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史杰鹏、Josh对话朱日坤 他们说我们比较肆无忌惮

　　（编者按）整理采编这篇访谈花了太长的时间，到最后我已经无法在这个画蛇添足的编者按里再说什么了。他们的对话很精彩、他们的对话很无奈……
　　
　　
　　关于电影与社会：
　　
　　刚开始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包括当地政府还有警察来找我们的人了解情况，就不让我们去办。
　　
　　政府层面的东西那方面我不太去关心它。我觉得这种层面的东西就是一个影展它所定位的东西所决定的。
　　
　　肯定什么都改变不了中国现在，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就觉得，可能从文化方面做一些努力是一个比较基本性的东西。
　　
　　我有点小农经济的意识，我自己种、我自己收、我自己再重新种。
　　
　　我觉得肯定会出现一个纪录片运动的，但肯定不是说现在或者说过去，我觉得还没到那个地步。
　　
　　
　　关于电影本身：
　　
　　大不了我退回一个小农状态么，我自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也不发生什么具体的关系，就是我所认为最理想的状态。
　　
　　你要做一个电影节的策划，其实你的主动性很重要，应该是跟不一样的电影人去接触，去了解他们不一样的动态。
　　
　　做电影也好、做电影节也好，人都会经常会有很强烈的功利感。所以问题不一定是我们所认为的外部问题，往往就是操作者的问题。
　　
　　有好奇心总比没好奇心要好，最起码表明他还有探索的意愿。也有人是经过思考，他觉得有的表达的需要，他才去做的。
　　
　　文化也好、艺术也好，它们被分割的很厉害，它在无形中很多领域也建立了类似专业壁垒这样的东西。
　　
　　
　　关于宋庄：
　　
　　我感觉在宋庄我们对影片的选择更加自由一点，我可以不考虑其他任何外部门因素，我认为我还是自己要随心所欲一点吧。
　　
　　其实更多人来到宋庄是为了更好的接近主流，但这种主流不是说主流社会，而是说当代艺术的主流。
　　
　　这么多年这么多来宋庄的人机会主义者肯定占大多数。
　　
　　你在紫禁城旁边一样可以很独立的去创作。
　　
　　他面对一个我觉得更加不确定性的一个环境，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找不到坐标的一种感觉。
　　
　　——朱日坤（栗宪庭电影基金会 艺术总监）
　　
　　
　　
　　
　　一、 揭开栗宪庭电影基金会的面纱
　　
　　
　　钱颖：您参与现象工作室之前就是也做过像电影之类的事情么？
　　朱日坤：对。像之前我做过一个和电影有关的网站，就电影的讨论平台这样的。很早，在99年、2000年这样，当时对电影有一些兴趣，当时找一些比较边缘化不容易看到的东西，摇滚乐啊，艺术电影啊，接触到这方面。
　　
　　钱颖：当时栗老师和你们两位与独立电影的关系是怎样的？已经有很多的参与了么?
　　朱日坤：对。我算参与比较多……因为我在2001年左右就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了，我当时做的主要就是现象工作室。我们早期主要做一些发行制作，同时也主办一些电影节，还有许多其他的活动。然后一直也持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栗先生虽然之前没有做过太多独立电影方面事情，但是他跟其中一些人也一直接触：赵亮、胡杰啊……等一些人。他们在圆明园的时候就认识，有一批人住在圆明园，就是早期的画家村。
　　
　　钱颖：栗宪庭电影基金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怎么样开始的？
　　朱日坤：应该是2006年十一月份开始做，当时我们最开始并不是想做一个电影基金会这样，就是想办一个固定电影展。但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包括当地政府还有警察来找我们的人了解情况，就不让我们去办。然后当时栗宪庭先生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最早是想给宋庄美术馆做一个开馆的展览和每年一个的展。
　　
　　后来发现这个难度很大，因为这个美术馆属于当地一个村子，带有一定的行政和政府的背景，上级领导经常过来，所以我们办这个事情很难，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情，想成立一个机构来做。
　　
　　我们就跟栗宪庭先生商量，希望用他的名义来发起这个基金会。当时我还提了一个方案：就是做中国独立电影的的收藏，所以我们首先以做电影收藏和电影展的工作来成立这个基金会的。
　　
　　钱颖：栗宪庭基金成立后的运作模式是怎样的？资金来源是怎么样子的？
　　
　　朱日坤：最开始的时候费用主要是栗先生找一些艺术家来赞助：
　　
　　当时因为我们最早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个收藏方面的，还有影展方面的。当时我们的资金要求也不会特别多，栗先生找了几个艺术家来赞助这两个项目。后面我同时想做几个其它的项目，比如我们一直希望做一个电影的杂志，做一个电影介绍和评论的平台。
　　
　　然后当时栗先生找到他以前合作的一个机构，是成都的一个公司来启动这个项目，它主要就是这么一个融资方式。然后呢，我们也申请一些基金会的支持，但这方面一般都很小，它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比如说像纪录片方面我们申请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支持，还有欧洲的一些基金会。像第四届独立电影展，就只有一个艺术家来支持，周春芽，没有其他。
　　
　　但对我来说，后面继续在做的工作是一些运营性的东西。因为像艺术家赞助，可能还不是一个长期可持续性的，只可能在中短期内是可以持续的。更长远来说，我们也不可能会有一个更强大的资金来长期地支持我们，我现在更多的打算是在能做一些可以运营的项目来持续支持以后的工作。
　　
　　
　　钱颖：栗宪庭电影基金会对电影人的支持主要是哪几方面？基金的很多运作、做决策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朱日坤：是在营造一个环境吧，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展映的环境，大家需要更多的交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电影收藏方面。因为收藏，于是也会做一些DVD的发行。它对我们的作者也会有一定的支持，虽然这不一定非常的多，但对一些人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在小额地资助一些项目，特别是纪录片方面的，每年我们都有一些这样的项目在帮助它们。
　　
　　运作的模式就是：我们每年会制定几个计划，现在管理工作主要还是我在做，但是我们很多东西会围绕着前面的计划来做。比如说我们会决定明年大概要收藏多少部影片，还有它的制作是根据什么性质来做的。我们会分步来进行，比如说影展方面，我们会组成一个选片委员会来做决定性的工作，像资助和收藏的话，现在我们内部的决定会多一点。早期的很多是我在做决定，但是慢慢得分化的话，不一样的部门会用不一样的工作方式来做。
　　
　　
　　钱颖：刚刚您提到发行，那么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做电影的发行的？然后发行是怎么样操作的？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都能买到？发行权要怎么样能够获得？
　　
　　朱日坤：上面说过，我个人早期一直在做现象工作室，前面已经做过一定发行的渠道性的东西。现在的发行就是比较复杂一点，因为我个人之前一直在做DVD的发行的东西，当然有时也涉及一点海外的发行，但是我的目标主要还是立足在本土方面。
　　
　　DVD发行原则上讲它可以覆盖到全国各个地方，但是它包含一个所谓的版号的问题，它跟出书一样，有的东西它可以通过购买一个所谓的合法的版号做一个全面的渠道销售。有的可能是达不到这个要求，那就只能做一个很小量的，其实就是一个很地下很民间的发行，所以我们两种方面都在做。如果这个片子我能够拿到一个更广阔的渠道去发行的，我尽量能往这个渠道去做；如果不能的话，很少量，就在电影节和一些小的文化音像店这样去发行。
　　
　　做这个东西我们都会跟作者签订协议，我们也会支付给他费用，费用可能因为不同的影片会有些变化。我们会根据一个大概的发行额度来估计费用，比如有的是几百块钱的一个费用，有的可能就是一万左右，不同时期不一样，比如早些年，音像市场好一点，费用非常得高，这两年音像市场很不好，所以费用也会下降。
　　
　　
　　钱颖：在DVD上面有贝森……是一个发行公司？
　　
　　朱日坤：贝森那个公司就是跟我们合作的那个成都公司，但是它运作是交给我们处理的。它资助我们的形式是让我们成立这样一个机构，让我们有这么一个费用，但是它钱不是太多。第一期是赞助我们一百万的费用，来做这几项工作，包括刚才说做杂志和合作发行方面的……实际上也有一些做制作的计划，但制作我们一直没有时间去处理。
　　
　　
　　
　　
　　二、 中国独立电影我们慢些吧
　　
　　
　　钱颖：你们一开始是做了一个‘纪录片交流周’，然后又做北京独立电影节，开始做电影节以后发展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这两个电影节有什么区别？
　　
　　朱日坤：纪录片交流周是我03年开始做的，当时纪录片刚刚有一些有更多创作出现的时期吧。我当时对这个现象比较感兴趣，所以当时我专门做了一个纪录片的电影节，有可能后面会有更多人去做纪录片的创作。后来我发现确实也是这样，因为有更多人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就是他们去拍纪录片啊，然后做出来。
　　
　　一方面是想展示些过去积累下来的这种纪录片电影的形式，想以后也持续进行。当时我们开始做的时候也决定每年做一届，后来就按照这个企划进行。后来出了点问题，就中间有一段没做：是因为我们第二届的时候发现也是遇到些问题吧，我们跟一个有点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合作，结果他们受到一些上面的压力，然后就停止，就会这样。
　　
　　但后面我们还是一直在进行，一直到现在。像北京独立电影展的话就是电影基金会06年开始做的工作。它与交流周有些不一样的东西，纪录片电影有一些更加针对性明确一点。我们最早的就针对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后来慢慢也更多展示一些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作品。独立影展它的面向更宽一点吧，它主要针对独立创作的，我们引进包括剧情啊记录啊实验啊等各方面的。它就不再去说是不是纪录片。
　　
　　钱颖：在这两个电影节一般有多少个作品？然后选片的时候标准是什么样的？选片的过程是怎样的？
　　
　　朱日坤：每年收到的影片的数量不太一样，但一般来说，每年都会增加一些。早先的时候，你做为一个节目策划，你需要去看不一样的影片，我更多的不是等待别人给我们投递影片。包括现在一样的，更多的工作可能是你主动去寻找不一样的作品，因为别人投递上来的报名的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如果你要做一个电影节的策划，其实你的主动性很重要，应该是跟不一样的电影人去接触，去了解他们不一样的动态。
　　
　　因为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你这个影展，不一定所有人都主动，他特别清楚你的情况把作品给你，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它过去也没有一个展映的传统，大家可能会对这种东西报有一种不确定和怀疑的态度。所以我更多去做这种主动性的工作，但慢慢就知道的人多一些，他有的人做完作品就主动（投过来）。
　　
　　今年，纪录片方面我们收到100部吧，剧情片如果说算上其它渠道，我们也有收到大约一百部左右。总体来说，每年估计收到的影片大概两百到两百五十部之间。然后我们会从中选择，至于选片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确定的人，但每次也会增加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像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有不一样的单元，不一样的节目会不一样的人来选片，比如国内影片会有我和王宏伟，还可能会有一些顾问性质的人他们会提供意见。有一些特定单元，我们会请一些外部的人来参与，独立电影展除了我之外，会有崔子恩、王宏伟他们来参与。
　　
　　
　　钱颖：您在电影节的书的前言里面也写到：就是我们步伐要放的比较慢，慢慢得往前发展。问一下您为什么要这么说？
　　
　　朱日坤：对，因为大家都会有一种，就是做电影也好、做电影节也好，人都会经常会有很强烈的功利感。比方电影节一定要做大，电影节一定要做得像什么……我就是要提醒自己要警惕这样的现象，因为不管是做电影也好做电影节也好，我觉得都会遇到很多要克服的问题。这种问题不一定是我们所认为的外部问题，往往就是操作者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东西做的本身太像一个体制，或者说太过于追求庞大啊、名声啊，就会对这种独立性造成一种影响。
　　
　　
　　钱颖：一开始的时候有些电影人他们还持怀疑的态度，或者没有把他们作品寄给你们，然后你觉得他们怀疑是怀疑些什么？这个电影节，或者这个电影基金，它是不是构成一个独立电影圈，有没有这个圈的概念，或者这个集体的概念？
　　
　　朱日坤：额，有的人故意会处于各种方面的。比如说这次有个片子是个电影学院的学生拍的，但他们有一点带电影厂的背景，后来他们听说我们是一个我独立影展，说：哎呀，我们不能在这样的影展放，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会有人觉得这个东西太民间了，或者什么样。毕竟有不少做电影的他对这种看起来草根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觉得这种东西有点不登大雅之堂的感觉，我觉得可能这个这方面的情况会有一点。
　　
　　
　　钱颖：在参与的这些电影人当中，你能不能说他们是一个集体？
　　朱日坤：估计有一部分人会有比较强烈的认同感，大家可能觉得气质更相近一点，有部分人会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活动、节日这样。
　　
　　其实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但也有的人可能会有他的互相这种认同，也会有差别这也不奇怪。但比如说现在我对这届就不太好判断，就像我前面也说过了，有很多新作者的出现。我对有的人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我对独立纪录片创作那批人我可能更熟悉一点，我很容易觉得其实是这样，那这一届比如说有更年轻的作者啊，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会更加多样化：有的人认同感不一定表现在电影节的某个方面，有的人会担心我太在一个圈子里面，那么它也会稍微去排斥跟有的人走的更近，那也可以理解。有的人他很认同独立的精神，他未必会在一个影展或者活动出现。
　　
　　
　　
　　三、他们说我们比较肆无忌惮
　　
　　钱颖：对于第四届独立电影展中的电影的品质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这令你满意么？制作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朱日坤：谈不上非常满意，但是我觉得还好，基本上还算不错。
　　因为毕竟它新的作品比较多，而且我觉得可能有时候，特别是对独立影展那种东西，它的整体风格不会特别的明确。原来我说这个影展可能要更加多元化一点，但他有时更加多元化了，它可能看不出一个特点来，这也是我在想的所谓思考的一个地方。往往我也不敢非常确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就我所了解片子，我觉得还算是可以的。
　　
　　
　　钱颖：你觉得在除了在北京的电影节以外，国内还有很多电影节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互动？或者说不一定是电影节，就是一些机构，也是一些关注独立电影的，然后你们之间会不会有些互动？从北京这一块来说，你们的独立电影在整个事业当中是怎么样一个角色？是一个领先的一个领头的角色？者说和其他的机构的关系？
　　
　　朱日坤：国内实际上这种机构也不是特别多，影展像南京也有，像云南，我们基本上大家都比较熟悉，有时候也会互相参与。还有像南京早期的几届组织工作我也有参与，后面我本身工作在这边更多一点，我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再去做很多其他事情。
　　
　　我觉得互相会关注不一样的人做事情。其他很多团体也会找我们了解影片，还有互相的一些协助，还是有不少这样的工作。至于它的情况，我个人我也不愿意做什么样的判断，但我感觉在宋庄我们对影片的选择更加自由一点，我可以不考虑其他任何外部门因素，我认为我还是自己要随心所欲一点吧。觉得应该要放映的电影我们都会去邀请，而且我们也不太在乎说什么时候哪里会给我们压力或者哪里会给我们这个电影什么感动，这个东西是我大概能够感觉到的，也是为什么别人给我们提出来我们这个电影节比较肆无忌惮。
　　
　　
　　钱颖：那你觉得这个肆无忌惮是由于这个主办者的勇气么？还是说这个基金和当地政府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政府里面的人的支持？还是主要是自己下决定就是决心不怕这个事情？你和政府的关系是怎样的？
　　
　　朱日坤：跟政府的关系，那种东西比较……我也不太了解。政府层面的东西那方面我不太去关心它。我觉得这种层面的东西就是一个影展它所定位的东西所决定的。
　　
　　就是说我认为很简单，它就是一个电影节，你尽量去坚持一个独立的立场，首先你在做这个之前你不去考虑其他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它跟其他的东西，我认为应该撇开其他的因素来谈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就是对电影的选择而已。你选择了，你尽量根据你这种选择去做。
　　
　　不一定是说是很多外部的因素，外部性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影响，比如说我们栗宪庭电影基金它本来就是很独立的一个机构。可以说不依附于其他的政府也好，个人也好，我们的做事特点肯定就跟这种它本身的定位有关系。它不是一个商业机构，它就是一个很民间的，很带有独立性的团体。
　　
　　
　　钱颖：于是选址在宋庄？
　　
　　朱日坤：也不是。其实很简单，栗宪庭先生他最早在这里，找我来做这个展览。我当时来了之后，就挺喜欢这个地方的。虽然当时交通比现在更糟糕点，但是也会自由一点。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当时就有一个宋庄美术馆盖好了，其它全都是空地。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就觉得可以在这里做一些事情。我们自己还把工作室也盖在这里了，其实当时决定自己盖一些电影院方面的东西，是因为我对过去做影展的时候，自己没有这种很基础方面的东西，就特别被动。在北京我们过去做影展一直被赶来赶去的，影展刚要开始，一个电话打给场地，马上就把我们干预住了，对我来说这个触动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还能申请到一个地方来建电影院，就觉得这非常有意思。
　　
　　
　　钱颖：对于宋庄和北京之间的一种距离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它跟主要的主流社会是保持距离的，从地理位置上也能够看出来；然后电影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他们或者艺术家，一方面他是希望能够离开主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发展，但是是不是又会觉得，这样子远离社会好像跟社会之间的互动会因此而减少啦，你对这个空间距离是怎么看的？
　　
　　朱日坤：其实更多人来到宋庄是为了更好的接近主流，但这种主流不是说主流社会，而是说当代艺术的主流。
　　
　　什么样的主流，就带有终南捷径的一种，毕竟说想逃离这个社会的人实际上是很少的，或者说仅仅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创作。这么多年这么多来宋庄的人机会主义者肯定占大多数。
　　
　　这种东西，还是把它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里面，就是它不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因为宋庄这个地方它当然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空间，它稍微距离这个市区的中心远一点，然后它可能会有比较自由一点的空气。然后就环境也比较大，你可以松散的地方多一点么。
　　
　　我觉得对电影来说，这个地方可能比较合适的地方就是：因为它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按照你的想法做一点事情，这个东西是没有被事先规划好的，你可以重新把自己的想法在这里实现。我有时觉得就是这种。包括你是否独立创作也好怎么样也好，实际上跟在什么位置确实没什么特别密切的关系。你在紫禁城旁边一样可以很独立得去创作，特别是对我们这种做一点社会活动的人来说，它可利用的东西稍微广了一点。
　　
　　
　　钱颖：那如果说政府在选片上给你有压力的话或者来找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回敬他们？
　　
　　朱日坤：我认为这很正常，比如说刚才还有电话讲，他就是找你，那你就去说呗。反正基本上是他问我什么，我个人认为要做了什么告诉他，当然他也不会说我们什么都……都，我也不是说跟他合作，比如说他总是跟我说，你把哪部影片拿给我看，我也了解下。然后你把哪个导演告诉我，我也在找他。那是我不能接受的。我就告诉他：‘这些电影，我们认为很好，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活动，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合作的态度，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合作的态度。’
　　
　　我觉得可以用一种不合作的方式和他们商讨，当然这个背后有很多因素，比如说有栗先生他在这里信诚得他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就我本身，我们不是图说一定要和政府合作，或者说不合作，它在有可能性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如果它没有可能性了，没有办法。
　　
　　
　　四、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实践之能力——栗宪庭电影学校
　　
　　钱颖：关于电影的学校，刚刚办了第一期，然后办完这一期你感觉怎么样？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么？或者说下一步会怎么做？
　　
　　朱日坤：从现在的效果来看，我觉得还可以。
　　
　　跟我们的预期并没有很大的差距，但它效果怎么样呢，现在还不能判断。估计如果做五年十年，确实有的人能创作出不错的作品，有的人在这个领域能做，因为他从中受益，做出他们的一些贡献的话。我觉得到时候才能够判断，但对我们来说，从最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吸取这些经验也好啊、教训也好啊，继续推进这个工作。我觉得，刚开始工作总算给我们一些信息。
　　
　　
　　钱颖：学校的课程设置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
　　
　　朱日坤：我最早的想法，当时做的一些讨论是：这种主要跟电影创作相关的课程大概占三分之一，然后它动手操作要占三分之一。像这种练习，当时我想用差不多接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补充各种其他方面的文化，可能是各个领域的，包括艺术啊文学啊，甚至是政治啊历史啊。
　　
　　当时我们课程是按照这个来的。但是可能第二期会做一些调整。我们觉得就在这个时间，如果是按照比较短的时间设置未必是完全合理，所以可能会做一部分的调整，不会说完全的改变。我还是比较坚持我早先的想法，但是在具体操作上我们会更加强调它实践的部分，就以后的电影的教学来说。
　　
　　
　　钱颖：对学校的未来的话你会一直办下去么？会长期地办下去么？
　　
　　朱日坤：是要长期地办下去的，至于它课程是不是长期的我认为不是重要的东西。好的东西我认为是这个学校要形成它的特点，它的文化气氛。其实我早先我办的时候，对于说是不是个电影学校对我个人不是很大的关系。仅仅是我们做的是电影，我们要用电影的方式。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能感受到在这里我们有讨论的气氛，有真正去研究艺术的一种氛围，同时大家能够努力去思考。形成同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总的文化氛围，这是我个人最有兴趣的地方，所以就是说我们会努力去做。
　　
　　我在做电影学校的时候我还和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人去商讨，我做电影方面，你们可以去做其它，你可以做绘画的，也可以做文学的教育。我们形成起来一个好的一个氛围。其实好多人对这个方面还是很感兴趣的，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像我做电影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些事情。
　　
　　
　　钱颖：就刚才您在说想要制造一个环境，有一个局限在这个电影上面，我就想问就是说独立电影和电影节能够改变现在的中国么？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会怎么样的改变？是否寄希望于提供一个建造公民社会的一个平台？
　　
　　朱日坤：肯定什么都改变不了中国现在，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就觉得，可能从文化方面做一些努力是一个比较基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当然也会有人寄托于所谓的文艺来做一个所谓挽救这个国家社会的一个努力，但那已经，我觉得也是很渺茫。它之所以我们做的东西跟文化有一些关系，你所做的也只是这么一点而已。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寄托这方面有什么希望，要觉得有希望了，它肯定不会做这方面的工作。
　　
　　
　　钱颖：你是觉得基本上是没有希望？
　　
　　朱日坤：是特别特别困难的。就是说，包括现在，其实文化也好、艺术也好，它们被分割的很厉害，它在无形中很多领域也建立了类似专业壁垒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做电影的跟做文学的可能是完全不搭界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借助文化来做一些对社会改进的工作也更困难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很乐观。
　　
　　
　　钱颖：作为你个人的话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你的动力都来自于哪里呢？
　　
　　朱日坤：我觉得是种惯性，好像一旦滚动啦，你不能停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动力。
　　
　　
　　钱颖：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会以为说你会有有一种理想的向往……
　　
　　朱日坤：我觉得那种东西会很虚幻，也不太现实，有时候就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五、肯定会出现一个纪录片运动
　　
　　钱颖： 2006年的时候，中国独立电影的一个状况是怎样的？
　　朱日坤：其实因为到06年谈独立创作时（它）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创作期，这个前后做独立创作的人比之前的人更多了，而且各种北京的redneck都不断出现。相比来说，了解独立制作人可能性比之前也扩大了，有点像一个初期的活跃的状态了。
　　
　　
　　钱颖：这个活跃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朱日坤：早期可能是数字摄影机的出现，可能是2000年前后，非常具体可能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总体来说可能在2000年以后这种情况比较多一些。
　　
　　
　　钱颖：你对新纪录片运动或者说浪潮，或者说它运动和浪潮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什么样的一个认识？
　　
　　朱日坤：我觉得肯定会出现一个纪录片运动的，但肯定不是说现在或者说过去，我觉得还没到那个地步。也许有一天大家有更加明确的方向还有观点，有更加紧密团结的一拨人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钱颖：那你觉得现在纪录片工作者的方向还不是很一致是么？就说他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朱日坤：估计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点，比如说他们是有一些人拒绝跟体制合作的，会非常强调个人的创作，有这样的一些。
　　
　　但是他们力量未必是强大或者说足够影响到整个电影的发展，或者说甚至影响到社会这样的程度。我觉得如果你达不到那个东西的话，你根本谈不上运动思潮啊浪潮啊之类的。
　　
　　我就比如说，有一群人，他们的作品已经足以被认识到它的价值了，而且他们的作品也足以在整个艺术史中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到时候去重新认识这个，也许用那这样一个概念性的词，我觉得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你用现在来说，其实很多人的分歧也很大。特别是比如说，做纪录片的人，很多人可能是做了一两个然后马上就放弃掉，然后转向其他方面。他本身连持续性都没有，我们怎么说去运动之类的东西。他可能就是一时的爱好或者一时环境下的选择。
　　
　　
　　钱颖：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现在的独立电影？他们和第六代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是不是看到他们有新的一代产生？
　　
　　朱日坤：因为我觉得，现在做电影的跟第六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就完全在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社会环境、居住环境和电影环境下成长出来的一批人。我觉得他们就是就非常多元化，就它的背景也好、它的创作方式也好，他是跟过去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作品确实很重要，但这种重要未必是会……
　　
　　因为它的作品太多人太多了，所以它就不会是一种稀缺资源。比如第六代那样，创作一个作品来以后很容易引起关注。现在的（作品）它的本来注意力就被分散了，所以这些人就说，他面对一个我觉得更加不确定性的一个环境，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找不到坐标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会跟过去不太一样，就跟传统的电影体制是完全不一样的。第六代也好，更早期（也好），他们还是在一种很电影产业的很电影工业的环境下产生的，但现在的是在我认为是在一个新的时代出现的。
　　
　　
　　钱颖：一些纪录片或者是剧情片也好，就是感觉是在一个好奇心的驱使下拿着摄像机去探索，平时不大为人所知啊，或者为电影工作者所知的一个事件，然后这种好奇心也有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就好像有点猎奇的那样一个心理，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就是你对这种好奇心和年轻的一个导演群体怎么看？
　　
　　朱日坤：我觉得肯定有一些人是这样的。
　　
　　他因为觉得好奇，或者因为觉得这个东西我以前没见过可能别人也会有兴趣而去拍的。但我觉得这是特别正常的，有好奇心总比没好奇心要好，最起码表明他还有探索的意愿。也有人是经过思考，他觉得有的表达的需要，他才去做的。
　　
　　这样的一批人现在也在增加，他们去做电影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就是为了电影而去，而是他就是有表达的需要的。这样的一批人我觉得后面也会有更多。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挺好的。有不一样的背景的人和不一样的出发点的人去做。这样的话，他们创作的东西那种特点就会不雷同。
　　
　　
　　史杰鹏：赵亮他跟我说，现在中国的那个独立纪录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们，就是导演，他们觉得越长越好；第二个问题是技术不好。我就想问一下，他想说的是独立电影的独特的优点还是……你是怎么看的？
　　
　　朱日坤：关于电影长度方面，因为每个人方式不一样，我觉得有的长度是没有节制的表现的，太放纵自己了。他就觉得，一方面，你有这个剪辑的自由你愿意剪多长时间就剪多长时间，但是因为你是脑子里面事先有了这种概念，不去精简你的作品，然后我觉得还是一种不太好的态度。
　　技术不好我是承认这个问题了，多数人技术都不是很好，包括不管是从摄影到各个方面，到剪辑，就粗燥化，我觉得这东西还是存在的。我觉得就跟矫枉过程有关吧，比如说过去电视台的那种制作，所谓自认电视台的那些人，自认为精良的那种制作，被独立创作人所反对的。
　　
　　当然反对是对的，但反过来，不能说你就用一种很放纵的姿态去做这样的东西，那不好。因为如果我们从电影的角度来说，首先我们承认它是一个艺术方式，不仅仅是一个思维工具，那么我觉得实际上大家应该提高这方面的一个能力。我们经常说电影能力电影能力，那电影能力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认为，就是这种电影的宽泛意义上的技术也好，你对这种电影的把握，就很多人比较草率这一点，这个应该不断去提醒做电影的人要注意。
　　
　　这会存在一个观念性的问题，如果你重视，实质上这方面会做的更好的。就像有的人做完这个片子，镜头剪接太粗糙他也不去管，他觉得大概觉得行就行，这个画面明显不接的、声音明显不对的都不进行处理，这个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一方面是他没有这种意识；一方面是他没有去学习，因为你只要去学习，那你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但你不去了解，你好像觉得我做的很满意了，那就很麻烦。
　　
　　
　　
　　六、大不了我退回一个小农状态——自种自收皆在行
　　
　　
　　钱颖：还有就是说关于受众的问题，是不是近年来对于艺术电影还有独立电影大家关注会更多一点？通过那些发行。然后现在这个组织也好像是垂直性的一个……又有给电影导演的一个资助，然后有电影学校，也有发行，然后一条龙的这样一个……是不是也在想，要造就个个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观影方式？
　　
　　朱日坤：我觉得，我们习惯是建立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新的环境中生存，那这个环境它跟外界没有关系的，那么我有点小农经济的意识，我自己种、我自己收、我自己再重新种。
　　
　　这样，它并不是表明说这种关系更大了，我对观众更加悲观了。这种东西别说更多的观众，事实上观众其实可能更少。因为它……比如传媒更发达，关注点会更多，那么它对每个人注意力会不断得分散，它未必是说有更多关注，有一个“可能会更多人知道这里，不意味着更多人关注”这样的事情。
　　
　　包括上个月，有一次李红旗的讲座，里面也说到这个问题。说2000年前后，媒体突然被互联网等等被更新的东西打开的时候，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东西，因为它在寻找新的这种兴趣点。但是之后媒体会分化掉，他们就会被新的东西吸引，或者被商业利益所驱使，那么它就会把这种东西又整个忘掉，那么大众更加难以了解。
　　
　　如果说它有一天被更多人所知到，中国的独立电影，最多是被商业化后达成的一个假象，假如说有那么一个时间的话。但我觉得现在来看并未必是这样的。
　　
　　
　　钱颖：我以前听说，栗老师好像开始做这个纪录片、支持纪录片这样，也是觉得那些前卫的艺术比较脱离社会。然后如果是纪录片，如果把那些前卫艺术的资金一部分转到纪录片这一块的话，至少（做的）是一个社会性的艺术，但是现在发现受众也还是很小。你是不是觉得它达不到一个社会性呢？
　　
　　朱日坤：第一个，说没有办法把当代艺术的钱挪到做纪录片，我们最多的可能也就每年找几十万块钱来做这种事情，那种可能性是不可能的。
　　
　　就好象说我把社会的钱全都用到什么方面，那种只是一种空想，可能只是一种假设。而且我觉得，社会自然有它生存的道理，很多东西你也强求不得。你不能说，我们觉得，纪录片很重要，我就要人家去怎么关心。实际上我也没有这个意愿，大不了我退回一个小农状态么，我自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也不发生什么具体的关系，就是我所认为最理想的状态。
　　
　　而我认为最理想的状态不是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关系，因为我觉得，那种在行动上来说特别没希望的东西，我就不去想。纪录片也是一样，你太寄托社会去关注它，或者说认为它对社会有怎么样的作用，而去想象，我觉得不太好，没有为什么可能。（钱颖：蛮有意思的，这种思想……）我觉得是一种，一种，叫什么……一种比较实用主义的东西。
　　
　　
　　
　　七：反问——你们眼里的中国独立电影
　　
　　史杰鹏：你有没有问题想问我们的？
　　朱日坤：那你觉得比如说就纪录谁来说，你怎么看？中国现在这种纪录片的东西？
　　Josh：这个很难说了，现在在考虑现在在了解，看的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多，还得看更多的。但是我……就是我们提的很多问题，我们三个人一直在讨论很多问题，一个是好奇心是不是有，大多数的导演为什么要去拍，第一是因为他们有个好奇心某一个生活方式，或者一个地方的一些人。刚才赵亮说的那个：我不是觉得所有技术是差的，但是也有一种，你说反抗电视上的那个电视纪录片，反抗特别完美的那些第五代的那些拍东西的方式，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拍东西的方式，还是它本身在一个发展过程中。第三个是现在没有一个自我反思，自我反省。比如说拍一个观察的纪录片，我还没看一个拍观察的纪录片的人，就是会反省的部分那个方面的，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想。
　　当然，我个人觉得跟你们在一块是非常非常高兴，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但是没有像我这样，特别没办法而必去须拍东西的这钟生活方式的。在这边，特别重视纪录片，特别重视用画面用声音做影片，特别吸引我，让我找到了一些，同行的认同的那个感觉，呵呵呵呵……
　　
　　
　　朱日坤：你们觉得说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影片是什么样子的？
　　
　　史杰鹏：额……我看的那个《算命》，提了很多我想提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纪录片是出来的，这个问题挺好的，跟历史还有文化、社会变化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很认可它那个《反刍》，它不是纪录片，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是一种纪录片，它是一个剧情片，但是它可以说是一种纪录片。因为它在纪录别人回忆这个文革的时刻，他们在他们三十年里是怎么样的。
　　
　　还有其实学生马克拍的那个《高老头》，我特别想看他的更多的素材，而且那个人物，高老头，很有意思。因为他是在宋庄这边的学生。他们一直在说，宋庄特别奇怪，本来都是农民，就是农村，艺术家搬到这里面后有一些特别大的变化。这个人物是在中间，本来是个农民，要做自己的艺术，我觉得这样的形象是比较有意思的，就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好像没有时间拍。
　　
　　Josh：，我觉得，好多的电影有一些比较……刚已经说了（这20年的情况），觉得有时候是比较有意思比较好的目的，但是有时候好像是没有一种导演的思考和创作在里面，看不到导演有什么变化。《别问我是谁》，《七区病房》，我们看过，感觉不太舒服。我知道有一些导演比较年轻，刚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做这个片子不是那么容易。好像现在可以看到第六代的感觉，但是新的东西还没达到（一定水准）。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特别是对时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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