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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自给自足的电影小农经济 北京宋庄独立电影展
2009-11-08 17:50:01 来自: fanhallfilm
(现象网转载)「新的电影需要新的空间」,独立电影导演和批评家崔子恩如是说。这个中国酷儿运动和酷儿电影的引领者正坐在「现象工作室」楼顶宽阔的露台上。地下室里,是一个能容纳百人的电影院,软软的椅子和地毯上坐满了人,偶尔不坐人的地方卧着一只酷爱电影的大白猫。这就是位于北京宋庄的第四届北京独立电影展。
如果说「第五代」和「第六代」是在电影学院的苗圃里,在两代人的历史经历与大师传承的互动下长成的奇葩,那现在的中国电影更多了在路边、墙角、山野劲长的片片野草。与2000年左右的「贾樟柯」时代相比,中国电影更趋向多元化,一方面有更多跨国合作、明星璀璨的商业大片争抢院线市场,一方面小成本、体制外的独立电影也建立起他们艺术沙龙式的观众群。在从业者方面,「第六代」导演大部分是电影学院的毕业生。DV普及以后,更多非科班出身的制作者──作家、美术院校的学生、音乐家等等──拿起了摄相机。
要考察中国电影的走向,已经不能局限于对个体作者的研究,而必须关注电影的生态,以及新电影人对自己的身分、传承的理解和创造。宋庄便是中国电影生态的一个重要的实例。
宋庄镇位于河北省和北京市的交界。省市交界地区一般管理松懈,属于「三不管」地带,所以在九○年代中期渐渐成为「盲流」在北京的艺术青年的栖身之所。 1994年,艺评人栗宪庭和画家方力钧率先在这里安家。 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取缔后,离北京市区更远的宋庄成为一个较保险的选择,很多从圆明园迁出的艺术家搬到这里。经过十五年光阴,宋庄已形成艺术家与农民杂居的村落群。一部分农家院落被改造成艺术家的工作室和住所,一部分农田上建起了画廊和美术馆。
宋庄成独立电影重镇
宋庄成为中国独立电影重镇始于2006年。当时致力独立电影推广的「现象工作室」进驻宋庄,「栗宪庭电影基金」也在宋庄成立,两家连手,开始了宋庄电影圈的建设。现象工作室早在2001年底在北京成立,举办过很多展映活动,建有活跃的网上小区。而栗宪庭作为先锋艺术最有力的艺评者,在艺术圈中也有很强的号召力。现在宋庄每年举行两个重要的独立电影节:春天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和夏秋之交的「北京独立电影展」, 同时也做独立电影的小规模发行,和为导演提供资金帮助,今年夏天又开办了「栗宪庭电影学校」。从培养人才、资助影片制作,到展映、发行,按艺术总监朱日坤的说法,宋庄在打造自给自足的电影小农经济。
因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家的电影,彷佛和「小农经济」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宋庄用「电影小农经济」来界定自己的身分和发展模式,表现出游离于主流电影之外,寻找独立空间的志向。宋庄作为在城市边缘的农村,它的「边界」位置对于独立电影的生存十分有利。所谓「独立」电影,是指它们没有经过电影局审查,无法在主流媒体和电影院线放映,只能在海外的影展和国内小规模的影展中出现。这样的电影在北京市区很难找到保险的放映场地,常常被迫迁徙。比如,由酷儿电影导演和批评家崔子恩担任主要策画者的北京酷儿影展,从2001年创始至今,一直无处栖身,最惨的一次是2004年企图借用北京大学的百年大讲堂,开幕式前10分钟所有入席观众被赶出门去。
现象工作室进驻宋庄后,建了自己的小电影院,在场地上有了自主性,今年五月在这里成功举办了酷儿电影节,未受任何干扰。除了「边界」位置外,宋庄「幅员辽阔」,3000多名艺术家散布在这些村落,既能共享资源、拥有「物以类聚」、「殊途同归」的快乐,又因为有足够空间分散居住,可以「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保持自己精神王国的相对独立性。从城市中心迁移到自给自足的农村,不附庸于主流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是一种「自我放逐」。此举有得有失,放弃的是直接的社会影响力,得到的是如崔子恩所说,一个相对稳定的新电影新空间。
在主流视线之外悠然独立
今年的北京独立电影展(BiFF)于9月1日至7日在宋庄美术馆和现象工作室的小电影院进行,8天共放映80余部影片,其中除马来西亚电影展映单元的12部长片和7部短片,小川绅介回顾展映单元的3部纪录长片,和一部HBO的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以外,其余均为2008和2009年在中国大陆出品的独立影片,包括剧情、纪录、实验和动画单元。
影展中比较令人瞩目的纪录片是徐童导演的《
算命
》(2009年)。徐童2008年完成第一部纪录片《
麦收
》(98分钟),纪录北京郊区的几个以卖身为生的年轻姑娘们的生活。这次影展中,大部分仍用直接电影的手法对拍摄对象作跟踪观察。究其原因,一是纪录片作者普遍焦虑中国社会的遽变,记录变化的愿望超过了艺术创作的欲望。其二是一部分作者对电影的表现力有过高的想象,认为只要拍到了镜头,就能呈现现实,忽视了对电影语言的推敲。三是纪录片评论可能出于捍卫纪录片「真实性」的考虑,不鼓励形式上的讲究,因为形式往往凸显出作品的人为性,而降低了纪录片「应有的」直接感和真实感。这种对纪录片的捍卫有其合理性,但也放弃了深层拷问影像的机会。最后,从影展看到,纪录片作者对社会现象的提炼能力还需加强。一些作品停留在好奇心和人文关怀的层面,还不能和素材做有力度和深度的碰撞,于是对形式结构等也要求不高。
《南方周末》的记者这样告诫栗宪庭电影学校的学生:「做独立电影是不会得到任何媒体关注的,警告你们,这里面可没有名利。」来自四川的导演应亮这样描写影展的气氛:「除了放映,夜夜啤酒高歌,没办任何论坛、研讨,更不会有时髦的投资会等等。BiFF没有紧锁的眉头和攥紧的拳头,只有朦胧的醉眼和家庭式的欢闹。」在宋庄,电影在主流视线之外悠然欢愉,如夏草般生长着。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之观点,现象网发表本文并不代表认同或反对上述观点。
转载自《旺报》
作者:钱颖(哈佛大学东亚语文学系博士候选人)
责编:107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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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独立电影展
如果说「第五代」和「第六代」是在电影学院的苗圃里,在两代人的历史经历与大师传承的互动下长成的奇葩,那现在的中国电影更多了在路边、墙角、山野劲长的片片野草。与2000年左右的「贾樟柯」时代相比,中国电影更趋向多元化,一方面有更多跨国合作、明星璀璨的商业大片争抢院线市场,一方面小成本、体制外的独立电影也建立起他们艺术沙龙式的观众群。在从业者方面,「第六代」导演大部分是电影学院的毕业生。DV普及以后,更多非科班出身的制作者──作家、美术院校的学生、音乐家等等──拿起了摄相机。
要考察中国电影的走向,已经不能局限于对个体作者的研究,而必须关注电影的生态,以及新电影人对自己的身分、传承的理解和创造。宋庄便是中国电影生态的一个重要的实例。
宋庄镇位于河北省和北京市的交界。省市交界地区一般管理松懈,属于「三不管」地带,所以在九○年代中期渐渐成为「盲流」在北京的艺术青年的栖身之所。 1994年,艺评人栗宪庭和画家方力钧率先在这里安家。 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取缔后,离北京市区更远的宋庄成为一个较保险的选择,很多从圆明园迁出的艺术家搬到这里。经过十五年光阴,宋庄已形成艺术家与农民杂居的村落群。一部分农家院落被改造成艺术家的工作室和住所,一部分农田上建起了画廊和美术馆。
宋庄成独立电影重镇
宋庄成为中国独立电影重镇始于2006年。当时致力独立电影推广的「现象工作室」进驻宋庄,「栗宪庭电影基金」也在宋庄成立,两家连手,开始了宋庄电影圈的建设。现象工作室早在2001年底在北京成立,举办过很多展映活动,建有活跃的网上小区。而栗宪庭作为先锋艺术最有力的艺评者,在艺术圈中也有很强的号召力。现在宋庄每年举行两个重要的独立电影节:春天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和夏秋之交的「北京独立电影展」, 同时也做独立电影的小规模发行,和为导演提供资金帮助,今年夏天又开办了「栗宪庭电影学校」。从培养人才、资助影片制作,到展映、发行,按艺术总监朱日坤的说法,宋庄在打造自给自足的电影小农经济。
因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家的电影,彷佛和「小农经济」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宋庄用「电影小农经济」来界定自己的身分和发展模式,表现出游离于主流电影之外,寻找独立空间的志向。宋庄作为在城市边缘的农村,它的「边界」位置对于独立电影的生存十分有利。所谓「独立」电影,是指它们没有经过电影局审查,无法在主流媒体和电影院线放映,只能在海外的影展和国内小规模的影展中出现。这样的电影在北京市区很难找到保险的放映场地,常常被迫迁徙。比如,由酷儿电影导演和批评家崔子恩担任主要策画者的北京酷儿影展,从2001年创始至今,一直无处栖身,最惨的一次是2004年企图借用北京大学的百年大讲堂,开幕式前10分钟所有入席观众被赶出门去。
现象工作室进驻宋庄后,建了自己的小电影院,在场地上有了自主性,今年五月在这里成功举办了酷儿电影节,未受任何干扰。除了「边界」位置外,宋庄「幅员辽阔」,3000多名艺术家散布在这些村落,既能共享资源、拥有「物以类聚」、「殊途同归」的快乐,又因为有足够空间分散居住,可以「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保持自己精神王国的相对独立性。从城市中心迁移到自给自足的农村,不附庸于主流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是一种「自我放逐」。此举有得有失,放弃的是直接的社会影响力,得到的是如崔子恩所说,一个相对稳定的新电影新空间。
在主流视线之外悠然独立
今年的北京独立电影展(BiFF)于9月1日至7日在宋庄美术馆和现象工作室的小电影院进行,8天共放映80余部影片,其中除马来西亚电影展映单元的12部长片和7部短片,小川绅介回顾展映单元的3部纪录长片,和一部HBO的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以外,其余均为2008和2009年在中国大陆出品的独立影片,包括剧情、纪录、实验和动画单元。
影展中比较令人瞩目的纪录片是徐童导演的《算命》(2009年)。徐童2008年完成第一部纪录片《麦收》(98分钟),纪录北京郊区的几个以卖身为生的年轻姑娘们的生活。这次影展中,大部分仍用直接电影的手法对拍摄对象作跟踪观察。究其原因,一是纪录片作者普遍焦虑中国社会的遽变,记录变化的愿望超过了艺术创作的欲望。其二是一部分作者对电影的表现力有过高的想象,认为只要拍到了镜头,就能呈现现实,忽视了对电影语言的推敲。三是纪录片评论可能出于捍卫纪录片「真实性」的考虑,不鼓励形式上的讲究,因为形式往往凸显出作品的人为性,而降低了纪录片「应有的」直接感和真实感。这种对纪录片的捍卫有其合理性,但也放弃了深层拷问影像的机会。最后,从影展看到,纪录片作者对社会现象的提炼能力还需加强。一些作品停留在好奇心和人文关怀的层面,还不能和素材做有力度和深度的碰撞,于是对形式结构等也要求不高。
《南方周末》的记者这样告诫栗宪庭电影学校的学生:「做独立电影是不会得到任何媒体关注的,警告你们,这里面可没有名利。」来自四川的导演应亮这样描写影展的气氛:「除了放映,夜夜啤酒高歌,没办任何论坛、研讨,更不会有时髦的投资会等等。BiFF没有紧锁的眉头和攥紧的拳头,只有朦胧的醉眼和家庭式的欢闹。」在宋庄,电影在主流视线之外悠然欢愉,如夏草般生长着。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之观点,现象网发表本文并不代表认同或反对上述观点。
转载自《旺报》
作者:钱颖(哈佛大学东亚语文学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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