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导演程博访谈　 告诉别人我是独立电影人

　　在天津影迷幼儿园放映现场交流部分实录——
　　
　　程博：实际上我有一种愤慨，就是我感觉现在很多纪录片都在说事儿，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其实每个人都有事件，老百姓的影像的力量特别大，如果你愿意去看。比如一些西方的大片或者一些西方的艺术电影，有人觉得它们和中国没有关系，其实也有关系，因为它所关注的东西也是西方的底层，只不过因为西方人先搞电影，所以它的影像就好像是前卫的、标榜的某种模式。其实不是，你也有，如果找你的父母、朋友，试着用他们的眼光去看，用拍摄的方式去试一试，挺酷的，我就是这样试的。但是我现在不做那种东西了，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做作，就是好像还在模仿某一种东西，但是这样很美，底层也有一种艺术。
　　
　　现在我挺想过正常人的日子，因为我过了太长时间不正常的日子，我看很多人还在坚持这种不正常的日子，我挺羡慕他们的，另外我还很想知道他们的另一面是怎么活着的，是不是真的有人在支持他，他才过得很好，所以他才在外面摆出一种范儿说我能够坚持，其实在背后有一群朋友或者圈子在支持着他。我的情况是确实没有人帮助我，我很艰难，我也想过段时间就过正常人的日子，但是我自己控制不了。因为我从98年开始就喜欢影像，然后开始尝试借机器去拍，我第一次借机器的时候，我摄影师的男朋友还把我打了，就是怕我们两个人产生什么，到现在我还有一个疤，那是98年的时候。到了99年，我又开始拍，那台机器是我母亲打了两个月的工挣了几千块钱给我买的一台家用机器。所以我十几年一直在拍，我就很奇怪一些人怎么能够坚持，这个社会的工资就是那个状况，我很纳闷怎么能做独立电影人，但是我一直这么做，也告诉别人我是独立电影人。
　　
　　老张（片中人）：
　　
　　程博是比较真实的记录了我和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是很普通的。现在的一些报纸和舆论都在说小贩如何如何，实际上小贩这个群体是一群很善良的人，像影响市容之类的一些说法，都是政府有些部门说的，当然他们是强制定位，我们是弱势群体，跟他挣不了什么，让我们摆我们就摆，不让我们摆我们就不摆，到别的地方去摆，现在只有这样。现在我也没有什么长远地规划，干一天算一天吧，因为以前干了6年门脸，拆了以后也不好租到了，现在就摆地摊，勉强维持着，这个纪录片基本上拍得比较真实。
　　
　　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我在教堂没有下跪，因为我本身不是教徒，我就是每年的11月2号这一天去教堂，这个日子是追思弥撒，就是为逝去的教友祭祀，就跟中国的清明节一样。因为我的父亲、母亲、舅舅、姨妈、外婆，他们都是天主教徒，所以我每年去一次，早上六点。
　　
　　我是1952年生人，17岁就离开天津了，上山下乡，到31岁才回来，在东北呆了13年。如果不豁达的话，我恐怕也活不到今天，在那种恶劣的环境呆了13年，东北的那个农场管的特别严，1978年大批病退后，只剩下我们几十个人，说实在话，那日子恐怕现在的年轻人会自杀的不是一个两个了，估计得成片地自杀，不过我想得开，无所谓的事，就耗着，耗到给我们放回来。所以年轻人凡事都得想开点，一切困难总是暂时的，什么事都要往前看。
　　
　　1966年，我14岁，那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那个环境已经不允许去信仰宗教了，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经过洗礼的，唯独我没有经过洗礼，至于我入不入天主教，现在还是一个问号。但是我尊重我家族的传统，所以我比较尊重天主教。在解放前，一个传教从法国、意大利，一些欧洲国家坐船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到河内，从河内坐火车到云南昆明，下火车后翻山越岭到昭通，就得半个月的时间，根本没有公路，所以那些传教士在群山峻岭中一呆就是一辈子，现在的汉族教士一般连5年都坚持不住，所以说传教士精神了不得。那里最后一个神父是欧神父，是个法国人，他跟我的外公关系特别好，1955年的时候全体遣送他才离开云南，否则他终生就呆在云南了。对传教士的尊重也让我必须一年去一次教堂，这是一个宗教形式。
　　
　　生活的苦是说不上，做小商小贩也好，上山下乡也好，有时遇到事确实窝火，但是自己心态放正一点，也就过去了。比如现在的综合执法，他们如果不干这个，一旦失业，可能连饭都吃不上，管人管惯了，如果他们脱了那身衣服的话，比他们横的人有的是。老百姓就是话糙理不糙，说的都是实话。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话，千万别让他们干综合执法，还不如专门学一门技术，能够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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