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头接受从天而降的命运　《天降》拍摄缘起和导演阐述

　　
　　（现象网转载）诚如著名的“蝴蝶效应”所昭示的那样，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也许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尽管有些事情看起来彼此无关，但却暗自相连，相互影响。只不过在这些联系和影响中，有些是直接的，显性的，平淡无奇的，而有些却是如此的潜性、隐秘，却让人无比讶异。毫无疑问，湖南绥宁县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北京奥运之间的联系就属于后者。
　　
　　在中国，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知道北京奥运，但是，离西昌近一千公里，离北京近两千公里的绥宁却鲜为人知。那么，绥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绥宁文化局提供的一份数据上是这么写的：绥宁县位于湘西南边陲，古属荆楚之地，宋元丰四年(1081年)建莳竹县，祟宁二年（1103年）改称绥宁；全县总面积2927平方公里，其中山地343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72.95%。全县辖25个乡镇，人口35万，其中苗、侗、瑶、壮、回等15个少数民族（主要为苗族）占总人口的61.3%。绥宁县是全省、全国的重要林区县，森林覆盖率达73.6%。绥宁因此被誉为“神奇绿洲”……
　　
　　　　　　　　　　　　　　　　　　　　 《天降》的拍摄现场
　　但显然，单是以上文字描述出来的绥宁也许并不会进入我的视野，更不会进入我的摄像机。我之所以拎着摄像机毅然从奥运气氛日渐浓厚的北京奔赴千里之外的偏僻的绥宁，是因为我无意中获知了绥宁的另一面。
　　
　　2008年6月9日，作为一颗直接服务北京奥运直播的通信卫星，“中星九号”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上天。这也标志着举国期待的北京奥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对此，各类媒体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报导。而我却被其中的一则与众不同的报导震惊了。这就是供职于湖南某媒体的我的朋友非牛撰写的一篇文章。他用完全不同于其它媒体的视角和文风，在这篇报导中揭露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发射“中星九号”卫星的火箭残骸大部分降落在湖南的绥宁。由这篇报导开始，我更吃惊地发现，这并不是残骸第一次光临此地，从1990年开始至今，来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火箭残骸数十次地降落于这片被决策者定义为“老少边穷，地广人稀”的革命老区。残骸落区涉及到11个乡镇700多平方公里16万余人。在10多年的时间里，从天而降的残骸打破了当地人贫穷而平静的生活，砸坏了他们的田地，毁坏了他们的庄稼，弄浊了他们的河流，掀飞了他们的屋顶，弄伤了他们的牲畜，当然，最惨痛和最不幸的记忆，是在98年的一次下落中砸死了他们的儿女——一位16岁的花季少女。
　　
　　　　　　　　　　　　　　　　　　　　 《天降》的拍摄现场
　　个体的惨痛经历当然应该让人铭记。但说实话，在看到报导的那一刻，集体的命运更让我震惊和关注。它引起我的思考也远远地超过了那些个体和偶然。因为之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一直以为火箭残骸的回收降落一定是在一些空旷的无人区，比如沙漠和大海。却完全没想到，它竟然会是降落在和我们自己的家园一样普通的有人居住的地方。世世代代以来，他们就是聚居在这片土地上，鸡犬桑麻，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但从某一天起，这700多平方公里上的16万余人就突然宿命地集体背负了“等待彗星”的命运。天上时不时会有奇怪而危险的彗星一样的天外来客降临在他们头上。尽管每次卫星发射和残骸回收官方都有事先通知，也会提前“疏散”，但所谓的“疏散”只是提醒大家加倍注意，不要群集以避免群死群伤，并没有迁离这块土地半分。从理论上来说，这片区域内的每一个人、每一株庄稼、每一间房屋，每一头牲畜……都有可能在每一次的卫星发射中被来自天空的残骸砸中。他们共同背负了这种奇怪的命运近二十年的时间，并且，随着国家航天实力日渐强大，这样的命运还将继续背负下去，并不知道何日是个尽头……
　　
　　想想看，这样的家园状况完全是人类一次有着鲜明魔幻色彩的现实处境。有着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般的魔幻现实色彩和寓言性。我承认，就是这种魔幻现实和寓言性首先深深地吸引了我。转而，我马上很好奇地想去探究，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处境下，那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态和秩序，去迎接和面对这种天降的命运？
　　
　　在真正到达那片土地之前，所有的猜想和解读都没有切实的意义。于是，我终于拎着摄像机，在2008年7月份的某一天，双脚踏上了这片“神奇的绿洲”。我亲眼所见的现实更让我震惊和沉思。我一路蜿蜒颠簸，登上风景秀丽却一贫如洗的山村，尽管离卫星发射已经过去一月有余，仍然能看到火箭残骸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触目心惊的痕迹：在稻田中砸出的巨大无比的深坑、屋顶上的断梁、地面的碎瓦……而尽管重要的大件残骸被政府和部队回收，但几乎当地老百姓每家每户仍然能从家里搬出从屋前山后捡来的各种形状的残骸，有像大水缸一样的圆锥状的——随意地摆放在一家人的门口，一群觅食的鸡悠闲地在上面漫步；有像烟囱一样的圆柱形的——捡来的山民将其用切割机切割下一截，做成绑在摩托车上放杂物的容器；还有一块残骸像一只铁皮鼓——一个寂寞的山里小孩当着我们的面敲打出阵阵空旷的“鼓声”；更多的是好多不呈规则的片状的碎片。小的几公斤，大的重达几百公斤。老百姓捡来这些只是为了能当作废铁卖点钱。而运气好捡到“大家伙”的话，卖废品的所得可能会有几百元，甚至会超过他们一年种田下来的微薄收入。而他们被残骸砸坏禾苗、竹林以及被砸死猪也只不过得到西昌来的军人区区几十和几百元的赔偿。
　　
　　　　　　　　　　　　　　　　　　　　　 《天降》的拍摄现场
　　他们对从他们家园头顶频频经过的卫星动辄上亿的商业价格全然不知，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神六飞天、嫦娥奔月，以及即将开始的神舟七号太空漫步和北京奥运会时，他们依然默默无闻地埋头在这片残骸频频降落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管偶尔他们也会和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一样暴露出喜欢宏大叙述的习惯，但真正让他们牵肠挂肚的，只是“化肥农药的价格又上涨了”、“突来的水灾会不会将稻田淹没”等等诸如此类的最现实最迫近的问题。
　　
　　在被问及他们对残骸下落在他们家园里的看法时，他们的回答也超出了我来之前简单的臆想。尽管其中也有恐惧、忧虑、埋怨、困惑和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对待命运的坦然和从容。有个农夫在劳作的间隙里跟我说：怕也没办法，我们生在这里，又能逃到哪里去？这就是我们的土地。他回答完我的提问后就飞快地赤脚走进了稻田里；还有人跟我说：不怕。这就是命。躲不了的；听天由命吧。有个守护山顶上的庵堂的老妇人一边指给我看被残骸砸坏的大雄宝殿的屋顶，一边跟我平静地谈起她的疾病和粮食……
　　
　　随着拍摄的深入，我就这样捕捉和收集着绥宁老百姓对火箭残骸事件的极为鲜活而丰富的反应。当然这也是生活本身的特质。任何时候生活都不是平面的，单调的，而呈现出无比立体、复杂、微妙和丰富的面貌。尤其是那种中国老百姓身上与生俱来的朴素的生死观和土地情怀，不断地感染和冲击着我。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淳朴的观念和他们艰难的生存处境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和张力。这样的反差和张力当然也存在于田园牧歌与尖端科技以及国家意志与个体命运之间。慢慢地，这种张力形成了我这个片子所要重点表现的对象，我希望将它记录并呈现出来，为此我对我的拍摄思路进行了及时的调整，放弃了一些有可能更深入、更凝练、更有故事性也更尖锐更能引起反思的表现手法，而最终选择了用一个散点透视的结构，通过卫星残骸下落这个点，来勾勒出笼罩在强大的国家意志下的众生百态，以及呈现出他们在这个特殊的空间背景下的家园图景和生活面貌。这种对群像的勾画当然跟我之前讲到的对集体命运的迷恋有关。我最后将片子取名为《天降》，“天降”一词在这里不单指那些从天而降的残骸，当然也指命运，一种不仅囿于此处斯民、而很有可能延伸至其它人头上的普遍性的“天命”。我甚至自不量力地奢望借此来探讨一点人、土地以及天空三者之间的关系。
　　
　　但因为我个人的能力和条件的限制，我知道这样的呈现最终可能会过于仓促和浅薄，但我希望大家能从中看到我对生活本身的热爱和敬意。而不单只是看到那个隐藏在背后的硬邦邦的国家意志。在瞬息万变热气腾腾的生活面前，国家意志也面临着被软化被消解的可能。总之，我希望这个片子，能更柔软一些，更轻盈一些。尽管从某些层面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坚硬很沉重的话题。
　　
　　2008年8月8日的那天，我又去了那座残骸降临的小山村，我首先在路上碰到了一桩简朴而热烈的乡村婚礼，迎亲的队伍蜿蜒地走过稻香弥漫的田埂。其次我在一座位于高山之上的空寂的庵堂里碰到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妇人，她负责每天上山来给庵堂上香和点灯，一天的报酬是一块五毛钱。我问她你知道今天是哪一天吗？她掐了掐指头说七月初八。（诚然，她的日历还是阴历的。）我又问她你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发生吗。她想了想，回答说：听人家说好像有什么奥运会。但我接下来追问她奥运会在哪召开时，她一片茫然地摇了摇头，不一会却冷不丁补充一句：只听说蛮豪华，蛮闹热。她说完这句，不再言语，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中。在她沉思的时刻，远方隐隐地响起了雷声，山脚下的竹林和大地很快笼罩在一片倏起的雨雾中。苍茫之中，有种朴素的美和道德不言自明。
　　
　　本文转载自《电影札记》
　　作者：张赞波（《天降》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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