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掉翅膀的卡梅隆就是杨蕊　　《翻山》导演杨蕊的长篇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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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翻山》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是一个打开自己的过程
　　
　　
　　现象网：因为我是看了《毕摩纪》在马上看《翻山》，两部片子一起看的，《翻山》的第一个镜头是他们武装着从那边树影斑驳中穿过，我就冒出来一句话“哎，是一个剧情片吗？”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了解它，我看电影的习惯也是先不了解任何东西，只是去看，之后有一些不懂的再去找资料，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翻山》是不是打开你自己的一个过程？
　　
　　杨蕊：对，是的。你用“打开”这个词是非常准确的，我也很欣赏你的这个直觉。《毕摩纪》还是一个概括性的作品。
　　艺术作品其实分两类，一类是概括性的，一类是生产性的，《毕摩纪》还是一个概括性的，因为《毕摩纪》还是我们一个外来者带来一个纪录片的队伍，到了大凉山的腹地，也是按照常规的做法，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田野，梳理出了三个人物线索，我认为调查了他们生命中的一些带有本质性的故事，我们用大概两年的时间几次去凉山，试图拍摄他们在这个时间内故事发展的一个脉络。它还是一个概括性的，而且我当时是认为我能够概括，我能够概括这些人的悲欢离合，他们生命中一些本质的冲突，包括这些冲突会给我们当代人的一些意义，都是从这样一些角度。我其实跟他们并没有关系，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概括者，一个表现者，我觉得《毕摩纪》不能完全说是一个记录，它很大程度上也是表现主义的记录。
　　
　　后来在《毕摩纪》参加了很多国外的电影节，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人，当然这个不是纪录片面临的问题，包括故事片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是这样的——西方的视野，包括对影像的评论，它对东方的电影存在一种不同的标准，比如它对西方的电影评判的标准还是比较注重本体化的，而且也注重一些人类的基本问题，包括一些形而上问题的思考。
　　
　　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很好的电影，它可能直接就，比如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的，包括像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的，它就会直接触及到人类本质的问题，它不会让你更多的去想当时塔可夫斯基斯基或基耶斯洛夫斯基面临着什么问题，他处在一个当下什么样的环境，可能只有他们早期的纪录片是让你看到他们当下的社会环境。但是当他们到后来真正成熟期的作品，都是反映了一些，它不会让你觉得他只是在波兰，或者只是在莫斯科，只是在法国的一些生命状况。
　　
　　但是可能我们大部分的作品是当下的，现代的，很多的作品，不光是纪录片，包括故事片，我还是认为在为西方的评论视野提供了第三世界的一些文献性的文本。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包括我们，我记得那年给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图雅的婚事》在柏林获奖，拿到金熊奖。我当时其实心里会有一些问号，因为我那一年也是看了很多西方的优秀电影，我也在想，为什么88年的时候《红高粱》已经在柏林拿金熊，它给人提供的已经是在一个人性解放的这么一个课题了。
　　
　　但是到了2008年、2007年的时候，20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在提供一个女性的、在为人性的尊严在做斗争的这样一个题目，那么在西方看来，这是典型的东方电影，而且这是能够在西方获得成功的东方电影，但是我觉得他们从中获得的是一种封闭型的观赏和评判，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评判，提供了一个可供评判的文本，并不对他们本身，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触动。
　　
　　我也发现《毕摩纪》存在同样的状况，到各地去放映，很多人的讨论也很积极，但是他们都会介于说，这是中国的哪个地方？中国原来还是对部落信仰很重视，对部落文化还很重视，他们对这个很好奇，其实是一种评头品足。
　　
　　好像真的是对他们自己产生影响的是只有在墨西哥，墨西哥的印第安原住民知识分子里面他们看到了《毕摩纪》，他们有一点感同身受，这是我唯一在世界各地放映的时候产生共鸣的，其余的大概都会觉得“哎呀不错，这个地方很不错，很美，他们还有信仰，他们心灵很安静”仅仅就到此为止了。
　　
　　后来我也是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是我的电影方式，包括这种概括性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这个群落对于我而言，始终还是封闭的。其实后面这四年拍摄《翻山》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是一个打开自己的过程。
　　
　　我不再觉得我能够概括你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我觉得自己没有这种概括性，反而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可能真的是在阿兰山的这四年，我自己感觉是，包括我跟当地人的关系都不再会觉得我仅仅是一个外来者，仅仅是一个从北京过来，要试图表现主义的拍摄你们的生活的一个人，我更多的会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
　　
　　包括我选择拍摄的这样一个青年群体，我都会觉得他们都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的文明和这样一个我们所谓的后工业文明中间，很摇摆的一些人，这些一群人他们的困惑也好，他们的犹豫，他们的不确定甚至他们内心的挣扎和冲突，同样在我的内心里面也是存在的。
　　
　　所以这部电影我不认同它是一个民族的电影，我也不认同它会是一个人类学的纪录片，它不是一个狭义的人类学的纪录片，它一定不是的。我认为它其实可能，如果你说它是一个实验电影，或者实验性剧情片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像，而且它可能会更多的是我和当地的这些青年之间产生了一个心灵的一种沟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心灵沟通的情况下撞击出来的一个很特殊的影像产品。
　　
　　现象网：我想到更多的只有一个词是“标本”，就是前面的《毕摩纪》，还有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
　　杨蕊：对。
　　
　　现象网：这必然会带来一种，还有一个词的东西，就是‘殖民’。
　　杨蕊：对，所以其实你即便看当下的中国电影，很大程度上，主流还是这些，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考量，可能会介入一些社会批判现实主义，始终还是这样的。
　　但是这一、两年来已经开始有一些很好的改变，宋庄的纪录片交流周我没来，但是我有很多朋友来看了，我也跟他们聊，也听大家都是在说，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有意味的转变，开始出现了很多更主观化的，更实验性的一些纪录片，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