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实践社往事

　　四
　　
　　首届中国独立映像节对于中国独立电影的策展来说，是一个开先河的行动。它举行于2001年9月22日到27日，声势堪称浩大。其征片范围包括1996年以来的中国民间映像，后来收到短片和纪录片作品约109部，其中纪录片35部，可以说是国内电影人开始dv创作以来成果的整体展示。当时实践社联合了其它三个民间放映团体——上海的101、沈阳的自由电影、广州缘影会一起，同时获得《南方周末》（署名为主办方）、北大在线、TCL等单位的资金支持，杨子自己也花了三万块，电影学院的王红卫老师资助了两千。
　　
　　这个展览的特点就是：年轻。电影节分展映单元和竞赛单元，前者是第一代独立电影人如段锦川、贾樟柯等人的电影。竞赛单元的作者则多是学生和艺术青年，多是用dv或者电视台广播器材拍摄，参与者包括评委多是年轻教师（比如杜庆春、张献民）与年轻媒体人，当然还有文坛名流如翟永明。那次观看，观众对这些作品表现了极大的失望。多数电影煽情又不懂电影语法，号称实验而又矫揉造作。当时做评委的胡续东说：“众多所谓的影片突破了我生理承受的极限，对我的智力、性情乃至作为观影者的人格进行了全面摧残。”作为评委的他因为向银幕扔矿泉水瓶子而被举报。他说如果再多看两天这样的片子，30％的评委就会“拎着据说为中国电影带来无线曙光的dv机自己把自己砸死”。
　　
　　有人撰文称这是“伪民间伪独立的一天”。有的观众声称在剧情片竞赛单元里，dv作品全面溃败，而纪录片也手法陈旧，过于沉闷，因此这是给“dv小资”的一次沉重打击。评论者几乎是集体质疑了dv作品的粗劣和缺乏电影教育。这场dv作品的考试带来了此后一段时间对于dv创作的贬低和反思。电影学院的老师在课堂上希望dv创作能够节制，哪怕带子价格很低，也要控制片比。在资源匮乏时代，胶片拍摄时的片比控制是一个政治任务，这个控制使得拍摄者每个镜头都精打细算。如今dv恰好解除了片比的魔咒，而现在的教育者却又呼吁控制片比，呼吁节制，吴文光的上述言论与此论调有关。吴文光觉得“即使是垃圾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最初这个电影节在电影学院举行，但是闭幕式却是转移到朝阳公园对面的枫花园汽车电影院。原因是什么呢？大概第四天电影学院就接到上边进行责难的电话。“因为当时有一个电影叫《盒子》，涉及同性恋题材，热情的老同志说怎么能放这类片子，叫电影学院的张会军做检讨，《南方周末》总编也做检讨，不让弄了。本来贾樟柯《站台》是在电影学院放的，但是后来不让放了。说实话这个事情我对不起贾樟柯。汽车电影院的放映场地太不好了，据说贾樟柯的制片公司还花了不少钱，才把胶片拿来。”
　　
　　杜庆春说，那时候独立电影这个词虽然刺耳，但是似乎不像现在这么令人警惕，也不像现在这么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所谓独立在核心社员如杨超等人那里，其艺术精神远远大于现在自由主义的表述。当时他们组织活动还是比较谨慎的，“那时候为什么叫独立映像节，你叫独立电影节就不能，因为大家都找到一个中间的灰色地带的表达。”后来责令停止的理由，杜认为可能并不是因为那一个片子，“谁也不会公布一个原因，在中国本来做一个电影节就不允许民间来办的。”
　　
　　那次风波之后，电影学院的电影放映活动更谨慎了，据说有一段时间，放映的电影必须是通过审查的电影。不过电影节的全国巡回展却在沈阳、西安、杭州、南京、上海等地举行。所到之处，独立电影的力量得到整合。独立映像展此后曾筹备第二次，据说因为“非典”被取消。但是独立映像展的内容和精神在“云之南”和南京的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从2003年开始，每年一届）那里，得到了延续。
　　
　　关于实践社的解散有很多说法。有人说是管理松散，也有人认为是杨子将实践社变成了公司的原因（2001年的8月，杨子以“实践”之名注册了公司）。它当时在全国已经有了名气，而且在多个城市有分社，但是在后期，杨子和杨超筹划拍摄胶片电影《旅程》，就把具体事务移交给其它人。“我们希望把传播放映那一块给更多年轻的人去做，他们有时间有热情。”
　　
　　实践社的解散并非自发，而缘于被迫。由于南京分社的一次放映，实践社被调查，原因据说是“活动未报批”。“当时实践社的负责人叫芮定坤，是专利局的，领导找他谈话，你这个工作到底还做不做，后来杜庆春、张献民都分别找谈话，有单位的都谈话了。据说调查实践社的资料有那么厚厚的一摞。”这是2003年年初发生的事情，如果继续参加这个社团，就将失去工作。杨超当时是研究生在读，后来没有拿到毕业证，有人说与此有关，也有人说与此无关。在谈话对象中，却没有杨子，“因为我当时没有单位”。只要是有单位的，都找来谈话了。当时朱传明在老家江西看外景，接到北电老师的电话，心里“咚”的一声，“真的吓坏了”。通过体制内单位实施控制是便捷有效的，贾樟柯曾在一篇文章中声称“我没有在体制内呆过一天”，这的确是一个傲人的资本。他在体制外为独立电影开拓出一条活路，有一种巨大的示范作用。正像吴文光在《流浪北京》里为抛弃单位体制的艺术家们造像，那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那些人在铁板下撬开了一道缝隙，为后来者提供了经验和勇气。
　　
　　多年之后，有些人形容实践社“作鸟兽散”，也有人说实践社“一不留神青史留名”。这本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其最初意图（并非是做电影普及，而是很精英化的）也与后来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但是这个组织秉有天时地利之便，它放大了民间的电影梦，把潜藏的电影的民间激情整合、凝聚并呈现出来，为中国新一轮独立电影建立了一个明晰的起点，使其获得了历史坐标和参照物，以后就有了更为自觉的跋涉。如今的独立电影策展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与实践社有关系，包括曹恺和朱日坤等人。他们显示了中国民间电影力量的自我组织、自我生长的能力。首届映像节更是拉开了此后十年民间策展的序幕。
　　
　　实践社的被禁沒有走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任何申诉、沟通和辩论的环节。只是一个口头命令、几个电话就結束了青年们苦心经营的社团。甚至不告诉你一个正式的理由。2004年缘影会在南方被禁止的局面与此类似。这样的行为损坏了蓬勃自发的创造力，也带来人格的失落。在2001年12月于北大举行的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同样被禁之后，独立电影策展在地域上逐渐走向边远化、郊区化，在市中心的活动则走向圈子化、沙龙化。但是独立电影也同时开始了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走向追求公民政治的对话。欧宁曾跟我说，当他苦心经营的缘影会被迫解散，他开始感觉到参与建立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他的创作和策展都具有了某中政治自觉。而北方的独立电影人也逐渐从彻底的非政治化走向拥有恰当的政治意志。
　　
　　在我们的环境里，民间的电影力量必须在官方信任的框架里进行组织和整合，但是被圈养的事物是没有创造力的，被控制了的心灵难以产生灵感。如今实践社创办恰好十年，值此独立电影艰难生长而非独立电影创造力全面委顿之际，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之观点，现象网发表本文并不代表认同或反对上述观点。
　　作者：王小鲁
　　责编：107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