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顶起来：真相是纪录片的基础

　　2004-12-31 13:31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宏宇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在“2004北京国际纪录片展”上，《水俣———患者及其世界》把40年前发生在水俣的化学污染事件再现于中国观众面前：熊本县的小镇水俣，新日本氮肥公司将含有有机水银的废水排入大海，镇上的居民食用了被污染的海产，成年人肢体病变、大脑受损，妇女生下畸形的婴儿，要命的是这种“水俣病”完全无可救治。银幕上患者的惨状几乎令人不忍卒睹，但工厂拒不负责，政府也漠然处之。患者们的对抗办法之一是：集资购买公司股票，以便亲临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当面对质。影片末尾的高潮中，身着丧服的患者、家属出现在股东会礼堂，总经理面无表情地念起报告书，受害者、支持者终于爬上讲台，与保安和公司高层们扭打在一处。
　　
　　
　　
　　
　　　从1971年到1975年，日本纪录片导演土本典昭拍摄的水俣系列纪录片奠定了他在日本纪录片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如今他已是76岁的老人，这个系列却还在继续，已经拍了17部影片。
　　
　　
　　
　　
　　　“‘水俣’事件是发生在日本南部的一个小镇，要是发生在东京会怎么样？如果是东京海域的水受到如此严重的污染的话，就不会出现政府想封锁消息的情况吧？当时这些受害者就会马上引起社会重视吧？”事隔40年后，土本对水俣事件仍然耿耿于怀。他18岁时加入日本共产党，22岁时便因行为激进，被早稻田大学勒令退学；如今青年那般的血性竟似乎仍未消退。
　　
　　
　　
　　
　　　日本的耻辱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纪录片中以大量篇幅描述污染受害者的苦难和斗争，却几乎没有与肇事公司乃至当时的日本政府直接对质，是因为有什么困难么？
　　
　　
　　
　　
　　　土本典昭：这样说来就触到日本的一个耻辱了。
　　
　　
　　
　　
　　　当时是日本战败后不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的许多工厂成为美国军需物资的生产、供应者，日本的工业也正因此复兴。新日本氮肥公司开发了一种最新的技术，就是我们现在大量使用的液晶显示器的原材料，现在世界上60％的这种材料都是由他们来提供的。日本的化学工业走在了世界前列，当时的通产省非常支持这样的事业。水俣出现了有机水银污染后，学者的研究结果说确实有有毒物品，能够使人致病，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点却是在8年以后。如果当时立即采取措施，死亡人数只会有100多，但事情被搁置了10年。虽然10年里人们做过各种抗议，但政府的说法却是，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当然日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也曾经常发生死亡事件；这一次尽管大家努力，也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政府只顾经济的繁荣、化学工业的繁荣而损害国民的利益，对当地渔民见死不救，这种事情，我们不希望将来再重演。
　　
　　
　　
　　
　　　记者：您至今还在拍摄水俣题材的纪录片，您觉得在这几十年里，国家政府的做事方式有什么变化吗？
　　
　　
　　
　　
　　　土本典昭：水俣病发生40年了。当时有100多患者，已经死了40人。这样大的公害，在媒体报道上实在很少。NHK只是在事件发生3年后播出了一个30分钟的电视纪录片。到1970年我开始拍这个电影为止，几乎没有任何报道。政府的态度完全能看出来。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在10年前，因为涉及几万人的诉讼，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时候作为话题，很多电视台也制作播放了有关水俣病和审判的节目，但我的影片始终就没有被他们关注过。
　　
　　
　　
　　
　　　1970年代，我曾经把影片拷贝送到一些国家，因为这些地方出现了类似水俣病的迹象。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把这部片子赠送给其他国家，他们什么都没做。因为加拿大一些土著居民中出现同样的病状，我还自费带一组人在加拿大巡回放映影片，近两年里把所有地方都跑到了。后来因为我们的努力，加拿大那家化工厂被关闭了。
　　
　　
　　
　　
　　　因为我是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拍摄的，包括小川绅介也是如此。我们最大的困难其实是制作的资金、生活的费用都不够。政府对我们进行干涉这种事情，倒是没有发生过。
　　
　　
　　
　　
　　　不让弱势群体愈加弱势
　　
　　
　　
　　
　　　记者：在日本，纪录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角度和方式是怎样发生变化的？
　　
　　
　　
　　
　　　土本典昭：大家知道从战后一直到1972年，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占领下。当时日本所谓的民主化，是美国式的民主化，他们不允许共产主义存在和生长，自由的言论也受到限制。日本共产党进行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活动，当然也都是非法的。新闻、媒体行业的从业者只要稍有左倾言论都会被解雇。后来在电影行业里，有人成立起一些小组，自主拍摄电影，作为一种自主独立运动，这是第一个阶段。
　　
　　
　　
　　
　　　这个时期，稍稍做民主社会思想的探讨，就被媒体和民众称为“过激”，人们渐渐开始讨厌社会思想。往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挺讽刺的，日本人开始崇尚赚钱了。对贫困的人来说，确实有人享受到了高速成长的恩惠，这也不该责怪。但像我们这样的人，往往因为有“过激思想”找不到工作。我在大学因为“过激思想”被勒令退学，处于贫困线。当时电影这行比较热，搞电影至少
　　
　　
　　
　　
　　　可以吃得饱，所以就进了电影行。生活好起来之后，人们就不再进行社会抗议了，突然出现了水俣这样的事件，电视也几乎没有报道。我们觉得有种责任感：报纸新闻不做的事情，我们去做。不能让弱势群体愈加弱势———说是正义感也好，说自觉性也好，就是由此而来的吧。
　　
　　
　　
　　
　　　跟我们一起被邀请来(影展)的还有小川绅介的影片，他一直关注东京国际机场建设时的反对运动。我本人关注海的污染。我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导演，能够以一个观点始终不懈地将一件作品一直拍下来，也是十分难得的经历。
　　
　　
　　
　　
　　　记者：听说您曾受日本国营铁路公司委托拍一部影片，最终完成的作品却偏离了他们本来的意图。
　　
　　
　　
　　
　　　土本典昭：这件事之前，日本国营铁路出了一件死亡100多人的事故。其实是因为国铁把运营时刻安排得太密，他们却认为是工人不太注意信号造成的。国铁一方希望通过这个影片教育员工和人民注意劳动安全。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向17家电影公司征集剧本，采取大赛筛选，大概只有我这个剧本写得和别人不太一样吧，一下就给选中了。等我拍出来，意思却是说工人没有任何过错，过错是在于国铁把车次安排得太密———这跟他们的意图确实有些违背，他们也苦于判断是否应该上映。搁置了半年，这期间影片得了很多奖，最后还是正式发行了，在日本引起相当大的轰动，也成为世界“三大铁道电影”之一，到现在为止一直被人们所关注。
　　
　　
　　
　　
　　　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一直都没有对人讲过。拍这个片子之前，我也拍过许多宣传的电影。这次是国铁出钱，但我想了半天，片子里工人们应该是主人公。国铁是想宣传他们的服务是如何的安全、便捷、亲切热情，但工人对这些教化式的东西已经厌烦了，当我说要去拍片的时候他们甚至把镜头推一边去，完全不合作。在他们的意识中总是被上边教育，觉得这部电影无非也是这样一个东西。这样干可不行啊，我开始到工会跟工人说：之所以导致这样大的一个事故，固然有工人不太注意的因素，但是更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工作条件太差了，如此高密度的时刻，不管是谁都很可能出差错。如果我拍这部电影，是站在你们一边为你们说话，反映你们的意志。这样一交代，工会的态度180度大转弯，给了很大的支持，还借给我制服，让我跟着车组在这条线上来回跑了两天，所有的细节都看到了。能写出那么好的剧本，跟这两天的所见是非常有关系的。
　　
　　
　　
　　
　　　独立是什么符号？
　　
　　
　　
　　
　　　记者：您年轻时曾经与小川绅介、黑木和雄等导演成立“青之会”，探讨电影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
　　
　　
　　
　　
　　　土本典昭：说到“青之会”嘛，是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将来走向社会的一个舞台吧。其实当时主要是大家在一起喝酒，酒是主角。一边也聊电影是什么，怎样拍电影，讨论到比较深的程度。
　　
　　
　　
　　
　　　当时日本也有很多堪称典范的导演，有很多人写影评甚至论文来评价他们的作品。但这些东西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除非我们变成他们。我们怎么办？应该自己提高、相互提高，青之会就聚集了各个职位的电影人：编剧、摄影、剪接师、录音师等等。首先评价自己的工作，好与不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拿出各自不怎么成熟甚至差劲的作品来做彻底的分析、比照和批评。大概进行了三年左右吧。我们那个时代，很多核心的日本电影人都出自“青之会”。
　　
　　
　　
　　
　　　记者：以您现在来看，纪录电影与政治的关系是什么呢？
　　
　　
　　
　　
　　　土本典昭：我认为找到真相给人们看，这是电影的基础。有时候我们拍电影，试图把它写出来，一写出来，就涉及流程、预算，成了计算式的一件工作。我们这些人是不得已才写剧本或者台本，当时成立“青之会”，也正是为了想办法摆脱这种做法。我们本着这样的意识：拍出来的电影要有意思、可看，抱着这样的责任感来拍摄。
　　
　　
　　
　　
　　　我们提前不写台本，直接就拍，通过拍摄到的素材的剪接，告诉人们我们所认为的真相。不是做政治宣传，而是让观看的人产生共鸣，由此了解到我的意图。
　　
　　
　　
　　
　　　记者：您说到真相是纪录片的基础，不过也总有人因为自己生活好好的，就不想看到什么悲剧性的事情，影响自己的情绪。您对这样的态度怎么看？
　　
　　
　　
　　
　　　土本典昭：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近来人们不常去影院看电影，而大多是在家看录像带或者影碟了。这样的话一部电影可以反复看很多遍，过去的经典电影，包括纪录片的经典，都是从书架上拿下来就可以欣赏。最近我在考虑，电影应该是为人们的思考提供的一个工具，通过看电影促进思考，在思考中进一步体会电影的内容。电影的乐趣不应该只在表面的热闹，通过看电影了解真相、引起思考，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快乐吧。电影应该给人这样的快乐。前些日子我分三次看完了《铁西区》的录像，要在影院里从早看到晚的话，我的身体可撑不下来，多数人在影院泡一天也挺难的。这样大胆的作者在中国能够诞生，我也是非常感慨。
　　
　　
　　
　　
　　　记者：您始终是一位独立导演，您在经济上还拮据吗？拍片的钱怎么解决呢？
　　
　　
　　
　　
　　　土本典昭：我60岁的时候到阿富汗去拍一部纪录片，因为自己酗酒，酒精中毒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医院，那时候便一贫如洗了。
　　
　　
　　
　　
　　　所谓独立导演，在年轻时候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符号；到人老了，就成了“失业”和“毫无权力”的代名词。1990年，一般人的年收入是400万－500万日元，我的年收入是50万。(土本先生拿过一张纸，一边写下“作品”、“制品”和“商品”，一边解释)“作品”只要有一件，能给人看就行。把它做出来，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把它复制许多份，就是产品；而成立个公司，通过种种手段可以把它再变成商品——这样的事我可一概不做。我现在就已经有了4部“私家版”录像，我用DV拍摄，自己在电脑上剪片，成本也不高。有一部片子只在一家报纸上小小地露了一面，卖出了大约700套，已经基本把成本收回来了。
　　
　　
　　
　　
　　　我现在的生活花钱并不多，我也不想挣钱。如果特别想挣钱的话，势必迎合这个社会去做一些事，那我自己的工作可持续不下去。现在我的生活完全依靠我夫人，我们是1998年结婚的，她继承了家里的遗产(土本与一边的夫人相视大笑起来)。我觉得自己这个人并不怎么样，但生活倒能比别人显得悠闲，这是我的福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