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个人致敬：《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去世 享年91岁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年1月1日出生） 美国作家，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塞林格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他在15岁时就被父亲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军事学校。1936年塞林格从军事学校毕业，1937年又被做火腿进口生意的父亲送到波兰学做火腿。塞林格在纽约的时候就开始向杂志投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赚钱，但也不乏一些好文章，其中包括了《香蕉鱼的好日子》。
　　
　　二战中断了塞林格的写作。1942年塞林格从军，1944年他前往欧洲战场从事反间谍工作。战争令塞林格恐惧，他之后写了多本以战争为题材的书。
　　
　　1946年塞林格退伍，回到纽约开始专心创作。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 1951年出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塞林格一举成名。他之后的作品包括了《弗兰尼与卓埃》（1961年）、《木匠们，把屋梁升高》和《西摩：一个介绍》（1963年）和收录了他的短篇故事的《九故事》（1953年），但都不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么成功。塞林格擅长塑造早熟、出众的青少年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获得成功之后，塞林格变得更孤僻。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河边小山附近买下了90多英亩的土地，在山顶上建了一座小屋，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虽然从未放弃写作，但他在1951年之后，就很少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也越来越倾向于东方哲学和禅宗。
　　
　　塞林格在欧洲期间曾经与一个女医生结婚，但不久便离异。1953年他与一个叫克莱尔·道格拉斯（Claire Douglas）的女学生相识，两人后来在1955年结婚，但是后来又离婚。1972年塞格林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名叫乔伊斯·梅纳德（Joyce　 Maynard）的耶鲁大学女学生的文章和照片，立即被她吸引，两人开始通信。两人的关系在十个月后破裂。
　　
　　1999年，塞林格在34年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后终于发表了新的长篇小说《哈普沃兹16，1924》。《哈普沃兹16，1924》最早是以短篇的形式出现在1965年的《纽约时报》上。塞林格将这部作品授权一个小的出版公司，但是到现在他的作品都还没有出版。
　　
　　2000年，塞林格与第二任妻子克莱尔·道格拉斯的女儿玛格丽特·塞林格出版了《梦的守望者：一本回忆录》一书。书中她披露了很多塞林格不为人知的秘密，像塞林格经常喝自己的尿、很少和克莱尔做爱，禁止她走访亲友等。
　　
　　名篇《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美国小说家。《麦田里的守望者》使他一举成名。主人公霍尔顿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这一形象尤其得到青少年的普遍认同。一时间，就像模仿少年维特一样，模仿霍尔顿的言语行动和穿着，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结集出版的只有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其中的主角都是一些不合时宜的男女青年。塞林格是西方文坛一怪，成名后就过着隐居的生活，使许多“塞林格迷”欲罢不能。
　　
　　2010年1月27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去世，终年91岁。
　　

　　名篇《麦田里的守望者》梗概
　　
　　本书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个中学生，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虽只有16岁，但比常人高出一头，整日穿着风雨衣，戴着鸭舌帽，游游荡荡，不愿读书。他对学校里的一切——老师、同学、功课、球赛等等，全都腻烦透了，曾是学校击剑队队长，3次被学校开除。又一个学期结束了，他又因5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被校方开除。他丝毫不感到难受。在和同房间的同学打了一架后，他深夜离开学校，回到纽约城，但他不敢贸然回家。当天深夜住进了一家小旅馆。他在旅馆里看到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有穿戴女装的男人，有相互喷水、喷酒的男女，他们寻欢作乐，忸怩作态，使霍尔顿感到恶心和惊讶。他无聊之极，便去夜总会厮混了一阵。回旅馆时，心里仍觉得十分烦闷，糊里糊涂答应电梯工毛里斯，让他叫来了一个妓女。妓女一到他又紧张害怕，最后按讲定的价格给了五块钱，把她打发走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霍尔顿上街游荡，遇见两个修女，捐了10块钱。后来他的女友萨丽去看了场戏，又去溜冰。看到萨丽那假情假义的样子，霍尔顿很不痛快，两人吵了一场，分了手。接着霍尔顿独自去看了场电影，又到酒吧里和一个老同学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他走进厕所，把头伸进盥洗盆里用冷水浸了一阵，才清醒过来。可是走出酒吧后，被冷风一吹，他的头发都结了冰。他想到自己也许会因此患肺炎死去，永远见不着妹妹菲芘了，决定冒险回家和她诀别。
　　
　　霍尔顿偷偷回到家里，幸好父母都出去玩了。他叫醒菲芘，向她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和理想。他对妹妹说，他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后来父母回来了，霍尔顿吓得躲进壁橱。等父母去卧室，他急忙溜出家门，到一个他尊敬的老师家中借宿。可是睡到半夜，他发觉这个老师有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于是只好偷偷逃出来，到车站候车室过夜。
　　
　　霍尔顿不想再回家，也不想再念书了，决定去西部谋生，做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他想在临走前再见妹妹一面，于是托人给她带去一张便条，约她到博物馆的艺术馆门边见面。过了约定时间好一阵，菲芘终于来了，可是拖着一只装满自己衣服的大箱子，她一定要跟哥哥一起去西部。最后，因对妹妹劝说无效，霍尔顿只好放弃西部之行，带她去动物园和公园玩了一阵，然后一起回家。回家后不久，霍尔顿就生了一场大病。整部小说是以回忆的方式写的。
　　
　　乌娜·奥尼尔与塞林格的悲剧爱恋
　　
　　典雅的脸庞,纤弱的外表,黑色的头发,以及飘忽不定的性格,这些元素集结在一起,构成了乌娜·奥尼尔的十六岁。她几乎是二十世纪最美丽的女人的代名词,她的美丽除了肉眼可观的神秘的面貌,更多的来源于羞涩,她的羞涩无可复加。当她走入一个人声鼎沸的房间时,房间里的人会马上停止交谈,深情地凝视她,像怜爱一件易碎的中国陶瓷。而走入房间对她来说,更需要足够的勇气,因为她是羞涩的,她的羞涩无可复加。
　　
　　1942年初,当后来以一部《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了一代美国青年的作家塞林格被好友带领着第一次去拜见乌娜·奥尼尔和她的母亲,被乌娜深深地吸引一点也不奇怪。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们谈到乌娜,还总将她和杰奎琳(肯尼迪的妻子)相比。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乌娜拥有着一个在塞林格眼中伟大的父亲——尤金·奥尼尔。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尤金·奥尼尔带来了极高的声誉。乌娜是他和艾格尼丝短命的婚姻的产物。
　　
　　他和乌娜很快开始约会,在曼哈顿的各个角落留下他们甜蜜的身影。塞林格对于爱情没有太多的经验,却有着独特的认识:真正相爱的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这种隔离感和悲剧美让他和乌娜·奥尼尔一开始就没有了方向,塞林格谋求去参军,珍珠港的炮火将每一个美国人都不可避免地拖入战争时,他终于如愿以偿。在塞林格的心里,远离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相爱,在乌娜·奥尼尔的心里,远离不过就是远离。这段恋情单纯得可笑,也短暂得可笑。
　　

　　塞林格：创造美国现代经典的遁世作家
　　
　　2009 年6 月17 日上午的曼哈顿地方法庭上，众人翘首期盼的原告终究没有露出真面目。人们多么想听听他本人对发起控告的解释，或至少一睹其真容，只可惜，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隐士，依旧保持其神秘做派。这位原告，就是《麦田守望者》(TheCatcher in the Rye)隐居达50 年之久的作者塞林格(J. D. Salinger)。
　　
　　塞林格(J.D.Salinger)离群索居，隐居在外筑高墙的乡间小屋已有50 年之久。相传，这位90 岁高龄的老人目前处于半失聪的状态，可这并未影响他灵敏地“探测”到尘世间“考菲尔德”的动向。6 月1 日，他的一纸诉状，将一位计划出版所谓《麦田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续集的作者约翰·戴维·加利福尼亚(J.D.California)及其出版社告上了法庭。
　　
　　按计划，已在英国面世的《60年后：穿越麦田》(60 Years Later：Coming Through the Rye)将于秋天在美国发行。虽未指名道姓，但小说中的主人公、76 岁的C 先生，逃离疗养院，游荡在纽约中央公园和曼哈顿街头的情节设计，与《麦田守望者》中从潘西中学出逃的16 岁少年霍尔顿·考尔菲德(Holden Caulfield)如出一辙。一些辅助人物，如考尔菲德的那位老师和他的一位同学，以及霍尔顿的妹妹菲比(Phoebe)也出现在续作之中，只不过此时的菲比已是一位由于吸毒过量而变得痴呆的老太太了。
　　
　　负责这一诉讼的塞林格的律师表示：“这部续集并不是一个戏仿，它对原作既没有评论，也没有批评。它是个彻头彻尾的冒牌货。”当人们正暗自为塞林格老先生的新闻欢欣雀跃，指望一窥究竟时，法官快速的裁决不仅保护了塞林格的权益，也终止了人们的好奇心。法官判决：该著作涉嫌侵权，不得在美国境内出版。
　　
　　考菲尔德已经凝固
　　
　　法庭的另一边，被告席上的作者J.D. 加利福尼亚不过是效仿J.D. 塞林格的一个笔名，这位现年33 岁的瑞典年轻幽默作家，本名弗里德里克·科尔廷(Fredrik Colting)，是瑞典尼科泰克斯特(Nicotext)公司旗下的专职作家。他6年前便开始着手创作《60 年后：穿越麦田》，这部小说还是他的处女作。
　　
　　科尔廷在接受《电讯报》采访时承认，小说就是献给塞林格的，甚至“塞林格”本人也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在小说里“塞林格”一直在犹豫是否要为《麦田守望者》写续集。得知塞林格并不领情，他又对《出版》周刊(PublishersWeekly)说，自己算不上是塞林格的粉丝，即便是《麦田守望者》也只从头到尾读过两遍，“这可能是全世界最畅销却无人阅读的书籍。”
　　
　　科尔廷的出版商认为，塞林格创造的考菲尔德尽人皆知，如果他本人愿意写续集，预支费用的市场估值是500万美元。“原本我们可以借此案，逼迫他正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何将考菲尔德牢牢控制住，却又‘占着茅坑不拉屎’。”
　　
　　事实上，这也不是塞林格第一次提起诉讼。2003 年，塞林格将矛头指向BBC，要求BBC 停止播放《麦田守望者》的系列片。此外，塞林格已经拒绝了著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和韦恩斯坦电影公司老板哈维·温斯坦改编《麦田守望者》的请求。无论是电视、电影还是舞台剧，塞林格都拒绝转让版权，即便是出版相关有声读物，他都一律不同意。塞林格曾说：“不会再有霍尔顿·考菲尔德。(要么)再看一遍小说。霍尔顿·考尔菲德在那个瞬间已经凝固。”
　　
　　单相思的塞林格迷
　　
　　上世纪60 年代，塞林格在如日中天时突然人间蒸发。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尼什小镇买了90 多英亩土地，但只在山顶上筑一所小屋，周围种上许多树，外面设置了6 英尺半高的铁丝网，并装有报警器。自70 年代起，塞林格就不再接受采访，对于其隐居期间的所作所为，人们也不得而知，以至于年轻人谈起《麦田守望者》时，甚至会以为作者早已入土多年。
　　
　　据说塞林格每天在一间只有一扇天窗的斗室中辛勤写作，却像晚年的果戈理那样烧掉手稿；还有人说他写下卷帙浩繁的作品，等待在身后出版。70年代初曾同塞林格一起生活过的乔依丝·梅纳德在1998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她曾看见整架整架的笔记本，都是格拉斯家族的故事，而且她相信塞林格至少有两本新小说单独锁在一个保险柜里。
　　
　　塞林格最后一部作品面世是在1965年，短篇小说《哈普沃兹16 号，1924》(Hapworth 16，1924)在当年6 月19 日的《纽约客》杂志上占据了18 页。这是一封2.5 万字长的信，写于匆忙中，由身在夏令营的7 岁孩童西摩·格拉斯写给在纽约的父母—两位长期为不幸生活所苦的退休杂耍演员，以及弟弟沃尔特、韦克尔和妹妹布布。虽然从未以书籍形式传世，但这篇小说被复印了无数次，阅读过复印版的人，都视其为“邪典小说”中的经典，可谓世界上“最长最自负也最离谱”的夏令营家信。1997年，塞林格曾一度同意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精装本《哈普沃兹16 号，1924》，结果受到某些严厉评论的影响，5 年后他取消了这个合同，并宣布生前将无新作出版。
　　
　　担心格拉斯家族的故事就此完结的人们，心急火燎地驱车前往塞林格的私人住所，却不得不止步于山脚下的车道边缘，眺望无法跨越的围栏。美国文学评论家罗恩·罗森鲍姆(RonRosenbaum)就曾是其中一位。吃了闭门羹的他忍不住前往隔壁的Denny’s快餐店起草了一封信，尽管费尽心思引经据典(当然都是塞林格书中的)，且苦口婆心说尽好话，但得到的回应却是长长的沉默。
　　
　　为了远离人们的视线，塞林格甚至动用法律手段。1982 年，他曾起诉过一名男子，因为这位塞林格粉丝杜撰了一篇塞林格专访。1987 年，他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以阻止英国评论家伊恩·汉密尔顿创作的塞林格传记出版，据称该传记未得到作家授权便引用了大量未出版的信件。出于“单相思”的无奈，最近甚至冒出来一本名为《如何盗取J.D. 塞林格的手稿》的Kindle电子书。
　　
　　“江郎才尽”还是“以禅之名”
　　
　　对于塞林格的沉寂，人们或归因于其“入禅”，或认为是装模作样、故弄玄虚、“江郎才尽”的表现。也有人说，是人们对年少轻狂的考尔菲德的误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塞林格的内疚。他坚持拒绝改编、拒绝出版续集，是为了避免再次误读以及对原作的扭曲。
　　
　　1980 年，大卫·查普曼在刺杀约翰·列侬时，随身就携带着一本《麦田守望者》，并称其行刺的原因正是因为列侬就是考尔菲德所鄙视的那种“假模假式”的人，而考尔菲德与大卫·查普曼一样，都是沉浸在幼稚与自我陶醉的浪漫主义中的轻浮的年轻人。
　　
　　《石板书》的一篇文章认为，关于塞林格，存在三个疑问：1、塞林格本人到底写过什么？2、他死后，我们能看到什么？3、如果这些著作存在，那么质量如何？《麦田守望者》的文字是动人且尖锐的，但却更像是一本自传，这种主题和风格能否随着时代的进步得以发展，可能是塞林格遭遇的另一大考验。
　　
　　罗森鲍姆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对于塞林格研究者而言，他的沉默与不可交流必须引起重视。卡夫卡、纳博科夫们的文学地位早已盖棺定论，即便其下达焚烧令的作品多么不完美，至多白璧微瑕。但塞林格的真实面目至今扑朔迷离，考尔菲德只有16 岁，谁知道他30 岁、60 岁时会是什么样？塞林格40多年来一声不吭埋头写作，这本身已如悲剧一般糟糕。罗森鲍姆恳求道：“塞林格先生，原谅我出于好意——尽管不免心直口快——冒昧请求，请您向我们保证，如果您一直以来真的在写的话，它们将终有一天印成铅字——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蔡宸亦)
　　
　　(外滩画报)
　　

　　解密《麦田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的文化意义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故事梗概几乎像每天媒体上都能读到的故事一样简单：一个被学校开除的问题少年，混迹于纽约街头，一天两夜的时间，花了一些钱，抽了几包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际遇，一不留神却成了“现代经典”。很多资料显示，在上世纪中期，小说一出版，就受到美国社会的追捧，校园里随处可见对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模仿——身穿风衣，倒戴红色鸭舌帽，学着霍尔顿的言语动作。时过境迁，追捧风早已如云烟消散。然而，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典型，霍尔顿的文化意义尚待进一步认识。
　　
　　一、霍尔顿的时代特色
　　
　　从来就是这样，流行的东西容易被误读。霍尔顿的身上有着他那个时代太多的时尚色彩。上世纪50年代，轰轰烈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过去，金戈铁马不再，生活的平淡、单调给一向自由奔放的人们以莫名的压抑。年轻人作为最具有活力的族群，总是较早较强感觉到了时代的苦闷。年轻就是一种代价。战后的平静生活，凸显出人生的琐屑。无论是被人称之为“静寂的年代”，还是“怯懦的时代”，最受折磨的总是成长着的人们。所以往往就是这一族最具有颠覆精神。霍尔顿的出现，从着装到谈吐，从行为到精神，对他那个时候都是一个彻底的颠覆。学生们竞相模仿丝毫不奇怪。有人斥之为坏孩子也不奇怪。张口闭口“他妈的”，厌恶学习，抽烟酗酒与女人鬼混，人们怎么可能将其视为好孩子呢？人们从具体生活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是可以理解的，评论家应该还有另外的责任。如果也把霍尔顿看作“ 垮掉分子的代表”，甚至认为他垮得还不够，还不到吸毒、群居的地步，对人物的理解就未免失之简单了。其实，只要穿过霍尔顿的时尚色彩，再向前走一步，就接近人物的本质了。霍尔顿为什么就不能正儿八经地讲话呢？他为什么要抽烟酗酒嫖女人呢？他很在意父母的感情，也知道父母希望他做的事情。然而，他却做着另外的事情。这是一种痛苦的放纵。所以，他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物始终都处在一种格格不入的对峙、紧张关系中。这种对峙、紧张表现在人物语言、行为和心理上就是一种变异反应。
　　
　　小说刚刚开始，当霍尔顿爬到汤姆孙山上，站在“那尊曾在独立战争中作战用过的混账大炮旁边”(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2006：2，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看赛球时，就已经能感觉出他对待历史的态度了，即使是曾经令人骄傲的独立战争，在他心中也已经完全失去了分量。后来，他走进老斯宾塞家里，塞林格这样写道：“房间里到处是丸药和药水，鼻子里只闻到一股维克斯滴鼻药水的味道。这实在叫人泄气。我对生病的人反正没多大好感。还有更叫人泄气的，是老斯宾塞穿着件破烂不堪的旧睡袍，大概是他出生那天就裹在身上的。我最不喜欢老人穿着睡衣裤和睡袍。他们那瘦骨嶙峋的胸脯老是露在外面。还有他们的腿。老人的腿，常常在海滨之类的地方见到，总是那么白，没什么毛。”(6页)这种药水味和旧睡袍、瘦骨嶙峋的胸脯伴随着老斯宾塞重复出现了几次，给人一种垂死没落的感觉。所有这些，都表现了霍尔顿对英雄式的历史和僵死的东西急于摆脱的心情。年轻的生命对自由成长的追求往往是不加掩饰的，这可以理解。问题是霍尔顿在割断与历史的连接同时，对世俗生活中人们顶礼膜拜的耶稣肆意嘲弄，从而使霍尔顿陷于历史和来世的双重断裂之中。可以说他放逐了自己。人类就是这样，可以为历史献身，也可以为未来苦修。一旦这两者不再存在，生活就只是生活了。仅仅生活在现世中的人们，忍受痛苦的能力肯定会大大降低。我相信人类忍受痛苦的能力指数与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是密切相关的。很难想象缺乏忍受痛苦能力的人会生活幸福。我们从精神无所依傍的霍尔顿的放纵中能够感觉到那种无以名状的痛苦和神秘不定的恐惧。当放纵成为痛苦的时候，放纵就已经具有了特别的意味。说粗话、抽烟、酗酒、搞女人，其实构成了霍尔顿焦虑、恐惧的特别语言。纽约成了一个现世生活的象征，割断了历史与未来联系的霍尔顿游荡在纽约街头如同掉进了一个渊薮，一座孤岛，他很多时候“简直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172页)，“永远找不到一个舒服、宁静的地方”(189 页)。对于垮掉的人来说，纽约无疑是他们放纵的天堂。霍尔顿显然是一个例外。纽约不属于他，所以他要逃离。其实，小说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西部。整个小说只是“去年圣诞节前所过的那段荒唐生活”(1页)的回顾。塞林格将其视为“守望者”是别有一番意味的。我们不妨把霍尔顿的回顾看作是一种守望。
　　
　　二、霍尔顿的心理分析
　　
　　其实是一种醒来无路可走的文化自觉。他不愿重复前人的生活，急着开始自己的生活。可又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但他朦胧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不应该是当下这个样子的。这种痛苦在人类的某个阶段总要出现，像宿命一样摆脱不掉。和哈姆莱特王子“活着还是死去”的苦痛应该属于同源，只不过表现形态不同而已。所以，在霍尔顿玩世不恭的背后总能感到紧张和不安定的东西。他在烦闷得要命，甚至都没法思索的情况下，把妓女招了过来。然而，当事情真的要发生时，他守住了底线。刚才还在为自己招妓找借口，“这倒是我最好的一个机会。我揣摩她既是妓女，我可以从她那儿取得一些经验，在我结婚后也许用得着。” (86页)面对急着解衣上床的桑妮，他的心理截然不同了，“我觉得自己真不能跟一个整天坐在电影院里的姑娘干那事儿。我觉得真的不能。”(90页)面对垮掉的机会最终没有垮掉，其中隐伏着紧张的玄机。这个玄机构成了霍尔顿人物性格的本质。
　　
　　在小说的第十五章里，有一大段霍尔顿与两个修女对话的场景。整个场景轻松愉悦，色调明快。这在全书中很少见。他们探讨了文学，还具体谈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人物。在平时霍尔顿是很不喜欢与人谈论文学的，视之为令人作呕的事情。他们甚至还谈到了那所最让他恼火的学校。谈话进行得轻松愉快，霍尔顿还向修女捐了钱。关键是事情过后霍尔顿“心里老是想着那两个修女”(106页)。这里透露出作者的宗教情结。与上帝使者的交谈使霍尔顿心火退去，在静观中默思进退。“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161页)霍尔顿是一个自由过的人，他知道哪里是悬崖绝境。他决不会像他的父辈那样絮絮叨叨绊住孩子们自由的脚步，他只是在悬崖边像一块立在那里的警示牌默默守护。修女为上帝服务，霍尔顿为孩子们服务，这应该也是一种皈依。
　　
　　鲁迅在1919年写过一篇《我们怎样做父亲》，里面有一个父亲的形象：“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那种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决绝，透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相比之下，霍尔顿少了“父亲”与黑暗同归于尽的英雄情怀，只能无奈的苟活，情怀已属末路。这除去时代的差异外，还有着民族精神气质的不同。中国人是一个最不擅躲避的族群，从来就不缺乏同归于尽的气概，古来就有“与汝偕亡”的传统。
　　
　　三、“垮掉的一代”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
　　
　　霍尔顿的焦虑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人们。在他的身后，“垮掉的一代”垮掉了，一代又一代也翻过去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更令人担扰的是已经很少有人有能力再来关心这一类的问题了。现实生活的喧闹和华丽完全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潜行的欲望和各色各样的感官刺激已经搭上时代快车。如果说当年生活的压迫曾经使霍尔顿感到恐惧，今天的人们几乎已经渐渐爱上了压迫，因为这种压迫往往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面孔出现。人们实在难以抵抗它的诱惑。赫胥黎在 1932年写过一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他在书中预言：汪洋如海的信息将会使人类变得被动自私，真理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人类将会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历史已经证明，有些预言最终总能够成为事实。但愿赫胥黎的话是妄言，霍尔顿的“守望”能最终结出果实。
　　
　　(李敏 系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垮
　　

　　哦 拒绝长大的成年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