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死刑
全文只是客观描述，对死刑制度存废欢迎大家讨论
15日
上午十点：楼道里有检察官说要执行死刑，“又要执行死刑了，这次是三个”带我的老师进来随口说了一句，我的感觉和看凤凰网上的图片（上面有过伊朗执行死刑的照片）一样，太遥远
上午十点半：“小朱，你想去看执行死刑吗？”同一办公室的另一老师（部队副营长转业，”一度在我这里找到共同话语，可惜我现在去不了部队了）问我。“实习生可以去吗？”我一脸迷惘但略带惊喜的问。“可以，我帮你去问带队的王处长（记不清楚是不是王？）。谢谢老师，我难掩一脸的兴奋。（这就有鲁迅中国人喜欢看杀头的劣根性描述，现在回想来我的心情肯定是兴奋为主的。）
下午四点：去向男老师确认我是不是可以去，老师说没问题，就把问题细化，去了要穿制服，但我的还没有着落，于是拜托老师出面找另一个很胖的老师借，不管怎么样行头有了，也就可以确定去刑场了，心情继续兴奋中。
下午四点半：回学校的公交上，心情开始沉重，想起了自己无数次在最后期限前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所受的煎熬，他们所受的煎熬应该是我的无数倍，要熬过这漫长的十几个小时，这应该是他们这一生最长也最短的一晚，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入梦前一直在默念时间，想着他们是如何熬过这或漫长（等死）或短暂（最后活着的几个小时）的十几个小时。临睡前短暂的打了几个字依然难掩心中的那种煎熬，因为对于等死并没有什么经验，只是把其他各种各样等待的经验推己及人了。但肯定的是，这一夜，他们要比我想象的难熬多了。
16日
早上八点半
一共去六个人，检察长、公诉处处长、三个检察官、我。检察长和处长坐专车先走了，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辆东风雪铁龙的警车上。一路上有两个话题。前排年长的检察官在不停和司机抱怨车队怎么只派了这么小这么旧的一辆车，执行死刑可是大事，万一路上抛锚了怎么办，继而又讨论院里那个家伙是靠行贿送礼才进来的、水平如何的不济，能力如何的不行。后排的一男一女（兼内勤）两个在大谈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如何的过了头，以至于有讨好“帝国主义”的嫌疑。继而又说丹麦（这兄弟估计参加过一个中国和丹麦的检察官交流会）的检察官是如何对充满敌意，查出的知识产权案子大都是“针对”中国的。我则坐在位置上一路没有一句话，只是盯着车内的反光镜看他们的表情，坦诚的说我没有看见任何的不安或者激动。看见自己的脸是我却吃了一惊，一脸的阴沉。
早上九点
车子高速驶进了刑场（围墙很高，大铁门，外面没有挂任何牌子，行刑建筑感觉和教堂差不多，尖顶，拱形），门口已经有武警带头盔持枪警戒了。法院院长、刑庭庭长、检察院检察长、公诉处处长都已先一步到了，站在行刑室的门口聊天，没有人说笑。期间和年轻的女检察官聊天。问我以前看过执行死刑没。我为了不表现出胆怯，突然说我在我们那边检察院实习时见过用枪打的，但没见过注射死。检察官马上指着对面的一片草地说：“这里就是他们以前枪决犯人的地方，注射不会有枪决那么恐怖，枪决经常会打爆头的，会有脑浆和血流出来的。”沉默……
早上九点5分
法院和公安局的车子依次高速（不知道为什么车都开的那么快，也许是大家都胆寒，速度可以多少麻痹一下这种胆寒）驶进了刑场，押解犯人的车子直接驶向后门（按规矩犯人是从后门带入的），法官的车子在行刑庭的正门前停下来，主审法官要先去看守所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所以是和犯人一起到刑场的，法官脸都比较僵硬，也许和死刑是他们亲自判的有关
早上9点10分
法官和检察官一同从正门（有武警在行刑建筑正门口警戒）进入行刑建筑内的一间小型会议室，犯人已经被押解到哪里等候了，有人喊让检察院的检察官到近前，于是我就挤到犯人旁边。法官开始送达省高院的判决书和最高法的死刑复核裁定书，简短的告知了大致内容，之后把裁定书给了犯人。旁边戴墨镜的警察（所有警察都戴着墨镜）突然说了一句：“（把裁定书）收好，要不然到那边上不了户口”，犯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答曰好。之后法官问还有没什么遗言？没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没有共产党万岁或者国民党万岁之类的壮阳用语，亦没有人说遗愿是实现民主法治。平静的出奇，两个人都说没有，简短的出乎意料，也许这才是真正面对死亡时的态度，毕竟相对于死亡、生命这些浅薄的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期间特意看了很久他们的表情，看起来还算平静，可恐惧也是显而易见的。凭心而论，他们的心理素质已经是顶尖中的顶尖了，毕竟对于死亡大家都没有经验，也没有翻牌的机会，所以表演甚至也是多余的。
早上9点20分
犯人被带到会议室对面的法庭，宣读判决书，大多数检察官和法官都选择待在走廊里，我进去站在犯人2米处，想继续看看所有现场的人的反应，看犯人的腿是不是在打颤，有没有小便失禁的情况，但事实是现场牙打架和腿打颤的唯一一个人是我自己，两个活生生的人几分钟之后就会变成两具尸体是无法想象也没有经验可以想象的。
早上9点30分
犯人被戴上了黑色头套带到行刑室，本来有三个犯人的，但有一个因为临时检举而被暂缓执行了，所以只有两个。执行室的布局是三间相连的房间，中间用半透明的玻璃隔开（玻璃上有一个口，犯人的手通过那个口伸过来，之后的注射死也是通过这个口注射的），犯人被带到两边的房间，之后躺倒在床上，身子下面早已垫好了早前准备好的尸袋，旁边依次环绕着四个戴墨镜的警察。中间的房间里医生早已待命（他们有两个任务：一是先期给犯人打麻醉剂，插好之后注射药物的针头，绑好检测心率的仪器，二是几分钟之后解剖尸体，取走可用的器官。）检察官和法官还有两个警察都在中间的房间见证死刑执行。
早上9点33分
01号囚犯准备完毕，心率检测软件发出急促的心跳声
早上9点34分
03号囚犯准备完毕，另一心率检测器亦发出同样急促的心跳声
早上9点36分
总指挥通过对讲机下令执行死刑（找了半天没找到总指挥在什么位置，是什么人），两个负责执行的法警分别按下按钮，无色液体通过输液管流入早已被麻醉的犯人手臂中，心率好像突然变快很多（说好像，是因为不排除我当时特别紧张感觉出问题的可能）我特地看了旁边人的反应，有一个年轻的法官脸色发黑，领导们依旧坐在走廊里，旁边的女检察官看起来则没有太多表情，我大多数时候是盯着那只露在这边的手的，一个犯人连指头都没有动，另一个可能麻醉的不深，或者手臂没有固定好，中间手臂从支撑的垫子上滑下来了。
早上九点38分
心率检测器显示器上线条变直，03号犯人死亡
早上九点39分
心率检测器显示器上线条变直，01号犯人死亡
早上九点40分
公安收队
早上九点41分
转身出房间，过道里他们刚抬着03号犯人的尸体去解剖室，被我正好撞到，只看到侧脸，除了垂着的头一切和活人无异，医生已在另一处等候，那些人应该把他装进尸袋再抬的！
在谈到影片在09年威尼斯或获平线大奖时，导演说：本来07年就收到邀请了，但一直在等总局的审批，这一等就是两年。他之所以不选择与王小帅一样‘违规’参展，并不是一种胆怯，而是为了以后有更多的人能拍类似的司法题材的电影，他认为这相对图一时之爽而让全行业来吃药，是一种更负责任的态度。
对于王小帅导演一直坚持做独立表达，他仍然是很尊敬的，认为从电影的艺术角度来说这是最基本的。
当记者问到下一部片子是否还是关于司法题材的影片时，刘杰说他做不动了，需要缓口气，不想被人盖上一个单一的戳子。下一部影片将是大投资的影片时，他会参考《悲情城市》这类打着的商业大片幌子的片子，但是会去寻找自己的平衡点，刘杰认为一定要对投资负责的，否则这也会是对中国电影的伤害。
在谈到我国司法现状时，刘杰认为中国还停留在一个同态复仇的初级阶段，在法律层面上我们的意识还停留在人情社会的阶段，包括他自己都一直处在一个关系社会的网络中，如果有人不愿意加入，那么他会没有生存的余地。他认为《透析》所反映的还算好的，他在拍摄《马背上的法庭》是，更加绝望……
记者：审判长刑场喊停的原因是什么呢？
刘杰：我也不知道。其实说实话，我拍电影特别不愿意明确的告诉你1.2.3.4.5.6.7，我特别不爱干这样的事情，要是我看电影，凡看到这样的电影——就是明确的告诉你这样的电影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导演很傻，也把我看的很傻。
因为人都是很复杂的。我说一白话：我去采访故事中的真实事件的当事人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他当时为什么在刑场喊停。这个人我没见到，但是他周围的人我都见到了，他周围的人说法不一，到现在为止他为什么喊停都不知道。有人说他这不用说肯定是受了贿，有的人说他呢，就是疯子、有毛病，其实说什么的都有。现在我就觉得你怎么去理解都行。
记者：影片的中文名：‘透析’，仅仅是因为片中的民营企业家肾衰竭需要做透析，还是说有别的特别的意思呢？
刘杰：就是看透中国社会吧，呵呵。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的，我从小就有这种体验。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刑法的，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同桌的女同学，那时候我们同桌都是女生的，同桌的女生的哥哥就在那一年被、被执行了。这是我第一个可以去想象有关司法的情景。
在那段时间那个女孩谁都不理，她一直低着头，希望把她那个头伸到课桌里面去。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会经常出现一个白的布告：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枪决了，一个大红勾或者一个大红X的布告。然后每过个半年几个月就会有一个公审大会，大家都要去参加，在一个几万人的体育场里头，有几个大卡车然后游街再拉走，有些胆子大的同学会跟着车跑去郊外看刑场，我是一个都没敢去看，小时候给我这种印象太多了。
我还认识一个人，在84年吧，因为什么呢？他可能是最早的一些买摩托车的人，你可能都不知那时候的摩托车有多小，叫明星摩托车吧，他那时可能就觉得自己可威风，然后路上有一个老头挡住了，在和那个老头几句口角之后呢，就推了那个老头一下，老头就跌倒了，死了，然后他就被枪毙了。
所以我是经历了很多，不断地积累才选择这样一个故事拍了这样一个电影。
包括在90年的时候，在通州法院有几个朋友在那里头，那时候学校毕业后有一年要下基层。在那一年的时候他们审了好几个案子，在那时候我才知道法律很简单、法官是很好当的。就是400块以上就够刑事，1000块钱一年，两万块就判无期，两万以上就是死缓，3万以上就是死刑。
其实到97年的时候,3万已经不是个什么东西了，所以后来我就再想这个事情时，就是到了07年的时候就想做这样一个东西，在07年我向朋友说这个故事的时候都说我胡说八道，3万块钱就把你毙了，这不可能！
我说这个事真的，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而已。但是10年前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在97年的时候可能没有人说你神经病你胡说八道，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没那么诧异。所以这个电影对于我来说，我做它的理由就是让大家去看一看想一想，10年前可能这只是很平常的一件事，10年之后你可能会很震惊。就像也许今天我们认为一件事情很对，但是10年之后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羞愧一样。
其实中国人，包括我要是有一个案子缠身要面对一个法律诉讼的时候，我可能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案子是归哪个法院管，我在有认识的人么？这真的是中国人最普遍的心态，这个传统的心态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不相信法律，不相信机构。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悲的，在法律层面上来说全民的意识还停留在人情社会上，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小的城市那真的是……。
要是我在北京你要有点什么事你可能还~，比如说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的车违章被交警扣了。在北京的话可能没办法，那我在涿州的时候，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直接给市委书记打一电话，市委书记在五分钟内就能把电话打到交警，然后那个交警马上很客气的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你先走吧。’真的就是一些关系网，要是有一个人不给面子不加入这个，那么他就根本没有生存的余地。
在05年的时候我去泸沽湖拍《马背上的法庭》，我更绝望。真的，我不知道民主制度在基层该如何建立起来，如何要大家相信我们要靠法律来解决问题，要让大家相信我们是有制度的是有公理的。
那时候我在云南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要搞普选在一个乡这么问题，西方民主搬过来普选没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乡里的所有居民分属于三个家族，之后那个家族赢了就残酷迫害另外两个家族。
最后势力大了，上级政府没办法，就干预，但干预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干预也挺有意思，咱们也不能把这民主破坏了，那我们就重新划定行政区，没事，你们家族最大是吧，我就把你们家族这个村就划到另外一个乡去。
真的就是这样非常非常难办，我觉得这需要大家的物质水平、生活慢慢好了，然后教育慢慢的提高，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慢慢的慢慢的让人们变的更加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