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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海滨谈《1428》 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是有人应该负主要责任
2009-11-11 12:37:56 来自: fanhallfilm
(现象网访谈)毁坏的土地上终究会有种子发出新芽,倒塌的家园可以重新修建,故去的人们也会有新的生命来替代,但如果我们没有勇气直面我们的内心,反思我们的过去,约束既有的行为,我们的局限还将导致新的灾难。
——引自杜海滨关于《
1428
》的导演阐述
关于《1428》的创作
记者:《1428》是分两次拍的,分别拍摄了多久?
杜海滨:一次一个月,总共就是两个月吧。
记:拍摄了多少素材?
杜:总共178个小时。
记:你组织结构这些素材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杜:我觉得就是努力的去呈现我当时在现场的感受,这是非常重要的。
记:你的现场感受是什么?
杜:就是现在影片呈现的,我努力的在靠近,我觉得是异常复杂的。一个我们每天都面对的世界,面对这样的世界,信息是非常多的,庞杂的,我用纪录片的方式,尽可能的去呈现我在那个时候,那个情景下的主观感受。
记:你在很多采访中都提到“荒诞”这个词,这是《1428》的核心词?
杜:是,我在那个地方的感受也是这样的,一切都是那么荒诞的;我觉得,当下,无论是在灾区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现实呈现出来的就是荒诞,用正常的思维你是不能理解的。
记:能具体说说么?
杜:太多了。比方说北川,本来这个地方,变成了废墟,很多人的尸体都还没有掏出来,由于各种原因不掏了,这个地方被封起来了;然后很快就有人找到视角最好的地方,就构成了一个旅游的景点,有人祭拜,有人象旅游一样去看,就有很多人在那贩卖当时情况的光盘,照片啊,后来还有出的一些书籍,当地出的,也有外面出的,大部分都是他们自己出的,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旅游产品,地震产品,卖这些东西的人大都是当地的;其实这些苦难都是他们的,然后这些苦难变成了产品,可以销售的。大家丝毫没有从这个层面去考虑,可能他们也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但是你也不能单方面的责备他不能这样做,可是,你看到这些你也会不舒服,就这么个感受,一句话说不清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一些特点,遗忘啊,或者是对于问题的思考仅限于一个层面……
记:刚才你提到,这个荒诞并不单纯是在地震灾区,是全国的,这是你对中国当下现实的……
杜:最强的感受。这个东西,在地震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东西被放大了。以前,我觉得我们在有意无意的回避这么些东西,但是在地震背景下,都被放大了呈现出来,只要你在灾区,都可以感受到的。
记:这是你这一两年的才有的感受,还是早先就有的?
杜:我觉得是一个越来越强烈的过程。因为我们所有的建设,经济改革,很少涉及到人们的内心层面。道德,良知,正义,这些关于心灵的东西,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按理来说,不应该这样的,问题出在哪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纪录片的,需要去思考的。
记:问题出在哪,你自己有答案吗?
杜:我当然有答案,但是,作为导演,我不希望我的答案影响别人。每个人都应该去找。
记:作为导演来说,你不希望自己的观点影响别人;作为个人来说呢,你的答案?
杜:就很简单,我刚才说了,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的核心就是经济建设,我们只看到经济的单方面的改革,没有看到政治改革。但是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是互相影响,紧密相关的,只有经济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记:刚才你提到关于心灵层面,在改革开放以来都是缺失的。那你在拍摄《1428》过程中,有看到灾区普通人在心灵层面重建的情况或者说可能性吗?
杜:基本上是一个恢复吧,重建我不敢说。我去拍的这两次,包括我们看到活动板房建起来了,但是你说心理重建,我看不到,我觉得就是一种慢慢的恢复:人从痛苦惊吓这样的状态,慢慢回复到日常的状态。当然,也还有很多变数。但是要说到心灵重建,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样一个大的灾难,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影响,对我们民族的意识也会有影响。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是要去思考的。那么,对于天灾当中的人祸的那部分,是谁的责任呢?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是有人应该负主要责任。
记:这种思考,是呈现在你的素材组织过程中的……
杜:这是我的考虑,我是努力的把我当时在现场的主观感受呈现出来,但是,我也力图努力呈现更多客观的当时的情况。当然,这是非常矛盾的,或者说,这两者是不好拆开的,有时候我觉得是客观的,别人可能觉得是主观的,反之也是如此。我觉得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努力去呈现我的感受吧 。
记:我当时看影片的时候,觉得关于心灵层面的东西是比较少涉及的,这个片子更多的讲个体和国家体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个体期望与国家政策间的落差等。
杜:对,这都是表面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表面的东西看到更本质的东西,更隐含的东西,这个更重要,更有意义。
记:我想说的就是,其实这个更本质的东西,我在这个片子里面没有看到。
杜:我觉得你可能说的是没有看到我的观点在影片中表现的很强,我觉得这就对了,这符合我的方式。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用我的观点来影响观众,你的观点难道就是对的吗?!是吧,你今天你是个菁英吗,我觉得没有菁英,不要再欺骗别人了,坦然一点吧,就是把你看到的努力呈现出来,用一定的结构,纪录片的方式呈现出来;当然,在呈现的层面上分一个高下。但如果你用一个腔调,一个作者的腔调,告诉别人本质在哪,我觉得这个是幼稚的。
记:影片中几个家庭和人物的交叉讲述,感觉时间关系不是很线性,不太清晰,这几个不同家庭不同人物的拍摄时间是先后单独完成的,还是交叉进行拍摄的?
杜:分开交叉进行拍摄的,有两个人摄影,包括我自己。我最主要的还是去发现新的拍摄对象。
在剪辑上,基本上都是尊重了时间的线性关系,没有打得太乱,没有说把后面的东西拿到前面来;但是要表现在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空间发生的事情,是有在影片时间中进行先后呈现的。这个不可能像日记那样告诉你,这是几号几号,这个我觉得没有意义;大的时间只要没有变,在小的时间里面,做细微的调整,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比方说,这段时间就是新年前后的,那么以新年夜为分界线,在这个分界线上,往前推,往后推,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记:剪辑师STEPHEN是你自己找的还是制片方安排的。
杜:我们第一次拍摄回来的时候,她刚好在北京,我们当时讨论过,她也愿意帮忙做。后来那部分具体就是由CNEX(制片方)那边去谈的。
记:在创作上,剪辑师对这个片子的影响大吗?
杜:基本上是在我选择的素材范围内,是在我的框架内,我觉得对我的帮助非常大,特别是在电影语言上,包括节奏啊,帮助非常大。
记:剪辑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谈论?
杜:我自己把素材整理到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基本都是非常重要的,要拿掉10个小时,每拿掉一次,我心都很疼。对我来说,每个素材都很重要的,它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一轮一轮一轮,每次她拿的时候,我都会有些意见。
她之前的工作方式,都是自己决定剪辑的。但是我们这次,我是从头到尾一直跟着的,一开始她不同意的,后来她也同意我跟着。因为一个月时间很短,她可能也无法完全理解(记:她懂中文吗;杜:懂中文,但是只有一点点),需要我在旁边帮忙解释是怎么回事;有时候甚至要讲一堆,政治背景,时代背景,讲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次的过程很有趣,让我不仅仅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理解,更可以从别人的另一个角度,从电影的角度,从纪录片的角度来理解,非常有趣。在过程中我们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她提出来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提出来的时候,她也是这么想的,真的就是一拍即合。只有一次我们有争论,但是我觉得过了就好了,不重要,我都忘了具体是什么了,呵呵。我认为我自己的性格,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我虽然不理解对方,但是我的习惯是先压住我自己的强烈的观点,先试着接受,过一段时间我再看,是不是能接受,还不能接受再说。
纪录片请剪辑师对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来说,首先是个很奢侈的事。第二,变得很奇怪的是,其实导演的意志很多时候是在后期体现的,如果后期有个剪辑师,TA的的意志进来,那是不是改变了,不是纯粹导演的意志了,或者这个剪辑师也成了导演了,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我今天需要的是要带有导演意识的作品。
我觉得在这次合作中,她也给了我一个好的指导。导演为什么说对素材有绝对的权利?因为当他看到一个素材,他始终知道前因后果,看到的不是孤立的情境。但是对于观众来说,他不知道的,他看到的是单独的情境,他根本不知道前面后面的;对于一个剪辑师来说,他就是循着这样的观点来做的。
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是很有趣的。有时候,我认为一个素材明明很有力量的,但是,对她来说,你把前面后面去掉了,她就会认为这个是暧昧的,不清不楚的一段东西了,她认为就全部端掉。这个过程中,从12个小时到2个小时,是既痛苦又很兴奋的,因为你看到片子时间在缩短,但是你要呈现的东西一直在,始终都在,越来越凝聚,是特别兴奋的事。
记:所以,你认为现在的成片是精准的表现了你当时的感受?
杜:但是我目前正在做导演版,希望能透过更多点的时间,看能不能更靠近我自己当时在现场的感受。
记:更靠近?你觉得对观众来说,目前的版本是OKAY的,对你自己来说还是有距离的?
杜:对,这是导演版的意义,否则就不要做导演版。
记:导演版可能做到多长?
杜:三个小时左右吧。
记:影片中的那个流浪汉(杜:杨彬彬啊,他有名字啊。)把他作为一个意象来表现,是剪辑师的想法,还是你的想法?
杜:这是我的想法。拍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么个用法;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荒诞。我觉得这个人物的这样一个状况,和当下的环境有个暗合。但是一直让他做一个符号,我们是有压力的,我们凭什么,谁赋予了你这样的权利,把这样的人作为你的一个电影符号。(记:所以,这个人物一开始是个符号,后来又成为纪录的一个具体人物),如果这是一个演员的话,就没问题,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啊,后面去,还能拍到他,能拍到他的家庭。这个人当他看镜头的时候,他其实是看着观众,他是个第三视角。
记:有朋友说,他的眼神怎么可以这么自如镇定,一点没有躲闪的看着镜头。
杜:我们是让他直视镜头,当然,不是摆拍的,都是抓拍的。这是一个超然的视角,透过这个超然视角,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自己最初的立场,到底我们是这样的状态还是他是这样的状态,因为他的眼神并不慌,非常镇定。当他看着镜头,你是否开始想自己。这不是说单纯对灾区,我觉得是对当下我们所处的整个现实。这是一个超然视角,甚至是个神的视角,在看着芸芸众生。
和制片方的合作
记:《1428》的后期做了多久?
杜:后期做了很久。其实第一次拍完回来就开始做了,第二次拍完又继续做,一直做,没停过,一直到去电影节(威尼斯)。
记:这个片子的成本还是挺高的,是吧?
杜:除掉后期吧,20万出头吧,后期的话,有10多万吧,包括为了去威尼斯转格式的费用。
记:制片方什么时候开始介入的?
杜:第一次拍完后。
记:制片方的介入形式是怎样的?
杜:就是出钱。第一次拍完回来,我们大概算了预算,制片方就把这个钱先给了。这个片子我是不拿劳务费的,包括后期做剪辑啊,剪辑都算是我自己的劳务,当时根本没有想这个,就是把一些实际花费的给报销了,包括摄影师,剪辑师等的费用。其实很少钱,多吗,呵呵?
记:影片后面鸣谢的单位特别多。
杜:那些都是制片方负责的,我不知道,呵呵。很多钱都是制片方找来的,不完全是他们自己出的。
注:本文为杜海滨导演访谈的第一部分
杜海滨导演访谈第二部分:
国内纪录片做到今天,很多观念还远远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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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杜海滨关于《1428》的导演阐述
关于《1428》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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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海滨:一次一个月,总共就是两个月吧。
记:拍摄了多少素材?
杜:总共178个小时。
记:你组织结构这些素材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杜:我觉得就是努力的去呈现我当时在现场的感受,这是非常重要的。
记:你的现场感受是什么?
杜:就是现在影片呈现的,我努力的在靠近,我觉得是异常复杂的。一个我们每天都面对的世界,面对这样的世界,信息是非常多的,庞杂的,我用纪录片的方式,尽可能的去呈现我在那个时候,那个情景下的主观感受。
记:你在很多采访中都提到“荒诞”这个词,这是《1428》的核心词?
杜:是,我在那个地方的感受也是这样的,一切都是那么荒诞的;我觉得,当下,无论是在灾区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现实呈现出来的就是荒诞,用正常的思维你是不能理解的。
记:能具体说说么?
杜:太多了。比方说北川,本来这个地方,变成了废墟,很多人的尸体都还没有掏出来,由于各种原因不掏了,这个地方被封起来了;然后很快就有人找到视角最好的地方,就构成了一个旅游的景点,有人祭拜,有人象旅游一样去看,就有很多人在那贩卖当时情况的光盘,照片啊,后来还有出的一些书籍,当地出的,也有外面出的,大部分都是他们自己出的,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旅游产品,地震产品,卖这些东西的人大都是当地的;其实这些苦难都是他们的,然后这些苦难变成了产品,可以销售的。大家丝毫没有从这个层面去考虑,可能他们也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但是你也不能单方面的责备他不能这样做,可是,你看到这些你也会不舒服,就这么个感受,一句话说不清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一些特点,遗忘啊,或者是对于问题的思考仅限于一个层面……
记:刚才你提到,这个荒诞并不单纯是在地震灾区,是全国的,这是你对中国当下现实的……
杜:最强的感受。这个东西,在地震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东西被放大了。以前,我觉得我们在有意无意的回避这么些东西,但是在地震背景下,都被放大了呈现出来,只要你在灾区,都可以感受到的。
记:这是你这一两年的才有的感受,还是早先就有的?
杜:我觉得是一个越来越强烈的过程。因为我们所有的建设,经济改革,很少涉及到人们的内心层面。道德,良知,正义,这些关于心灵的东西,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按理来说,不应该这样的,问题出在哪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纪录片的,需要去思考的。
记:问题出在哪,你自己有答案吗?
杜:我当然有答案,但是,作为导演,我不希望我的答案影响别人。每个人都应该去找。
记:作为导演来说,你不希望自己的观点影响别人;作为个人来说呢,你的答案?
杜:就很简单,我刚才说了,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的核心就是经济建设,我们只看到经济的单方面的改革,没有看到政治改革。但是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是互相影响,紧密相关的,只有经济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记:刚才你提到关于心灵层面,在改革开放以来都是缺失的。那你在拍摄《1428》过程中,有看到灾区普通人在心灵层面重建的情况或者说可能性吗?
杜:基本上是一个恢复吧,重建我不敢说。我去拍的这两次,包括我们看到活动板房建起来了,但是你说心理重建,我看不到,我觉得就是一种慢慢的恢复:人从痛苦惊吓这样的状态,慢慢回复到日常的状态。当然,也还有很多变数。但是要说到心灵重建,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样一个大的灾难,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影响,对我们民族的意识也会有影响。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是要去思考的。那么,对于天灾当中的人祸的那部分,是谁的责任呢?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是有人应该负主要责任。
记:这种思考,是呈现在你的素材组织过程中的……
杜:这是我的考虑,我是努力的把我当时在现场的主观感受呈现出来,但是,我也力图努力呈现更多客观的当时的情况。当然,这是非常矛盾的,或者说,这两者是不好拆开的,有时候我觉得是客观的,别人可能觉得是主观的,反之也是如此。我觉得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努力去呈现我的感受吧 。
记:我当时看影片的时候,觉得关于心灵层面的东西是比较少涉及的,这个片子更多的讲个体和国家体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个体期望与国家政策间的落差等。
杜:对,这都是表面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表面的东西看到更本质的东西,更隐含的东西,这个更重要,更有意义。
记:我想说的就是,其实这个更本质的东西,我在这个片子里面没有看到。
杜:我觉得你可能说的是没有看到我的观点在影片中表现的很强,我觉得这就对了,这符合我的方式。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用我的观点来影响观众,你的观点难道就是对的吗?!是吧,你今天你是个菁英吗,我觉得没有菁英,不要再欺骗别人了,坦然一点吧,就是把你看到的努力呈现出来,用一定的结构,纪录片的方式呈现出来;当然,在呈现的层面上分一个高下。但如果你用一个腔调,一个作者的腔调,告诉别人本质在哪,我觉得这个是幼稚的。
记:影片中几个家庭和人物的交叉讲述,感觉时间关系不是很线性,不太清晰,这几个不同家庭不同人物的拍摄时间是先后单独完成的,还是交叉进行拍摄的?
杜:分开交叉进行拍摄的,有两个人摄影,包括我自己。我最主要的还是去发现新的拍摄对象。
在剪辑上,基本上都是尊重了时间的线性关系,没有打得太乱,没有说把后面的东西拿到前面来;但是要表现在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空间发生的事情,是有在影片时间中进行先后呈现的。这个不可能像日记那样告诉你,这是几号几号,这个我觉得没有意义;大的时间只要没有变,在小的时间里面,做细微的调整,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比方说,这段时间就是新年前后的,那么以新年夜为分界线,在这个分界线上,往前推,往后推,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记:剪辑师STEPHEN是你自己找的还是制片方安排的。
杜:我们第一次拍摄回来的时候,她刚好在北京,我们当时讨论过,她也愿意帮忙做。后来那部分具体就是由CNEX(制片方)那边去谈的。
记:在创作上,剪辑师对这个片子的影响大吗?
杜:基本上是在我选择的素材范围内,是在我的框架内,我觉得对我的帮助非常大,特别是在电影语言上,包括节奏啊,帮助非常大。
记:剪辑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谈论?
杜:我自己把素材整理到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基本都是非常重要的,要拿掉10个小时,每拿掉一次,我心都很疼。对我来说,每个素材都很重要的,它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一轮一轮一轮,每次她拿的时候,我都会有些意见。
她之前的工作方式,都是自己决定剪辑的。但是我们这次,我是从头到尾一直跟着的,一开始她不同意的,后来她也同意我跟着。因为一个月时间很短,她可能也无法完全理解(记:她懂中文吗;杜:懂中文,但是只有一点点),需要我在旁边帮忙解释是怎么回事;有时候甚至要讲一堆,政治背景,时代背景,讲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次的过程很有趣,让我不仅仅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理解,更可以从别人的另一个角度,从电影的角度,从纪录片的角度来理解,非常有趣。在过程中我们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她提出来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提出来的时候,她也是这么想的,真的就是一拍即合。只有一次我们有争论,但是我觉得过了就好了,不重要,我都忘了具体是什么了,呵呵。我认为我自己的性格,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我虽然不理解对方,但是我的习惯是先压住我自己的强烈的观点,先试着接受,过一段时间我再看,是不是能接受,还不能接受再说。
纪录片请剪辑师对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来说,首先是个很奢侈的事。第二,变得很奇怪的是,其实导演的意志很多时候是在后期体现的,如果后期有个剪辑师,TA的的意志进来,那是不是改变了,不是纯粹导演的意志了,或者这个剪辑师也成了导演了,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我今天需要的是要带有导演意识的作品。
我觉得在这次合作中,她也给了我一个好的指导。导演为什么说对素材有绝对的权利?因为当他看到一个素材,他始终知道前因后果,看到的不是孤立的情境。但是对于观众来说,他不知道的,他看到的是单独的情境,他根本不知道前面后面的;对于一个剪辑师来说,他就是循着这样的观点来做的。
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是很有趣的。有时候,我认为一个素材明明很有力量的,但是,对她来说,你把前面后面去掉了,她就会认为这个是暧昧的,不清不楚的一段东西了,她认为就全部端掉。这个过程中,从12个小时到2个小时,是既痛苦又很兴奋的,因为你看到片子时间在缩短,但是你要呈现的东西一直在,始终都在,越来越凝聚,是特别兴奋的事。
记:所以,你认为现在的成片是精准的表现了你当时的感受?
杜:但是我目前正在做导演版,希望能透过更多点的时间,看能不能更靠近我自己当时在现场的感受。
记:更靠近?你觉得对观众来说,目前的版本是OKAY的,对你自己来说还是有距离的?
杜:对,这是导演版的意义,否则就不要做导演版。
记:导演版可能做到多长?
杜:三个小时左右吧。
记:影片中的那个流浪汉(杜:杨彬彬啊,他有名字啊。)把他作为一个意象来表现,是剪辑师的想法,还是你的想法?
杜:这是我的想法。拍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么个用法;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荒诞。我觉得这个人物的这样一个状况,和当下的环境有个暗合。但是一直让他做一个符号,我们是有压力的,我们凭什么,谁赋予了你这样的权利,把这样的人作为你的一个电影符号。(记:所以,这个人物一开始是个符号,后来又成为纪录的一个具体人物),如果这是一个演员的话,就没问题,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啊,后面去,还能拍到他,能拍到他的家庭。这个人当他看镜头的时候,他其实是看着观众,他是个第三视角。
记:有朋友说,他的眼神怎么可以这么自如镇定,一点没有躲闪的看着镜头。
杜:我们是让他直视镜头,当然,不是摆拍的,都是抓拍的。这是一个超然的视角,透过这个超然视角,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自己最初的立场,到底我们是这样的状态还是他是这样的状态,因为他的眼神并不慌,非常镇定。当他看着镜头,你是否开始想自己。这不是说单纯对灾区,我觉得是对当下我们所处的整个现实。这是一个超然视角,甚至是个神的视角,在看着芸芸众生。
和制片方的合作
记:《1428》的后期做了多久?
杜:后期做了很久。其实第一次拍完回来就开始做了,第二次拍完又继续做,一直做,没停过,一直到去电影节(威尼斯)。
记:这个片子的成本还是挺高的,是吧?
杜:除掉后期吧,20万出头吧,后期的话,有10多万吧,包括为了去威尼斯转格式的费用。
记:制片方什么时候开始介入的?
杜:第一次拍完后。
记:制片方的介入形式是怎样的?
杜:就是出钱。第一次拍完回来,我们大概算了预算,制片方就把这个钱先给了。这个片子我是不拿劳务费的,包括后期做剪辑啊,剪辑都算是我自己的劳务,当时根本没有想这个,就是把一些实际花费的给报销了,包括摄影师,剪辑师等的费用。其实很少钱,多吗,呵呵?
记:影片后面鸣谢的单位特别多。
杜:那些都是制片方负责的,我不知道,呵呵。很多钱都是制片方找来的,不完全是他们自己出的。
注:本文为杜海滨导演访谈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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