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拍纪录片”及其他——写在第六届CIFF纪录片论坛之后

　　文/张赞波
　　（编者按：文中黑体的“格式”为编者所加）
　　
　　我们为什么拍纪录片？这九个读起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汉字外加一个气势汹汹逼人自省的问号，放在CIFF的语境里俨然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命题。13日下午的一场嘉宾云集气氛热烈的论坛似乎进一步验证了这个命题的迫切性和正确性。那么，我们倒底为什么拍纪录片呢？答案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
　　
　　一，出于社会责任感。
　　抱有这类目的的导演从一手握DV开始，就有着很强的社会参与性和社会指涉性，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往往扮演“铁肩担道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只不过不像后者一样通常是用笔或嘴朝社会现实发言，而是用手中的DV发言，载体并非传统的文字语言而是影像语言而已。这一类影像具有相当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文献价值，往往能揭示真相，纪录历史，当然同时也少不了直击社会、人性或体制的积弊，从而发人深思。放眼世界范畴的纪录片创作，从小川绅介，土本典昭，到朗斯曼都归于此类。在中国的纪录片创作领域里，因为特殊的环境和制度使然，抱这一类目的的导演更是十之八九。拍《寻找林昭的灵魂》的胡杰，拍《铁西区》的王兵，拍《上访》的赵亮，拍《马大夫的诊所》的丛峰，拍《三里洞》的林鑫，基本属于这一类。另外，从论坛中林鑫导演充满深情的发言中能看出他们对承担社会责任具有相当的自觉性。
　　
　　二，出于对自身的某种难以遏制的基因的呼应。
　　这句话说的有点拗口，换一句通俗点的话说是“基于表达的欲望”，在这里，我认为这种表达的欲望更多的是由他们的基因所决定的。要更直白地理解这点的话可以举例来说，比如说，有些人骨子里天生流淌着浪漫和抒情的血液，他拍的片子就可以充满诗意，比如伊文思的《风》（当然伊文思大多时候表现得像个战士）；有些人既有诗人的情怀又有哲学家的视野，可能就会拍出《平衡三部曲》或者《巴拉卡》（天地玄黄）；天生喜欢雄辩的，喜欢和人掐架的，他拍的东西就可以是投枪匕首式的政论体，像麦克摩尔；善于冷眼看世界并从中一点一滴地发现被忽视的生活真义的，可能就成了梅索斯兄弟和怀斯曼；还有人可能天生幽默谐趣的，他拍的片子可以像小沈阳一样让人捧腹大笑。比如说王我的《折腾》——如果说它还属于纪录片的话——应该属于这一类，美国的《超码的我》也基本属此。至于法国的老戈达尔也好，中国的小戈达尔吴昊昊也好，与其说他们是在拍片子，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借活动影像这个载体在展示他们面对这个世界时骨子里的叛逆和张扬，当然也有灵气。当然还有拍《神衍像》的毛晨雨，拍《西方去此不远》的黄文海，他们的片子里明显流淌着鲜明特质的基因。虽然说上述对几类人的分类和定性边界并不是非常确定和清晰，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元的特质，但总之，这一类人拍摄片子的社会责任感相对上述第一大类人来说要弱化很多，与第一大类的人对社会责任具有相当的自觉性不同，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应着自身基因的表达欲望，当他们面对世界有话要说的时候，恰巧他们手中有一台DV，于是他们就拍了，即使没有DV和影像，估计他们也会遏制不住这种基因里的禀赋，而会找到别的对应的表达途径。换句话说，假设剥夺了这一类人手中的摄像机，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诞生很多的诗人，歌手，画家，律师，哲学家，社评家，抑或人类学家甚至小品创作者，或者干脆就是一个驱邪弄鬼的神汉。正是由于先天的基因决定着这类人的行为动机，这一类人往往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后天对他的影响力会降至最低，具体到拍摄上来，那就是，我爱怎么拍就怎么拍，你丫管不着，基本上就是这样我行我素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尽管在社会责任感上要逊于上述第一大类，但往往，这一类影像在美学价值和表现形态的风格化上要胜过前者一筹。在论坛上，陶华侨导演和王利波导演都说到了类似的观点，前者说到了“为自己拍摄”，后者更是直接地说到了“拍摄纪录片只是自己表达的形式和手段，不是说非得要拍纪录片不可，只是从表达的某个层面上说拍纪录片恰恰适合了自己”。这当然验证了我上述的“基因论”。只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拍《掩埋》的王利波导演通过发言将自己归类为“表达派”的时候，因为他的表现题材的鲜明的社会性，他其实更多的是被人当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导演的。这说明了我总结的这第一大类和第二大类之间的疆域也是有重叠和杂糅的。
　　
　　笼统地说，我觉得基本上上述两类人就可以囊括所有纪录片拍摄者的创作动机或意图，就可以为本次论坛找到一个接近标准答案的谜底。当然，这只是摆在桌面上说的话，还有只能在桌底下说的第三类人和第四类人：
　　
　　三，出于功利性。
　　功利这个词真他妈的太丰富了，它可以指物质的，精神的，也可以混杂在一起呈现出林林总总具体而微的各种面貌来。要对它进行准确细致的描绘有点困难。不如大而化之地说，总之，这一类人他的骨子里既没有什么特殊或出众的禀赋需要响应（他唯一需要追逐的是这个趋利时代的波流），社会责任感也基本趋向于零，那他们为什么拍纪录片呢，不排除这么几个可能，一是闲的个鸟疼，没事干了，咱也当当导演去，拍故事片相对来说弄钱弄人都要费劲些，那咱就只有走拍纪录片这条捷径了，说不定通过这条捷径曲径通幽，最后也能混到妻妾成群衣锦还乡的一天。还有就是有鲁迅笔下的阿Q说的“凭什么和尚摸得老子就摸不得”的心理，你丫们不是拍片子当导演吗，算个球，我也来玩一把，说不定比你们玩得更好，从此在泡的妞面前就有了谈资和颜面。我以上的话似乎说的有点狠，是因为我原本是针对桌子底下的人说的，但没想到今天的论坛我开了眼界，拍《我和你》的魏阿挺导演挺身而出表明自己拍纪录片就是“想做导演”，为了说明这点，他竟然不惜搬出自己曾经做演员时经常被导演呼来唤去的经历，说了“做不下演员了，所以来做导演，而拍纪录片是做导演的捷径“，更令人大开眼界的是他还补充说明做导演是想“潜规则美女”。不管他是不是开玩笑（须知我只是负责写这个论坛的综述稿，并没有调查事实真相的责任），反正他的话充分证明了我在这一段文字中间的判断。说到功利性，还有一个我唯一敢直接点名的导演，可能就是黎小峰（他并没有参加此次CIFF），他曾经坦诚在拍《我最后的秘密》时，之所以想时间拍的更长，是因为可以和当时的合作搭档贾恺拍拖，最后他也终于如愿将搭档拍成了老婆——仅限于此点上说，他自有他的“功利性”。不过，凭我看到的他最终的片子呈现出的非常优秀的品质，他是完全配得起这么一个“功利”却光明磊落的小九九的。而有些人虽然敢于坦言自己的功利性，通过他的作品本身来看，却不一定能配到上这样的直言和坦诚。
　　
　　当然还有既不是前两类也不是第三类的第四类人，那就是
　　
　　四，出于盲目的热情和自信来拍纪录片，但很遗憾他们并不具备基本的技能和智慧。
　　对于这类人，曾经点评学生短片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太多。现在不想多说。一是因为这类人虽然往往表现滑稽，却完全可以包容和理解，二是因为他们如果再坚持拍下去的话也往往会转变成前三类人，要想进一步看清他们请参考上述文字就是。
　　
　　归纳法做完之后，我再来就这个命题的价值说点看法。这也是我在论坛上简单说到的。“为什么拍纪录片”这样一个命题本来是一个自有其内在价值的命题，因为在分析纪录片创作这样的创作行为的时候，厘清其立场和前提当然很重要，但在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发展到今天，CIFF都已经开到了第六届的这个时候，各种创作现实一边异彩纷呈一边鱼龙混杂的时候，再来问这个前提，就多少有点滞后和多余，尤其就此去用一场论坛展开研讨似乎不太合时宜。拉大旗表决心也许固然重要，但也许能力和效果才更为重要。在表完决心之后关键是怎么去拍，有没有能力去拍，拍出来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应该回归文本，让文本说话，我们完全可以就独立纪录片的表现形态、视野、风格手段等等一切和电影本体有关的东西来展开讨论，而不再纠缠于为什么拍纪录片这样的多少有点脱离文本而更多带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须知某种意义上，一切在文本之外的自言自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即使非要阐释“为什么拍纪录片”这个命题不可，文本也是能厘清这个问题的一面照妖镜。
　　
　　想起在宋庄的老朱那里看到的一句的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实践之能力。我觉得这几乎可以作为独立电影的座右铭。自由独立实践这三者并行而置缺一不可。尤其在今天，我觉得当务之急，我们更应该重视和有意识地去培养和提升我们的实践能力。而不应该再过度夸夸其谈地说着自由和独立。我觉得，竖起一只像CIFF的奖杯一样的看似愤怒和有力的拳头并不难，难就难在你这一拳头砸下去的真正力度、速度和精准度。如果下届的CIFF能就这个“三度”问题展开论坛研讨，而不是再停留在这些表面的问题上，我倒是会举双手赞成。
　　
　　感谢张赞波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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