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系列访谈录之戴思杰篇

　　书　电影　一个都不能少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导演戴思杰采访实录
　　与戴思杰导演畅谈的时候我先惊讶于他的电影的演员，周迅、刘烨、陈坤，现在都是炙手可热的，问他当时为什么用他们，戴导轻描淡写地说是巧合，我不相信巧合，因为我知道有一种人叫做伯乐，可以从马群中辨认出千里马。
　　
　　记者：戴导您好，您的作品已被国外许多朋友所认知，但在国内大家还不是特别了解。您能不能向中国内地的朋友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戴：我的情况其实很简单。四川人，在四川长大，在四川当知青，后来在四川读书，也到天津南开大学读书。读完书以后，1983年考上研究生出国了。出国本来是学艺术史的，后来改学电影了，在法国读了一个很重要的电影学院。电影学院读完以后，刚毕业就当导演了。当导演到现在。中国人在外国当导演比较辛苦。所以我现在（当导演）十几年了，才做了四部电影。第一部评论反应比较好，在十几个国家放映。后来两部差一些。现在又做的第四部，就是《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了。因为书比较畅销，所以电影也比较出名。
　　记者：当时在四川学的并不是导演是吗？
　　戴：我以前也没想过要当导演。
　　记者：什么原因促使您选择了做导演呢？
　　戴：我当导演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误会。刚到法国的时候是学艺术史。艺术史的课不是很难。我到法国以后做博士论文，一天到晚没有多少事，特别想去看电影。那时候在法国的奖学金很少，是法国政府的奖学金。不容易考上钱也不多。要去看电影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巴黎我第一次发现在一个城市有那么多电影可以看。北京很多地方都比巴黎好，想进餐馆就进餐馆，但在巴黎就很难。但在巴黎唯一一个好处就是有很多电影院。随时打开一本杂志，就有五、六百部电影的介绍。大一点的、小一点的、才出的、已出几十年的，什么国家的都有。所以当时的目的就是想看电影。文科的博士不是很难读，在法国的教育也是比较注重个人性。我觉得应该多去看电影。83到84年，为了看电影只有一条路。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就是考进一家电影学院。那家电影学院每年在全世界只招20个学生。一旦考进去以后，就有一张卡，就是学生证，凭这个学生证可以进出任何电影院。所以我就是这么学电影的了。
　　记者：中国作家型的导演并不多，那么对于作家和导演这两种职业您更喜欢哪一个呢？
　　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作家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我就是没有写小说每天也要练练笔要写写。就像一个画家每天都要画两笔，做音乐的每天都要唱两句，唱戏的每天都要练，那是一个职业。而导演呢，我不是专门去学导演。进了电影学院看电影慢慢看上瘾了，看完好象没过到瘾又自己编故事。所以做自己的还是有点玩的一样。拿别人的钱自己玩，这个有点危险啊。（笑）我已经让人家亏过本了。这是比较痛苦的事情。总体来说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是一种带冒险性质的游戏。你想，一个导演三、五年不做，一出来想要达到一种很高的竞技状态很难。镜头转换、场面调度，都是很复杂的事情。平常你不会这么去考虑问题。也没法考虑。
　　记者：我们知道您这部《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获过很多大奖，也是根据您的小说改编的。在改编过程中您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戴：有。因为我的看法是小说改电影多数是不讨好的。有一类小说改成电影可以很成功，就是那种警匪呀，带暴力性质的。把那种小说改成电影比较容易成功。像我们这种故事是比较带感情性质的。或者讲的是人生的命运啊这些。这样的东西就比较难一点，所以也需要很多的时间慢慢把剧本搞好。然后也需要演员的魅力。因为它本身的故事不是那么大起大落的，所以演员的魅力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记者：那周迅和陈坤这两位演员您在选择上有什么考虑呢？是想选择什么样类型的演员来诠释这两个角色呢？
　　戴：因为这个故事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保留了一些我自己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按照我当时认识的人去找演员。因为我写小说已经把原型和人物做得相差很远了。所以我也没必要去找一模一样的人。那很可笑。第一，很可能找不到；第二，即使找到了也不一定演得很好。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气质上比较接近。周迅是我很偶然地碰到她。我们当时没有谈到这个剧本。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不错，跟我要寻找的形象很接近。我就推荐给我的法国公司。他们不相信，花了很多时间找了很多人，我都觉得没有周迅好。是我坚持用的她。周迅这个人我认为很有天赋。天赋就是她在摄影机面前人一下就变了。就像一个运动员一天要跑几个一百米，每次都达到那么好的竞技状态很难。她电影的天赋很好，在摄影机面前人一下子就变了，戏一下子就绷起来了。这是她的厉害之处。她感情很细腻，而且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另外刘烨这个演员我是很喜欢的。因为刘烨在我看来，日本、港台人会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是像梁朝伟这种演员，是导演最喜欢的类型。因为他的表情不怎么变化，你怎么接都可以。接一个凶杀案也可以，接一个女的在向他微笑也可以，都那个表情，观众就可以读出另外的东西。这一类演员是我非常喜欢的。他们的戏绷得很紧，但不漏。这是非常现代化的。不漏就可以表现好。中国老一代演员的情感都是做出来的，我高兴要表演出高兴，这个现在是不需要的。
　　陈坤我选他是觉得他很有性格。跟我要找的形象很接近。悲痛可以悲痛到大哭，痛苦的时候就会痛苦，就会绝食就会吃不下饭。是可以极度投入的那种人。让他演的角色是他想改造这个女青年，光爱还不够，还要改造她。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记者：这三位演员的表演您满意吗？
　　戴：满意啊。另几个演员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个叫王X保，演一个生产队长。另外的名字我就不一个个说了。
　　记者：王宏伟我也很喜欢。
　　戴：他也是感情很丰富的一个人。我很想跟他一起再做一部电影。因为我觉得在这部片子里面这个角色太小了。我跟他一起拍片觉得很愉快。可以促进我的创作欲望。
　　记者：他老觉得自己不是职业演员。
　　戴：可惜他的戏比较少。演一个知青。
　　
　　记者：戴导演，很多人觉得文革，上山下乡都是惨痛的经历，您为何选择用浪漫、幽默的手法来表达这段历史呢？
　　戴：书和电影在西方有很大市场，这让我觉得很怪。西方有很多评论也是对这一点很不满意。文革在他们眼里是非常残酷，非常恐怖的一个东西，而这（书、电影）里面好象并不恐怖。他们感到很遗憾，甚至向我提出严厉批评。但我觉得一个艺术家要光凭讨好还不行，还得说出自己真实的感觉。我当时（文革时）就是这个样子，确实不好但没有那么可怕。 也没有编造。《阳光灿烂的日子》跟我的调子差不多，也是挺浪漫的，更浪漫，更成功。我的毕竟不是讲文革，而是讲的两种文化。（讲的是）西方的文学艺术在那时侯怎么样把我们给征服了。这样一个故事。它说的就是那时侯一个人的真实感受，更不残酷。所以我觉得作为艺术家都想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我不敢说中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样子，也没有那个野心。但这是我看到的那一小部分。以后会有人写的很残酷，那是他的……我只能说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要说一些真话。
　　记者：那文革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对您以后的创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戴：有啊。其实每个人都是十八岁以前就定型了。十八岁以后有意识地接受一些东西，但对世界、对外界、对自己的感觉在十八岁以前就已经定型了。文革开始时我十二岁，结束时二十多岁。所以现在遇到很困难地事情在我们眼里不算什么。文革造就了一代比较特殊的人。
　　
　　记者：我们也知道这部电影是由法国投资方投资，和中国方面协作拍摄的。您觉得与外国人合作和与中国人合作有什么不同呢？
　　戴：从做一部电影的角度来说。在法国，压力主要来自经济方面。如果选一个故事性不是很强的，也就是国内说的艺术电影，压力很大还是来自经济上。除了经济上，没有多少其他压力。在政治上即使再反动，只要你做得好，也一样有人佩服你。这个是西方的特点。在国内这个剧本审了一年。我觉得费的时间太长了。有时候我都不想做了。当时就是没有新的故事，如果有新的故事我就做新的故事去了。
　　第二从拍摄说。我还是喜欢跟中国人做，因为沟通起来容易一点，而且是中国的故事。跟外国人无法沟通，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你跟他再说也是有限的。但是摄影我们用的是外国人。因为是他们的投资嘛。因为我在法国呆了那么久，所以基本上能跟他们解释清楚。但毕竟还是没有跟国内合作好。
　　记者：您认为这部片子最大的卖点是在哪里？
　　戴：我在做电影的时候跟小说比有些改变。做小说时我更注重幽默一点。因为故事性不是很强，我尽量每一页都有一点出彩的地方。文字上看上去很愉快，还有点幽默。（（我是用法文写的，引进到中国是别人翻译的，我不知道这方面注意到了没有。））这样一个故事性不是很强的东西我在做电影的时候就更强调情感。这个电影后来走了很多地方。有一点很奇怪就是有很多人看了这本书就不愿意去看电影，像是怕我把书里面他们爱的东西毁坏了一样。电影我想以浪漫情感取胜。最好是没读过这书的观众去看比较好。在美国，在日本我都看到很多观众在下面哭。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哭，其实里面也没有什么悲伤的东西。一个美国人说他看着看着就想哭。他说其实这些人的生活离他很远，他也不关心发生什么事情，但就是哭起来了。他觉得里面有很多美丽的东西和情感他没体会过，以后也体会不到了。他说他哭的时候还在想这些人的生活离我太远了，他也不了解他们，怎么会为他们哭呢？在英国还有人把这个故事改成舞剧在演。还有几个国家买去做舞剧，还请我做导演。
　　
　　记者：您这部片子和《英雄》同时提名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您看过《英雄》这部片子吗？
　　戴：没有。金球奖是个人可以送片，不像奥斯卡必须政府选送代表国家。我们公司寄了录相带，能被提名，我们都很高兴。这个奖在欧洲没有什么影响，在美国影响很大，就帮助了在美国的发行。在美国发行一部外国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美国人心目中只有美国人才是做电影的，其他人只是小打小闹，不是主流。所以这个奖对于我们打进美国市场有很大的好处。《英雄》我没看过，看过片段，觉得画面很美，至于故事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记者：您觉得在外国人眼中什么样的电影能够被提名甚至获奖呢？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戴：这个我觉得很难说。就像种自留地，今天种什么明天拿到市场上卖会比较好卖这种问题。去年都买白菜，今年你也种，结果今年人家改吃萝卜了。会不断改变的。总体来说我觉得外国的人比较好奇。最能吸引人的还是导演的个性。有很多人认为张艺谋、陈凯歌当年能够成功是把中国落后的东西拿出来。我觉得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这些人根本不懂电影。还是得导演有个性。导演的个性还是在关注人，能够在电影中流露出不一样的个性，那就有戏。张艺谋陈凯歌还有中国很多导演并不是说因为拍的是中国落后的地方，而是把他们的个性展现出来了。
　　记者：很多电影在国内评价很好，但在国际上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相反有些影片观众并不看好，却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您觉得是不是因为国内和国外得观众在欣赏电影的角度上有一些不同呢？
　　戴：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大家的趣味好多还是共同的。关键是我们一直没搞明白一部好片子和电影节的关系。所谓的一部好片子，就是大家看得比较舒服，讲故事讲得比较好，能够把我们的情感带动起来。我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就是在往这方面努力。另外还有一种电影就是电影节喜欢的片子，也就是有个性的片子，对社会有批判的片子。电影节最不喜欢追求的就是有商业效果，而我们喜欢的是有一定商业效果的片子。所以我们喜欢的电影不能去电影节并不能证明我们的趣味不好，电影节就比我们高。但是为什么又要有电影节呢？就是要做那种非商业的东西。有的人说越不好（电影节）越要，那可能是因为即使不好它也有点个性。就像有的文章确实文理不通，但有可能是作者有意向文法挑战。而这种敢于向文法挑战的，又往往是没有商业性的。像我做的这部电影，我感觉就不是电影节最需要寻找的那种电影。电影节要找的是新的个性，对什么事情有特殊的看法，讲述一段特殊的经历，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敏感吧。这种新意不一定大家都喜欢。
　　记者：那巴尔扎克对于您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戴：我做《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前做电影都比较辛苦。因为我前面做过三部故事片，都是带有一定的寓言性质，这样就比较靠电影节方向。如果在一个电影节里面没有得最大的大奖，那就没有用处。即使在小电影节得大奖，也一点用处都没有。这种有寓言性质的电影最好得一个非常大的奖，但我没有得到。所以我每次做一个片子都很艰难。要去说服人家再往你身上投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那么容易。现在做了这部电影，情况完全反过来了。投资人跟着我追。现在我还不太想做了。老有不同国家的制片商请我吃饭，我还不太想理他们，在以前，打一个星期电话他接一次就不错了。所以人世就是这样。
　　
　　记者：作为一个导演，您希望您的作品能够给观众带来一定影响，还是希望在电影节中获奖呢？
　　戴：那就得看什么时候，要是我年轻，我才不去想跟不跟观众沟通，只要突出自己的个性。电影节承认我也好，哪怕电影节不承认我我也要做。但是走过这个阶段以后，到现在，我还是想讲出一个很好的故事。现在我想做一个带有一点寓言性质，画面效果又要强一点的片子。还没做到。做了自己喜欢的一两部片子就够了，至于得不得奖，卖不卖，关系也不大了。最多我就把人家的钱亏了人家不再找我了嘛。（笑）我现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写小说，他不找我（拍电影），我就写小说去。
　　记者：《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是您的第一部小说吗？
　　戴：　对。
　　记者：那真是无心栽花啊。您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吗？您能自己作一个评价吗？
　　戴：我的评价就是这部电影是根据一部带有我个人色彩的小说改编的，是讲的在艰难环境中带有一点浪漫色彩的故事。有浪漫情调的，把情感看的很重的人会喜欢它。
　　记者：在您的人生经历重中，哪些导演对您的影响最大呢？
　　戴：没有哪一个导演彻底地影响过我，有些片子我觉得影响过我。我想做电影愿意做电影的时候，当时其实已经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搞艺术史的专家了。八几年，在外国，在巴黎拿一个艺术史的博士，在外国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在国内也可以找到。当时有几部片子让我特别震动。以前在我心目中电影就是一个赚钱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赚钱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工具。所以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根本不入流的东西。我要去看那是消遣消遣。但后来考电影学院，有三部片子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一部是黑泽明的《罗生门》，当时我觉得中国人和西方人思想上最大的差别还不是个人和集体的差别，是在他们心目中有一种“真实”的概念，这个概念中文都翻译不过来。这个黑泽明把它做得很好，我简直佩服极了。另外两部一部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那个我也觉得像梦幻一样，很伟大我觉得；另一部是威斯康汀的《死在威尼斯》，中国好象也翻译为〈威尼斯之死〉。这三部电影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也没再喜欢什么电影。
　　记者：现在有很多青年朋友很喜欢看电影 ，同时也有很多青年想从事电影这一行业，你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戴：我觉得谁要是喜欢，最好是赶快先做一部短片。然后你就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做电影了。或者说你有没有话要说。光喜欢它是没有用的。赶快借个摄像机，编个小故事。你能编故事吗？你能够把一个故事讲好吗？你能够说服几个人来给你演出吗？三分钟，五分钟的故事就可以。你能够决定你的故事要讲几分钟吗？那都是一个才能。做了以后，走出去第一步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做了。必须要赶快走出第一步。
　　记者：您能向您的观众说几句话吗？
　　戴：一本书能够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希望大家爱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