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原信访办主任上访为何也无效？
吴宗明，2002年退休的广西桂平市信访办主任，却因住房强制拆迁后的补偿问题，在2007年“绝没想到”地变成了上访人员。他说，“有时候想想，觉得也挺可笑的，信访办主任去上访。”另外，他的上访维权行为，至今无果。(据《小康》杂志)
这件事首先反映出，身处体制内并不是抵御公权力侵犯的天然“保护伞”。在巨大的征地拆迁利益面前，现官员早已顾不上体恤前同僚。吴宗明“绝没想到”会去上访，绝不是因为在制度上杜绝了不公平的征地补偿存在的可能性，而只是这个前官员犯下了过于自信的错误。
但其去上访，是不是一定就“可笑”?从道理上说，吴宗明在原信访办主任这一头衔之外，还是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他上访，也是公民在根据信访这一国家正式制度行使申诉、控告、检举等宪法权利，本不应该有值得特别关注之处。打个比方，法院的法官提起诉讼来解决自己的经济纠纷或者家庭纠纷，只要遵守管辖和回避规定，就没人会觉得可笑。信访官员上访为何就被认为是个“讽刺”?在我看来，在于人们评论此事时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信访虽然不能说完全无用，起码是低效率的。而这可以由信访总量年年上升并向中央集中得到部分印证。
正是信访的“无用”，才让这个“小概率事件”式的巧合，变成了一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式的喜感：原来高高在上，代表公权力对上访民众敷衍塞责，将民众诉求转来转去的信访官员(这并非指责吴个人工作不力，也不是看不到他曾有信访调解成功案例，而说的只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工作常态)，现在也同样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要到处去寻找能给自己“做主”的人。这确实有股子讽刺意味。
而作为前信访办主任，对信访潜规则最明白的人之一，却仍然选择上访，并且至今无果，要“更多地求助媒体”，更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可笑。在得不到“法”外施恩的人为关照后，前官员们才发现，他们在权益被侵犯时并没有高于“农民”、“弱势群体”的维权途径。如果选择起诉，因为地方上司法的人、财、权受制于地方党政，要告政府，法院的公正性难以让人信任。反之，上访“万一”得到上级领导重视，就会较快带来满意的结果。吴宗明不可能是一个傻子，他的行为肯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去上访只是因为(如他所说)“已没有更好的办法”。可惜变成上访者后，他得到的也只是推诿和塞责。这位上访无果的原信访办主任，大约就是现行信访制度的最佳代言人了!
然而，话说到底，信访办主任上访“可笑”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权益是否确实受到侵害，他是否能找到制度性的维权途径。但目前信访制度确实不太可靠。它的本质缺陷如功能错位、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如信访部门责重权轻、问题解决过程中人治色彩浓厚，如程序缺失、终结机制不完善等，使其在问题解决上缺乏规范性和可预期性。而司法也因不独立而致公正性受质疑。如果不对此加以改革，给民众提供可靠的制度性的救济渠道，公权力侵犯民众权益的事件就不会减少。而受损害的不仅是弱势群体，也会包括中产阶级、体制内人员、甚至前官员和官员。
个人很难对抗公权力的侵犯，但每个人都可以为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而身体力行地做一点事。对吴宗明来说，似乎可以从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其公布1亿元拆迁安置款的使用明细做起。
退休信访办主任住宅被强拆后频繁上访
2009-12-10 10:40:07 长川
2009-12-10 10:50:09 长川
美国最牛"钉子户"逼开发商更改大楼设计
今年5月26日，迪士尼给房子系上了些气球。旁边的大楼里是一个健身俱乐部和一个连锁卖场。
2006年，大楼还在盖，老太还在世，门口是她的蓝色轿车。
阅读提示：美国也有“钉子户”。一般来说，是“钉子”，最后都是要被拆掉的，但美国西雅图的这个“钉子”，却战胜了开发商——虽然开发商为这栋只有90多平米的小房子，开出了几倍于市价的百万美元补偿，但80多岁的屋主伊迪丝·梅斯菲尔德就是不肯搬，最后，开发商只好三面围着她的小房子，建起了凹字形的五层商业大楼。不仅如此，孤身一人的梅斯菲尔德还和商业大楼的工程项目主管马丁成了忘年交，并在去世后把房子留给了马丁……
梅斯菲尔德1921年出生在阿勒冈州，1966年为了照顾年老的母亲，搬进了西雅图巴拉德西北46街一个两层楼的小房子。这栋房子建于1900年，只有90多平米。
2006年，梅斯菲尔德84岁时，这座房子开始成为“钉子”——有开发商想在这块区域建一个五层的商用大厦，而梅斯菲尔德拒绝搬走。
当时，随着城市改造，梅斯菲尔德的房子不远处有辆垃圾车，总是发出轰隆隆的噪音，同时该地段又是一个交通事故多发地，周围的邻居都已陆续搬走，老太太在那里“不仅没有一个真正的邻居，也没有一个家人”。然而，梅斯菲尔德说：“我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噪音对我来说没啥。我今年84岁了，我在这里很开心，我哪也不去。”
根据政府评估机构的测算，梅斯菲尔德破旧不堪的房子只值8000美元，其所在的地皮也差不多只值10万美元。然而，开发商几次提高报价，最后提到100万美元，老太太还是不肯搬。
按照她的说法，“我不关心钱，再说，那么多的钱对我有什么用？”
最后，由于开发商无权强拆她的房子，西雅图地方政府也没有帮忙的意思，开发商只好修改了图纸，三面围着她的小房子，建起凹字形的五层商业大楼。
最牛“钉子户”与开发商结成忘年交
不过，对于梅斯菲尔德的固执，开发商好像很理解，工程项目主管巴里·马丁甚至关心起老太太的生活。
“起初这只是10分钟的时间，”52岁的马丁说，“但很快，她实际上只能指望你，你不能一走了之。”他带她去看医生。然后他给她洗衣服、做午饭；然后某个晚上，他给她做比目鱼、土豆以及青豆；再然后是一天三餐。他还给她换了新的假牙。
去年春天，梅斯菲尔德被告知患上癌症。去年6月，她在家里去世。
“她得偿所愿了。”梅斯菲尔德的朋友查理·派克说，“她希望就在自己家里告别人世，就在她母亲当年离世的同一个房间、同一个沙发上。她就是这么顽固。”
老太太没有亲人，她唯一的儿子13岁时死于脑膜炎，于是，她在遗嘱里把房子送给了马丁，以感谢他在自己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陪伴和照顾。
房子将被改造 命名为“信念广场”
今年5月底在北美上映的动画片《飞屋环游记》，让梅斯菲尔德的房子更加出名——影片的内容和梅斯菲尔德老太太的经历颇有些相似。5月26日，影片制作方迪士尼公司，还在老太太的房屋顶上系上了五颜六色的气球，如同影片的海报一样充满童趣，向老太太致敬。
如今，马丁已经以31万美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家地产指导公司的老板格雷格·皮诺。马丁说：“很高兴房子还能继续存在，我任何时候开车经过那里都能看到它，这让我很开心。”
皮诺准备对房子进行改造，让房子和旁边的商业大楼一样高，下面是一个两层的开放空间，向市民开放。他把这栋房子做成了个项目，起名叫“信念广场”，他认为这个房子让每一个美国人思考自己的人生。当然，你花钱就可以“买下”房子的一块砖，在上面刻下你的信念和名字。（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今年5月26日，迪士尼给房子系上了些气球。旁边的大楼里是一个健身俱乐部和一个连锁卖场。
2006年，大楼还在盖，老太还在世，门口是她的蓝色轿车。
阅读提示：美国也有“钉子户”。一般来说，是“钉子”，最后都是要被拆掉的，但美国西雅图的这个“钉子”，却战胜了开发商——虽然开发商为这栋只有90多平米的小房子，开出了几倍于市价的百万美元补偿，但80多岁的屋主伊迪丝·梅斯菲尔德就是不肯搬，最后，开发商只好三面围着她的小房子，建起了凹字形的五层商业大楼。不仅如此，孤身一人的梅斯菲尔德还和商业大楼的工程项目主管马丁成了忘年交，并在去世后把房子留给了马丁……
梅斯菲尔德1921年出生在阿勒冈州，1966年为了照顾年老的母亲，搬进了西雅图巴拉德西北46街一个两层楼的小房子。这栋房子建于1900年，只有90多平米。
2006年，梅斯菲尔德84岁时，这座房子开始成为“钉子”——有开发商想在这块区域建一个五层的商用大厦，而梅斯菲尔德拒绝搬走。
当时，随着城市改造，梅斯菲尔德的房子不远处有辆垃圾车，总是发出轰隆隆的噪音，同时该地段又是一个交通事故多发地，周围的邻居都已陆续搬走，老太太在那里“不仅没有一个真正的邻居，也没有一个家人”。然而，梅斯菲尔德说：“我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噪音对我来说没啥。我今年84岁了，我在这里很开心，我哪也不去。”
根据政府评估机构的测算，梅斯菲尔德破旧不堪的房子只值8000美元，其所在的地皮也差不多只值10万美元。然而，开发商几次提高报价，最后提到100万美元，老太太还是不肯搬。
按照她的说法，“我不关心钱，再说，那么多的钱对我有什么用？”
最后，由于开发商无权强拆她的房子，西雅图地方政府也没有帮忙的意思，开发商只好修改了图纸，三面围着她的小房子，建起凹字形的五层商业大楼。
最牛“钉子户”与开发商结成忘年交
不过，对于梅斯菲尔德的固执，开发商好像很理解，工程项目主管巴里·马丁甚至关心起老太太的生活。
“起初这只是10分钟的时间，”52岁的马丁说，“但很快，她实际上只能指望你，你不能一走了之。”他带她去看医生。然后他给她洗衣服、做午饭；然后某个晚上，他给她做比目鱼、土豆以及青豆；再然后是一天三餐。他还给她换了新的假牙。
去年春天，梅斯菲尔德被告知患上癌症。去年6月，她在家里去世。
“她得偿所愿了。”梅斯菲尔德的朋友查理·派克说，“她希望就在自己家里告别人世，就在她母亲当年离世的同一个房间、同一个沙发上。她就是这么顽固。”
老太太没有亲人，她唯一的儿子13岁时死于脑膜炎，于是，她在遗嘱里把房子送给了马丁，以感谢他在自己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陪伴和照顾。
房子将被改造 命名为“信念广场”
今年5月底在北美上映的动画片《飞屋环游记》，让梅斯菲尔德的房子更加出名——影片的内容和梅斯菲尔德老太太的经历颇有些相似。5月26日，影片制作方迪士尼公司，还在老太太的房屋顶上系上了五颜六色的气球，如同影片的海报一样充满童趣，向老太太致敬。
如今，马丁已经以31万美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家地产指导公司的老板格雷格·皮诺。马丁说：“很高兴房子还能继续存在，我任何时候开车经过那里都能看到它，这让我很开心。”
皮诺准备对房子进行改造，让房子和旁边的商业大楼一样高，下面是一个两层的开放空间，向市民开放。他把这栋房子做成了个项目，起名叫“信念广场”，他认为这个房子让每一个美国人思考自己的人生。当然，你花钱就可以“买下”房子的一块砖，在上面刻下你的信念和名字。（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2009-12-10 11:45:30 老猪 (暫住中國)
没有钉子户，没有钉子户精神，就不会有传统。所有的坚持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就是一文不值。今年你熟悉的一个地方，明年你再过来就会找不到路。这就是一个权钱把钉子全部把走的世界。你居住在远山沟里也不会感到安全，因为这个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属于另外一个人。而且这种事情每天在身边发生。
吴宗明在拆迁安置区。
没有人确切知道吴宗明多年以后再次走进市信访办时的心情。他坐上摇摇晃晃的公交车，穿过这个西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在市委市政府大院的马路对面，拐进一个有些年头的小院，市信访办公室就设在那里。
7年以前，他还在这里上班，那时他是主任。而去年7月中旬，当这位退了休的老主任再次走进这里，却是来上访的。
“老领导你也来上访啊？”在他原来办公的地方，当时接访的一位市委常委这样招呼他。
他和同事曾在这里接待过排着队前来反映问题的上访户，如今他也成了上访队伍中的一员，他得到的仅有的“优待”是，工作人员给“老领导”倒茶，让他快点签上名，好排得靠前一点。
在广西桂平市，因为一项名为“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的自治区重点工程项目，200多户面临拆迁。吴宗明家的房子所在地，将挖出一条新的运河。
由于对拆迁补偿和安置的种种不满，从去年7月开始，这位退休信访干部开始了上访之路，那时他家那幢当地典型民居式的四层半小楼还在。如今这栋小楼已被强制拆迁，昔日种满果树的院落也成了机器轰鸣的工地，但他四处反映的问题却至今未获解决。
这位原信访办主任四处反映的，是包括他在内的30多户“钉子户”在拆迁安置过程中的遭遇：
他们认为拆迁补偿不合理，低于自治区4年前出台的标准，比如混合(砖)结构的房屋，每平方米400元，但桂平市政府的标准中最高只补360元。他们请第三方机构对各自的房产评估，估价远比补偿总额高得多，比如吴宗明的房子，估价38万余元，补偿仅25万余元；
吴宗明难以接受的是，既然有关文件中强调，保证被征地民众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被征土地上的附着建筑物按照“原规模、原标准或恢复原功能”的“重置价”进行补偿，为何他要重新建一栋与原来差不多的房子，还得再贴进10多万元；
30多户原来都在一条二级公路边，而安置的回建地不再紧挨公路，地皮的价值比不上从前，他们要求至少应当补偿差价；
起先他们被告知200多户拆迁户将分到两块地上安置，但安置图下来后，他们却发现，绝大多数都将集中到其中一个地块上。他们无法确知另一地块将作何用途；
拆迁户中的公职人员，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特殊“关照”：一位叫谭敬贤的前副镇长，分别被当地纪委、人事局、组织部门等敦促签字；另一位公职人员，被限期三天内搬迁配合，否则“什么时候撤职不知，后果自负”……
吴宗明其实最初并不想去上访。当“钉子户”们分散或结队去上访时，他不参与。“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他说，“没有材料的让你回去写了材料再来，有材料的也就是帮你转到相关部门。”
他已经64岁了，身高不足1.60米，虽然看上去精瘦，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嗓门很大。他穿牛仔裤，将一头白发染得乌黑，走起路来经常一只手插在后面的裤兜里。
但是去年7月中旬发生的一件事最终将老主任“逼”上了上访路。那时“钉子户”们得知交通部和区交通厅领导要来视察工程，便涌去了工程建设办。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领导明天去工地，让他们去工地等领导，还给了一个据说是交通厅领导的电话。第二天，人们兴冲冲地在工地等了一上午，却没见人影，再打电话，是空号。
听说这件事后，吴宗明很恼火。大家商议着要去交通厅问个究竟。考虑到许多人普通话不流利，条理不清晰，人们便力请这位前信访干部出马。吴宗明于是带着另一个拆迁户去了省城南宁。
这是这位前信访办主任第一次正式上访。交通厅接访人员证实，厅里没有这样一位领导。接着，他们去了国土资源厅，接访者只在大门口接待了一下，总共10多分钟。然后是纪检监察部门，吴宗明刚把事情说了，接访者就说：“这事不归我们管。”拿了一个信封来，把他们的材料装了，说是“帮你们转吧”。这一天，两人最后还去了自治区高院。结果是：经查询没有相关案件，不能接访。这回是吴宗明跑出去买了一个信封，把材料装了，拜托门卫转交高院院长。
他原来想：“这么多单位，总能碰上个把领导来关心一下我们的事吧。”但情况看起来似乎不是这样。
吴宗明的第二次上访，是在两三天后，去了桂平市信访办。几年前他在这里工作的时候，门前挂的还是一块竖着的大牌子“桂平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如今换成了门框上方一块小牌子“信访办公室”。
对于这个部门的职能，他是清楚的：“没有拍板权，只能协调、汇报、请示。”群众来反映的问题，分类后代转到各主管部门；有时会请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出面来沟通；重大问题则向市里主要领导汇报，他也可以“提供参考意见”。
吴宗明原本不愿意去那里上访，但这一次因为听说那几天里市领导正轮流亲自接访，吴宗明想着总可以跟领导当面谈谈这件事。然而，接访的那名市委常委，最后给他的答复是：我们回去研究。
他想，恐怕光在广西反映问题不行。那时他从电视上得知有个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督察两广，接下来便去了广州。他事先拟了一份“主要咨询和解决的几个问题”，可是刚提出第一个问题，就被接待人员打住了。最终得到的答复是：请回去与当地政府协商，或者诉诸法律程序。
“这不跟没说一样？！”至今提起来，他仍旧忿忿地抱怨。这位曾经当了18年兵的老退伍军人，言谈间有时忍不住要冒出一句“他妈的”，在转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时，喜欢用“这小子”来指称自己。
老信访办主任不再对上访抱有希望，但他的倔劲儿上来了，非要有个说法。他和“钉子户”们往各级部门一份份寄去材料，根据不同的诉请对象拟不同版本的材料，但大多杳无音信。他托人找关系，甚至去过北京，就想能碰上一个“大领导”为他们说句话。他们把举报材料发到网上去，又去找媒体反映情况，但都不乐观。
直到今年11月初，北京一家杂志报道了这位退休老主任上访的戏剧性故事，吴宗明一度以为事情也许该出现转机了。然而，尽管许多网站转载了这篇报道和相关评论，直到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却仍未作出表示。
“我们现在是精疲力竭，山穷水尽啦！”说这话的时候，这个穿牛仔裤的硬朗老头显得有些疲惫，染黑的头发新长出了白色的发根，“我已经这个年纪，也不想再跑来跑去，但实在是迫不得已。”
不过，至今他仍保持着对信访工作的体谅：他不主张“钉子户”们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因为“那里人那么多，不要说解决问题，能有说话的机会就不错了”；他也不参与“钉子户”们集体上访，因为人多了不符合《信访条例》的规定，再说“影响不好”；他承认上访作用有限，但“毕竟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一个渠道”。
“我们不是要捣乱，只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一再强调。
在他上访的故事被报道以后，吴宗明觉得，北京学者于建嵘写的评论《原信访主任上访为何也无效》“最能反映现实”。
“这位上访无果的原信访办主任，大约就是现行信访制度的最佳代言人了！”这篇评论写道。评论还说，“如果不对此加以改革，给民众提供可靠的制度性的救济渠道，公权力侵犯民众权益的事件就不会减少。”
让这位在市检察院干了11年、司法局当了7年副局长又在信访办当了3年主任的老干部想不通的是，他们在上访中了解到，补偿安置费用由“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的业主方支付，而拆迁安置工作则由市政府“承包”，面对政府，他们就算觉得补偿安置不合理，也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
“我把这叫做‘权力承包’。”吴宗明大声嚷道，“政府理应处于中间位置，协调各方矛盾，怎么能由它来‘承包’呢？”他认为这是他们在拆迁中遭遇种种不合理的根源所在。
然而拆迁安置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自治区相关文件规定，此类重大工程项目拆迁由所在地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征地拆迁工作，征地拆迁费用实行包干。
上个周末，他带着记者又一次走进市信访办。他几年前工作过的这个地方，原先破旧的瓦房已经粉刷过。为了不影响院里其他机关工作，他们当年曾在办公室后侧开了一扇小门，好让前来上访的人在那儿排队等候。如今，办公室翻新过，这扇小门被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