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惯性深恶痛绝的李红旗　《黄金周》导演访谈

　　
　　记者：您是如何从写诗和写小说的文学路线走到了拍电影的影像路线的？
　　李红旗：一开始就是帮别人写了一个剧本，他没拍，我就自己拍了。这就是我第一部电影《好多大米》。
　　
　　记者：那您觉得文本上的表达和影像上的表达有什么样的区别？
　　李红旗：当然有区别，就相当于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嘛，就像是一个是中文、一个是英语，你得完全转换一个思路来做，但是它们还都是在说事情嘛，还是有共通的地方，但是方式上就要换一个思路了。
　　
　　记者：那么影像对您来说意味着是一个能够很好表达自己的方式。
　　李红旗：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再一个也是一个自我认识和认识周围世界的方式，因为你要和更多的人打交道，你要做更多的工作，比写作时候要做的工作多得多。
　　
　　记者：那您为什么要用荒诞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李红旗：其实我一直想做的就是尽可能的简洁、朴实，我觉得如果我想有一个风格的话，就是没有风格，我不想刻意强调任何风格。在片子里就是有必要就用，没有必要就去掉。然后不断的减少、减少、减少，减少到最后剩下什么，那就是我想要的。而不是说我可以要去搞出一个风格，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我要树立一个形象。正好相反，我是努力不去树立这些东西，那么那些剩下来的，就是我的风格。
　　
　　记者：但是您的片子就是给人一种荒诞的感觉。我刚刚在看片的时候就在想，是您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诞的，还是用一种荒诞的手法来呈现一些严肃的东西。
　　李红旗：是因为我这个人就很荒诞。
　　
　　记者：有人说您的片子是反电影、反艺术，也有人说您的片子不存在“反”的东西，就是自己走自己的路。您怎么看？这种反叛是自然流露还是刻意而为？
　　李红旗：我最讨厌的就是刻意去做什么事情，如果是做，那就是自己认识到确实是不得不去做的、必须要去做的。如果要“反”，我肯定也是先“反自己”，然后其他我认为不对的，我再去反。
　　
　　记者：张献民老师说《黄金周》较之《好多大米》的区别就在于，《好多大米》是荒诞为主，抽象为辅，《黄金周》是抽象为主，荒诞为辅。您觉得他说得对吗？
　　李红旗：我觉得他说得对不对不重要，他觉得对就可以了，因为那是他的专业，他要做总结给别人讲课的，他必须要有自己的结论。他讲课不能像我拍的电影一样让别人不知所云。
　　
　　记者：所以不存在要做一个转变这样的问题，都是您内在思想的一个反映。
　　李红旗：对，对我个人讲肯定是自然而然的，我就是那样去拍了，在别人看来可能就很不能理解，那就只能说明我这个人有问题，别的什么也说明不了。
　　
　　记者：您曾说“要是每一个片子都完全在自己控制之中，做得也很舒服很爽，这才是可怕的，那这样的时间肯定是白费的。”那么拍片子对您来说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吗？刚刚您也提到拍片子也是一个自我认识和认识周围世界的过程。
　　李红旗：对。我觉得如果所有事情太顺利的时候，或者是你太幸福的时候，那种时候一定是浪费时间的。我记得那时候看契科夫，他有一篇小说里面有一句话我印特别深，他说“幸福的人是最乏味的，也是最讨厌的。”所以你工作太顺利的时候，肯定是幸福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浪费时间，那样已经是惯性了。我就是在让自己不断的摆脱惯性，我对惯性是深恶痛绝的。
　　
　　记者：这和电影中有一句话“人在家里边住久了是会慢慢死掉的。”一样，是不是都反映了一个“真正的生活应该有一种不确定性”？
　　李红旗：不是真正的生活，是生活本来就有一种不确定性。人之所以组织一个家庭、组织一个人类社会，就是想去避免面对那种不确定性，但是那是没有用的，那种不确定性始终存在，人只能是把这个谎言越说越大而已，就像一个没有根基的建筑一样，越盖越大，顶部不断膨胀，但事实上已经越来越危险了。
　　
　　记者：为什么要和这么多的先锋艺术家合作？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各自的个性太过鲜明而出现分歧？不能达成一致的时候该怎么办？
　　李红旗：很少出现这种问题，你所以为的那些先锋艺术家，他们都很好相处的，倒是有一些传统的人是很难相处的，看上去道貌岸然、德高望重的人倒是很难相处。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做电影还是做音乐，他们对那种自己不了解的东西都是很宽容的，倒是一些上年纪的人不宽容。他们不理解的，在他们的思路之外的，他们会兴奋，他们能接受，不会排斥。
　　
　　记者：您以后的片子还会继续这种冷掉路线吗？
　　李红旗：不一定，但是我肯定不会往跟现在相反的路上走，就是那些我已经远离的部分，肯定会更冷，如果是热的话，也不会是正常的热。我不会去拍一个让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东西，大家都很容易去接受，我肯定会逆着来的。但也并不是说我要故意逆着，因为我实在是不能认可他们的趣味。
　　
　　记者：您觉得技术是为内涵服务的，还是内涵隐藏在电影的技术当中？拍摄技术重要不重要？
　　李红旗：技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技术不仅仅是表面的技术，一个人内心的技术也是一样。你的操控能力，还有你的取舍能力，你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画面、每一句台词、整个影片的结构，都应该是为同一个目的去服务。就是这部影片是一个整体，你不能把它分开来，这个电影摄影不错、这个电影编剧不错、这个电影演员表现不错，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肯定不是一个我认为的好电影。如果是好电影的话，那它一定是一个整体，不能说哪一部分好。而且它可能会更细腻，因为表面上能看到的东西可能还分析的出来，更多的是你的想法、你的感触等等，那些部分是更难把握的技术。
　　
　　记者：现在的独立电影很大一部分都是纪录片，有一部分还是会追求一些视觉上的东西，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完全不追求技术，只注重事件性。那您觉得那样的片子有价值吗？
　　李红旗：那类的纪录片就是所谓的现实意义，他和当时发生的事情是直接相联系的，就像一个新闻报道。大多数人会觉得那些电影会比一般的电影有意义，因为它会直接点明问题，很多人也会去关注，而且也都是很敏感的问题。但是我不会喜欢那类的电影，我如果拍纪录片也不会去拍那种题材，我对时代没有任何兴趣。
　　
　　记者：您拍的这两部电影是想和生活达成统一还是想造成更多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用电影来解释生活还是一个纯艺术？
　　李红旗：对我来说，如果我拍一个电影，我觉得有必要、有意义要去做那样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的目的一定是找到人的一生从生到死这个过程更重要的部分，那些我觉得所有人可能都没有发现的、被忽略的、或者是没有能力去发现的那些东西，这就是我真正想做的。
　　谈到这点的时候误解就会很多，因为很多人都在谈这个，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也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但在别人看来是很可笑的、毫无意义，这个人太荒谬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说要做的话，那就是唯一要做的一件事。
　　
　　记者：那只能说您的思维和关注点是更加哲学，更加形而上的了。
　　李红旗：我尽量避免所有界定自己的概念，我去了解这些概念，然后了解它们的弱点，才能知道怎么更准确地去发现问题的道路。其实我一直想要搞清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活这一生意味着什么。它一定不是现有的所有的结论所概括的那些，它一定有一个真正的、隐秘的含义，但是那个含义很多人想去领会、去认识，但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认识到了，如果真有那样一个人认识到了，我就会很轻松地做他的追随者，我就按照那样去做就行了。但是我现在找不到那样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它是正确的，那我只能自己来做这个事情。
　　现象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记者：扣子
　　责编：107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