波兰，集中营用于关押犹太人，然后在灭绝营里毒死，焚毁。——现在能够见到的一些图片资料，大部分是盟军在进入德国后拍下的集中营的场景，关于灭绝营，留存下来的资料是非常少的，在曾经死去80万人的贝泽克，没有任何资料留下，死去120万人的特里林卡，只有一张从远处拍到的推土机的照片。朗兹曼说：“这仅是毁灭，还毁灭了毁灭。”
　　于是在没有证据留存的地方，朗兹曼进行他坚持不懈的调查。他访问的人有受害者、幸存者，也有纳粹的看守与军官，还有一些间接的参与者或者见证人，比如铁路运输部门的官员、火车站长、沿途的波兰农民。拍摄的方式几乎是“简单”的，一张张面对摄像机，或者逃避摄像机的面孔，他们的回忆与叙述。与面孔剪接在一起他的探访旅程、灭绝营的遗址。这里有一种含蓄而又令人心惊的“音画对位”：所有的语言叙述都如此令人恐惧，但画面上常常是宁静的草地与树林。在当年谋杀的现场，已经看不到多少谋杀的痕迹。朗兹曼的所有拍摄都是现在时的，这是完全立足在现在时的一种对历史的不懈追问。如果有罪行曾经发生过，他不让它被时间腐蚀。他的受访者大多数都不愿意回答问题，有一个幸存者在叙述时，始终带着一种努力、软弱而又持续的笑容，这个笑容象锯齿一样让人难过。但是朗兹曼告诉他们：必须这样做，这是历史的需要。
　　在一条小河上，他开始他的追溯。一个幸存者在一条小船上唱歌，当年他在这里，被迫唱给德军听。这个缓慢的镜头几乎是非常优美的，同时是一个隐喻：历史开始被追根溯源。 将埋在坑里的尸体再掘出来焚烧，把骨灰洒在河里，是对证据的不遗余力的销毁。但是在一个个“人证”的叙述中，观众渐渐看到一条路线，运送、关押、毒气室、焚尸炉，然后再追溯到当时华沙的隔离区，地下抵抗运动。影片的结尾是为数极少的参加起义的幸存者之一回忆他独自呆在废墟中时的心理，那时他感受到了某种平静，心想：“我是最后一个犹太人，我等着德国人。”正如朗兹曼自己所概括的，他的影片象是一个个圈，最后套在了一起，从不同的起点开始，达到了共同的目的地。所有的这些证词，最后共同说明了“毁灭”的真实性，但不仅仅纳粹要毁灭这种“毁灭”，甚至幸存者的不愿面对，经历者的不愿回首，还有时间的均速无情的流逝，都在参与着这种“毁灭”。而朗兹曼在这部影片中，体现了一个纪录者的思想与这种思想的坚定性——他的坚定性具有一种说服作用，并战胜了人性的某种软弱，将历史从时空之中抽取与确认。
　　对这个电影，西蒙娜·德·波伏瓦有过一篇极其简切的评论，她总结出这部电影的几个要素：地点、声音、面孔。这部电影“让地点说话，通过声音复活地点，以面孔表达话语无法表达的东西。”在浩劫之后的空间，朗兹曼通过人类个体记忆的整合，复活了浩动之时的空间。他的方式是一种一砖一瓦的方式，最后建起了一座坚实的陵墓，使观众最后混淆了过去与现在——罪行已然发生，就无法消除。必须每一个人承担。
　　在追寻与推导中，结论渐渐超越了逻辑的边界——通向了一种坚信。能够以11年来完成《浩劫》，朗兹曼一定有他内在的强大的对自己的坚信，我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真实性与重要性的坚信。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艰忍地以对毁灭的证明来反证着存在。
　　在影片结束的对话中，有观众问朗兹曼的信仰问题。他说自己是没有信仰的，“但如果我有，它一定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第三部分/链接
　　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
　　电影导演，哲学家和作家。
　　1925年11月27日生于巴黎。二战期间，正在上高中的朗兹曼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活动。1952年他结实了萨特与波伏瓦，受他们之托接手主编《现代》杂志至今。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他拍了一些纪录片，作品有：《为什么是以色列》（1973）《查哈》（1994）《活人经过》（1997）《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时》（2001）；他耗时11年完成的《浩劫》自1986年上映以来，全世界已有上百万人次的观众观看了这部纪录片，在欧美电影界和知识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围绕着这部影片展开的论论旷日持久，发表的有关论著、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纪录片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尼古拉-菲利贝尔Nicolas PHILIBERT
　　电影导演。
　　1951年1月10日生于法国南锡。在大学期间他学的是哲学。进入电影界后先后为雷乃-阿里奥、阿兰-塔奈、克劳德-格莱塔等著名导演做过副手，曾作为尤里斯-伊文斯的助手来中国拍摄了影片《风》。1978年开始独立执导，迄今已完成了25部纪录片。1998年，他拍了第一部故事片《谁知道？》
　　菲利贝尔目前是法国最受观众欢迎的著名纪录电影导演，其作品不仅受到评论的赞扬，而且一直有较高的票房和相对稳定的观众群，特别是2002年完成的《是和有》不仅获得了凯撒奖最佳影片提名，并在欧洲法语地区创下了二百万观众人次的票房纪录，被法国媒体称为“《是和有》现象”。
　　土本典昭Tsuchimoto Goriaki
　　纪录电影导演，日本纪录片届的泰斗级人物。
　　1928年出生于日本岐阜市。1956年进入岩波映画制作所。1960年代，他和已故的小川等人在岩波制作所共同发起了一场变革，扭转了日本纪录片死气沉沉的局面，特别是其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水俣”系列纪录片和小川的“三城冢”系列一起，被认为是两部跨越了整个1970年代的经典巨作，不仅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土本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中日建交之前，土本先生就在中日友协为推广新中国的电影做了很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