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下的悲苦人——人民广场露宿群体

　　壹报调查“寒风中，谁在露宿，谁是冻死骨？”之七
　　
　　
　　上海露宿者调查之三
　　
　　
　　
　　霓虹灯下的悲苦人
　　
　　——人民广场露宿群体
　　
　　
　　壹报特约记者顾伟琪，潘慧，张瑶2010年3月25日报道
　　
　　
　　被誉为“城市绿肺”的人民广场位于上海市市中心，是一个融行政、文化、交通、商业为一体的园林式广场。广场北侧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西北侧为上海大剧院，东北侧为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南侧为上海博物馆，人民大道穿越其中。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圣地”背后，零散地生活着许多的露宿者……
　　
　　
　　
　　周旺明，男，61岁，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李某，男，40多岁，江苏南通人，未婚。
　　
　　
　　在人民广场地铁站通往8号口的楼梯上，有两个人在下象棋，还有两个人在观棋。
　　
　　
　　下棋中的一个人瘦骨嶙峋，两边的颧骨在一层皮的包裹下向外突起，衬托出尖尖的下半张脸。黑兮兮的脸上满是皱纹。他带着一顶棕绿色半旧的帽子，帽檐下露出丝丝白发，身边放着一个和帽子颜色一样的脏兮兮的斜肩包。在赢了一盘棋后，他稍稍移了移位置，眼望着对面的出口，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我是上海人，出生就在上海。”“没想到吧，小姐！”旁边有人说了句。周旺明瞟他了一眼继续说道：“说说我怎么变成这样的吧！”
　　
　　
　　“闹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我下过乡，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回来分到了公交公司，还结了婚，和老婆有个女儿，怎么说呢，也算是有家庭，有事业。”
　　
　　
　　“我有个舅舅，打仗的时候被国民党抓取当俘虏了，后来就和蒋介石到了台湾。谁想到了台湾没多久老婆就死了，他一心想再找一个大陆的，说是安全。开放后两岸三通，他回来让我们帮着找老婆，我和我老婆就给他找。结果，他都没看上，看上我老婆了，我老婆带着我的女儿和他一起回了台湾，临走还给我留了一笔钱。”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吃喝嫖，后来工作也丢了，慢慢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那您希望社会怎么帮助您呢？”
　　
　　
　　“我就希望能给我安置在一个能住的地方，能给我一点最低的保障。我都61岁了，去找工作，人一看一把老骨头没人用！”他不仅轻叹一声，“我现在就去捡这个，”还边说边从那个斜肩包里掏出一个被压扁的乌龙茶的塑料瓶，“一个买1毛2，金融危机那会儿，才6分。卖完的钱买点吃的，有时候晚上还可以有钱上网吧就不用在外面挨冻了。”
　　
　　
　　他似乎想起什么，急迫地说：“我还希望能给我办一张身份证，我现在连身份证都没有。不过我有老的身份证，我还能背出来我的身份证号呢！可是没人给我办新的身份证，他们像踢皮球似的。我去居委会，人家让我去街道，街道又让我去市里办，在市里我都哭着求他们给重新办一个。人家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他眼眶里满是泪水，可是没有流下 “没有身份证网吧去不了，像什么银行卡也办不了，有点钱放身边晚上也怕被偷呀，搞不好警察还抓你，进去了还不放你出来。又一次我被抓进去了，我让他们给我开个身份证明，他们不给开，我就闹事，拿头撞他们的玻璃，这才给开，你看。”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题头为“上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我想把一寸照片贴上去，让他们盖个章，他们又不肯。其实我知道这个要有关系，给钱才行。”
　　
　　
　　“我和你说，就那些新疆人，”他用手指了指八号口，“他们都认识一两个警察，有靠山，被抓进去了没几天就放出来。那些在地铁门口摆地摊的抓了就不放了，第一次被抓要拿600快钱才能出来。”
　　
　　
　　“还有遣送站，他们都是有任务的，乱抓外地人。” 一直在听周旺明说话的李某终于开口了，“有身份证的也抓。被抓了以后就搜身，把钱藏起来，发现了就打。我刚来上海那时候，花100元和一个杨师父在公园学太极拳，刚学几天，往回走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在我身边问我是不是外地的。就我们穿的，一看就能看上出来是外地的。”他解释说，“等放出来了，人家都学好几招了，跟不上了。”
　　
　　
　　“后来，”他换了个蹲着的姿势， “我在医院替人家排队挂号，这个可以赚钱，却被警察抓了。”“小姐，我先走了啊，去捡瓶子去，要不今晚没地方去也没饭吃了。”周旺明打断他，和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戴上了一副眼镜，说完就领着斜肩包走向3号口。“我就被送到青浦区待遣，”李某接着说，“我在那呆了5个多月。刚进去，警察就让做700个蹲起，就这样。”他向我演示，双手抱头，蹲下起来，做了五六个，“有个胖子实在做不了了，过去和警察说，警察踹了他一脚，让他回到原地，随后过来两个警察架着他接着做。蹲完500个以后，给我们每人一杯盐水。”
　　
　　
　　“那你们在监狱里都干什么啊？”
　　
　　
　　“干活啊!像做彩灯，装西瓜用的网袋之类的，完不成任务也挨打，晚上不让睡觉，盘腿坐在水泥地上。早上起来给两块萝卜干就着米饭，哎呀，那米饭里还有霉米！”他唏嘘着，“中午呢，就是细粉加海带，冬瓜片。我先把饭分两半给别人一份，再吃余下一半的一半，”他边说边比划，一半的一半，“三个月以后我就病了，早上起来眼睛肿的嘞，都睁不开眼，腿也不能打弯，就这样。”他站起来，做了一个小的弓字步，“就这样，后来浑身生疮，满身都是。”他两只手在胸前比划着，“这才把我放出来要不我要蹲6个月呢！”
　　
　　
　　“那有没有死的呢？死了以后怎么办？”
　　
　　
　　“死了啊？就放在袋子里烧掉，家里都不知道。“
　　
　　
　　“还有，地方的遣送站给上海的送东西，让他们把人送到自己的地方。”
　　
　　
　　“为什么啊？”
　　
　　
　　“赚钱啊，像近一点的苏州，到了给30块就放人，南通100元，我有一次没钱，都被送到连云港了。警察让我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汇300块钱过来，自己扣200元，还有100给我。”
　　
　　
　　“你这么年轻，怎么不打工？”
　　
　　
　　“没找到好的，活太累给的还少，一个月900够干什么的在上海？”
　　
　　
　　人民广场地铁站在夜间整修，开始响起咣咣的金属碰撞声“小姐，我也走了，找个地方睡觉去，你注意安全啊！”说完，匆匆的消失在了长长的地下通道里……
　　
　　
　　
　　
　　他姓林，43岁，福建人，作为家中的老二至今未婚，他说自己是社会边缘人士，不靠政府,也不靠任何人。外出谋生，是因为不想拖累父母，但是没尽孝道，心里感到很惭愧。
　　
　　
　　坐在地铁站的台阶上，他一直用他夹烟夹到发黄的手捂着自己的嘴，轻声轻气地说话。背后枕着一个瘪的黑色包，身上衣服很单。他说自己曾去过广东、深圳，四处漂泊继而来到上海，虽已在上海待了一年多，却对这个光鲜的城市无太大的印象。
　　
　　
　　“我没有感到什么社会的和谐，也没有感到被关心过，即使在大冬天，都没有收到过一条棉被，连大衣都没有，政府也没有给过。”虽然如此，他说他依然能够理解，也知道自己怎么能够生活。“男人嘛，总是要靠自己。”他举例，有时会去搭舞台，看机器，帮忙卸货，在没有零工可打时，就捡捡瓶子卖卖。
　　
　　
　　“我们睡觉都差不多要到11点，一般睡在天桥底下、火车站和商场门口，11点他们会关门。打工时，只有在晚上加班的情况下才会供应晚餐，一般只有午餐而已。”当被问及打工时住处的问题，他摇摇头，“住处是没有的，有时睡在工地上。如果是半个月这类的工，视情况而定了。”
　　
　　
　　在中途当中，他突然询问我们政府有没有出台什么政策，令我们一时语塞，扫眼一看，发现他的周围有几张报纸，而他一开始就表明希望社会可以予以关注。
　　
　　
　　“人总是想出去闯闯，”他随后指着自己的心口，“再苦再累，只有自己知道。”
　　
　　
　　“在收容所的时候，会有人把你当犯人看。”他低着头，换了个话题，“自己没有什么手艺，在老家也就是在工厂做做，后来下岗了。如果还有什么希望的话，就想着学门手艺。”
　　
　　
　　从始至终，他都有看着我们的眼睛回答，他说现在大学生要求太高，他说上海发展很快，他还说他很理解社会处境。在我们谈话过程当清洁工要他注意不要随地乱扔烟头的时候，他很客气地说对不起。
　　
　　
　　而他已经许久没有跟家里人联系了，在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到来之际，他会离开上海，去哪里，没有定……
　　
　　
　　他姓郑，江西人。在我们采访林先生的时候，手里一直拿着报纸，耳朵里塞着耳机，时不时的会抬起头看我们几眼，听我们 说说话。在谈及上海政府不予以帮助，管制露宿人员时，他立马甩开了报纸，打开了话匣子。
　　
　　
　　“我曾经就被关过，在南汇，关了两三个月，每天中午一顿饭，早晚只喝粥。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宁愿到处流浪，都不进住宿站吗？”他睁大眼睛看着我们，“那是因为不自由，外面宣传说可以进出自由是假的。在那里没有水龙头，不刷牙，不洗脸。”
　　
　　
　　“但是对比上海，广州做地更好。到冬天，政府会给我们提供住的地方，进出自由。在广东大年夜，会派人把很多菜放在马路上。”
　　
　　
　　“那您为什么不留在广州呢？”
　　
　　
　　“广州要开亚运会了呀。和上海不同，广州需要的是密集式的熟练工，”他一边说着，一边跟我们比划，“上海很大程度上需要的是技术工，这就造成了很多打工者打不到工。”
　　
　　
　　他说话的声音相比较前者很响，底气颇足，在闲谈几句后，便匆匆离开。
　　
　　
　　
　　
　　“这是我今天捡的瓶子，你今天捡得怎么样啊 ？”说这话的小伙子姓张，皮肤黝黑，总是笑呵呵的，今年已经32岁的他仍未结婚。他找不到工作，也没有打短工，平日里就靠捡瓶子维持生活。
　　
　　
　　“你是哪里人？”
　　
　　
　　“说出来你们都不信，我是上海杨浦的。”说着他就把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拿出了身份证往我们面前一递，脸上依旧挂着他那招牌式的笑容，即使已经是晚上11点多，在他脸上也全然不见疲惫之意。
　　
　　
　　“那一个瓶子能卖多少钱？”
　　
　　
　　“这一个能卖一毛二。”这时一直坐在一旁没有说话的另一个男子拿起他手中的塑料瓶子向我们展示他今天的成果。
　　
　　
　　这名男子姓姜，今年34岁，安徽人。和别人不一样，他衣着十分干净，但脸上始终没有太多的变化。
　　
　　
　　“我其实之前在一个化工厂干了七年，一次因为我喝了酒，和厂里的一个老师傅打了起来，就被开除了。”说这话时他显得有点拘谨，没能再说地下去。“现在也就过一天算一天，这样下来，人也变懒了，上海这个地方养人啊，捡捡塑料瓶子每天就有20块了。”
　　
　　
　　“钱够用吗？”
　　
　　
　　“每天吃一碗2块5的面，里面东西很多，饿两天的也吃不完，我每天都要喝瓶酒，2块5一瓶，最便宜的那种，其实我原来不喝，现在就想麻痹自己。”说到这里，他点上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就在我们请求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他转过头，摇了摇手，便径直离开了，而张姓的小伙子，则很开心地在我们面前摆了一个俏皮的姿势，在“欣赏”完自己的照片后，笑眯眯地跟我们说要“回家”了，是那个属于露宿者流动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