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欢作乐》导演赵大勇专访　在众生中游离

　　记者：《寻欢作乐》的前半部分里对那些现实中很当下的元素的采样，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赵大勇：你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你是很自然要考虑到影片一个整体的思路的。你怎么把这个话说出来，要说什么？那你自然会要在影片涉及到很多的小的现实的片段，但是这些都是要服务于你最终要看到的东西。
　　
　　像建民和小芳；小芳和那个没有露脸的老男人；小雅跟建民；小雅跟黑社会老大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点，而这些东西就是现实，现实生活也就是这样，没有逻辑，但是有大逻辑的。那么我这样的处理就自然不会干扰到观众的一种思维。这些大的思维里面有小的思维的构成，这些小的思维再精彩也不能抢夺我的大思维的表达。
　　
　　而且我自己也在尽量避免常规讲故事的手法，但是我在表面上有给人感觉我是常规的讲故事，实际上是没有的。因为一旦落到主流思想上去，那就会回归到常规形态。
　　
　　记者：影片的前半部分给我的感觉是有些繁杂的。好像主线不是很明确，几个东西是平行在走的。
　　
　　赵大勇：实际上第一个部分几个平行的东西就是两条线：黑社会老大和建民。他们是一个空间里的两个事，所以我没有把它相遇，没有调到一块去。小芳和小雅始终是围绕着建民在走的，和黑社会老大是平行着发展的。
　　
　　如果你在细看一遍的话，有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影片，可能你，包括我自己，每看一遍都有不同的结论。我相信你看三遍可能有三遍不同的结论，所以这个留的余地特别大，留的空间非常非常大，你每一样东西你都可以去思考。包括人的生活状态，包括影片结构、内容、形式的东西都可以去思考。
　　
　　记者：影片前后两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好像有些松散，您是怎么考虑的？
　　
　　赵大勇：你单纯要去把两个部分联系在一起是不可能的。我也没打算他们要联系，他是完全两个空间的东西，但是有一个东西你要细致思考一下，那就是两个男人的处境实际上是一样的。他们面对的结局、状态和人的内心里的状态都是一样的，警察要做的事，一样是他遥不可及、他没办法去实现的，比如他对58号犯人的喜爱。前后的两个部分我没打算让他们有联系，但人物的内在是一样的。你仔细想一想绝对是一样的。
　　
　　记者：这在剪辑上......。
　　赵大勇：剪辑上当然是有计划的。剧情片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设计的，设计上要不漏痕迹、自然。要追求自然，导演在创作上尽可能的避免僵硬。
　　
　　记者：影片的前后两个部分的转折点由建军被骗进传销组织后，被抓进了看守所。这样的安排的意图是？
　　
　　赵大勇：你知道小任这个人物本身都是一直是在混，什么赚钱就干什么的。而且建民本身心里又受到很多打击，想改变他的生活形态，很自然就进去了。
　　
　　抓传销嘛，我有朋友他们去抓传销就是这样干的，哐~一脚门就被踹开了，一窝人就被端了，然后抓起来罚点钱就放出去了，他们经常要面对这些。地下传销组织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这个地下传销我还没做到很写实的状态，真正地下传销不是这样小板凳坐的整整齐齐，没有。地上全是草席子，盘腿坐在地上，地上都是放着饭碗子。一群人就那么挤在一个小房子里，窝在一起，每天做着发财梦。
　　
　　记者：我也有朋友被骗过，也听他们说过当时的情形，但是当看到影片里那样的情景时，还是感到很震惊，这样的场面您是怎么拍摄的呢？
　　
　　赵大勇：就是找群众演员啊，我这影片里没有一个是职业演员。基本上是各就各位，各自演回各自的形态，包括警察也是一样的。唯一有一个演员是学过的，属于半吊子演员，也不真正的职业演员。我在想这些角色的时候，就是针对他们去做的。我的电影基本上是随着演员的特点在拍，包括实际演出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演员他自身的生活经验就很精彩，符合我想要的东西。当然有些演员呢就需要导演给才能演好，但有些演员呢，是你导演给的越多他就演的越差，不给吧，他反而还演得好。
　　
　　记者：这样的话，拍的条数最多的是哪一条？
　　
　　赵大勇：你没看到，没有加进来。拍多条，不是戏的问题，是因为演员的状态。目的不是他拍的那条我非得要用，是我要把演员的状态找回来，让演员自己就位，能适应电影里的角色。所以可以无数遍去拍，尽管这在里面不起作用。最多有拍二三十条，很简单一场戏，有时候仅仅是动作，还没有语言，语言很简单、好处理，因为行为能到位能进入状态的话那就无需语言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其他导演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我觉得我这个做法应该是合适的。
　　
　　记者：选择广州作为影片的背景去呈现是因为？
　　
　　赵大勇：当然这和我的生活是有关的，是由你生活的经历发掘出来的，否则你凭空想象是很难的。包括其‘城中村’生活，我刚到广州是也住过一段时间的‘城中村’的，对这样的‘城中村’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状态是怎么样，里面是什么感觉啊是一样的。很多东西是自己在里面有感触的，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话，让我去生编硬造还挺难的，想象力不够啊，呵呵。
　　
　　记者：建明的骗子的身份很诗意，当他把所有求职者的照片都那样贴在他租房的墙上时，他更像是在完成一件艺术作品。这和您本人一直从事当代艺术有关系么？
　　
　　赵大勇：建明的骗是一个符号，没有实的。骗在一般的概念就是恶，但在影片里是更形态化的一种东西，跟善恶都没有关系。我没有去设定建明是个坏人还是好人，不受这个限制。
　　照片的话没什么特别的，反正就是很自然的去这样做，让它在视觉上、情绪上比较符合影片。当然这种符号也是可以展开去思考的一个点，这些照片是什么？众生嘛。每个人的内心里想的是什么？人的内心里都有这种倾向，都有这种窥探别人内心的想法啊，看人家的眼睛、鼻子、脑袋长得对不对啊，是好是坏啊。这些都是很常态的，只不过用这种形式给弄出来了，找了个小骗子作为载体。现实会不会这样？肯定不会。
　　
　　记者：下面您有什么新的计划么？
　　赵大勇：先把手头这个弄明白吧，推广出去。虽然说他是一个独立的作品，但这个作品完了你总要让它面世啊，去电影节啊等等该做的工作都得做。怎么办？还得要现实起来。像往下的香港电影节要放映、发行的一些细节都还没有真正做好。
　　
　　记者：这次您用的设备是？
　　赵大勇：摄影机是SONY PMW EX1 ,这次毕竟是个电影嘛肯定要达到高清级别。机器蛮好用的，小嘛、低照度也不错。只是电影的要求不一样，机器的附件的配备不一样，组装起来还是蛮大的。有遮光斗、转换器、滤镜等等，像我这样的质感、景深你直接拍是拍不来的。用了个mini35镜头转接器来接那个FM的镜头，以达到那样的景深效果。像晚上在大排档上喝酒打架的的那场戏，在低照度特别暗的情况下，就用的是佳能的7D，要不然你做不到。这方面的经费比录音稍微多点。
　　
　　录音是一个独立的录音系统，完全是按照商业电影的那一套来做的。声音花了大概有十七八万吧。这还不包括后期租混录车间的大概还要的两三万费用，这只是前期租机器、人员等等的费用。
　　
　　后期的调色一部分是香港做的，一部分是在广州做的。调色这部分花了很大的功夫，电影你要想有整体的质感你就必须调色，否则你就太实了，没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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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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