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这20年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系上安全带祈求我们的灵魂别死掉。

　　
　　
　　　上世纪末期，电影《长大成人》，导演路学长试着让游荡在街头的年轻人，学港片里那些密谋干掉老大的古惑仔，用刀子般的口气谈论崔健，企图取而代之。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崔健是一座难以越过的山峰，坚固地存在于眼前。然后，剩下的只能是敬意。如同《谁是崔健？！》这张唱片一样，一些摇滚乐队聚集在一起，以翻唱的形式表达内心的感情。崔健成了一条情绪通道，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汹涌而至。
　　
　　　崔健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很难有标准答案。他可以是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是藏在心里的一面红旗，可以是一种社会的精神，可以是一种文化的体味，当然还有人觉得他是过气歌手或摇滚教父。
　　
　　　时代把他塑造成各种模样，但是没有关系，在你心底，他是谁，就是谁。2009年12月24日，崔健要在北展剧场举办“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这离他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已经过了20年。当年那些听崔健的人，你还一无所有吗？你需要一块红布吗？你身边的姑娘还是小手冰凉等你去握吗？你的理想变成工具了吗？你发现老头更有力量了吗？
　　
　　　小时候嘴特脏，我更愿把抱怨放在音乐里
　　
　　　记者：你又要开个唱了，到时候会唱《一无所有》这首唱了20多年的歌，它在你生命中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崔健：说实话唱这首歌已经没有什么特殊想法了，就像演奏一样了。歌词本身和最初的创意感觉已经变了，变成好像你必须要向观众示意、示好一样。对于曾经听过摇滚乐但又没有去过现场的观众来说，我们的演出还是太少。每一场演出都有一半以上的观众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音乐，甚至有的人是第一次接触摇滚乐，所以还是想让人们感受一下我们的亲近感。
　　
　　　记者：今年正好是20周年，这20年来，你自己觉得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
　　
　　　崔健：从音乐上来说没有什么改变，我们总是在寻找激情，这是一种对过去已有的厌倦才会产生的欲望。如果我们总是沾沾自喜地回顾过去，恐怕也没有什么创作的欲望，所以要保持对过去或者对现有生存环境的不满意，甚至可以说，抱怨是创作的基础。如果没有抱怨，最起码做摇滚乐等于丧失了创作的感觉。抱怨是什么？抱怨就是不满意，只有不满意才会发展。
　　
　　　记者：你现在最大的抱怨是什么？
　　
　　　崔健：我妈妈曾经说，我小时候嘴特别脏，看电视的时候嘴不干净，骂一些难听的话。我想是因为不知道怎么释放，会做音乐，实际是找到了一种新陈代谢的方式。你获取信息然后发泄信息，如果不能发泄只能去骂，要是婆婆妈妈地唉声叹气，或者老在媒体上用文字发泄，那就像小时候看电视一样了。我更愿意把我的怨气放在音乐里，这样大家会觉得是实打实的。
　　
　　　摇滚乐的容量非常大，大家都会在听摇滚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记者：这么多年，说到中国摇滚乐的代表人物，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崔健。
　　
　　　崔健：其实像《花房姑娘》《一无所有》这些歌，还是具备流行乐的特点，当时的流行乐和摇滚乐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战壕里的。不像现在，流行乐已经和摇滚乐区分得很明显了。现在流行乐以销售市场为主，摇滚乐以个性为主，这两种风格完全分开了。流行乐是为了迎合市场去改变自己，摇滚乐则是坚持自己。
　　
　　　记者：你坚持自己的原因是什么？
　　
　　　崔健：我想这就是乐趣，同时也是窍门。你要是改变自己，恐怕很快就过气了。坚持自己就没问题，所谓坚持不应该是痛苦，而是一种乐趣，改变自己才是一种痛苦。
　　
　　　记者：目前情况下，大家更多地把你看做一个文化符号，而不是歌手，你怎么看？
　　
　　　崔健：我觉得摇滚乐有这种宽容的特性，它的容量非常大，所以很多人曾经诅咒摇滚乐是昙花一现，但摇滚乐永远在这儿，而且已经逐渐变成古典乐，就是因为它包容性强，什么东西都能融进去，大家都会在听摇滚乐过程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拍电影就是搞装修，导演是设计师，其他人都是装修工
　　
　　　记者：前一阵拍《成都我爱你》算是第二职业吗？
　　
　　　崔健：那是跟音乐有关系。
　　
　　　记者：分享一下当导演的经验。
　　
　　　崔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跨行业的感觉，我们也拍MTV，也a制作一些设计，也做过纪录片，多方向，这东西都是同样一个行业。电影更多地是一个团队运作，不好听地讲它算是一个房地产团队，有多个工种，导演是设计师，投资人像业主一样，这种合作的关系跟做音乐不太一样，做音乐像聚会，大家你好我好他也好才能产生东西。电影不一样，电影更多地必须有强有力的商业保证。
　　
　　　记者：你之前形容拍电影是生孩子的过程，很痛苦。
　　
　　　崔健：我还说像装修。其实只有导演像生孩子，剩下的人都认为是在盖房子，认为是装修，你给我一个任务我做得很好。
　　
　　　记者：这个新片完成了拍片意图吗？
　　
　　　崔健：由于业主的关系，我们必须得按照他们的意愿做，否则的话这个拿不下来，可能连拍完的可能性都没有。结果我们自己在开拍之前就已经打了很多创作折扣，拍的时候由于技术问题、各方面都得让步，这本身就是对艺术家各方面的领导权威性的削减。
　　
　　　每首歌写完真的像打完一场篮球，真正释放完了躺在床上的感觉
　　
　　　记者：你写新歌，看到的社会现状或者想法会是灵感的一部分吗？
　　
　　　崔健：我觉得会。写别人写过的歌真的没意思，就是复制别人的主题移植成自己的主题，环保的歌大家都唱你也唱，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肯定需要自己的艺术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外国的艺术家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记者：会碰到创作枯竭的时候吗？
　　
　　　崔健：每天都有，过去也一样，每天都有。所谓的枯竭，实际上是你把你上一个感觉写完全的时候，不是枯竭还不对呢，说明你不是淋漓尽致，你没有把歌都写完。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特点，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这样，他们甚至不太同意我这种说法。
　　
　　　记者：你哪个作品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崔健：我每首歌写完真的像打完一场篮球、踢完一场足球，真正释放完了躺在床上的感觉，从精神上跟灵魂上，每首歌都是这种感觉。比如《蓝色的骨头》，没到那个时候不会写出这种词，我也没看过别人这么写过，这个词真的是我们经历过了以后才有的，有些东西不是你使劲能使出来的。只有你使完劲以后才发现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消耗，才会有这种感觉。
　　
　　　真正适应音乐节的就是摇滚乐，听威猛让我终生受益
　　
　　　记者：这几年你参加音乐节比较多，自己也组织过，你如何看待这一正在兴起的演出方式？
　　
　　　崔健：我首先要多做，让观众比较出来真正的现场是什么样的。我碰到过这样的音乐听众，他们原来甚至对摇滚乐有偏见，但是听完我们的音乐后或者听到某个人的摇滚乐以后一下改变了。他之前听网络音乐完全感受不到。音乐节在中国市场上确实在蓬勃发展，我知道每年都在增加。2010年又会有很多摇滚音乐节，真正适应音乐节的恐怕就是摇滚乐，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要丰富，或者说他们要进入这个市场，因为音乐节是非常大的，他们想把不常听音乐的观众也拉到现场，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尝试，他们只是想把观众拉进来，并不在乎专业的音乐，有时候就会出现比较尴尬的局面。
　　
　　　记者：有没有谁的现场演出，刺激到你的神经？
　　
　　　崔健：太多了，终生受益。我在北京最早听威猛乐队(第一支来中国演出的国外摇滚乐队)。1992年，我当时有支乐队，在做流行乐，扒他们的带子，学到很多东西。看他们表演时感觉到，音乐就应该是这样，终生受益。没有听现场音乐的时候，我们通过录像带，觉得它就是一个小方块，但去到真正的现场，如雷贯耳。
　　
　　　要尊重孩子的个性，但有些界限不能越过
　　
　　　记者：每次你的演出，都有很多中年观众，是不是你跟这群人最有共鸣？
　　
　　　崔健：我曾经听过批评，说我现在既丢掉了老观众，年轻观众又不接受。其实我并没有想讨好谁，我就是想做起来舒服。后来我发现，我们在追求所谓的激情释放时，确实跟年轻有关系。因为年轻人首先敢冒险，他觉得哪里不舒服，说出来就舒服了，不像中年人会三思而后行，在三思过程中，已经把想说的话变成面面俱到。
　　
　　　记者：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年轻人其实更能接受你的音乐？
　　
　　　崔健：我做所有音乐都是为了真正的听众。比如《阳光下的梦》这首歌，是唱给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的。阳光是好东西，但当阳光变成罪恶的时候，黑暗就是好东西。西方工业化物质文明和消费文化进入中国时，我们的道德受到巨大考验，大家都不承认这种消费文化。原来我也讨厌消费文化，我甚至给自己的孩子尽量做出榜样，说怎么样节省，但后来发现根本就做不了，因为所有环节都是在消费，同时发现国家在鼓励你消费。我觉得，早晚中国年轻人中会出现一拨人，他们会大张旗鼓地张扬个性。
　　
　　　记者：你让自己的孩子张扬个性吗？
　　
　　　崔健：当然尊重他的个性，只是有些界限是不能越过的，甚至要拿出家长的权力告诉他，坚决不能越过。所有父母都是保守的，所以界限不是给自身的界限，是给下一代的界限。父母保守有自己的道理，要给孩子做出最坏的打算，比如男孩子打架、女孩子早孕，这都是特别大的问题，必须很早就告诉他，你现在要做的话，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为此承担后果。
　　
　　　记者：你自己有中年危机吗？
　　
　　　崔健：有过，主要在生理上，并不是在精神上。
　　
　　　这20年发展太快，我们必须系好安全带
　　
　　　记者：你这20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崔健：我觉得这20年来，最大的收获是物质上的，像买车买房子这种东西，是我们2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问题。我们经历了一段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且国外也没有过的一个阶段，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这个发展太快了，我们能把握住的，就是像坐过山车一样，赶紧系上安全带，祈求我们的灵魂别死掉。撰文/韩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