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 張鐵志
　　2010-03-28 23:31
　　
　　──野百合学运二十年反思
　　
　　1990年在台北发生的「三月学运」，或者「野百合学运」，是台湾战后史上最大的学生静坐抗议运动。二十年来，这个运动已经成为八零年代台湾学生运动的象征，一个过于巨大而充满扭曲的符号。此刻回望这场运动和其所代表的意义，到底还剩下什么？而当年那些盛开的花朵如今都到哪里去了？
　　
　　1988年李登辉担任总统后，国民党内开始出现汹涌的权力斗争。在1990年中华民国总统改选之际，党内出现主流派与非主流的斗争表面化。负责选举正副总统且从未改选过的国民大会，竟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任期延长为9年，让各界对国大争权牟利行为极度不满。毕竟，台湾已经开启民主化的大门，国会全面改选更是八零年代民主运动的主要口号。
　　
　　1990年3月16日，几名台大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拉起白布条，上面写著「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而后，台大学生会和各校社团动员支持他们，且有更多自主性的学生来这个学生称之为「中正庙」的广场展开静坐。人数最多时超过五千名学生，并有多名学生发起绝食抗争。
　　
　　学生提出的四大诉求是：「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并以「野百合」做为三月学运之精神象征。
　　
　　3月21日，李登辉在总统府接见学生代表。次日，指挥中心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际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学生运动联盟」（简称「全学联」），学生陆续撤出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三月学运。
　　
　　当年野百合学运的前三个诉求都达成了，尤其是国会全面改选，让台湾在进入九零年代的门槛上，更往民主体制的架构迈进一大步。但这当然不全是学生的功劳，而是民主运动长期推动累积的社会能量，并且也符合李登辉的政治利益。学生们只是扮演了关键的临门一脚。
　　
　　这场运动的出现虽然有其临时性，但也可以说刚好总结了过去十年的运动成果。原本八十年代就是台湾社会力解放的年代，学生运动也是其中的一环。从台大学生争取学生会长普选开始，从北到南许多大学出现学运社团和学生运动，去争取校园学生权利和言论自由、参与校园外的政治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反省学生和社会的关系。当时主要有两种运动路线：政治民主运动和更强调与社会弱势连结的人民民主路线。
　　
　　于是，学运干部在和校方、和国家暴力、甚至不同派系的斗争经验中，学习论述和组织经验；干部之外的学生则被这个变动的时代气氛深深感染。到了这场三月学运，更成为许多人的生命启蒙经验。当年总指挥、现任台大教授范云在2004年为文说，「对很多第一次参与抗争运动的学生而言，野百合学运是个独特的青春记忆……。这些理性与情感的交锋、理想与现实的对话，对每一个参与者而言，都是一场民主启蒙。」
　　
　　当然，运动中不是没有矛盾，尤其有两点强烈争议。第一是学生们拉起了一条线，把群众和学生分隔开。这条反映了学生对自我纯洁性的定位，认为这个纯洁使他们可以取得相对于政治的道德制高点。
　　
　　第二个争议是学生最后见了李登辉，且次日就撤退，因此被很多人批评这是被摸头，让李登辉收割了运动成果。甚至有人诠释，这个摸头摸走了整个八零年代学运的能量，让九零年代之后的学运开始衰落，让野百合学运世代开始堕落。
　　
　　然而，这样的历史诠释是有问题的。一如野百合是多年学运的汇集绽放，学生运动也不是在这场华丽绽放后就凋谢。光就能量来说，晚野百合学运两个月的「反军人干政」、次年四月的「独台会案」，都依然有人数庞大的学生和教授走上街头。九零年代之后大规模学运的退潮（而非消失），可能是因为形式民主的逐步确立（国会改选、废除黑名单），多元认同政治/文化政治的进展、以及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袭击有关。且后来仍有一代代理想主义学生投入各种校园及社会改革，只是他们没有当年那么幸运被大众看见。
　　
　　所谓学运世代或野百合世代的堕落，不是一场误会就是恶意的扭曲。犬儒主义者廉价地把「三月学运」等同于「学生运动」等同于「学运世代的从政者」，然后以学运出身的政治人物来代表整个学生运动，并以否定前者来否定八零年代的学生运动，或整个学生运动的意义。野百合世代中参与政治者确实令人失望，因为他们至今更多是被政治权力改变，而不是改变了政治，然而这些人其实是少数。更多人是走入学术、文化、媒体、社运领域，或者其他社会部门，并成为这些领域的中间份子。而即使从事政治工作的，也还是有人不走选举路线，而试图在看不见的地方推动政治改革。
　　
　　当年，几千人在广场上聚集起来支撑起了巨大的野百合花。而二十年来，离开广场的花朵们，还有许多不是最鲜艳的、最可被看见的人，在把野百合的种子带到社会各角落，继续追求社会和文化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