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公园》监制石川

　　记者按：这是一篇体制内的教授所做出的观察，其间的有对独立电影的误解和对整个行业的悲观情绪。其间有很多的结论呈现武断，但是有很多的观点却又是值得去反思。你当然可以批判，但是就像某些独立影人对于商业的嗤之以鼻，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问题，或许有的时候，柳暗花明。
　　
　　石川：上海大学副教授，黄凯的老师，影片《上海公园》的监制。
　　
　　
　　●其实市场的道路说穿了只有俩条，一个是CCTV6,一个是进院线。
　　●所谓的影展就还是一个市场的交流，说不定可以找到海外的发行。
　　
　　
　　记：《上海公园》是上海大学影视与技术学院投拍的，我想要知道在这部电影的前期筹备和拍摄的过程中，您是处在什么一个位置。
　　石：《上海公园》是黄凯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要去做的作品，他开始是要做一个三十分钟的短片，后来在和投资公司签了合同，拿了二十万准备拍一部长片。但是这个片子的权益分配非常不公平，班底创意拍摄全是黄凯这边出人，但是最后的版权收益全部都给了那家投资的网络公司，这和一般的商业运作有很大的出入。
　　
　　片子的开机仪式是在05年6月份，是在他们拍片子的那个KTV里。当时开机的时候也是挺热闹的，也请了一些第六代导演，媒体还有公司的投资人和学院里面的老师院长都去参加了。后来开拍的时候他们就在小区里面租了一套房子，他们就把学院里的借的设备，外面租的设备都放在那里，还有拍摄时候剧组的成员也在那里。当时我的建议就是你们的没有充足的资金，制片过程中需要精打细算。大家又都不是专职的，拍摄都是选在周末，当时帮忙打下手的基本都是上大的学生。其实他们做得挺费力的，中间又风波不断，出了很多问题需要学院帮忙。我就跟黄凯说，你要配个强势点的制片人，否则这么多琐碎的事情，你怎么搞创作呢。他当时有俩个制片人，一个是上交大毕业的，还有一个也是上大的，就是黄凯的同班的一个女生。他的一班主创基本上也比较胜任。他的作曲人也是同学，这部片子的音乐还是不错的。班底不错，但是因为缺乏经验，所以出了很多问题。
　　
　　都在大概大半年后，黄凯已经毕业了。大问题出来了，投资商那边内部管理层发生变动，分批给的20万投资只到了12万，就要撤资了。剧组此时面临着解体的危险，这时黄凯就向学校求助，当时我跟金院长（金冠军）就很为难，首先是因为学校不具备制片的资格，学院的钱主要用于学科和科研，但是自己的学生是一定要帮的。最后确定了俩条，一条是要找原先那家公司谈判，影片的版权我们需要拿回来；另一条是学院以什么样的方式出来资助。因为学院有非常好的设备，所以我们就以免费提供设备的方式来支持，保证他拍摄使用当中的硬件以及场地。最后学院花了六万块就把全部的版权买了下来，剩下的六万是违约罚金。这对上大是好事。
　　
　　记：但是上大没有独立的制片机构啊，也没有执照。
　　石：这个倒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业界认识很多的制作公司，也有不少的人脉。一部电影的剧本需要交去电影局审查备案，拿到准拍令，这方面我们就去找了一个上影厂的制片人朋友，他是属于海象公司的，最后就以上大和海象公司联合出品的名义接受了这部电影。学院也出了几万元的现金，再加上黄凯自己工作几年的积蓄，总体来说很节省地继续拍摄。我们的录音棚，剪辑室这些都免费提供给他们剧组。基本上影片最后的送审还是比较顺利的，电影局只有几条修改意见，就是里面爆粗口的太多了，其他诸如技术指标等方面都是合格的。最后也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他参加的电影节一开始是上海电影节的亚洲新人奖，但是组委会认为这个题材更适合到国外去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电影如果和一部泰国、韩国或者新加坡电影相比的话，没有太多的优势。所以他就将这部电影介绍到了莫斯科电影节，结果当年就入围了，黄凯就带着他的俩个男女主角去走红地毯了。回来之后也没有选择立刻进入市场发行，因为这样的片子需要合适的档期，只是做了一些交流放映。在一些画廊和独立电影的放映机构，高校巡回放映。发现放映完之后反响都很不错。当时一起放映的还有其他几部学生导演的作品，相较起来《上海公园》的反响就很好，有了反差之后你就可以看出片子的质量。这种交流放映越多我们就越有信心，开始我们觉得没有人会看这种片子。后来效果很好，年轻人还是很喜欢的，网上别人对他的评论也很不错。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尝试走市场的道路。其实市场的道路说穿了只有俩条，一个是CCTV6,一个是进院线。
　　
　　进院线的事情是去年谈的，放在了今年的情人节档期，但是这和影片主题不是很吻合。但是发行公司从布局考虑，情人节是一个很冷门的档期，所以我们也就同意了。但是没放映几天就碰到大片，这样的片子很脆弱，因为一碰到大片就把它一下子挤出了市场。但是就放映的几场来说，效果都还很好，比如说首映那场做得就挺热闹的，上海影协的主席，张津亚，还有贾樟柯都来了，黄凯还很紧张，因为没见过这样的场面，那天的放映效果还很好，没有出现中途退场的现象。正式放映在徐家汇港汇广场上的一个厅，那个厅比较小，正式进入影院之后在那里放映。上座率也很好，看的人也是不少的，但是第一轮放映有一个问题，就是票价订的太高了，和商业片是一样的，没几天就撤下来了。票房什么的姑且不谈，我们也不知道多少钱，但仅就上座率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央六那边就有些问题，因为觉得这部电影的收视率不会太好，所以他们愿意放映，但是不愿意收购，如果要收购的话需要一些附加条件。
　　
　　我告诉黄凯说你应该把这部片子拿到国外的影展去进行交流放映。因为所谓的影展就还是一个市场的交流，说不定可以找到海外的发行。海外的发行是很重要的一笔资金。但是因为黄凯自己还有一个公司，他自己没有精力做这么多事情。报了几个电影节，诸如釜山电影节、夏威夷电影节。这部电影也入围了上海电影节，作为展映单元。观众当中就有很关键的几个人，美国综艺杂志的著名影评人和好莱坞报道，很快影评文章就出来了，对这部片子评价很高。这个是十分重要的，很多小的电影节的选片人不像大电影节那样能到世界各国去看片选片，主要是通过这些权威杂志上的影评来看影片。比如说欧洲的一些电影节看到了关于《上海公园》的俩篇评论，就邀请黄凯参加他们的电影节。《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法国发行人也找到他，而且是自告奋勇地要这部电影的欧洲发行的版权，这个渠道慢慢打开了。所以我对黄凯说第一部片子的发行还是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国际影展上。当然他的新片又有人投资，开始在筹备，手上还接了其他活。公司的运转要走入正轨，需要找比较好的制片人或职业经理人来给你打理，你毕竟是个导演，经历得放在创作上，不能整天跟人吃吃喝喝，跑场子。当然作为老师，需要对学生放手，不然他永远长不大。我们要让学生自己去闯去，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了，我们再去支以援手。学院的项目很多，纪录片电视剧电影纪录片的非常多，如果每个片子都这样的话，老师们也会被折腾死了，这不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金院长说过：学院介入学生的创作中去的原因，是要通过这个行为来推动学院的创作，黄凯这个个案的成功会鼓励后面的学生创作，所以学院出面来担当出品人的职责。不断地有老师介入其中，老师也缺乏实际操作和市场运作的经验，所以影片当中不断碰到问题，老师也可以不断触摸第一线的运作，对老师教书也很有帮助。把自己的一些业界私人的朋友介绍过来，发行公司（海象公司）以前也是我们上大的校友
　　
　　记：发行公司好像也是黄凯自己的工作室啊？
　　石：没有，它是属于自办发行的，它的发行公司是东方发行公司。我这儿的发行是指面向院线的发行，《上海公园》这样的电影市场化程度并不高，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发行都是出于朋友帮忙。这部电影的后期制作拿到上影厂，非常低的价格，整部电影声音画面处理完成只用了三四万块钱，也是学院掏的腰包。最终没有转胶，使用的是数字发行，但是因为机子的性能不错，750，数字放映时在400多的大荧幕上放映的时候，非常清楚，画面质量很好，手上的设备非常好。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设备，REDONE，比750更好，数字电影中最高端的设备。这部电影并不能紧紧从经济收益上来判断它的价值，收获是多方面。
　　
　　记：这部电影剪了大概四个版本，从一开始的120分钟到后来的上映时的90分钟，在剪辑上为了商业的发行，做了怎样的调整？
　　石：第一次审片的时候俩家出品公司也提了一些意见，但是年轻导演比较维护自我的想法，很多地方想要表达不愿意剪掉，一开始听到批评意见也不是很能接受。中间有几段戏实在很长，节奏非常慢，不利于观众接受。新的版本和第一次剪出来版本比就要流畅许多。
　　
　　说到发行策略，参加电影节还是比较顺利的，我的意见是多参加一些B类的电影节，因为A类电影节竞赛单元需要全球首映，像这次的釜山电影节就没有选择。但是黄凯的考虑是虽然可能没有办法进入这类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但是这一类电影节的曝光率要比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电影节要高一些。因为如果你的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了奖项，就增加了央六收购的权重。我考虑问题的角度和黄凯不一样，我不能不考虑学院的利益，作为一位监制人，需要让影片有所收益，当然这种小成本影片的回收是长期性的，回收渠道包括了国内外DVD发行，网络发行等等渠道，例如孙绍谊老师介绍的美国一家有偿点播的视频网站，就会有一部分资本的回收。那就算在欧洲市场卖出去一个拷贝，那也有几千欧元。所以这样的事情不能太急功近利，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有市场的思路，这俩方面是并行不悖的。
　　
　　上映之后的具体收入是不能透露的，这是和发行公司有合同需要保密的。第二轮发行和第一轮发行其实是一样的，发行之后发行公司，投资方和影院三家分成。当然第二轮发行不会有太多经济收益，因为票价比较低，只要三十块钱，而且是小厅。虽然满座了但是利润也不高。
　　
　　记：《上海公园》因为和大片比起来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在上映的时候，很容易的就会被挤出档期之外。
　　石：对，几乎所有的文艺片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挂空牌。比如大光明院线虽然排了片，但是其实它没有档期，现在挂空牌是包括很多大投入的国产影片都会遇到的问题。
　　
　　
　　●你可能会嘲笑80后，怎么这么温，连王朔还不如，王朔还会骂几句说几句粗话，80后怎么连这个都不会。这就在黄凯的影片中体现出来了，你能说他没个性没特点么?!
　　
　　
　　
　　记：那么像《上海公园》这样前期制作成本超小的（我了解的前期大概只投入了三十万左右），单靠国内市场，是很难收回成本的咯。
　　石：从一个普遍的角度说，成本越低，越容易收回，上千万的包括像《无极》这样上亿的大片，单靠国内市场是很难收回的，所以必须实行多轨制。一方面是要卖给电视，海外发行，网络发行，DVD发行是一块，这是一个不论大片小片都普遍的规律。当然这其中还存在一个第三类元素，一个变量，就是影片的质量。投资越小，质量越高，那么性价比就越高，投资当然就更容易收回。当然黄凯的影片不能单从质量上来考虑，但质量上讲这部影片做得还是不错的，但它不是属于商业片的套路，它是文艺片的。更多的是表现导演个人对于人生的一种感悟，那在一些放映场合影片的反应还是不错的，那么就是说他的影片还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但是这个普遍性不足以制成一个市场规模。更多的还是刚刚大学毕业进入社会遭遇挫折的年轻人对这个故事更加感同身受，有共鸣。但是到我这个年纪你会感觉这样的电影有点无病呻吟，我们早就已经过了这样的阶段了，因为你刚刚进入人生你遭遇到的这点人生挫折是必然的，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困难和后面你将要面临的更大的挑战来比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题材实在分量太轻了，太不市场化了。你必须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在这部影片完成之后，我们组织了一些评论家开座谈会，包括一些立场比较先锋比较前卫的批评家对影片评价很好，例如华东师大的毛尖，他的评价之高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包括徐鸢（影评人101）看完影片之后很激动，认为这部影片是80后导演作品当中很有代表性的，他就很主动地介入到影片的推广中去，例如广州的影展，美国的俩位杂志影评人（Hollywood Reporter 和 Variety）就是他介绍过来的，这就是社会资源。《上海公园》是一部制作上来说不错，但是不是商业类型片，所以它的价值不能完全以票房回报和市场上的境遇来评价它。
　　
　　介于我与导演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发表过我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因为没有公信力，但从学术角度来分析，这部电影是有其价值的。例如将这部电影放到电影史来分析，过去这种青春题材的电影在电影史上是有其固定的模式的，他们对上一代人的主流文化一般采取一种反抗的立场，而父权文化一般都会排挤和压制这些新的一辈，这样这些年轻人都是受压抑的，边缘化的，他的反抗的形式还是很独特的，像是新浪潮，戈达尔特吕弗这一辈的反叛姿态；例如日本像是松竹的新浪潮大岛渚等等，都表达了对压制青年人的承认文化的一种反叛，这是青年电影的一种主流样式。《上海公园》表现得也是初出茅庐的一批年轻人遭受到的挫折，那种压抑，心态很郁闷，充满焦虑，他没有采取反抗态度，而是采取一种对话的姿态，例如影片中的Banana man像个话痨一样不停说话，就是想要表达一种对于人生的一种设计，一种向往，但是这样的向往在人生中屡屡遭受挫折。《上海公园》中的每一个主人公都有一种困惑，也都有一种呼喊出自己的心声，但他不企图去破坏现实，他没有试图通过暴力和性来破坏，80后的特点和他的父辈爷爷辈比较起来异常的温和，这就是他的特点。你可能会嘲笑80后，怎么这么温，连王朔还不如，王朔还会骂几句说几句粗话，80后怎么连这个都不会。这就在黄凯的影片中体现出来了，你能说他没个性没特点么?!
　　
　　记：但是我觉得您所描述的这部影片的特色或者说80后的特色是带有上海特色的。
　　石：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上海特色，而更多的是表示一种都市的市井生活状态，凡是在大城市中都会遭遇到的问题，和乡村的年轻人不一样。用上海来定义这部电影，不如用Urban Generation。
　　
　　记：其实刚才您提到了80后电影，像是另外一部《车逝》也是打出了像80后电影的宣传语。
　　石：这个你要结合到中国电影史来看，每一群导演想要跳脱出来都是以一种代际身份出现的，例如第五代第六代，其实这也是一种身份焦虑，你怎么在电影创作和市场上获得一种不同于贾樟柯不同于张艺谋他们的独特的身份，所以别人给了他一个新的命名，80后，当然这个命名是不是很准确还有待商榷，这其实就是个名字，并没有那么大的干系，但是这个反应的还是身份的问题，就是我急需得到一个认可，一个个人的标签。当然80后还是一个代际身份概念，还是指的一个时间概念上的群体。中国的电影的某些观念还是比较狭隘的。
　　
　　记：他的发行还是走的有上海特色的一条发行策略，因为整部影片的上海感还是很强的，所以发行的时候以上海的发行为主，其他是辅以上海周边的城市包括一些二级市场的上映，当时是怎样的一种选择？
　　石：这个发行策略跟上海没什么太大关系，还是主要因为国内院线市场的特点来决定的。因为上海的本土的联合院线对我们本地的操作更加便利一些，其他的院线我们没有资源，而有一些城市根本就没有院线。像《上海公园》这样的电影我们怎么可能拿到北京的星美、万达去发行，这些主流院线排大片还排不过来。像一些二级市场，连主流的院线都没有，那这部电影如果拿去放映给县城和农村的观众看就更没有市场，像文艺片本身的发行渠道就是少，倒不是说这部电影就是盯着上海把外地的市场忽视掉，这本身在市场资源上规定了需要这样来发行。那如果作为我本身我的发行首先考虑的是国外，因为这样的影片在国外作为一种窗口让外国人来了解当下中国年轻人的一种心理和生活状态，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所以我建议黄凯应该把精力投入到把《上海公园》投给更多的电影节，但是投报电影节你首先是需要经费的，而且参加那些电影节，参加之后的投入回报是需要考量的，所以发行是需要专人来做的。学生作品首先需要在市场上站得稳脚跟，你至少不能让投资人亏钱，当你在市场上站住脚之后你在说我要完成我的理想，拍摄一部风格与众不同的影片，所以我不主张大多数的年轻人一起步就像黄凯这样，我甚至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像宁浩这样拍摄商业片。有一个概念，投资人为什么拿钱给你拍摄电影，并不是说我出钱去为你实现艺术理想，大多数投资商还是想要赚钱的，所以作为一位导演或是制片人应该有他职业的操守。拿到投资之后，你首先应该想到拿市场回报帮助你的人，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考虑个人的立场，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学校没有把这种观点灌输给学生。
　　
　　但是宁浩也不是一上手就拍摄商业片，他也是艺术片出身啊？包括马俪文，也是先拍摄了《我们俩》，再是《桃花运》这样的商业制作。这个市场，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给予新导演立刻拍摄一个稍大规模成本的电影的机会的。
　　
　　《我们俩》你可以说它是个文艺片，但是它在央六播映的时候收视率很好，并且还得了那么多的奖项，宁浩第一部影片也获得了上海电影节的新人奖，他们的起点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宁浩是具有对商业片的掌控能力，他是有市场潜质的，这个掌控能力首先就是表现在你对剧本的判断能力上。他同时还具备自己对电影的理解，那么我认为自我和市场出现矛盾的时候，你首先需要满足的是市场。现在我们的学生大多数都太自我，根本不考虑观众，根本不知道拍摄的故事意图何为，所以我认为这个现象是不健康的，也会影响这些年轻人的成长。作为一位老师和一位职业电影人之间的身份是有冲突的，作为老师你需要多鼓励学生表达自我，但是作为一个电影圈的前辈，这个市场是残酷的，一部作品类型路子不对，就需要马上制止，你需要换一个做法。
　　
　　
　　●上海这些独立放映活动多是些沙龙性质的，中国的体制在这里摆着，北京也好，云南也好没有个例，在中国，你想要做电影，只有一条路，就是进入市场。
　　
　　
　　记：那么在创作的时候不应该是有感而发才可以做出好的剧本来么，但是如果考虑过多的类型和商业元素会不会影响到创作？
　　石：不是，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位职业电影人和爱好者之间的区别。例如说我平时看片看剧本会有个人的口味，但是作为职业电影人，我需要首先判断他是否有市场价值，我不会以自我的口味来要求别人，这就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因为四五年来我一直做得是同样的工作。其实判断一个剧本也好，项目也好，有没有商业价值，主要还是看你对现在当下的整个状况有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你可以把手中的项目和剧本和市面上已有的成功的案例进行比对，看你的优势在哪里，最终获得的成功还是跟剧本的质量相关。
　　
　　记：那么像《上海公园》这样的超小成本的文艺片，怎么能进入上映的渠道？
　　石：没有渠道，只有通过发行公司和院线的同意才可以，说穿了就是影片质量的问题。
　　
　　记：但是市场是应该往细了做，像《上海公园》这样的电影受众还是比较明显的。
　　石：没有，中国现在的市场不完善，其实所有的发行和上映和我所说的市场规律还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明星，梁朝伟要是出演了一个一百万的影片，发行公司就一定会发行。或者导演的因素，说穿了电影电视剧就是个商品，商品就有一个品牌，电影的品牌就是导演、明星，还有编剧，其实判断要素并不多，当然这种判断更多的是一种市场上的而非美学的，这俩种是不一样的。如果市场很成熟，分众放映那是肯定的，但是中国的市场还是大一统的，大片占领了大多数的资源，这就是现实。每个人都有意见，比如贾樟柯就主张应该将一些银幕分给文艺片，但我的主张就是不能让，因为现在中国电影正处在一个扩张外延的时期，你如果把市场让出来给小片，大片就会越来越衰弱，那么可能搞得俩败俱伤。但是应该给小片一些生存空间，就是在政府和大财团大企业的资助下来开办艺术影院，实际这也没有办法实际操作，这些影院经营地很困难，因为政府不仅不资助，而且税收还是一样的，这是政府的缺憾。例如美国就会有大财团的资助和基金。你现在的独立制作传播都成为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像是舒浩伦其实是一个体内循环，和大部分的制作是不一样的，因为是一家法国公司投钱的，它在国外影展卖出去一个拷贝可能钱就赚回来了。比如说美国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底下的一个工作室，他常年做这样的独立电影创作和放映工作之后，就得到了美国电影基金会支持，现在就发展下去了，那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些Video Art这样的艺术家就有他们自己的生存空间。上海这些独立放映活动多是些沙龙性质的，中国的体制在这里摆着，北京也好，云南也好没有个例，在中国，你想要做电影，只有一条路，就是进入市场。
　　
　　记：但是也有贾樟柯这样走国际市场成功的先例啊。
　　石：但是有俩百个你所谓的地下艺术家，这俩百个人中有几个能成为贾樟柯。这种沙龙艺术没有前途。你当然可以说你不想要赚钱，你不想要市场，我只是想要给观众看到就行了，但是那些给了你投资，给了你帮助的人又怎么办呢？
　　
　　你们把现在地下电影的现状估计的太乐观了，你并未有了解到其中的难处，你看上去遍地开花，但是有一个很简单判断标准，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行业来看，这个行业有没有发展，事实是他没有发展的，这么多人参与进来，作品却一直在一个低水平重复，这是因为人在走马灯在换，他没有一个有效积累，不断有人出出进进，它是没有提高的。这从中国的纪录片就可以体现出来，从前的比较接近西方纪录片概念的就是《望长城》，但是现在这样的纪录片非常的少，全部成了一种东西，这种纪录片是适合市场的。二十年过去了，中国纪录片没有往前发展一步，反而倒退了，当年那种纪录片的问世是得益于计划经济对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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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陆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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