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也说虐囚案

　　也说虐囚案　　　　　　　　　　　
　　　　作者：晓波　　
　　由于制度的漏洞、政府管理的失职和人性之恶的综合作用，顺利完成了倒萨之战的美国，却在战后重建时期爆出最大的丑闻。美国宪兵在伊拉克制造了虐囚案，伊拉克囚犯受辱，阿拉伯世界愤怒，美国在世界上蒙羞。同时，在关于倒萨之战合法性的激烈争论中，虐囚案爲反美者提供幸灾乐祸的口实，也让亲美者感到痛心疾首。毫无疑问，从公布的有限虐囚照片上看，虐囚案的确令人发指，特别是那些涉及性虐待的恶行，对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拉克人和阿拉伯世界来说，简直是信仰和民族的双重奇耻大辱。尽管，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伊拉克的人权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境内外恐怖主义和本土反美武装的存在，使伊拉克仍然处于战时状态，不断的局部战斗和恐怖袭击，使普通百姓的安全仍受到巨大的威胁，日常生活也有诸多困扰，使美军占领伊拉克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置疑。现在，少数美军虐囚，不仅是对战俘人权的践踏和对伊拉克人的侮辱，更是对美军付出的牺牲的亵渎、对美国国家信誉的损害、对美国大中东民主化国策的阻击，而且是比任何外力阻击更有威力的阻击。比如，西班牙向恐怖分子屈服的撤军，对美英联军的伤害远远小于虐囚案。再往深里说，参与虐囚的美军，也是在间接地挥霍美国纳税人的钜额税款。也就是说，已经爲铲除暴君萨达姆作出重大牺牲的美国，现在却要爲少数美军的恶行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种恶行所造成的代价的背后，美国在人权保障上的制度漏洞和政府管理失误，肯定也难辞其咎。倒萨之战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一个和平民主、主权独立的伊拉克能否出现。在这点上，美国除掉萨达姆政权，仅仅是帮助伊拉克人清理了地基，而民主伊拉克最终的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伊拉克人的意愿和作爲──对美国的信任及其合作。那些曾经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受尽奴役的伊拉克人，万万没有想到，当初他们欢呼的“解放者”之中，也会犯下肆意践踏人权的恶行，伊拉克人对美国的信任危机将加剧，使本来就重重困难的联军当局雪上加霜。如果美英联军一旦无法控制住伊拉克局势，6月30日的移交权力也就难以顺利完成，那麽，正如有些西方和美国的某些舆论所言：美国的倒萨之战，很可能是一场“赢得了军事却输掉了道义”的战争。严重受损就不止是美英两国，更是伊拉克百姓，以及阿拉伯和全世界的民主事业。 好在1，美国具有比较健全的救济制度，可以发挥亡羊补牢的作用。率先揭露这一罪行的是美国媒体，虐囚一经爆光，从政要到国会，从媒体到公衆，谴责声浪遍及全美国，司法对有关责任者的追究也迅速啓动，多少弥补了虐囚案所造成的巨大损失。2，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建立民主的意愿仍然坚定，也在汲取以往的教训，不断调整伊拉克重建的策略。3，伊拉克人，尽管对美军占领日益不满，但对建立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仍然具有多数共识。4，现在的伊拉克局势，还在联军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萨德尔之流的投机野心家还只是少数，根本得不到什叶派多数的支援，并正在找到联军的围攻，其覆灭的命运指日可待。5，联合国在权力交接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正面。 所以，6月30日的如期交权还能够实现平心而论，能够找出某些理由来爲美军虐囚作辩护，而且这些辩护也未必就是完全有悖常理。 1，任何国家都不会完美无缺，即便如美国这样的老牌自由国家，也会有局部性的制度漏洞和管理不善，加之人性之恶的难以根除，发生局部性的人权灾难在所难免。何况是在战争中，任何交战国都很难保证没有虐囚行爲发生，只不过，美国军人倒楣，被爆光了。 2，虐囚案是美国人自己揭露出的，而有多少国家的虐囚行爲没有被爆光：不仅是战争中的虐囚，还有和平时期的虐囚。与那些无法爆光的国家相比，美国已经做得足够好了。美国即便出现了虐囚丑闻，但其人权保护与专制国家相比，还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虐囚固然要谴责，但专制国家无资格批评美国。3，冷战后，“人权高于主权”的提出，美国已经把战争的文明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尽量减少平民伤亡、没有领土野心、尽量在战后建立民主体制，然而，即便如此，在以主权国家爲实体的现有国际秩序中，任何自由国家对本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都必然高于对别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何况是在战争时期。
　　所以，基于以上理由，美国受到如此激烈的世界性谴责，有欠公允。然而，我反对以任何藉口来爲虐囚行爲辩护，国家利益不行、制度差异不行、战争行爲也不行，甚至，即便是在承认罪恶前提下企图弱化罪恶的辩护也不行。 我的标准是：1，践踏人权就是践踏人权，无论发生在任何国家或任何人身上，都必须把罪恶当罪恶，把耻辱当耻辱。我并不认爲：战争中虐囚行爲的难以避免、对本国人权和他国人权的关注必然有差异等理由，可以作爲美国军人虐囚得以免责的藉口。更不同意用自由美国和专制国家之间在保护人权上的根本差异爲理由来减轻谴责。在此意义上，我对那些用揭露虐囚案的是美国媒体、爆光之后的美国全国性谴责等理由，来减轻虐囚案的罪责，也很不以爲然。 2，其他国家出现虐囚案，甚至如果虐囚案只出现在英国军人身上，也决不会象发生在美国身上这样，引发出如此巨大的世界性的影响和义愤。有人会认爲这是世界的双重标准，宽待其他国家、特别是独裁国家，而独独苛责爲人类的自由事业作出过最大贡献的美国，就太有欠公平。但我认爲，这绝非双重标准，更谈不上有欠公平，而且，在人权问题上苛责美国是必要的。因爲：
　　首先，美国不是专制国家而是老牌的自由国家，对自由国家的人权保护的要求，自然要高于独裁国家。其次，美国又不是普通的自由国家，而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担了人权卫士的责任，在保护人权上就应该做得更好。这样的高标准，不是歪理邪说，而是常识性要求。正如社会名流要接受公衆的苛责、道德楷模必须爲社会提供效仿一样，世界的自由领袖也要接受各国的苛求，人权卫士自然要更好地保护人权，爲其他国家作出示范。虐囚案对布什政府和美国的道义信誉造成了巨大伤害！
　　但我相信：能够成爲世界自由领袖的美国，也有能力从错误中学习。以美国人对自由和人权的尊重，也以美国担当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领袖的信誉，美国有能力汲取沈痛的教训、检讨制度弊端和领导层的失误，也能进一步完善人权保障制度，特别是改善战争状态中的人权保障，治愈从朝鲜、越南到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俘文化”之创伤。以更杰出的保障人权的作爲，重建美国在伊拉克、在中东、在整个世界的人权卫士形象。二战以来，美国凭藉著理想信念和超强实力，对世界的自由民主事业的杰出贡献，历史地成爲自由联盟的领袖，向全世界普及自由民主，也成爲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美国又成爲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实力的超强和赢得冷战、特别是9•11大悲剧，更让美国坚定了向世界普及自由民主的决心，反恐之战，既是保卫美国的自由之战，更是向世界推广自由之战。美英联盟敢于冒著巨大的风险，在最敌视民主和最反美的阿拉伯世界里播种民主，其决心和勇气不能不令法、德等自由大国汗顔，也令其他独裁国家胆寒。 正因爲美国既是唯一超级大国，又是普及自由民主的领袖，加之小布希总统在反恐上的“要麽朋友，要麽敌人”的划分，自然使美国在世界上陷入爱恨两级化的分裂之中，特别是因对倒萨之战的不同态度而导致的对立，大有爱得热烈和恨得咬牙的极端两级化之势：在西方联盟内部，明显地划分出挺美的新欧洲和反美的老欧洲，如此鲜明的爱恨对立，在二战后的西方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阿拉伯世界，就国家政权而言，美国的盟友和美国的宿敌之分，大致延续了第一次海外战争之后的态势，最恨美国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各类恐怖主义分子。在亚洲，传统盟友一如既往支援美国，铁干反美的国家只剩下北韩与穆斯林大国如马来西亚。实用主义的中共采取政权利益至上的双重策略：政府的对美外交保持低调，而对内的宣传灌输则高调妖魔化美国。在虐囚案上也不例外。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有关虐囚案的提问时，并没有高调进行谴责，但官方控制的所有媒体皆声讨美国军人虐待伊拉克囚犯，幸灾乐祸和声嘶力竭之声也充斥各大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砍头对虐囚，称之爲“媒体的狂欢”一点也不过分，而爲美国辩护的网文只能见之于民间网站。这也反映出独裁国家内部对美国的爱恨对峙：官方代言人及狂热民族主义者恨美国，民间的自由主义者爱美国。中国大衆在长期的反美灌输下，能够公开表达的主流态度是：爱美国国内的自由民主，恨美国在国际上的霸道。由此，热爱者期望美国的自由火炬尽快照亮全球，仇恨者要麽想看美国失败的笑话，要麽想叫美国人统统下地狱。而大陆的极端民族主义在骨子里是极端犬儒化，言说和行爲的完全分裂，口头恨美国恨到内心渴望美国绿卡。杰出的政治家邱吉尔曾说过：“如何对待犯罪和罪犯是衡量任何国家文明程度最可靠的标准之一。”虐囚事件作爲有违于现代文明标准的典型案例，对处在爱恨两极之中的美国的最大伤害，莫过于使美国的道义魅力遭遇重创，给仇恨者以煽动更大仇恨的最大藉口，使热爱者对美国的信任和期望遭遇重创，导致某些人的失望、焦虑、动摇，甚至出现由爱生恨的转变。美国在世界上的超强地位，固然来自其强大实力，但更来自美国作爲自由领袖的无可比拟的道义魅力。这样的道义魅力，是靠美国人在二战中的牺牲、在战后重建中的慷慨、在对抗共産极权中的坚定、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的仗义……逐渐积累起来的。也就是靠美国爲实现自由理想而甘愿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富的代价、靠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卓越实效赢得的。在这里，实力和道义、硬权力和软魅力，二者缺一不可，相互支撑才能相得益彰。固然，没有实力，自由理想无法有效实施，然而，没有道义，实力统治只能是过眼烟云，如果美国失去了二战以来所积累的道义资源，纵然有两个美国的实力，也无法继续充当自由事业的领袖。换言之，任何强者，除非他能把强大的实力转化爲普遍的公正，否则的话，再强大的实力也难以持久。不可一世的纳粹帝国和苏东共産帝国之所以最终瓦解，就在于强大实力主要被用于制造不公正。从罗斯福总统向世界昭示人类的“四大自由”开始，美国人最引以爲傲的世界形象，恰恰不是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而是自由、民主、人权等软魅力。所以，虐囚案一经爆光，才能在美国激起如此强烈而广泛的愤怒和羞愧。从政要到民衆，从媒体到国会，从宗教界到知识界，从军方到其他各界……令人“恶心”、“震惊”、“发指”等谴责，大概是出自美国人口中的最频繁的辞汇。无论伊拉克局势的前景多麽令人担忧，也无论布希或拉姆斯菲尔德如何爲此焦虑，更无论他们是否真心希望爆光，但作爲自由国家的政要，他们都必须接受置疑、批评、甚至不怀好意的诋毁，也必须向受虐战俘和伊拉克人民道歉！ 因爲，这里是美国，以自由和人权立国的美国！也正是自由美国，才会有虐囚案的自我爆光和全国性谴责，才会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将军们的接连道歉，才会迅速啓动国会议案和司法惩戒程式，才会下令禁止对战俘的逼供行爲。也就是说，无论以任何藉口，美国都不允许践踏人权的恶行畅通无阻，即便是战争中的国家利益和军队荣誉也不行。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全世界已经看到：美国正在尽全力挽回人权卫士的声誉。众所周知，揭露美军虐囚丑闻的第一人，是24岁陆军军士乔．达比（Joe Darby）。当达比亲眼目睹了美军的一些士兵虐待伊拉克囚犯之后，良知驱使他把一张揭露虐囚恶行的小纸条塞进了上司的门缝。于是，虐囚恶行被层层上报至五角大楼，美国军方下令对虐囚事件进行内部调查，并表扬了达比。随后，《纽约人》率先披露虐囚丑闻，美国的CBS于 4月28日播出了部分虐囚照片，顿时令美国和全世界的舆论哗然。达比作为身处伊拉克的美国军人，不可能不知道伊拉克战争的备受争议，对伊拉克的反美暴行和美军的不断伤亡也会有身临其境的体会；他也不会不知道这一丑闻的爆光将对美军和美国造成多么巨大的负面影响。然而，他仍然敢于揭露有损于美军荣誉和政府利益的丑闻，不仅显示出他个人的良知，也昭示了个人良知对捍卫人权的重要价值。历史上，许多人权案引起人们关注和得到救济，最初都得力于个人良知的作用，比如著名“德雷福斯案”就得益于作家左拉的控诉。 普通美国士兵达比的诚实，不仅让伊拉克囚犯受惠，从长远的角度讲也让自己的国家受惠。他的揭露，开启了及时制止虐囚恶行泛滥的序幕，也就等于防止了自己的国家在虐囚罪恶中越陷越深，挽救了以自由和人权立国的美国的信誉。现在，接受了《纽约人》采访的达比，已成了美国民众心目中的真话英雄，人们评论道：“如果没有人敢站出来，那么，这种毛骨悚然的丑闻仍会继续发生，那些丑陋嘴脸也不会曝光。”达比的母亲布兰克同样为儿子感到自豪：“亲爱的，我以你为荣。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真理永远战胜邪恶。”她还说：“说真话，永远对自己说真话，对你的国家说真话。我认为他这三个方面都做到了。”揭露有损于政府和国家形象的丑闻，是美国人特有的诚实爱国主义，根植于不信任政府的宪政精神和诚实守信的新教伦理。与用国家利益为借口来掩饰丑闻的爱国相比，达比的揭露才是真正的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超级强国，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具有强大的民间社会，它是政府权力最有力的监督者──监督不仅来自诸多的独立媒体和民间组织，也来自讲究诚信的无数个人。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公德专门奖励那些敢于“揭丑”的刺头，特别是那些紧盯住掌权者不放的“犯上者”，更被视为“真话英雄”。揭露了华尔街金融丑闻的女职员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再查查美国最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奖励的个人和媒体几乎全是揭出重大“丑闻”者。乔．达比对自己的国家说真话，让我想起中国的普通老军医蒋彦永大夫。在政府全力隐瞒SARS危机之时，他对自己的国家说真话，却不被自己国家的媒体所接受。多亏美国的《时代周刊》和互联网，才使蒋大夫的真话得以广为人知，迫使中共政权不得不改变应对SARS的策略。在客观上，蒋大夫以一个人的真话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和健康，也挽救了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的信誉。两个月前，他在六四问题上的勇敢直言，再次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然而，在美国，达比的勇敢得到美国的言论制度和社会公德的双重奖励，而蒋大夫的勇敢，尽管得到大陆民间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却被中共政权视为必须进行封锁和压制的“敌人”。于是，一个敢于对自己的国家说真话的真正爱国的老人，却被自己国家的政府及其媒体打入冷宫，而只能被境外媒体评为年度风云人物，这对于说真话的个人和听真话的国家而言，不能不说是双重的悲哀。在这里，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究竟谁爱国，是隐瞒真相的政权，还是揭露真相的蒋大夫？ 所以，对人权保护来说，个人良知固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言论和新闻的自由制度具有远远超过个人良知的根本意义，甚至就是首要意义。如果达比基于个人良知的揭露，只局限于军方领导层内，而没有媒体的随后跟进报道，特别是CBS披露虐囚照片，达比的揭露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也就不可能有之后的一系列人权救济措施的启动：美国政要的一系列谴责和道歉，国会众参两院谴责虐囚议案的通过，司法系统对虐囚嫌犯的法律控告，进一步的调查和美国军队的改革。换言之，美国媒体率先爆光虐囚案，把新闻自由对保护人权的基础性意义凸现在世界面前。如果说，保障人权的制度化，需要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的不断完善，那么，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不仅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具有确立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本体性价值，而且具有监督政府和保护人权的工具性价值，是捍卫自由的最有力武器：新闻自由下的舆论监督，既可以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比如，把恶行爆光于初发之时，可以防止人权灾难的进一步扩大），也可以起到舆论救济作用（比如，把长期封锁于黑箱中的人权恶行曝光，可以激活其他救济手段，对受害人提供急需的补偿性救济）。虐囚案再次提醒美国和世界：美国的开国先贤杰弗逊关于新闻自由的箴言永远不会过时：“假如让我来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一刻也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杰佛逊：《致爱德华　凯林顿的信》1787年1月16日）无论任何国家，只要有公权力存在，利用公权力侵犯人权的可能性就不会完全消失，作为对公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都必须成为保障人权的基础制度。在此次虐囚案中，美国展现给世界的是双重形象：一面是美国军人成爲迫害人权的罪犯，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等政要成爲美国舆论和世界舆论的衆矢之的。另一面是美国的普通士兵和新闻媒体再次成爲出色的人权卫士，同时也成爲人类良心的防线。也就是说，士兵乔•达比对丑闻的揭露，美国媒体对虐囚案的爆光和抨击，国会和司法等机构迅速啓动的制度救济，再次向全世界、特别是向那些正处在艰难转型期的国家作出了伟大的示范：人性之恶、人权保护与制度健全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虐囚案让全世界看到了制度失灵的教训：人性之恶的难以根除，制度约束对遏制人性邪恶具有关键作用。一旦制度约束出现漏洞，人性之恶就将乘虚而入，特别是那些得到权力支撑的恶行，就会制造出人权灾难。自由美国尚且出现这样的人权丑闻，逞论其他威权国家和独裁国家。 另一方面，虐囚案又让全世界看到了制度救济的有效：丑闻爆光后，美国的制度架构中的救济机制迅速啓动，其中，媒体、国会和司法三大系统，负有监督政府和保障人权的主要责任。虐囚案来自人性之恶、政府管理的失职和军队的权力滥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这一恶行的制度救济，先是媒体爆光和舆论谴责，接著是国会议案和司法惩戒，全部针对政府及其政要和有关责任者。虐囚案提请全世界注意：自由和人权的弥足珍贵，恰好与其的脆弱相当，特别是因人性之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约束，就随时可能因制度的纵容或漏洞而遭到践踏。因爲，人类无法彻底根除人性之恶，也无法通过全盘革命来再造新人，更无法创造完美的制度，而只能寄希望于制度的不断完善，即寄希望于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的不断完善，来保障人权和约束人性之恶。特别是对权力之恶的制度化约束尤爲重要。更进一步讲，保护人权也要寄希望于道德自律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是个人道德，更是国家的爲政之德。在世界性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只有不断地校正历史发展的道德方向，才能不断缩小人类中的邪恶力量作恶的频率和范围。无论科技多麽发达、财富多麽丰富、生活多麽优裕，失去道德方向的人类都将铸成灾难。技术和政治是否能够改善人类的生存质量，关键在于人类在道德上的抉择是否能够爲其提供正确方向。因爲历史的教训已经重复过多次：失去了正确道德方向的人类，既可以利用最先进的技术爲恶，也可以钻政治制度的漏洞爲恶，或借助于制度来大规模地作恶，最可怕的人权大灾难，大都是邪恶制度和先进技术合谋制造的。所以，只有建基于人权至上的道德及其真理，才能爲技术和政治提供爲善的正当性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从根本上讲，在当今世界，现代意义上的贫困，绝非单纯的资源匮乏、産出萎缩和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制度贫困导致的自由匮乏和人权贫困；最大的分配不公，也决非经济收入的悬殊，而是权利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尽管世界性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大潮已经不可阻挡，但是，仍然有大量人口生活在独裁或半独裁之下，自由国家的人权保护制度也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所以，如何通过制度的变革和改良来促进权利平等的最大化，无疑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没有完美的人性，也不可能有完美的制度，而只能寄希望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道德的不断进步。对于人权保障来说：宪政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宪政民主却是万万不能的。
　　走向自由的历史不是直线的，但失去自由引导的历史必定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