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系列访谈录之王小帅篇

　　王小帅：一半享受，一半痛苦
　　从1986年电影学院毕业至今，十多年过去了，在许多同班同学已经纷纷向商业电影回归的今天，王小帅依然在地下“潜伏”着，他的作品总是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原因而没有与观众见面的机会。但地下也好、艺术也罢，王小帅一直在电影这条道路上执著地走着，而且我相信他会一直执著地走下去的。
　　记者：王老师，有很多的报道中称您为六代导演的领军任务人物，那么您是怎么样评价这个群体的？
　　王小帅（以下简称王）：这个群体基本上该散了吧。
　　王小帅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吃惊不小。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王：这个局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也差不多了。一开始，大家是希望形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要有一个整体的面貌，有一种团队的精神，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从时间厚度上来说我觉得很厚了。而且，现在的环境和以前也不一样：几年前新导演还很难产生，但是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身边不停地有年轻导演涌现出来。所以这个“代”的厚度越来越厚，但太厚了就不能称为代了，就慢慢地就瓦解了。所以一开始那种状况就应该结束了。六代导演这个群体该解散了。
　　记者：除了您自己之外，这个即将消失的群体中的导演您最喜欢谁？
　　王：这个群体里面的导演我偏向于比较年轻的，比如贾樟柯，当然现在又出了几个年轻的，我听说也拍得不错。但我可能说不准确他们的名字和作品。
　　记者：有人说过第六代导演的最大问题在于叙事能力，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王：不能这么说，我想反问即使不是第六代的，中国的哪个导演叙事又足了呢？记者：我曾经看过很多评论都说从五代开始，第五代、第六代的导演他们的叙事能力明显比前面的导演要弱。
　　王：我觉得这是两种叙事概念的问题。如果说传统的叙事的概念，那全世界任何国家的电影导演都比不过好莱坞的导演。而我们目前所崇尚的是另外一种与传统不同的叙事概念，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成熟的过程，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一个新生的事物一开始就非常好，它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而有些事物是慢热型的，有不同的方式，但是，我认为这不能说明谁的叙事能力差。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记者：现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和一些独立制作的电影受到了西方的关注，你认为这种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王：原因在于六代导演的作品更多的是个人化的东西吧，在六代的作品中，个人化的形态出现了。计划经济时代，文艺创作上这种集体主义观念也很强，所以呈现出来的作品有那样一种集体主义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这些拍电影的人感觉到社会里出现个人化的声音了，有个人的喜怒哀乐了，虽然不能代表整体，但是艺术家一般都很注重“个性”的概念，由个性再来带动整体，这样一个过程。国外的影评，国外的关注都是从这个角度的变化出发，其实慢慢地也影响到了国内，现在国内的电影大的方向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开始渐渐更具有个人情感的这种东西。
　　记者：从国外到国内，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对中国的电影有哪些作用呢？
　　王：是一种推动！从逆反到接受！我们刚开始拍片的时候，从理论到市场都不完善，中国的改革都是从上而下，还没有形成那个管道。改革的东西还没有到民间，所以这种准备不足。但是西方已经经历了很多年的创作自由、电影的自由、个人艺术的自由，我们这边等到时间长了，各种声音都出来了，大家也就都能慢慢地接受了。
　　记者：目前有个词叫“新电影”，您怎么看？
　　王：怎么说呢，从电影诞生，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说“新电影”，新的东西新的潮流永远在出现。所以以后还是会有“新电影”，这是永远不变的一个规律。
　　记者：那您觉得中国现在的电影到了要改变一个流派或者或改变一个朝代的时候吗？
　　王：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我觉得最值得期待的不是是不是改变，而是在这种改变的呼声中出现的好作品。
　　记者：您对中国的电影现状有什么看法？
　　王：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好像还不错。以前我们遇到的问题好像慢慢地越来越少了。以前老说体制外体制内，以后这种界限会很快模糊掉。所以大家是针对电影本身来说的。讨论电影本身这些形式。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在往这方面发展。
　　记者：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您更看中哪边？
　　王：这个争论也是特别初级的。因为哪一方胜了都不代表一个完整的结论。就算现在说电影是艺术的这一方胜了，那能怎么样呢？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是不是就否定了电影的商业性呢？我们中国人长期的毛病就是一窝蜂，总要争论出一个是左还是右，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争论。就算现在商业性得到了一个压倒性的认同，这也没什么不好。
　　记者：那么您怎么看待国内目前的商业电影？
　　王：我觉得，现在还不存在好的商业电影。因为我记得有导演说过，即使是现在最商业的电影也存在艺术性。他还没有达到纯商业的操作。我觉得纯商业的操作应该向好莱坞学习。但这个学习是比较困难的。不是一部电影出来以后它是不是叫好莱坞电影，而是一个电影整体操作是不是好莱坞的方式。所以商业的学习不能针对一部电影的结果，而是要针对整个流水线。一整套运做方式要学好了，才是学到家了。如果单纯从电影来说，那没法学。
　　记者：目前分级制也是讨论得很火热的，您站在哪一派？
　　王：我觉得这是好的，因为没有这个本来就是错的。不分级就像统一度量衡一样，是多少就是多少，它是一个统一的标尺，这样显然是不好的。但分级制度刚开始可能有点困难，但是慢慢地在往那个方向推进。这样才是正常的渠道，一个有据可依的东西。
　　记者：现在DV给传统电影造成了很大冲击了，引起了一些变革，您怎样看待这个现状？
　　王：不能轻易地等同，从一开始的呼声都是“电影要完蛋了，胶片要被淘汰了”，这样一种感受。我觉得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我觉得DV这个东西，现在有一种被人轻视的现象，就是电影本身的倾向。我希望“全民皆影视”只不过是一个温床，培养出的是真正的影视制作者。出现这种人的时候其实是不分用DV还是用胶片的，是做电影本身的。这就像摄影一样，一开始想照相要请专门的人去照相，现在每家都有相相机，但不是每个人都是摄影师。现在也有一些作品，比如贾樟柯的《任逍遥》，他已经不在乎是DV还是胶片，因为即使他用的是DV，但做法与流行的DV的方式是不同，还是很电影化的。所以他终极的考虑目标是电影本身，不同的只是载体。如果以后DV发展到很成熟的阶段，其实也只是多了一个载体的选择，你可以看到，很多做电影的人用DV拍的东西，都很电影化。
　　记者：您的意思是DV只是工具而已，最重要的还是电影本身？
　　王：对。DV这个东西好就好在它的普及化。原来我们不可想象一个新人上来就拿着镜头说话，现在几个人在拿几台DV就能拍个东西，但它是不是能叫做电影呢？
　　记者：在第六代导演中，您是为数不多的一直在地下的导演。据我所知你的作品没有一部公映过，其他导演都在不断地努力往地上走，那么您有这方面的打算吗？
　　王：其实我做过两部体制内的电影，但只不过没有扔到市场里去。是《扁担姑娘》和《梦幻田园》。所以我说体制这个东西肯定要修补，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应该是把人才和电影的东西融合起来。作为电影本身不应该存在体制内外这么详细的分类。现在无论是我在地下也好，其他导演要往地上走也好，撞断这个坎是一个必然。
　　记者：您有没有可能某一天因为一些原因去拍一个很庸俗的商业片？
　　王：很庸俗肯定是不可能（笑）。即使是商业片也一定是好的片子。
　　记者：我看过您的《极度寒冷》、《扁担姑娘》和《十七岁单车》这三部片子，感觉《极度寒冷》的时候您还是比较个人化的，到了《十七岁单车》的时候就非常大众了。我觉得如果把《十七岁单车》拿到电影院去放，一定会有很好的票房。您同意吗？
　　王：从一开始我对电影的理解就不是很实验。包括布努艾尔的《一条安达鲁狗》，我都觉得是一个很短暂的现象，只是一个探索，他不能永远拍那样的片子。他后来拍的东西都很“高级”，我的这个“高级”是说他的片子里面涵盖了商业因素、实验因素、个人因素等等。
　　记者：您做导演也有十多年了，那导演这个职业给您的感觉是什么？
　　王：在以前，我觉得导演和作家、画家没什么两样。创作倾向个体化。但是我觉得往后导演面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会把导演看做是一种职业状态。所以现在我还不是一个职业导演（笑），而是一个作者吧，应该说是。如果是一个职业导演的状态，操作的方式会不一样。任何一部再艺术的电影，都会面对它的受众。操作会慢慢演变。我也会慢慢面临这种演变的过程。
　　记者：从您这十多年来的经历，让您用一个词来概括导演这个职业，您会选择哪个词？
　　王：我个人感觉导演这个职业其实是一种“自我讲述”。这么多年的经历对我来说变成了两个字，就是“坚持”！一直在坚持！（笑）我觉得受苦和享受都有。享受就是，做这件事情，总会有人拿很尊敬的眼光来看你，觉得你做的事情还是有意义。这是一种享受。中国三四十年代或者日本四五十年代的片场，可以容纳很多导演去搞创作，这方面是“享受”的。包括八个样板戏排一年，其实很享受。而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竞争的商业社会。成天面对各种诱惑，这很痛苦。（笑 ）
　　
　　　与小帅的对话，一直是在一种轻松惬意的气氛中进行的，半岛咖啡的暖气很足，小帅也一直是用一种很舒适的方式坐着，最后，我请小帅给我留下一句话，概括“电影是什么”，他想了想，写下了一句话：“电影是完不成的记忆和欲望的结合”，傍晚的时分，外边的满天霞光，很美，相信如同中国电影的未来，灿烂、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