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小川绅介的精神与中国纪录片

　　（现象网转载）1988年，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不论韩国，菲律宾还是中国，都存在着很多社会问题，也是人们最有生气地活动的时候，这些地方不应该没有纪录片的出现。真想看啊！”
　　
　　那一年的小川在呼唤亚洲纪录片工作者要加强行动，纪录亚洲人们自己的形象与活动。他这么呼吁还有另外一番深意，即渴望亚洲人自己呈现自己，展现自我，而非只依靠西方人对亚洲的展现和阐释。
　　
　　1989年，小川在他工作的地方山形县创办了一个国际的纪录片展览活动。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他办这个活动的初衷之一是联系亚洲的纪录片作者，但是非常遗憾，那一年亚洲纪录片作者没有一部作品被提名。
　　
　　当年的小川一定是非常失落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仅仅中国人的纪录片作者，就在历届山形拿下了十多个奖项！尤其今年，2009年，有三位中国作者在山形获奖，分别是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毛晨雨的《神衍像》以及季丹的《回旋楼梯》。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已经走向辉煌时期，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艺术手段都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可惜小川在1992年就去世了，不曾看到亚洲纪录片的辉煌。
　　
　　提到山形，人们都乐于提及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与山形的关系。新纪录片运动的第一部作品到底是哪部，还有些须争议，但一般倾向于认为是吴文光的《流浪北京》为开先河之作。这个纪录片就在山形得到展示。后来吴文光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在山形获得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不过那时候小川已经去世了。
　　
　　当年吴文光等人就从日本带回来了一些小川的作品。这些作品曾被一些新纪录片导演观摩和传说。小川对于中国纪录片导演的影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蹲点”的能力。想当年他们为了纪录一次农民抗议，在成田这个地方一住8年，拍摄了7部纪录片！当然，这样强烈的激情不仅仅来自于小川个人，也来自于伟大的60年代。
　　　成田的战斗结束后，小川又带领团队到了牧野村这个地方，也是一住8年，直到他去世。他们去拍摄农村的纪录片，不像我们今天的纪录片作者那样，最终不过只是一个过路人，小川的做法则是搬到农村与农民同吃住同劳动，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更为疯狂的举动：比如为了研究水稻，竟然自己制作显微镜，去观察种子的切片。这哪里是拍纪录片，简直是拍摄科普片。
　　
　　小川具有不可思议的研究拍摄对象的激情，以及捕捉真相、真实的疯狂努力，没有这样的精神冲动，也难以使小川成就为世界纪录片历史上的丰碑之一。
　　
　　小川去世后，为纪录片作者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但是对于小川的质疑也一直存在着。上海的彭小莲是电影学院78班学生，当年在日本留学曾受到小川的帮助，小川的遗作《满山红柿》也是她帮助完成的。后来，她用了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来表达对小川的敬意和质疑！
　　
　　这本书名为《理想主义的困惑》，里面纪录了自己当年留学日本时与小川的交往以及后来帮助完成《满山红柿》的过程，还介绍了小川团队的工作方式，以及他在去世后别人对他的印象和反应。我想，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精力和篇幅来为小川出这样一本书，一定是小川身上体现了一个巨大的时代命题或时代难题。小川是理想主义的，但是当年跟随他的人多年后回忆他，却对他的“极权作风”非常不满，说他为了让年轻人跟随他，实行了一种洗脑政策。也有人表示对小川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
　　
　　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小川也不例外，我们不能因为热爱他的片子就包庇他的缺点。但我想这样的质疑背后也有一个时代背景在里面。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已经不复60年代的激情澎湃。人们的追求和心思已然不同，日本追求中产阶级生活的品质之风也越来越炽烈，正如今日的中国。
　　
　　因此，在今天，重新回顾山形的精神（或小川的精神）很有价值。纪录片工作是一个寂寞的工作，也是充满了意义的过程。今天的很多中国纪录片导演也都没有彻底被追求中产的心思全部淹没。追求中产是一个正当的生活要求，但是因为追求物质而将一些重要的价值和理想毁灭，那么这个社会将是多么的令人沮丧。幸好，我们今天的纪录片导演多是一些充满价值感和信念的人，他们本身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珍宝。这些人与小川有着类似的价值追求，他们的精神虽不如小川那么饱满，但是总比没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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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小鲁
　　责编：107CINE
　　
　　2009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