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然：关于铁路叙事的一些评论

　　
　　（现象网转载）《铁西区》中，王兵的摄像机沿着冬季的铁轨缓缓进入中国东北重工业曾经的心脏地带，556分钟里，铁路/铁轨以一种摄人心魄但是又同时令人不安的方式连接着那些颓败的和即将消失的人群与生活，“空间”和“记忆”——如若以理性的方式追溯这些过往，看似别无它途，我牢牢拥抱这两个空洞的语词，在烦躁的PPT和PRESENTATION中浮光掠影地作片段性的解读。
　　
　　铁西区中，日本人1936年建造的沈阳冶炼厂（前名为：奉天制炼所）的三根百米烟囱（高度各异，最高的一座其实达到120米；建造初期曾经是“亚洲第一”）2004年3月23日在一场清晨的爆破中轰然倒下，以视频记载的爆破全镜头长度为27秒；从纪念碑（MONUMENTS）到遗迹（RUINS），再到一无所有（NOTHINGNESS），用时不过27秒。
　　
　　
　　　　　　　　　　　　　　　　　　 【烟囱的倒塌】
　　
　　“烟囱”——“工业文明”——“the bright future of socialism”……历史叙事从何处逆转？——其中还有微妙的PRE-49和POST-49国族叙事的暗流，例如，日本殖民政权在东北的确立正是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建立为借口的；铁西的工业时代与日本殖民史与现代化的关系（所谓“日伪”政权）也是这段铁路叙事中需谨慎而务实面对的一段。1946年，国民党接管铁西；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
　　
　　17年（1949-1955）阶段，郭小川曾经在诗歌里道，
　　你们再不要
　　越过地堡群
　　偷袭敌人控制的城市了。
　　而是怎样
　　把从工厂中伸出的烟囱
　　筑得直上云霄；
　　
　　【1955年11月“向困难进军——再致青年公民”】
　　
　　在关于烟囱爆破的沈阳市新闻中，记者以这句话作结：
　　
　　“随着烟囱的倒掉，沈阳城市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02年，北大的俞孔坚（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和他的团队完成铁西区的改造规划图【点击这里查看，请注意，在06年这个设计案才得以在学术期刊《景观设计》发表，里面俞孔坚说“遗憾的是，包括设计建议保留的两个大烟囱在内，整个场地已全部推平，设计者的方案没有实现，留下千古遗憾”】，共三个方案，在规划图出来的两年后，铁西重建似乎并未刻意考虑到俞孔坚计划中所谓保留“工业遗迹”的逻辑，那些方案对水泥＼钢管＼混凝土来说过于浪漫（文化创意产业园）。而在实际的改建工程中，原工业空间的立体改造方案被简化成扁平的一张吊牌——““沈阳机床厂原址”。
　　
　　
　　
　　　　　　　　　　【俞孔坚的设计中，认为可以保留冶炼厂的管道，把这里改造成休闲街】
　　
　　
　　“ 轰！轰！轰!’三声巨响，3座百米高的沈阳冶炼厂大烟囱在爆破中瞬间土崩瓦解……拆迁队伍和推土机进场，彻底在地球上抹去了这个始建于 1936年的老厂。我则流下了眼泪，而流泪的也不止我一个。因为就在头一天我还流连于迷宫般的厂区，叹惋那精巧的冶炼工艺流程，观摩那看似怪异的机器设备，惊叹那宏伟的大跨度厂房和那三柱足以标志沈阳的百米烟筒……一夜之间，所有却都已成为过去。”——俞孔坚
　　
　　国家叙事中，PRC工业文明的前史于是被一一掩埋和遗忘；烟囱和旧厂区都不复存在了的时候，哪里还能承载记忆？我们是否经历太多的拆迁和改造，训练自己去挖掘和诠释“ lieu de mémoire”（PIERRE NORA）的文化价值，并让这种讨论成为陈词滥调？
　　
　　我未曾问起我的爷爷奶奶，当年他们是怀着哪种心情从中国的东北迁到中国的西南，在火车上，是否对这片红土地和他们的兵工厂大院充满期待，而东北的黑土地已经被锁在心底，不再谈起，亦未曾离去……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８日清晨，部队野营训练沿铁路行军，行至湖南省衡山车站南峡谷时，满载旅客北上的２８８次列车迎面急驶而来，驮着炮架的一匹军马猛然受惊，窜上铁道，横立双轨之间。就在火车与惊马将要相撞的危急时刻，他奋不顾身，跃上铁路，拼尽全力将军马推出轨道，避免了一场列车脱轨的严重事故，保住了旅客的生命和人民财产的安全，自己却被卷入列车下壮烈牺牲，年仅２３岁。——摘自百度百科
　　
　　在动作化（因此也是电影化的）和满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因而也是多少显得血肉模糊的）描述背后，是1960年代的单一政治话语，“工农兵”在彼时是被意识形态服务的主要对象（雷锋62年牺牲，他的日记在63年4月已经出版），亦是全民思想改造的宣传矛头。
　　
　　不可避免地，欧阳海的牺牲被升华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而据说他随身携带的小册子的封面上，正是书写着这样的字句“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也仍然衷心的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然胜利，一定会有更多更多觉醒了的人是为它战斗”。
　　
　　对献身动机的崇高化渲染还有另外一层HINT，那就是，哪怕战士已经不在前线与敌人作战，他依然应该在和平年代为人民服务，并在必要的时候为人民和祖国的利益牺牲。
　　
　　似乎人们多少冷落了这一事实，那就是：欧阳海“舍己救列车”的壮举成全的是全车旅客的生命；成为国家英雄叙事的重要段落是否令欧阳海本人满意，我们已经无从得知；然而“欧阳海”大概本身已经在1960年代（甚至是整个17年时期）成为革命英雄主义众多抽象标签中的一个。
　　
　　09年他被评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100名人物之一（评选本身的存在似乎正是为了提醒新一代的年轻人记得他们本来就不知道的事情），然而他的事迹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用并不代表着在当下的语境中，人们就可以随意贬低他牺牲年轻生命的理由，或者如同流行的网络段子那般，无所不尽其极地对这些英雄叙述作全盘的庸俗化和虚无化的解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哪怕是“生死时速”这样的好莱坞意识形态大片，也是一段“欧阳海”的传奇。
　　
　　PS：我初中的时候第一次知道欧阳海。彼时是班会活动，父母送给孩子们的14岁生日礼物，一对父母送给他们的女儿一本《欧阳海之歌》。毕业的时候，这对夫妻离婚了。
　　
　　
　　
　　
　　
　　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你会觉得杜海滨的《铁路沿线》似乎应该是比2001更久远的一部作品。甚至可以说《沿线》和铁路没有本质上的联系，“铁路”不过是被借用过来作一条“时间+空间”的轴，流浪的人群散落在轴线上。不过铁路却并非稳定的坐标，这些流浪者只能被别人的“当下”路过，他们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只能得到破碎的呈现。
　　
　　也许可以尝试用“FLANEUR”去理解这些个体（本雅明提到过RAGPICKER，anyway），令人多少有些惊讶的是，他们各自脱离家乡、土地、家庭的原因也许有所不同，却都大批量地产生在POSTSOCIALIST的时代，少年的叛逆、阴暗和愤世嫉俗同时代剧变的沧海桑田相比，似乎总是显得底气不足。
　　
　　
　　
　　在《1428》中，半流浪的儿子站着等老父亲盛饭，后者是他的坐标，却行将消逝。在这里，似乎看到《铁路沿线》时期的杜海滨。
　　
　　我的老乡、诗人于坚应该有过一部纪录片作品《碧色车站/JADE STATION》，讲一个无名小站的，一直很想看看。
　　
　　【引自这里：《碧色車站》這部紀錄片拍了約有十年之久，當時是有人拿了一台攝影機給他，讓他去拍滇越鐵路，當時他拍了五集，每集30分鐘，剪輯好將帶子交給那人，但從此就沒下文，他只留下一小時的素材。後來過了幾年攝影機變便宜，他自己買了一台機器，重新再去拍這條鐵路，也作成《碧色車站》這部紀錄片。這部片曾入圍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銀狼獎單元。】
　　
　　【不知道这样评价杜海滨是否有失公允，即，他的天才仅限于发现题材方面】
　　
　　“火车”不止一次地在80年代以降的电影叙事中被处理成“现代化”和国家明媚未来的象征，铁路网络向中国内地山峦平原湖泊的纵深，其高峰似乎不是磁悬浮的投入使用，而是青藏铁路的建设（翻越唐古拉山口的时候，海拔高度超过5000米）；火车本身也同时可以成为“等待戈多”中梦魇式的命题，等待、遭遇、路过，是什么存在着？又是什么呼啸而过？
　　
　　“车轮飞 汽笛叫
　　火车向着韶山跑
　　穿过峻岭越过河
　　迎着霞光千万道
　　嗨 迎着霞光千万道”
　　
　　
　　《站台》中的青年们奔跑着追赶火车，几乎俗套的解读是：“火车”本身并不令人向往，令人向往的是火车流动性带来的各种可能——我忘记是在我念过的教材中，还是在我的梦里，总有一群人提出，不如去家附近“看火车”（后来也许发展到去机场附近“看飞机”起降）。后来我记起，我的童年时期，去家附近看火车亦是常事。矛盾在于，即便有朝一日坐上了火车，去想去的地方，却发现自己更加悲伤：所期待的生活，始终未曾到来。
　　
　　《世界》里面，有人坐火车去了乌兰巴托；二姑娘在工地上问赵小涛，“你说飞机上坐的都是什么人”？
　　
　　其实电影一开篇就问过，“谁有创可贴？谁有创可贴？”
　　
　　原文标题：铁路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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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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