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导演程博访谈　 告诉别人我是独立电影人

　　记者：首先介绍一下《根》这部影片的拍摄时间、素材以及后期的剪辑情况吧。
　　程博：应该是从02年开始，到09年的春节后结束，影片也基本上是这个逻辑顺序。素材拍了20盒，就是差不多20多个小时。剪辑用了5、6年，从05年就开始剪，后来我出国，在国外机器不好没法剪，然后回来之后又剪，后来我觉得不能再剪了，再剪就艺术了、不真实了。其实片子还有很多问题，但我就想这样了。
　　
　　记者：拍摄这个片子跨越了7年，你的上一部作品《光之车库》也是历时8年拍成的，为什么喜欢这种长时间的跟踪拍摄呢？
　　程博：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像CCTV一样采访一个角色，拍几下，回来之后就做个专题，这种做法我不予苟同。因为大多数电视台都是为了达到一个专题的目的，当然这也没有任何错。我觉得吃住行都跟主人公在一起，才能试图去了解一点儿他，《光之车库》也是这样。而且以前我拍摄我姥姥，也是这样，是从2000年开始。但是长时间拍摄对于朋友来说可能不太容易，除非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要允许你去拍摄他的隐私，然后你的隐私也会暴露。
　　
　　记者：为什么要拍摄老张这个人物呢？当时是有一个什么契机去拍摄的？
　　程博：我是先认识老张的儿子的，老张在吃饭的时候总是在听一些二战人物的广播，因为他对希特勒、当时英国的情况、哪场战役是怎么打的，以及其他细节都知道得非常清楚，我就很奇怪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知识。后来我和他聊天，知道了他在东北下乡的时候，和周围的哥们一起谈论苏联的武器之类的话题，喜欢二战，而且是只喜欢二战，与这个世界脱离。而他儿子，喜欢冷兵器时代的、中世纪的东西，两个人都是喜欢战争。包括在片子里，他儿子举着欧式的烛台，在读的是他写的故事里面宗教的神。在现实生活中，老张是做买卖，他的儿子是搞奇幻，他们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就很有意思。还有一点就是他爸爸这么不容易，却养着这样一个儿子，不是说老张的儿子坏，就是说他不理俗世，而且他儿子对父母的关心也不是特别到位，我当面也跟他说过这个事情，他一直是那种不太想跟父母聊，不想说任何事情的人。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拍摄老张，看看这样的儿子有什么样的爸爸。
　　
　　记者：你觉得“根”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什么？人类精神的根是否是宗教信仰？
　　程博：中国人有信仰，而且信仰相当多，并且在古代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多神论的国家，有很多神。可是老张生活的背景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信仰这个东西的意义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了，但是人们心中仍然有一个信仰，我相信是这样，但不一定是神，也不一定是某个宗教，可能就是继往开来的一种信心、一种信念，就是这个根。那么老张家的根呢，就是他的父母、他的亲戚，没有一个人没有教名，只有他没有，他总在想“我没有教名就好像我走之后没法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可能是出于一种潜意识里的原因，而去要一个教名，但是现在他还没有教名，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你问我觉得“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什么，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知识背景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根”就是每天晚上回到家，总是有那种菜味儿，那种独特的味儿，而当你走得特别远的时候再回想这个味儿的话，你周围的成功或失败都好像不重要了。你就是想回到家，看到千家万户都亮着灯，其中有一盏灯是你家的，这就是根。
　　我觉得老张的父母是在云南，他的根是在云南，后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的根早就离开那片世界了，他的根就是他的孩子和老婆。所以这个根就升华到千家万户中的每一个户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根，他希望以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属的那种感觉，“我有教名了，比如我叫约瑟，这就是我的根，我的儿子可以用这个名字来纪念我。”
　　
　　记者：那你觉得根其实是把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安全感和老张的一个信念结合起来了。
　　程博：对，可以这么说。
　　
　　记者：因为刚刚看完片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中国人的根，或者说是人类的根其实归根结底是一种安全感，不管一个人是信仰什么宗教，或者是追求什么生活方式，其实都是寻找一种心灵上的安全感。这个观点也和你说的每天回家能够闻到一股属于自己家的菜香味，是挺一致的说法。
　　程博：你说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一个事情，在05年的时候发生过一个故事，它激励我用“根”这个词。我小时候是在五大道长大的，出生也是在教堂后面的那个妇产科医院，在那儿生活了16年。当时80年代的时候，五大道基本上就和欧洲一样，没有这么多车，而且建筑也很老，也有英国人留下的木板地那种潮兮兮的味儿，我总感觉那儿不是中国。后来我长大之后，理智上知道我是在中国生活了，但是感觉应该是在欧洲，所以我十六、七、八岁的时候总跟我妈妈说我觉得我是在欧洲，我从小学说到中学再到大学，我说我的根在欧洲，后来我真到欧洲了，我闻到千家万户飘着他们国家的菜香味儿，看到他们的妈妈叫自己的孩子“安德烈回来吃饭”，我才感觉那不是我的。所以有时候我想，根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说法可能太大了，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讲，根就是那个味儿，没有了那个东西就觉得都没了，后来我再也不说我的根在欧洲了。
　　记者：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情结。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寻根这个词，其实追溯到我们原始的祖先，他们信仰的图腾也许就是最日常的一个物件，可能会让人拿它作为一个“根”的东西。
　　程博：对，是这样。
　　
　　记者：这个片子的前半部分一直都是很日常的生活的镜头，后来中间出现了一场雪景，这之后才慢慢把镜头转到教堂。那你想通过这些非常琐碎的生活细节透露出来什么东西？做这种实验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程博：我觉得我的实验性特别简单。国内大部分的实验电影都是要突出某一个主题，或某一种方式，而我不是，我想通过这些细节的镜头告诉大家，和老张一起等，你看着特别烦的时候，就是老张比你还烦的时候，因为大家看到的只是某一天的某一时段的他的生活都这么难受，他要看着那些东西看一天可能都没有任何人，可能有几个人。我就是想让大家和他一起等，这就是我想透露的。
　　
　　记者：刚刚你说这个片子如果再剪就过于艺术了，那你是不是觉得纪录片不能过于艺术？你在努力的回避艺术？
　　程博：早期的时候，我觉得纪录片是艺术，我就把它做得特别好看，我拍的几个小短片，但是我没有放映过，很好看。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因为我看到父母，乃至百姓这种不容易的生活，我觉得我应该录下来，不应该加入自己的感觉。可是后来我录的时候就发现，尤其是中年人所透露出来的影像，有中国普遍的影像感，这种影像感可以和欧洲六、七十年代的纪录片媲美，所以我又觉得纪录片还是艺术，既然它是艺术，我就不得不加入艺术状态，我就矛盾了。走上了矛盾之路之后，我就想我到底是呈现现实，还是加入自己的观点，那么这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了，我就以呈现琐碎来表现每一个小细节的艺术，不忽视现实，但是剪出来就让大家看得有点烦，这就是我的艺术。
　　
　　记者：在这个影片的中间部分出现了这样一段：画面还是一些很日常的镜头，但是有了背景音乐。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才比较舒服……
　　
　　程博：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我自己内心有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是由于我小时候不努力学习造成的一种压力，一段时间特别认真，一段时间又觉得“我凭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自己跟自己犯拧，所以剪辑的时候我就特别烦，就把影片弄得特别乱，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风格，我就开始随着这个劲儿走。
　　
　　就像这个片子，我罗列老张的那些琐碎的细节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考虑到观众，我考虑到了，但是我又巧妙的留下了那些很烦的劲儿，举个例子，老张出去换一个灯泡，然后回来的时候他老婆跟他打起来说刚才那个衣服卖错了，三十多块钱的衣服你卖成了十几块钱，可是这一部分我这样表现，观众看不懂老张买灯泡和回来又被他老婆说有什么联系么，但其实这里有关系。
　　
　　我有一段时间好好学习，一段时间不好好学习，当这两种状态结合的时候，我有一种升华感。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前面那段音乐的时候会觉得“这段和之前好像有对比，前面那段这么烂，中间这段又这么好”。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扭捏，这种扭捏在绘画中特别明显，但是这种扭捏不适宜现在的商业运作，在我下一部片子里我也不会再这样做了。因为这八年来，我是从幼稚，到慢慢有点成熟，包括你看到那段有音乐的部分，是我剪辑的时候比较顺手的一段时期。到了现在，我就是想剪什么片子就剪什么片子，没有那种特别粗糙、不在乎观众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又不能不呈现我以前的状态。
　　
　　记者：其实总体的来说，你还是根据自己的情绪在剪辑片子，有些虽然不符合观众视觉上的部分，也被保留了下来，因为是属于你自己的情绪，你想把它透露出来。
　　程博：是，这点跟绘画非常像，比如一幅画，你看到的都是很污突的、没有层次，可是总在一个点上出来一个东西把整个的东西给裱上了，也就是说这个画上所有的弱点都被这个优点给提起来了，但是我以后不想这样做了，我以后会做通篇都很适合视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