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首映　董越：我在其中是挺享受的

　　（现象网北京报道）9月7日下午导演董越携长片处女作《呼吸》在现象影院首映。影片基调十分压抑，把现实中北京南城的混杂、停滞、衰落的底层气息，通过其间一个普通的三口之间的日常生活表达的淋漓尽致。会后记者采访了导演，与影片的沉闷相对应的拍摄现场却是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在上学的时候惰性比较强，实际上那个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都给消耗了就一直没有拍自己的东西。
　　
　　我的剧本特别的草率，只有我自己能看得懂，确实是这样，特别简单。
　　
　　我记得后来我跟电影学院的同学一块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每次拍片的时候抓耳挠腮的，特别痛苦，最后一点热情都没有了。
　　
　　我是到了现场就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然后整个剧组都被我调动得很嗨,大家都非常高兴。
　　
　　不想让演员试太多遍，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我宁愿我的戏拍的有问题，也不能因为这种事情去折磨他们。
　　
　　我那次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电梯工，但是我进去她会跟我说：今天中午吃什么？外地人在北京，就不习惯，特别懵。
　　
　　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苦楚、愿望和无奈，但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地随风飘零，孤独地做着时代的失败者。
　　
　　
　　记者：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投送的作品呢？
　　董越：有段时间我知道有这么一个独立电影展，我就等于完全谁都不认识，我是邮寄过来的。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你之前的个人艺术背景么。
　　董越：我是06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的是电影摄影。之后从事的还是电影摄影工作，这一直是我的职业，是我生存的主要来源。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没怎么想太多将来要做什么，还是比较倾向于在做一个职业的摄影师。
　　开始接触到独立电影是在我毕业那年，在学校前两年上课基本围绕着专业的有关的东西。然后从06年比较关注一些，但只是一个兴趣，从事的工作还是跟主流电影摄影有关。毕业之后，拍了两到三部长篇，就做摄影师的这种角色出现。其他基本上就是广告，到两千零八年吧，拍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想自己有机会独立去拍一个自己的长篇作品。先给自己写了一个故事梗概，长篇的故事梗概。然后交给了一个制片人。然后他并不是特别喜欢，他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我也不知道问题出现做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在上学的时候惰性比较强，实际上那个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都给消耗了就一直没有拍自己的东西。
　　
　　记者：我觉得影像的呈现估计要比剧本好很多，因为你的影像，那种情绪的东西很难去通过文字区表达出来。
　　董越：对对对，我非常高兴你有这样的肯定。因为我在上电影学院的时候自己导演过一个短片，这个短片大概有十几分钟这样。当时也是种状况，一模一样。就是拍完了之后，就是有个朋友找我聊时说，你这个短片还是挺不错的，我想看看你写的东西，就是你写的剧本。然后我说，我没什么剧本，我的剧本特别的草率。只有我自己能看得懂，确实是这样，特别简单。比如说，我脑海中可能特别清晰，一个小孩来寻找一个人的话，刚到北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情，神态，或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气氛，但在剧本里面它就是一句话。这个东西，就是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吧，我觉得我就我的文字就比较简单。
　　
　　记者：可能和你做摄影有一些关系。
　　董越：恩恩，有关。因为这东西就是这样。很难说是利是弊吧。其实后来在做自己的长篇故事片的时候，在我脑海中师一定有环境的，一定是有那种形象的，我觉得这个才能走下去。
　　
　　记者：这个我理解。
　　董越：那些具体的东西的话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
　　这个剧本是让我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因为编剧的阶段不是我擅长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人来演我这个片子，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形象的，这时候我觉得就很困难。就不知从何下手，当然自己也在慢慢调整这种东西嘛，反正是挺艰难的一个东西。
　　
　　记者：整个拍片过程中，你所遇到做大的困难就是剧本？
　　董越：对，就是剧本。实际上我操作起来的话，倒真的是水到渠成，拍摄起来一点都不困难，我觉得拍摄就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事情。而且我记得后来我跟电影学院的同学一块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每次拍片的时候抓耳挠腮的，特别痛苦，最后一点热情都没有了。我是到了现场就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然后整个剧组都被我调动得很嗨,大家都非常高兴。就是有那么几场戏拍完了，我们是哈哈大笑，是非常兴奋的。
　　就比如说，马桶堵了（那一场戏）那个出演修管道的哥们，他是我们那个录音师。我找不来人了，他毛遂自荐说要自己演，然后我把要求大概说了一下，他刚好又是四川人，操一口不太流利的普通话，我觉得特别好。他是做剧组的时间比较长，他知道演戏是怎么一回事，他也知道我的要求。我就让他试了一下，然后我没想到效果那么好。
　　
　　记者：呵呵呵......我也觉得那段特别搞笑
　　董越：效果那么好，其实这都是一点点改变。其实现场那段在剧本里写得比较简单，就写了这个人来了之后他说了好多关于这个管道不能修的理由。那实际拍的时候了，我们就发挥很多东西，比如说：剧本里说这个人进来，然后走进去，说这个管道出现什么问题。
　　在现场，我记得那主演王虹跟我说，我们能不能改一种方式，别一敲门人进来？
　　我说可以，那用什么方式？
　　她说可以跟那个老男人在那聊着天。
　　我想了一想，我说光聊天还少了点什么，他应该抱只狗。然后他就找只狗抱在身上，我就觉得特别符合他那个城区的特点，就一个老男人，抱着一只小狗。然后我觉得这还不行，你们还得说些话、有些语言，这都是现编的。
　　他就说说点什么呢？
　　关于狗的话题吧。我说。
　　然后她们就扯了一下狗的话题，我觉得还不够HIGH。我说你得给狗起个名字，不然叫什么，他说那应该叫什么呢，我说那就叫某某某。　　　
　　反正就是越凑越HIGH，整个拍完之后，大家都非常开心，我也没有施任何的压力，我虽然是自己掏钱包，但是我没有任何压力。
　　
　　记者：我问个题外话，您是什么星座的？
　　董越：我是天称座的。
　　
　　记者：天秤就是这种这么能调动气氛的人。
　　董越：反正我在其中是挺享受的。其实有还有好多戏都剪掉了，有一场戏是两人吵架的戏，就是夫妻两人吵架的：关于这个孩子得肝炎的这个事情，是不吃肉得了肝炎，还是得了肝炎不吃肉，两个人实际上都是胡搅蛮缠。但两人争辩起来就是互相不让，全都没有道理，两人都特无赖。拍的都是非常嗨的，大概试了十几遍之后就开始拍了。
　　
　　记者：看来剧组非常和谐啊，哈哈哈...。
　　董越：对，非常的和谐。一个题外话：我记得，虽然我们很少拍晚上的戏，但我们还是我们集体的住，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这是制片主任给我的建议，多花了一些钱而已，但是我特别感谢他的建议。原来我是希望大家早上一起出发集中在一个场景，他说千万不要这样，一定要有一个剧组的气氛，后来这样的确很好，大家真的是像一家人一样。我记得有一天制片主任跟我说：昨天晚上司机他们在打扑克，被他给制止了。我说不要制止，在我的组里边是可以的。
　　
　　记者：像你这样自己出资的影片，制片主要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董越：我的制片组啊，是我把钱交给他，他来操作一些东西，我拿出一个比较简单的剧本，然后这里涉及到演员、场景和道具就交给他了，然后他就是帮我解决实际的拍摄这块。
　　
　　记者：那就省掉了制片很多麻烦。
　　董越：虽然我自己出这个钱，那我为什么还要找一个制片组来帮我运作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虽然钱少，而且又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个事情，但我希望这个事情做得专业化一点。我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专业环境下生存的。我知道这东西，是应该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我觉得这个规律不能打破。而且，它是有它的利的。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做制片的人，实际上他后来的的确确帮了我非常大的忙。恰巧他是在南城老北京人，他自身就有很多南城的气息。他也了解很多关于南城的故事，我就把这东西交给他，让他帮我去运作，我做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对我也有一定启发的。他提出了操作上许多中肯的意见，后来我就基本都采纳了。
　　
　　记者：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本身整个作品看下来是非常压抑的，按照一般的说法就是说要酝酿那种憋屈的情绪啊，现场按常规来说不会有你刚才说的那么嗨的。
　　董越：现场非常好玩，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他们跟我比较熟，而且我让他们相信我，我自己首先是非常兴奋的。他们肯定是能放下所有负担，所以即使是抱有这样的开心的心态他们也会去演一个比较沉重的东西。而且对于沉重，我觉得有时候演员是不需要太多指导的，只要我清楚就可以了。
　　还有包括那场哭戏确实是跟拍一般那种悲情戏是一样的，也是经过酝酿，给演员充足的时间做准备，然后那是拍了两条就过了。不想让演员试太多遍，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我宁愿我的戏拍的有问题，也不能因为这种事情去折磨他们。但是她拍到第二条时，拍完之后我们所有的人给他鼓掌，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满意都很好，类似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多。
　　
　　记者：其实哭的那场戏，我个人是认为可以稍微再压一点。也有观众说，可以再爆发一点。其实她是不会爆发的，一个人压抑成那个样子，至少她不会爆发的那么强烈的。因为她日常已经习惯了那些压抑的，只往心里去，装着，憋着，而并非是发泄出来。
　　还有一个引起争议的：我觉得最后那个镜头太棒了，我特别喜欢。有了那个镜头之后，整个前面的东西就会跳脱出来，那个结尾其实非常荒诞。但是那种荒诞，我反而觉得特别真实，就感觉平常会时不时会有一下这样子的几个人在哪里，他把前面那些东西一扫而空，整个电影一下就往上走了很高。
　　董越：你这个看法就跟我第一次跟朋友内部的一次放映里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看法一摸一样。原话几乎都一摸一样，他说有了最后一场戏就会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意义，他说这是加分的。
　　
　　记者：因为前面的那些东西我之前总是想到另外一部影片，想了很久没想出名字来，挺有名的一个片子，80年代的，中国的电影片里第一次说婚外情的，说的很坦然的，我不太记得叫什么先生了（《赵先生》）。我不懂南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状况，从您的影像来看，我倒更觉得它是一个中国比较普遍的一个状况。
　　首先拍摄场所，就是那个房子，那时候国有单位都分房的，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分的房子到现在特别脏的。那个时候，包括他们家里那个沙发啊，橱柜啊，卫生间啊等等。在当时是标准的国营单位的家居配置，到后面女主角去做清洁工的时候，去的是当下的标准的工薪阶层的房间装潢，这两个对比做的特别的好。但是我有一点点疑惑的，就是那个电梯，就是如果真实一点的话，有电梯员的小区，稍微会高级一点的，不然的话他不会有一个专门的电梯员在那里吧？
　　董越：哦，这个是非常写实的，因为这是北京独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会这么的刻骨铭心呢?我第一次来北京求学的时候，我也特别不理解，一个老电梯这么会有电梯工？你可能对北京的老楼确实不太了解。我19岁来北京求学的时候，这个我就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我当时确实不太明白，这么老的楼，这么老的电梯为什么会有一个专门的人去看管它？而且这个人会非常无聊。我当时没有太多的观察，但是现在回忆起来会有一些印象，电梯员就算你是陌生人她都会跟你搭讪，因为她太寂寞了。我那次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电梯工，但是我进去她会跟我说：今天中午吃什么？外地人在北京，就不习惯，特别懵。
　　
　　记者：对，我就有点不理解，一般见过有电梯工的，都是商场，比较豪华一点的地方。
　　董越：其实在北京市恰恰相反的，高级电梯是没有电梯工的，只有这种老电梯有，容易出事的电梯，一定是有电梯工的。
　　
　　记者：哦，是为了出于安全区考虑的，并不是说服务态度或其他怎样。
　　董越：对，跟服务什么的时没有关系的。基本上就是老电梯一定会配电梯工的，这点让我当时印象也是特别深刻。之所以回到那个场景去拍，因为我就是我经常从哪里出出进进的，看到那个电梯工那个状况。我觉得都特别相似，每个人都相似，但是也感觉的到每个人背后就是一个家庭，都有很多故事。
　　
　　记者：这个我很认同，就是任何一个平常的人背后都有非常多的故事，并非是非要找一些经典，典型的东西去做，这也是我看这个片子感受最深的。
　　董越：对，其实他们北京南城这样普通的三口之家，他们的生活是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的微观和缩影。他们在现代化的城市里步履蹒跚，还要维持着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尊严。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苦楚、愿望和无奈，但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地随风飘零，孤独地做着时代的失败者。家人之间又熟悉又陌生，既松弛又紧张，彼此牺牲着自己维护着一个外形的完整。这些都是极其普通又是很有典型性的。
　　
　　记者：影片的发行方面你是怎么考虑的？
　　董越：这是我第一个自己独立创作的长片，在发行这方面我可以说还毫无经验。就像我开头说的这之前呆剧组也只是专职摄影这块，其他方面也不是很了解。况且片子本身又是我自己的出的钱，制片组也不会在这块上帮上多大的忙，所以现在这个也是很头痛的问题，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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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