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立电影人到观众——现象网发布2009年度中国独立电影年度报告

　　《天降》和我的2009
　　作者：张赞波
　　
　　
　　1、如果从“独立”这个词的角度去考量的话，2009年对于我来说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说是我的“独立元年”也不为过，这么说基于以下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我制作的首部独立纪录片《天降》正式出炉了，我一不留神就掉进了前途未明的“独立圈”（如果地球上真有这么一个类似于麦田怪圈的“圈”存在的话），二是我本人也于年初正式辞掉公职，终于过上我期盼已久、之前却从未实现过的彻底无组织无纪律的独立生活。如果非得说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我倒觉得未必，因为于我而言后者属于蓄谋已久一朝得势，前者却是真正的歪打正着始料不及。所以在《天降》的首映交流时尊敬的主持人崔子老师试图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当时我并没有承认，且有点不恭地抢过话茬飞速地略过了这个话题，但细细分析起来，我还是承认这两者之间多少有一种相通气质的，除了刚才所说的都和“独立”有关，另外我认为至少这两种行为发生后，面临的都是一种晦暗不明的状态，没有谁能告诉我前方有什么在等我。不过说实话我倒是很享受这样的状态，因为我这个胸无大志的人历来就喜欢这种晦暗不明的东西，而反倒对模式化、程序化的东西感到莫名恐惧。我在很文青的时候甚至写过一句诗“我的前半生动荡起伏，我的后半生晦暗不明”，这句诗尽管很装逼，但也许昭示了一个真理，晦暗不明原本就是我骨子里的基因。
　　
　　《天降》是09年9月在宋庄的北京独立影展（BIFF）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放映的，虽说是公开放映，其实还是小圈子里的人看热闹，之前看过我这片的人数不到10人，这次放映即使算上最大入座率，也只有100人。至此，看过我片子的人数约为10+100人。不过，我对这个100倒是心怀感激，因为那些不顾路途遥远跑去偏僻的宋庄看我片子的人中，既有我心气相投的同学朋友，也有为我所钦佩的同人导演，还有为我所尊重的师长。他们哪怕是一个人在看我的片子，我觉得也很知足，何况他们还给了我那么多的掌声、握手、祝福和鼓励。搞得那个晚上我一度神思恍惚，误以为自己是名光荣的人大代表正在出席两会发言。
　　
　　《天降》虽说是09年的作品，但其实是我在08年拍摄的，那会我正想着怎么去避运（避开奥运），于是就捡了这么一个题材去拍摄借此暂离北京。拍完后一直剪剪停停。剪辑远比拍摄要费神得多。严格意义上这也算我的第一部个人作品，因为虽然我从上学到毕业后数年间被人拉去担当过几次有名无实的执行导演或者副导演，参与拍摄过寥寥几部主旋律或者电视电影，但大部分时间都不思进取，只为稻粱谋，一部自己独立执导的作品也没有。好不容易有了作品了，虽然无论是前期拍摄还是后期制作，这次绝对称得上百分百的“独立”，但还是觉得有点羞于见人。因为我原来在电影学院学的是故事片导演专业，没想到竟然鬼使神差地将处女之身献给了这么一部费力不讨好的纪录片。并且弄出来后连配龙标的资格都没有，除了暗自配上张献民老师创意出的“虫标”自娱一把。这种感觉有点像和女人做那种事情，开始时弄一弄确实很爽，但如果爽完后一不小心弄出个孩子来却不能给他名正言顺地上个户口，而只能去办个黑户，这似乎就是不太爽的事情了。
　　
　　所以后来片子剪好后我去送给我上学时的导师章明老师看时，最担心他骂我“不务正业”，虽然所幸后来他并没如此骂我，还肯定了我选题的敏锐性，但他还是借机批评了我的拍摄有诸多问题，说我“上学时不甚用功所以基本功不过关”云云，让我听了惭愧不已，觉得自己拿出这样一部旁门左道的作品来真是有辱师门。后来看章明老师的《苍蝇》时，我于是深有同感，觉得有时候现实就是这么吊诡，你面对的明明是一个让人心动不已的性感美女，画出来却是一只让人作呕的丑陋苍蝇。
　　
　　除了在宋庄放映后，在十月份《天降》还应邀去了南京的CIFF.，美其名曰为“纪录片特别展映单元”，但另一个更普遍的称呼好像是“秘密单元”，整个过程确实也很秘密很地下，安排在晚上12点后放映，并且仅限于嘉宾间内部观摩，不对外开放。享受此等大片才有的“全球零点首映”待遇已令我有点瘦虫若鲸，何况还直接将我升格为规格很高的地下党特权阶层。记得那天来看《天降》的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影展期间从早到晚都放映片子，大家也都是连轴看片，所以零点后一般的人都早已入了梦乡，放映途中又有人实在坚持不住很抱歉地离席而去，印象中最后留下来完整地看完片子的，只有毅力超人的“二王”：王笠人和王利波。之外好像还有一个不相识的老外。有了这次的惨痛经历，到了《克拉玛依》放映时，笠人兄和我特意从校门外抱了一箱啤酒进去，本想让大家喝点小酒提提神多挺一会，可没想事与愿违，据后来亲历者控诉，我们送酒这样的行为完全是倒行逆施的捣乱——有几个原本一直在坚挺的珍稀动物正因为喝了酒后来全倒在了座椅上呼呼大睡。估计此时即使克拉玛依的大火烧在他们自己身上也不自知。
　　
　　除了这两次相对地下党色彩浓重点的影展经历，其他的放映也都是打游击的民间放映。先后有北京的猜火车、纪录堂和天津的影迷幼儿园，以及长沙的FREEDOM HOUSE。都是对方邀请的我，从整体放映效果来看，优与劣的比例各半，为2比2，猜火车和影迷幼儿园属于优，首先是放映硬件都还不错，最主要是主事的人涵养和眼光都很不错，所以无论从细节还是态度上都做得比较到位，让人钦佩。两者对放映后的交流都有细致的文字和影像的实录，且及时做了整理反馈给作者。影迷幼儿园还有让我看了大为吃惊的非常详细和专业的针对观众的问卷调查。相比之下，其他两家放映机构完全属于劣，即使不论放映设备极烂导致画面严重失真的硬件劣势，关键是主办方严重不靠谱，其中有一家在我影片还没放完刚推片尾字幕的时候就亮灯掐了我的字幕，另一家将我的16：9格式调成4：3竟然说这样也没关系，如此缺乏专业精神，只能让人深深无语。这优与劣四家加起来，观众人数估计是200左右，加上之前的100+10，再加上南京的“二王”和“一老外”，至此我所能掌握的看过我片子的总人数为200+110+3=313。这样的一个有点奇怪的数字看起来就像一个神秘的DNA序列，是否包涵着中国独立电影卑微而倔强的基因不得而知。
　　
　　2、09年，我有幸在几个独立电影的放映活动上集中看过一些同人们的片子，除了《天降》放映的BIFF和CIFF外，还有宋庄的第六届纪录片交流周，伊比利亚独立影像档案馆开馆展，但遗憾我每次都没全部看完放映的片子，所以我接下来要说的片子仅限于从我看到的范畴之中，遗漏是在所难免的。先说印象最深刻的，是纪录片交流周上看到的《上访》，五个小时的导演版，我和同去的朋友们几乎是不断流着泪看完该片，在小小的黑暗的放映厅里，内心被这个片子掀起了一阵久久不息的风暴。我个人觉得这是我在去年看过的最好的中国纪录片，它体现了电影尤其是纪录电影的一种深厚无比的力量，并且，浸淫了导演充沛的悲凉之情和犀利的人本之思，该片在纪录美学上的成就也相当让人吃惊。《铁西区》之后中国纪录片呈现出的最瞩目的新高度，也许非《上访》莫属。放映完后出门碰到崔卫平老师，她也难掩激动之情地说“总算有对得起我们这个时代的影像了”。此外，这次影展上还看到了《克拉玛依》，6个小时的巨制，影片表露出来的探究真相的勇气和责任，远远超越了制作上的相对简陋。在影片中，导演徐辛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沉静，感觉他是一个特别能沉得住气、不浮躁不虚妄的人。后来在南京的CIFF上相识了他，并和他有过简短交流。他长得胖墩墩的像一尊和善的弥陀佛，讲话慢条斯理，不善言语，整个人给我的印象，果然不愤也不傲，完全印证了我之前对他的猜想和判断。
　　
　　在伊比利亚的影展上，我印象相对较为深刻的几部不错的片子是《马大夫的诊所》、《西方去此不远》，《神衍像》，前者凭着导演丛峰的精妙构思和细致观察，通过给记录对象的每一个生理病症对应出一项社会病症，在方寸之间表现出了一种大气和深刻。只是我个人观点，以为形式上还可以做的更为极致，表现空间要是完全不出马大夫的诊所半分，就更牛逼了。而黄文海是我见过的镜头语言最为考究的纪录片作者之一，与很多纪录片导演不甚注意美学要求不同，他对镜头语言的考究不但表现在他片子中上下镜头的精密衔接，还突出地表现出对单个镜头内部的调度和基调的重视，《西方去此不远》中有些镜头意蕴深长，有些场景也无论影调还是气质上，都露出几分安哲罗普罗斯的神韵。再加之他以居士身份自身的热情和思考在关注和表现民间佛教，使纪录片呈现出了一种难得的内向维度。而《我们》也将视角延伸至了独立影像平时几无涉及的民主政治思想领域。虽然也许因篇幅所限，全片略显表相和仓促。但镜头仍然考究而充满隐喻。其实在《梦游》时他就露出了善于以镜头来营造意境的禀赋，尤其片中那场在游泳池游泳的戏，高光，黑白处理后有一种冥河畅游的梦境感，很好地契合了影片的主题。《西方去此不远》放映后我单独问黄文海有没有拍故事片的想法，他似乎对我的问题表现出略略的吃惊，并回答说没想过，以后还会做纪录片。看来，他的那种以往只有故事片中才有的对镜头语言的自觉性，更多是天生的而不是有意识的。有这种天生的气质的还有毛晨雨，他的《神衍像》在写实主义为主的独立纪录片传统中一亮相就被我惊为天人。他作为神汉的后代，身居南方的巫的国度，充分发挥了他神思，哲辨，梦呓等天生禀赋，借助多种介质和手段的运用，表现出了当代艺术范畴的实验性特点，拓宽了纪录片的表现范畴。还有一部久仰的《小李子》遗憾刚看了一点，我的旧病阑尾炎便发作了，痛得我忍了一会没能坚持看下去，当即出了影院打了车去了医院。也就是这次进医院之后，七年烂阑尾，一刀就割除，于是2009年又多了一宗自我了结。当然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表。
　　
　　在第四届北京独立影展（BIFF）上，徐童的《算命》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纪录片。甚至我觉得远比他之前的《麦收》要好，更浑厚更质朴，通过对一个所谓边缘人士的关注，表现出群体草民生命的坚毅和本真，视野所到之处，暧昧和幽暗尽显，整个片子散发出一种不可抵挡的粗粝而蕴藉的江湖气味。遗憾片中对某些场景和人物稍有过度打量，片尾稍稍主观和煽情，期待看到更完美的精简版。纪录片之外，应亮和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的短片也给了我不少启发。前者的《慰问》通过精巧的长镜头调度和空间营造，揭示了生活的荒诞和悲凉。后者的《丹绒马林有棵树》和《蘑菇四兄弟》等作品，形态各异，个性突出。两人的短片都在美学上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愚以为这样的作品才是独立短片的良性发展方向。而相反同影展上看到的舒浩伦导演的《少年血》，虽然制作精良，但立意陈旧，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蜡像。当然，浩伦兄后来解释说这只是一次工业意义上的胶片测试，那就另当别论。看这些短片时，文本的启发之外，受益更多的，是他们通过这种作者电影的创作实践所表现出来的自如的创作心态和淡定的生活情怀，这可能才是我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之后的第六届南京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上，可能因为之前一些好片子我都看过，也可能因为本次影展我是中途而退提前回京的，这次看到的新的好片子屈指可数。剧情片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春风沉醉的夜晚》，实话说，这也是我这次去南京的最大期待，娄烨果然没有让人失望，其导演技巧如入化境，镜头流畅无比，一气呵成，完全达到了“摄影机自来水笔”的境界。其再造空间的能力，以及从平凡庸常的场景之中提炼诗意的能力也高人一筹，尤其有两个镜头——片头摄影机久久凝视两朵塑料莲花漂浮于肮脏水池，以及片尾从倚窗朗读的人物身上缓缓摇到暮色四起华灯初上的窗外城市形成一个景致空镜头，看了让人叹服。哪怕这样偏僻不讨好的表现题材，也照样被他拍得如此神韵四射。看完这部片子，我觉得完全可以说娄烨是个天才，所谓天才还不光指他在电影上的造诣，而是指他的这种造诣更多的是他内在的诗人气质的自然流露，而非像大多数的导演的成功主要是凭借后天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观锻炼和彰显。所有的独立导演中，我以为娄烨身上的社会色彩也许是最淡——淡到几近于无——的那一个。哪怕表面看起来社会色彩很足的《颐和园》，也只是娄烨在自顾自地写一首献给一个混乱而躁动的时代的、关于青春和爱情的沉郁而哀怨的挽歌。
　　
　　09年我看过的印象深刻的纪录片还有艾未未的《老妈蹄花》，这次观影经历有点一反常态，是我从网上下载看的。而之前鉴于我有严重的购碟癖，几乎从不从网上看片子，当然偶尔看看某些黄色的视频除外。而显然艾老的这个片子对于我的吸引力至少达到了黄色视频的级别。根据我看完这个片子，以及我在推特上获知艾老的另外一些纪录片创作信息（比如《冯正虎回家》等片，但遗憾暂时还未看到）判断，他对社会热点事件有一种持续关注的热情和敏感，加之他强力介入现实揭示真相的态度，以及对畸形体制穷追猛打的批判意识，使得他的纪录片呈现出了一种在其他独立作者那比较罕见的“强力介入”气质（亲自高调调查某种真相，从不忌惮自身形象在影像里出现）和高效特点（高效的制作和高效的传播，前者通过团队合作，后者通过网络传播，这与其知名艺术家身份不无关系），我觉得无论在制作方式和形态上，艾未未的纪录片都和美国的麦克摩尔很相似，当然两人还有一个相似点，就是体型上的。两人都是看起来非常憨厚可爱的大胖子。我看到《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麦克摩尔硬闯通用总部的画面时，马上联想起《老妈蹄花》中艾老勇闯成都某法院的场景，不禁地会心一笑。我觉得称呼艾老为“中国的麦克摩尔”完全合适——这样的称呼虽然不甚准确，对艾老似乎有点不敬也很可能为他所不接受，但是我觉得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布什政府最恐惧的人中麦克摩尔就属其一，那么，我们也希望有人会恐惧艾未未，因为恐惧艾未未就是恐惧真相和良知。这个可爱、睿智而强壮的大胖子老头的折腾似乎还刚刚开始，他会给我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完全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除了以上所言的独立影展和独立纪录片外，我09年的观影经历还可以记上一笔的是年底在电影学院召开的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如主办方的宣传所言，阵容不可不谓之强大，有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德国等国的优秀的纪录片作者汇聚一堂，不但放映片子，还现身讲座。之前还说赫尔佐格要来，让我和某些赫迷暗暗兴奋了一阵，不过遗憾的是后来这位特立独行的大师并没有出现在这次活动的视野里。但这次活动也给了我一个前所未有的观影经历，就是首次在电影学院标放的大屏幕上看纪录片，而且还是胶片。之前我在电影学院虽然待了7年，在标放观影无数，却未曾有此经历。整体来说，此次活动呈现出了当下工业机制范畴内的世界纪录片创作的某些面貌和态势，某种程度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球视野和全球经验，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全球视野和经验并不能为我等本土的所谓中国独立纪录片影人提供多少可以移植或借鉴的实际经验。因为正如韩寒所言，逻辑有两种，一种叫做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这句话用来描绘中国的纪录片创作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差距无疑也是很准确的。这次的IDOCS在具体模式上也反映了这一点，所谓的国际纪录片论坛，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却完全是被屏蔽在外的，除了放映了一部不痛不痒的台湾纪录片《山有多高》之外，全然见不到中国独立纪录片这支当下世界纪录片版图中非常重要也是影响深远的主力军的身影。这种残疾的局面并非来自于主办方的短视，而是来自中国一贯严苛而畸形的电影审查体制，哪怕是这么一次非常小众而专业的学术交流型活动，每一部引进来的片子都经过了严格的意识形态的审查，最终呈现的片单和之前的设想比较定然是残缺不堪。所以这次活动中，我一方面为在标放看到胶片版的纪录片而感到兴奋之外，另一方面也为看不到离我们最贴近的中国纪录片的身影而感到稍许的悲凉。当我坐在台下聆听研讨会的时候，我甚至有点分神，我暗暗在想，下次国内如果再召开这样的所谓国际论坛，讲台上不光要坐着那些钩鼻子深眼窝黄头发的老外，最好和我长得没有什么两样的张献民、朱日坤、张亚璇等同胞兄妹也能身列其中，宾主皆欢，一团和气，也许这样，才算离真正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不远了，光有五千光鲜代表坐在大会堂里一致鼓掌通过的一团和气是不够的。
　　
　　3、09年接近年底时我还正式开始了我的新片的拍摄，之前几个月一直在打通拍摄渠道，新片也许是一个和《天降》类似的宏大题材，也许和《天降》放在一起做成个魔幻现实主义系列也有可能，当然这一切只是也许，也许最后出来的东西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纪录片创作的特性原本就决定了，不到最后片子剪好的那一刻，谁也说不清楚它到底会遭遇到什么，呈现出什么，有很多的不可预期性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发生。包括我拍着拍着拍摄对象就突然出了问题，以致我数月的努力都白费了，之前已拍摄的素材也基本作废了。甚至让我一度有点沮丧，还考虑过要不要放弃的问题。但最后我还是坚定了排除万难继续拍下去的决心，这个地方不行了，那就换个地方。反正我本来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游击队员兼光杆司令，习惯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习惯了吃了上顿没下顿。那就没必要再惧怕什么。我在跟朋友的邮件里说，我这个片子可能需要拍摄两三年，最后完成与否还得取决于运气。的确，纪录片确实是一个要靠运气干活的行当，就像老农靠天吃饭一样。所以我觉得下次CIFF等影展要是再举办纪录片论坛，不如换个“如何为你的拍摄找到好运气”之类的话题，或者干脆请来占星师或卜卦师为我们上一堂课也未尝不可，也总比我们这一干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在那关起门来自我表扬和相互表扬的强。“我们为什么而拍摄？”，这样的问题也许真的不需要讨论，它有时确实跟你家二姨癖好养狗一样不需要特别而冠冕的理由。
　　
　　不过幸好，上帝是公平的，有坏运气就会有好运气。我在时而焦虑时而无聊地等待拍摄新片的间隙里，无意中拍摄到了另一个视角和风格都与《天降》截然不同的小题材，一个女性视角的情感故事。类似于小品的东东，现已初步剪辑完成，我给它取名为《恋曲》，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跟卡拉OK有关的故事。我不能肯定到时它的观众人数还能不能达到313这个神秘的数字。但是我想，如果有人看了后说：哦，这个片子一点都不像《天降》的作者拍出来。那我就觉得够了。因为我讨厌别人给我贴标签，我觉得在独立电影还远不能进入正常工业体制从而成为文化商品的前提下，当然不需要这样的标签。
　　
　　2010年3月14日写于两会成功闭幕大雪纷飞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