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滨谈创作　国内纪录片做到今天，很多观念还远远的落后

　　（现象网访谈）杜海滨，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一直从事纪录片创作。其创作风格在2007年《伞》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有意思的是恰恰是从《伞》开始，他的作品开始受到威尼斯电影节的关注，并在不久前，《1428》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最佳记录片奖；与此同时，有朋友对他说：更喜欢他以前一个人拍的作品。
　　
　　作品有：
　　1999年，纪录片《窦豆》，45分钟。
　　2001年，纪录片《铁路沿线》，120分钟。
　　2002年，纪录片《高楼下面》，100分钟。
　　2003年，剧情短片《北京纪事》，40分钟。
　　2005年，纪录片《人面桃花》98分钟《电影\童年》86分钟。
　　2006年，纪录片《石山》123分钟。
　　2007年，纪录片《伞……》，110分钟。
　　2009年，纪录片《1428》
　　
　　
　　
　　关于创作的改变
　　
　　
　　记：和专业制片人合作和独立制片，你更喜欢哪种方式？
　　杜：有人跟我说过，更喜欢我以前一个人拍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吧，也许有一天我又回去了，实际上这是一个螺旋式的，如果没有下来的话，是在上。比方说，《伞》，看起来是距离《铁路沿线》最远的，但是，到了《1428》，它实际上又回去了，也不是说回到原点了，肯定是有在上升的。
　　
　　记：《1428》和你之前的作品风格不太一样。（杜：非常不一样。）这种改变是从《伞》开始的？
　　杜：是从《伞》开始的。我之前的工作方式就是一个人拍一个人剪，整个过程中，所有的意识层面的活动都在一个人脑袋里面。现在是需要把你的意识过渡到摄影师脑袋，然后从摄影师脑袋再返回到你的脑袋，然后还要过渡到剪辑师的脑袋，大家共同来完成。这是非常有趣的方式，而且我觉得我也透过这种方式打开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局限，透过这样的合作方式，我自己的局限打开了，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和心态。
　　
　　记：这种转变是怎么促成的？
　　杜：我觉得对电影本质的认识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团队，都是一种影像的表达，不管你是花了一个亿还是一块钱，无非是通过画面和声音来向观众表达，是一个视听的概念。你一个人做就一定是有效的，完美的，绝对的不可替代的吗？！这都是要打个问号的；或者，你和人合作的，就是不清楚的吗？！无论如何，导演的意志在这里面是起作用的，从开始拍的时候，到后期制作，导演都是在这里面的。
　　
　　当然，在这过程中，工作方法是改变的，原来不需要告诉别人，现在需要转述给别人了，当然，这当中是一定有风险的，到第二个脑袋的时候，一定是有折扣的，但是，如果你传达得好，或者配合得好的话，折扣就打得少，另外，透过这个人，有可能会比你预想中的更好。
　　
　　我觉得《伞》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合作，我觉得非常妙。就是我看到一个东西，告诉摄影师，我要这个东西，当我们再看这段影像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我在现场的感受之外的方法，或者是经验，重新传达出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他不但有了我当时的感受，他还带给我新的东西。当然，这过程中，一定也有不如意的地方，这个是要去加强沟通和弥补的，我觉得这都是体现导演意志的过程。
　　
　　记：这些都是制作方式的改变。关于内容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的改变。之前的几部作品通常对人物的表现是非常深入的，包括人物的身世都会拉出来，《伞》之后的作品在表现上就很散点的，在广度上很广，但不会很深入具体个体。
　　杜：我觉得这个跟我个人的创作经历是相关的。之前，我一直在做那样的东西。我觉得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生命都有自身的轨迹，当这些人物汇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整体的。当你习惯看那样的东西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所谓的纪录片的模式。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记录片的唯一模式，我觉得国内纪录片做到今天，很多观念还远远的落后，包括那些不知所云带有偏见的评论，我觉得纪录片应该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无论是在制作方法，视角，还是其他更多的层面，都应该有个更加开放的态度，而不是说只有一种方式。就像树木和森林的关系，我们既可以从一棵树发现他的妙，他的有趣，同样也可以从森林中看到他的宏伟。都要有，我觉得，能够击中我们内心，是最重要的。
　　
　　另一方面，我觉得现在国内对纪录片的评论，是非常欠缺的。从我的经验，我经常看到一些乱七八糟，不着边际，言东及西的评论，这是很普遍的事情，非常乱。当然，每个观点都可以提，但是你没有看到哪个评论特别接近作品的。我觉得评论一定要从两个方面谈，一个是它的内涵，一个它对纪录片本身的意义。如果一部作品仅仅只内涵有东西，但在对电影的贡献上缺乏，那么我们说它这个方面做的不够好。我觉得，对于纪录片本身的评论，没有很多做到很好的。
　　
　　
　　作为纪录片导演和作为朋友
　　
　　
　　记：好几年前，关于《铁路沿线》的采访中，你说你后来回去很多次，关于《1428》的访谈中， 你也说要回去；你为什么总是要回去？
　　杜：这是记录片必须要面对的，是纪录片导演必须要承担的。如果我用的是剧情片的方式，拍完就解散。但是我现在拍摄的全是社会中的具体的人，有具体的社会身份，我跟他既是导演和拍摄对象的关系，也是朋友的关系。
　　
　　记：你觉得是作为纪录片导演的责任，还是作为朋友的责任？
　　杜：首先在拍摄对象还没有看到完成片之前我觉得纪录片还没有完，所以有导演的责任，另外，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朋友的责任，你拍了人家那么多的生活、语言、状态，不能拍完就完吧，起码有个对朋友的交待吧。因为我跟他们都有很多联系，能帮助的就帮助，时不时会有打招呼。有时候，我真的特别忙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没有时间，只能是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他就是一个朋友，有个什么事啊，就是要相互帮忙啊，去沟通啊。
　　
　　记：你拍摄很多关注底层人物生活的影片，现在和他们很多人也是朋友，你觉得纪录片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吗？
　　杜：我觉得具体的非常少。
　　我们只是个纪录片作者，不是记者，没有媒体的资源，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承担不了这方面的功能。相反，纪录片能够承担的功能，就是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将来能够在更大层面的产生影响，也许可以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但是，你不能把这两者直接用等号连接起来，你不能说因为我拍了这个纪录片，就一定要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改变，如果是这样，我是不敢拍的。你真正能帮助他的，就是他多了个朋友，多了个北京的朋友，多了个能讲普通话的，能帮他分析事情的朋友，有事情的时候，可以跟他商量。
　　
　　
　　做电影是乐趣
　　
　　
　　记：很多年前，你说你最喜欢的是《冬冬的假期》，现在还是吗？
　　杜：当然，这个是那个时期。我在《冬冬的假期》，看到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因为我是看大片长大的，我看《沉默的羔羊》，《与狼共舞》，所谓的艺术电影，还有当时香港的电影，都是武打的，警匪，枪战，这样的，还有好莱坞的大片，没有一个和你生命经验能对接的，那时候就觉得电影是那样的。一直到电影学院都不知道这条路是怎么通的，然后看到这样的影片，觉得突然通了，虽然还做不到，但是你知道可以怎么去走了，找到了一个电影表达的方向，就像是找到了台阶一样。
　　
　　恰恰是这样影像的东西可以击中你的内心，这个东西无法说清楚的，我现在说是生命经验的东西，其实都通过语言努力表达出来的，其实是不能涵盖当时内心被击中时的所有感受的。后来，我对侯孝贤的其他电影，还有蔡明亮，杨德昌的早期电影，都非常喜欢，一直到现在。这几个人的电影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
　　
　　记：他们的片子都是剧情片，你为什么是做记录片？
　　杜：这个不重要啊，我觉得，这个区别没有那么大。之前我一个人做片子，现在我是用剧组的方式来做纪录片，在这过程中，慢慢的，我发现生活中具备表演能力的人，他本身就能很好的来表现生活，如果你能让他把自己的真实和演员的角色二者合一呈现出来的话，你管他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他就是电影。
　　
　　记：你觉得做电影很辛苦吗？
　　杜：起码目前来说是乐趣。比方说，这次拍《1428》的时候，我们在现场碰到余震，一瞬间觉得就这么了结了，但是过了之后，就觉得是很幸运的事，而且回想起来，更多的是快乐的事。现在至少因为做了这个事情，我是快乐的，觉得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去做的动力之一吧。
　　
　　注：本文为杜海滨导演访谈的第二部分
　　杜海滨导演访谈第一部分：杜海滨谈《1428》　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是有人应该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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