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发生了什么?—张亚璇离开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事件报道

　　左靖访谈：一条路不通我们可以找其他的路走
　　采访地点：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
　　
　　现象网：张亚璇走了后，档案馆的现状您能介绍下么？
　　左靖：2008年初，我和夏季风在搭建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结构的时候，就把影像档案馆、中心展览以及杂志出版作为中心的“三驾马车”。我当时请了我的老朋友吴文光引荐张亚璇认识，并请她负责影像档案馆的工作。也就是说，中心的影像档案馆并不是因为她来了才做的。当然，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亚璇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并制定了中心影像档案馆的基本框架。自亚璇离职后，我们一直在为档案馆的工作想尽一切办法。今年4月中旬，我们和张献民、恩派合作举办了“放眼看——2010非营利组织北京春季纪录片观摩会”；4月下旬我们和吴文光合作举办了“原一男纪录电影回顾展”；下一步的春季放映计划包括刘冰鉴的电影回顾展和印尼电影展。我们还把瑞士尼桑电影节艺术总监皮埃尔、原一男的讲座纳入中心的“视角”系列学术讲座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即将在《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中设立“中国独立电影”刊中刊，我们主编的“伊比利亚丛书”也特别关注“中国独立电影”部分内容的出版，同时，我们还具体负责执行吴文光主编的《现场》第4辑“中国独立电影推广平台”专辑的编辑工作。以上都表明，我们中心影像档案馆的工作仍在照常进行，在有限的空间里，我们希望这个事业能通过每一个致力于其中的人的努力而进行下去。在找到合适的人选前，暂时还是由我来具体负责。
　　
　　现象网：张亚璇离开的具体的原因是？
　　左靖：2009年底，由于西班牙的基金会对影像档案馆的投入做了调整，压缩了资金，更是由于亚璇特立独行的工作风格与基金会的管理制度有较大的冲突，种种原因造成了她的离职。对于她的离职，我们均十分痛心和遗憾，目前在国内做事情，都是在妥协的情况下进行的。可能我们的底线要比亚璇的要低。
　　
　　现象网：她的意思是能拿到台面上来说的是因为资金预算方面的冲突，您觉得是？
　　左靖：在中国，没有钱或者有少量的钱也还是可以做很多工作的，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的话。相对而言，中国独立电影处境还是很艰难的，它没有商业的可能性，投资人可能会重新考虑投入，这个因素确实存在。你不可能要求投资人必须支持独立电影，他有权利取舍。强人所难，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在预算很少的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上面我提到的放映、出版，其实中心还是有投入的。目前除了较大规模的春季放映活动外，我们还想恢复每个月的常规放映。
　　现在有个焦点问题，我一直很困惑的放映费的事情。很多活动因为放映费的问题，不太能做下去。有些比较大的放映活动，所涉及的片目很多，放映费将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我们感到很困难，确实也是如此，因为现在整个环境都很不好，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钱来做这一块。我一直在想，导演能不能不要求这个放映费。就算没有放映费的预算，我并不因此觉得对导演就是不尊重。我们提供场地，做推广，在杂志上做专题，甚至以后的结集出版，这也是尊重导演的方式啊，而且我觉得这样更有意义。当然，如果请外地的导演，我们会支付交通费和住宿费，不能让人家自费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才能使独立电影推广和研究这个事业能持续做下去，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了解它。如果某一条路走不通的话我们可以找其他的路走，没有必要去埋怨那条路为什么不通。每个机构每个人做事的方式都不一样，我的方式是尽可能让这个事情能持续的做下去，而不是一定要达到一个完美的条件下我们才去做。比如说我们这么大一个中心，平时每天的费用包括场租、人员工资等等都是巨大的开销……所以，我在想能不能跟导演们商量，当然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想法。
　　
　　现象网：张亚璇这件事情是不是表明了伊比利亚的对独立电影的一种态度呢？
　　左靖：推广中国独立电影，是我们制定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的工作重心之一，只要我们还在中心工作，我们会一直无条件努力下去。在我看来，独立电影的价值要远远超过现在高度商业化的当代艺术的。我们有责任尊重和维护它的文化价值，并且，通过我们实际而踏实的工作尽量来使这些价值最大化。
　　
　　现象网：对此张亚璇在我们的采访中则说，可能恰恰是觉得是并没有理解或者领会这个东西的价值和意义。
　　左靖：她这个表达，完全是她个人的意见。我前面说过影像档案馆、中心展览以及杂志出版其实是同样重要的。只不过在现在的经济情况下，基金会对档案馆的经费有所削减，但并不代表我们不重视，不做了。她有个误区，就是认为她走了，档案馆就没了，这个说法很荒谬。我跟亚璇是好朋友，但在这件事的认识上有很大分歧。我本人一直致力于独立电影推广，以前和朱日坤合作过第三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南京的独立影像年度展我也参与过策划。董冰峰更不用说，他是资深的独立电影的制作人、策划人，我们一直在努力挽回因为亚璇的离职所带来的损失。
　　
　　现象网：对于独立电影的运作伊比利亚现在的方式和您理想的方式有差距么？
　　左靖：当然有影响。我们理想的方式是有收藏、有放映、有研讨、有出版，否则怎么能叫档案馆呢？2009年3月，亚璇、董冰峰和我共同策划了档案馆的开馆展“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和董冰峰建议设立并负责“文献展”单元。我的想法是每三年做一次文献展，把中国独立电影所做的工作以文献的方式来展示。影像档案馆应该承担这些职能，此外，我们一系列计划中还包括公共阅览室，我们收藏的影像资料能够开放给研究者去研究。目前的现实是，我们没有这么一大笔钱，那么，我们可以想另外的办法，比如像栗宪庭电影基金的模式，请艺术家来赞助，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来融资，包括设立一个电影基金，等等。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做这样的事情，才能把事情做下去，对不对？不是说不给钱了，我就不做了。我觉得应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努力去做，应该有这种态度。
　　
　　现象网：张亚璇她在采访中也是这么表示的，我们也知道这里面的困难。
　　左靖：我们做一个当代艺术展览能花一百万几百万，做独立电影哪怕十万块钱都很少有人能站出来掏这个钱，这就是现实。这一切告诉我们独立电影在今天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很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代艺术的那种处境，受压抑、地下、没任何钱。但它的可贵之处也正在这一点上，它没有被商业化，所以它能保持一种独立的思考，独立的精神。我跟亚璇在大体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分歧的，而且我还非常欣赏她、支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