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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鑫谈作品创作 总是不由自主地被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所推动

2009-10-10 19:45:11   来自: fanhallfilm
  编者按:这篇采访节选自欧海丽(法)正在撰写的一篇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现状的文章中关于林鑫的访谈。欧海丽,2008年毕业于日内瓦大学中文系并获得硕士文凭。现暂居北京,研究中国电影,其中独立纪录片是她研究的重点方向。同时,她以顾问的身份为欧洲一些电影节推荐优秀的国内影片,其中包括明年举行的日内瓦Black Movie电影节。
  

      林鑫工作照
  
  “我也明白了,无论妳怎样努力地选择遗忘,那被压抑到潜意识深处的伤痛和记忆,最终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迸发。”
  
  
  “平时还要工作谋生,所以只能利用空闲和休息时间做片子,思维经常要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时空情境中来回切换,精神也紧张和疲惫。”
  
  “(影片) 《三里洞》牵扯到我的父亲,情感陷的太深,几次在放映现场情绪失控,泪流满面,直到现在我也无法坦然地面对这部影片。”
  
  “我做纪录片,总是不由自主地被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所推动,从没有刻意地去想过寻找特定的题材和主题。当一部片子的想法出现,也几乎同时拥有了影片的大致框架。”
  
  “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和时代的见证者,他们共同的出镜,为我们提供了被垄断话语系统遮蔽和遗忘的一种对历史真相的还原。”

  
  采访:欧海丽(法)
  被采访:林鑫
  采访方式:E-mail
  
  欧海丽:能不能谈谈妳作为导演和艺术家这两方面的经历?妳是如何开始拍纪录片的呢?
  
  林鑫:从小喜欢绘画,因无人指点而到处胡涂乱抹,在当年的课本和作业本上留下了我大量的涂鸦。中学时有幸得到由于政治运动被下放到铜川陈炉陶瓷厂劳动的画家和美术评论家笳咏老师的指导,开始认真学习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
  
  随着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大量西方思潮和当代艺术被介绍进来。我的阅读范围也由古典转向现代,涉及文学、哲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思想和创作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不再满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承袭,而力图吸收多方面的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实践。
  
  1989年在西安的陜西美术馆举办个展,呈现了用宣纸水墨创作的实验性绘画、用非乐器演奏的实验音乐以及布满地面和墻壁的装置作品,代表了我当时以观念为主导的艺术取向。后来转向纯粹的绘画和书法,1993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之后数年,沈迷于西方音乐。从格里高利圣咏到勛伯格、梅西安。此后的绘画风格与前期相比,显得日趋厚重深沈。其表现的主题,正如我在一本画册的自序中所写:“人真的是一种‘高级动物’吗?我怀疑。我们不知一个蚂蚁的世界,一只蝴蝶是否做梦,以及这种梦是否有色彩。人的生命和一切生命是平等的。认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尴尬。我试图用第三只眼来看待人和动物,也就是说用看动物的眼光看人类,创造出一种人或者说动物,有着猪一样多的奶头象果实,但没有头颅。”这种对人类文明提出质疑和反思的形而上创作一直持续到2000年。然后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诗歌井喷所打断。半个多月不分昼夜写下的170首诗歌,第一次揭示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煤矿和童年记忆。我也明白了,无论妳怎样努力地选择遗忘,那被压抑到潜意识深处的伤痛和记忆,最终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迸发。后来选出其中的119首结集出版,诗集的名字叫《噢!父亲——黑色的记忆》。煤矿成为我生命中永远也无法绕过的一道坎,并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也预示着有一天,我必将用另一种方式再次回归,去追寻我的父辈矿工的生活和记忆,只是当时的我浑然不知。
  
  开始拍纪录片的契机来自于2003年的夏天,陜西美术馆馆长陈玄叫我陪他一起去铜川郊区的陈炉,在那里看到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陶瓷古镇正在慢慢消失,心中十分不安,觉得应该用影像记录下来。于是从没摸过摄像机的我,想方设法借来设备,拍下了我的第一部纪录片《陈炉》。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全景开场,“自说”、“风骨”、“风情”组成的三个段落,通过陈炉的每人一句话自述,陶瓷的制作流程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等,讲述了一个日渐衰落的陶瓷古镇的故事。然后有了与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反映父辈矿工生活的纪录片《三里洞》和关注我的同代人生活的纪录片《同学》,也有了我这样一种群像的拍摄方式。
  
  欧:能否谈谈妳影片的制作过程?
  
  林:在前期拍摄中,最主要的是对被拍摄人物的寻找,历经数十年的跨度之后,片中的人物都散居在各处。我先找到熟悉的人物,然后通过他们再产生滚雪球效应,不断寻找到更多的人物。
  
  《三里洞》由于已经过了五十年,当年从上海一同来的318个人,大多数已经不在了,最终找到的也不足二十人。《同学》相对来说容易些,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生活在当地。通过滚雪球不断地得到更多同学的联系方式,最终选择拍摄了生活在不同社会层面的二十多位同学,基本涵盖了这一代人的生存境况。由于掌握的同学电话号码不断增多,每次拍摄都会有好几个人物可供选择,作为一种社会采样,我会优先考虑前面没有拍过的社会阶层及人物。在实际拍摄的过程中,也常常会有新的人物出其不意地闯进来,并推动后面人物的拍摄和影片的进展。这两部片子均由我一人拍摄和剪辑。进入后期制作后,由于素材量太大,由妻子帮我先将所有的口述文字整理出来,我再进行文本编辑,然后上机操作。平时还要工作谋生,所以只能利用空闲和休息时间做片子,思维经常要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时空情境中来回切换,精神也紧张和疲惫。每部影片的制作周期均在两年左右。
  
  
  

       《三里洞》剧照
  
  欧:能不能简单地说说在《三里洞》这部纪录片当中,妳与影片中的拍摄对象和拍摄场景是怎样的关系??
  
  林:这是一部由矿工之子拍摄的关于其父辈的纪录片。影片主要由十多位老矿工的口述和大量煤矿废墟的空镜组成,片中最后一个人物朱永生是我的父亲。我从小生长在矿区,亲眼目睹了矿工生活的艰辛及三里洞煤矿衰落破产的过程。这片废弃的矿山,不仅融入了我父亲及其工友们的全部生命,也给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曾经喧嚣的矿山已然沈寂,当年的矿工也所剩无几。在这一切即将消失之际,一个矿工的后代,一群风烛残年的老人和壹片煤矿废墟的交汇,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影像记录《三里洞》。
  
  欧海丽:影片中拍摄了煤矿关闭,建筑物被拆除,像是一个时代结束了。拍摄现在其实也是在展现过去,留下这些正在消失的东西。妳怎麽看影片中出现的这两种纪录方式?一种在过去的事情里回忆,另一种在遗留的痕迹中寻找。
  
  林鑫:《三里洞》讲述的大部分内容都发生在过去。作为一个后来者,我已无法拍到当年的镜头,而只能通过大量的遗迹和回忆来进行历史的搜寻和现场的重建。这些亲历者的回顾,为我们再现了曾经发生的事实;通过镜头对这片废墟的持久注视,则提供了壹种物质的见证。已经废弃的巨大灯房,尽管尘埃满地,却依然可以透过那壹排排灯架,遥想当年人声鼎沸的生产场面。像连绵群山壹样堆积的煤矸石块,则是运出无数煤炭后留下的一片遗迹。不管是这些残存的老矿工还是巨大的煤矿废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可以预见的不久将来,都会彻底地从人们的眼前消失。也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双重追寻和挖掘,最终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人证和物证。
  
  欧海丽: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妳的影片有着双重功效。它一方面能够让妳释放出这些沈重的回忆,就像驱除魔咒壹样,另一方面又让妳能够保留下回忆,反省历史,而用影片向拍摄对象以及去世的人致敬。妳觉得它们在影片中的关系是什麽?
  
  林鑫:这本来就是一部我不得不拍的影片,也可以说是我的诗歌创作的延伸,这些都是煤矿给予我生命的不得不接受的一份馈赠。通过对父辈的追寻,使我对他们的生活及所处的时代有了更为深入和真切的认知。妳所说的双重功效,我想一方面是个人情感的释放,另一方面则是对过去历史的重建。这两条线的交织,不仅还原了壹个大时代背景下壹群小人物的共同命运,也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生命的坚韧。
  
  

  《同学》剧照
  
  欧海丽:《同学》也是壹部关于回忆的影片,但是这些人已经是《三里洞》之后的一代了。对妳而言,这部片子是之前一部的延续,还是说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林鑫:这部片子从时间和人物关系来讲应该是《三里洞》的延续,因为大部分同学是三里洞矿工的后代,其命运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出身及其生活环境的痕迹。虽然同样是章节式的人物排列,但在具体的拍摄手法和构成方式上和《三里洞》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三里洞》几乎完全是由老矿工的口述和煤矿废墟的空镜构成,影片中展现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也基本是通过讲述来完成。在《同学》中除了口述部分外,还有他们每个人一天生活状态的实录。三十年的口述回顾和当下壹天活动的跟拍记录,像一个坐标从纵向的时间线壹直连接到当前生活的一个点,较为完整地再现了这一代人的现在和过去。
  
  欧海丽:《三里洞》里出现了妳家庭的镜头,被拍摄者也讲述了妳父亲过去的故事。在《同学》里即使妳还是出现在妳同学的回忆中而且和他们有一些交流,妳却并没有直接地以自画像的形式拍摄和自己有关的镜头。为什麽这样处理呢?
  
  林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同学们的故事也就是我的故事。我的职业、经历、生活和一些同学有相似之处。作为一个生活阶层的采样,在片中那个从事宣传摄像工作的同学中已有所表现。没有将自己的生活放进影片,一个技术层面的原因是我无法跟拍自己的壹天,周围也没有合适的人可以代劳。我现在觉得也许还有一个更为深层和隐蔽的原因是拍《三里洞》时,牵扯到我的父亲,情感陷的太深,几次在放映现场情绪失控,泪流满面,直到现在我也无法坦然地面对这部影片。所以在《同学》中我个人的情感则表现的相对内敛和克制。也许在潜意识里还是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虚弱吧。当然,这些都是回答妳的提问时,我现在的分析和思考。在当时的现场,我只是跟着直觉去拍摄,并没有去想这样的问题。
  
  欧:妳的纪录片主要是在讲述记忆和过去的事情。有什麽原因吗? 另外, 妳认为这种创作方向在当今独立纪录片领域占有怎样的位置?
  
  林:我做纪录片,总是不由自主地被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所推动,从没有刻意地去想过寻找特定的题材和主题。当一部片子的想法出现,也几乎同时拥有了影片的大致框架。
  
  《三里洞》主要通过寻找幸存的老矿工,以他们的口述追忆我的父辈们五十年的生命历程;《同学》则通过随机截取当下一天的实录和讲述呈现同学们离开学校后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和起伏。这种回望式的题材,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口述还原已经彻底消失的现场。好在是一组群像,不同个体的讲述相互映证,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再现了一段立体鲜活的历史。当然,这是一种个人的视角,也有着比宏大叙事更为直接的说服力。
  
  其实在《同学》中,我已经在口述之外另开了一条对应的线索,随机跟拍他们每个人的普通一天,以其当下生存状态的切片和三十年的回顾相呼应。纪录片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影像的留存,像以前的文字和照片壹样。面对已经过去和即将消失的历史,只能通过见证者的记忆和口述来进行重建。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和时代的见证者,他们共同的出镜,为我们提供了被垄断话语系统遮蔽和遗忘的一种对历史真相的还原。
  
  作为纪录片制作者,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地去完成作品,至于这种创作方向在当今独立纪录片领域占有怎样的位置?那应该是研究者的事情,我没有做过更多的考虑。在当下国内独立纪录片大多还用怀斯曼壹路的直接电影方式进行创作的时候,向其他任何方向的突围和努力,都会对推动纪录片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转载自《电影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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