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首映会后交流实录 导演张赞波说就象有一位老人划了一个圈

　　
　　编者按：在没有看到《天降》这部记录片时，根据其简介，我望文生义以为会是一部沉重的闷片，但在现象影院的首映过程中不断响起的掌声和笑声外加周云蓬那空明的音乐，让我可以很大声的告诉大家：影片所承载的的确很沉重但表达的方式一点都不沉闷。《天降》放映后，导演张赞波带来了神秘礼物给现场观众，导演魏晓波对我说：那两样东西一个看上去很轻实际却很重，一个看上去很重实际却很轻。也许这就是张导演说的魔幻现实吧......
　　
　　张赞波：我一听到这个事时，首先吸引我的是那种魔幻现实的感觉，这个特别吸引我。
　　
　　这片土地它很宿命，不知道哪个专家，哪个领导划了一下，就像有个老人划了一个圈那样，他们注定在这个圈里头，无法逃避。
　　
　　崔子恩：你可以拍到军队，拍到政府，你背后有什么从天来的支持？
　　
　　这个片子在现象影院首映之前给人看的人数没有超过十个，几乎没有给人看过。
　　
　　观众：我就说一句话，通过看这个片子，我看到了我们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当年革命气节的视死如归的非常可爱的农民，我对他们表示深深敬意，向对导演表示敬意。
　　
　　张赞波：我能拍到政府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
　　
　　张赞波：人家98岁的人了，咱们60岁的人去喊它。
　　
　　张赞波：我不太喜欢比较模式化的，我喜欢展现人性比较幽暗的部分，比较微妙的东西。
　　
　　崔子恩：现场观众给你两次掌声，一次是给你的，一次是给周云蓬的。
　　
　　
　　本次会后交流由崔子恩主持：
　　（由于发言的观众中有些小编不认识，文中我们就全部以【观众】统称。敬请谅解）
　　
　　张赞波：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啦，要说的在片子里都说了。
　　在回答问题之前给大家看一下天降的实物，这个是中星九号卫星的，也就是奥运卫星，这个是后面那颗委内瑞拉的卫星。都是小的螺丝钉，那些大的扛不动。
　　有兴趣的可以摸一下，但是要注意回收啊，这是国家的东西，大家可以摸一下，有问题可以直接问我。
　　
　　崔子恩：尽管有热烈的掌声赞美影片，但是大家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回味。
　　其实你用了一个特别大（概念）：国家、天朝、从天上降临，当然，也有小的个人，小的家庭，每一个小的生命他的根基。其实它（影片）正好跟我们对所谓的卫星、星空、UFO这样东西的想象有链接。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当真的有东西从天而降时，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你拍得很朴素，其实你的片名很哲学。
　　
　　张赞波：也没有那么哲学吧，我拍的时候是冲那个事件本身过去的，觉得非常魔幻。我一听到这个事时，首先吸引我的是那种魔幻现实的感觉，这个特别吸引我。
　　但是拍到后来，里面有很多不是讲残骸的事情的，所讲的是老百姓所说的听天由命“命”的那个东西。这片土地它很宿命，不知道哪个专家，哪个领导划了一下，就像有个老人划了一个圈那样，他们注定在这个圈里头，无法逃避。
　　并且这个命运越来越沉重了，国家的实力越来越强，一年要发射好多次，原来可能是两三年一次，但现在可能一年三四次。好像一周前又掉了一颗，又掉在那个地方，在新浪的首页还有新闻说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每次的报道都是一样的，原来是不让报道，这两年好像可以报道了，但是都是说无任何人员伤亡。
　　
　　崔子恩：你可以拍到军队，拍到政府，你背后有什么从天来的支持？（笑）
　　张赞波：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能拍到光环的那一面，那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这里面会牵涉一个策略问题，也会牵涉到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我具体是这样的，我之所以去拍这个片子，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在湖南的媒体界，他去报道过这个事件，但是他那个报道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回收”。我就找到他，我这个朋友亲自带我去那个地方的，所以有他在那做一个铺垫。当然，他们也问我是做什么的？这是我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我说我来做这个肯定是为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做报道，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做报道）。我去的时候是去年七月份的奥运会，所以也间接跟奥运会有关，我说我想做这样一个纪录片。
　　
　　崔子恩：为国家而做的，所以人民支持你。
　　张赞波：不是说为国家而做的，而是说为了表现当地老百姓这么多年以来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外面的人没有谁知道。虽说这个地方离我的家乡有200多公里，我从来没有听说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非常吃惊，就去做了。但是具体怎么做，没有必要跟他们说太多。
　　
　　崔子恩：那现在的结果呢？政府已经知道了吗？
　　张赞波：将来可能会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因为这个片子在现象影院首映之前给人看的人数没有超过十个，几乎没有给人看过。
　　
　　崔子恩：上一次纪录片交流周的《掩埋》也是一部关于很多内幕的影片，当然它是倾向于文献方面。你这个片子也跟内幕有很多关系，这叫国家机密，揭穿国家机密，还把国家的财产带到这来了（笑）给现场的朋友。
　　
　　观众：我那天还跟张赞波老师开玩笑，看后我要挑挑毛病。但是看完我真是想要开玩笑的心情都提不上来了。就片子的技术也没有可说的，真的非常好。跟张赞波老师聊天，我问他拍纪录片赚钱吗？张赞波老师说不赚钱，我说不赚钱你拍它干嘛？是因为有某种担当道义吗？张赞波老师当时没有怎么说话，看这个片子后我懂了。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崔子恩：有人在赞美你。
　　
　　观众：我问张赞波两个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关系你提到了一点点，但是没有把它给挑开。我不礼貌地说，我怀疑你是不是没有注意。我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深入探讨，来回收的给钱的是军人这问题？你是没注意到呢，还是不便说？抑或是搞不清这里面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这个片子到祖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放，你会去放吗？
　　张赞波：它里面的关系非常地错综复杂。你看的时候应该也能看到，包括在谈价的时候，有好几股势力，有本地的村民、村委会的，乡政府的、县里武装部的。这个关系特别复杂的，说不清楚。
　　
　　观众：赔付的主体就是部队，我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张赞波：对，部队后面的问题我没有能力去表现出来。我能拍到政府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非常担心怕他们不准我拍，后来发现他们没有说什么，我就非常大胆了。其实你要仔细看能看出来，刚开始拍非常拘谨的，尤其在谈判时，我是坐着不动把机器放在那，有点像在偷拍。但后来发现他们是完全不管的，部队来的人完全不管我，我就放肆了，之前我是一个角度都没有。
　　后来我意识到了那个商业卫星利用是非常之大的，但不是我这个片子所具体要去表现的。
　　我说了我不是一个完全的纯写实性的线性的东西，我是一个比较散的比较群像的东西。我关注的还是当地老百姓这种命运的东西，甚至用了你们看起来可能会觉得非常冗长的那段，就是第三段《大地》，但是它可能才是我要表明的。
　　
　　崔子恩：我能不能重复一下郝建老师的问题，他想说的是卫星发射这个事，不仅仅牵涉到政治的、军事的，可能也是经济的、商业的，关于这方面没有什么表现的原因是？
　　张赞波：我是在后面打的字幕上说了一下，多数为有商业价值的商业卫星。但是这个东西我确实没法去表现了，如果去拍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部片子了，不是这部片子。
　　
　　崔子恩：因为你影片里触及到一个大的国家概念，包括军队赔偿时也会说国家不能做损失百姓也不能要得太离谱。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帽子，经济或者商业变得都跟这个国家大的机器有关了。
　　
　　张赞波：当然把那些方面拍一些就好了，可是实在是无能为力去做了。
　　第二个问题，郝老师说在祖国以外的……（笑）那都是咱们的祖国。网上有人说：台湾，祖国60岁的老妈喊你回家吃饭了。人家98岁的人了，咱们60岁的人去喊它。哈哈......我感觉那都是祖国。
　　
　　崔子恩：其实你的影片不仅仅有深刻，也有调侃和幽默，所以在现场有很多种情绪。
　　
　　观众：我就说一句话，通过看这个片子，我看到了我们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当年革命气节的视死如归的非常可爱的农民，我对他们表示深深敬意，对导演表示敬意。
　　
　　张赞波：谢谢，谢谢。（鼓掌）
　　
　　崔子恩：影片的主题有一个大的关于所谓国家这样一个大背景，当然也有：人怎么认识自己的根基怎么认识自己的生命这些问题。你很重视最后村民讲的话：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们又可以逃到哪里去？在海报上也是这句话：我们是这里的人，我们可以逃到哪里去？
　　不过，关于这个你没有进一步阐释，你有没有想进一步去阐释？仅仅作为一个口号贴出来？
　　张赞波：我刚才说了一点，就是当地的宿命感。这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可能我个人也是个宿命主义者。这一主题在片子里是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命运不是他们所把握的，可能别的因素就决定了他们，所以把这句话放在后面，有一定的考虑吧，肯定不是平白无故的。
　　
　　崔子恩：你现在还是比较相信这个宿命论吗？你比较认同老百姓这种宿命论？
　　张赞波：那倒不是。从我个人来讲不是，这个情绪比较复杂，包括表现老百姓，他们对祖国非常地热爱，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愚昧的东西，逆来顺受的东西。是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包括我用的这四个段落四种风格，单独来看是不搭调的，各种风格都有。
　　第一部分可能是迈克•摩尔那种，节奏很快，各种人来谈同一个问题，到了最后又是个人的东西，生活状态的东西，第四部分又是一个很常规的意义的纪录片，一个线性地把一个问题展示给大家看。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喜欢比较复杂的东西，故事片是这样，纪录片也是这样的。我不太喜欢比较模式化的，我喜欢展现人性比较幽暗的部分，比较微妙的东西，这些比较吸引我。
　　
　　崔子恩：关于你个人的电影身份可不可以谈一下，听说但是我也不是特别确切，你从电影学院辞职。
　　
　　张赞波：就谈片子的事。
　　
　　崔子恩：我觉得会有影响
　　
　　张赞波：没有，没有任何影响。
　　
　　崔子恩：对你的立场没有影响吗？
　　
　　张赞波：十多岁我的观众念就成熟了，我基本上就这样的观众念，没有很大的变化。
　　
　　崔子恩：那过去你有一个体制内的身份。
　　
　　张赞波：跟片子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在之前就做好了。
　　
　　崔子恩：那你的制片人是一个商业投资吗？
　　张赞波：不是，我非常感谢的我的制片人周斌和。他所谓是我的制片人，其实是我 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去拍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陪着我，他不但做制片人，还做我的司机，灯光，第二摄影，各种各样的活。其实我们最多的时候也就三个人，后来在当地找了一个人帮忙。后来拍委内瑞拉那个卫星时，要到落区去，有危险性。跟买彩票一样，看起来是很渺茫，但是说不定就砸在你头上了。
　　可能片子里人太多了，大家看不太清楚，其实那天晚上我去拍的那户人家，就是之前把他们家猪砸死的那家，那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它的视野非常开阔，我是觉得那个地方有可能可以拍到现场，其实我非常想要掉下来的现场，但是我也知道这会很危险。可能我在那会很受影响，但是我很想拍到它，于是我决定还是我一个人上去，不要那两个搭档上去，在这之前我第一次去拍的时候有两个搭档，他们看到情况这么危险，第二次就不跟我去了。我也觉得非常理解，是我做的片子，有危险我可以承受。
　　周斌和他是制片人，他是完全毅然地陪着我去了，他拿着另外一台DV去了那个庙。我们是相对的山头，我去了这个山头，他去了另外一个山头。他拍到了那个庙，那个庙当时举办法事，有很多人住在一起。其实按规定是不让那么多人住一起的，但是因为办法事有很多人，后来因为结构和制式的问题，我没有用他拍的任何图像，所有的图像都是我拍的，但是我非常感谢他。
　　
　　观众：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去看奥运会买电视那家，他们请求你帮助，我特别想听到你回答他们的话，但是我没有听到，不晓得你是怎么考虑的？
　　张赞波：我给他调（电视天线）了，讲实话我不会调。很惭愧，他们看到我来了很高兴，觉得是从外面来的可能会懂这些。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这种东西，家里用的是有线的，我帮他调了没有调好。他们又很想看奥运会，所以就赶紧打电话从山下找个人来修。
　　
　　观众：那为什么你的声音没有在画面里呈现呢？
　　张赞波：我停了一下，这可能也是拍摄策略吧。看到他们的反应后，我关机再跟他们说。
　　
　　观众：另外一个，你能谈一下你跟周云蓬的合作吗？
　　张赞波：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三个我所要感谢的人，第一个人是带我去的那个朋友，他把我拍摄障碍扫清了。第二人就是我的制片人周斌和，他是我的哥们，没有任何商业的。第三个人就是周云蓬，我当时觉得可以不用音乐，我对音乐历来抱着很谨慎的态度，尤其在纪录片里，可以完全不要。在故事片里，我也有这样的观众念。我当时压根没想用音乐就开始剪了，剪到差不多了，再回头看时，觉得有点沉重，需要一个东西来调和一下。我就想用一种空明的音乐，我非常喜欢周云蓬的音乐，所以我首先想到了他。他可能跟我在美学观众上、社会意识上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所以不知道怎么着，就想到了他。
　　
　　崔子恩：现场观众给你两次掌声，一次是给你的，一次是给周云蓬的。
　　张赞波：谢谢老周。
　　
　　崔子恩：你虽然用他的音乐，但是在主题上你没有特别多想，只是想用他的音乐，不是用它的主题，对吧？
　　张赞波：其实之前我特别想让他帮我写一首歌，写一首同题的就叫《天降》的歌，就等于把这个题材给他，他来写一首歌放在我片子里就可以了。这是我当初特别想要的，可能他个人有一些原因吧，那时候工作挺繁忙的，他说以后有灵感了再给我写。他说你以后要的时候再补，因为我这个东西做完了，任何用途也没有，搁在家里好几个月也没有给人看，所以他也说以后要再给你补一首歌。
　　
　　观众 ：对电影音乐一向审慎的崔子恩老师，你对这部片子的音乐怎么看？
　　崔子恩：我对所有外加的音乐，外来于影像的音乐一概不喜欢，无论是谁。这部片子我觉得它的纪录已经很够，不需要音乐，我认为所有的音乐都是独立的。
　　
　　观众：我是想和你沟通一下，我是搞航天的，西昌我去过，你拍得非常真实，也拍得很细腻。
　　我们发射的那一颗卫星片子里你没有纪录，是93年的，那一颗发射到7000米的高空掉下来了，找黑匣子的农民从几十里到上百里把黑匣子运回来，也就给了200块钱，当时我们觉得农民好可怜。很重的呢，好几个人抬，是部队给钱的，但是部队说你们干你们的事，这些事不用你们管。到现在还是部队管，说是航天，国家卡得很紧的。像我们去发射的时候，两个多月也就给三千多块钱，吃饭呢，一天就十块天。
　　
　　崔子恩：什么人三千块钱？
　　观众：就是给发射人员，一共一二百人吧。
　　
　　崔子恩：你是做什么的？
　　观众：那次发射，我是做遥测那一部分的。我们单位里好几十人，大伙轮流排队去，排好几年才轮得上去一次，大伙都特别想去，可是那有特别危险。风向一变，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全跑西昌城里去了，我们发射失败那一次，整个那条沟里，污染的空气很重很重，即使不添加燃料，污染的空气都会很重。
　　
　　张赞波：下次我跟你合作。（笑）
　　
　　观众：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很付出的，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那一次有一个监测仪器监测发射燃料的指标，（污染）都很超标。
　　崔子恩：那你有没有遇到把人房子砸的情况？
　　观众：有啊，我们发射那一颗就有啊。我们那一颗是在7000米爆炸的，那损失很大的，大量的燃料还没有燃烧。
　　崔子恩：你有没有具体知道哪一户人家哪一个个人受到伤害？
　　观众：那我们都是断断续续听说的。有一点我不太满意，在片子里你含糊了一下，就是发射飞船那一次不是在西昌是在酒泉，所以你片子里说台风把谷子弄了，稍微含糊了一点，我不太满意。
　　
　　张赞波：我解释一下，神州七号跟当地的关系啊。我不是讲那个发射东西把他们谷子给刮倒了，不是这样的，从资料里也可以看出来。在老百姓的记忆里面，他把国家大事作为一个参考，他只记得他那一块地是什么时候被吹倒了，他只记得那一天刚好是发射神州七号。08年中国所有大的事情在我片子里都可以看到，是作为一个社会缩影的。从大的意义来说，是相通的，因为国家在越来越进步，国家在越来越强大，我这里还有历史感，包括有60年代当兵的，80年代当兵的，包括现在当兵。
　　
　　观众：还有老百姓不理解，为什么不在沙漠里去发？发射这个东西它是有宇宙窗口的，如果换到另一边去发，成本要增加很多，增加很多燃料。
　　崔子恩：你其实是替国家解释，向老百姓说为什么要砸中你的房子，为了国家节省成本。
　　
　　观众：那样难度也会增加。
　　崔子恩：它为什么不增加难度呢？它为什么牺牲人的生命和家庭呢，对吧？既然国家那么强大，它为什么要节省那个资本呢？
　　
　　张赞波：我最后还有一个字幕，今天调得太亮了，白字看不太清楚。我在里面讲了不只片子里提的这一家，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家，这不单是典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其实砸死人的事件，据我所知还是很多的，这是个很普遍的事情，不是说把死亡，把很惨重的损失拿出来给人看，它其实是很有普遍性的。
　　
　　崔子恩：其实他透露出来的是说这个国家完全有另外一种方法把残骸泄放在无人区，但是国家没有那么做，因为国家很会精打细算，可以把钱留在某些官员的腰包里，对吧？(掌声)
　　
　　观众：其实我们这些发射人员的命也是很不值钱的。
　　
　　张赞波：对，所有人的命，包括里面军人。
　　
　　观众：对，包括军人的命。
　　
　　张赞波：这很复杂的，没有对立面，就这么魔幻的地方。
　　
　　观众：我们发射过程中还给点钱，军人连钱也没有，他们发的牢骚更多。
　　
　　崔子恩：不好意思，时间比较有限，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给没有发过言的观众好吗？
　　
　　观众：张赞波导演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片子你以后打算怎么用？
　　
　　张赞波：现在还没有想好，先给大家看了再说，之前看的人还不超过10个。
　　
　　观众：你之前说的宿命问题，我比较失望。我觉得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这个片子就没有意义了，它不可能是宿命的，如果这个片子要是能真正用在刀刃上的话，它可以改变一些人的命运，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张赞波：谢谢你。
　　
　　观众：因为我也是湖南人，我从小生活在片子里那样的农村生活。完全可以改变命运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崔子恩：纪录片交流周放《掩埋》的时候，我说纪录片可以改造社会，纪录片的声音可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也可以影响中国真正的进步，并不是表层的进步。我认为《掩埋》、《天降》都可以影响社会的进步，这位朋友说的问题是，这个影片给谁看，看完以后只影响大家的心灵影响大家的目光还是真的影响政府的政策，甚至影响整个国家整体的改变，甚至是政治上的变化，对生命的真正尊重，这个影片的意义就越来越大，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期望这种的声音越来越多。
　　
　　观众：我还想说一下，我以前在政府当过一段时间公务员。我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叫做内部参考，内参。这个东西真的挺有用的，政府官员有一些很机密的东西可以呈报上去，但是作为媒体在公开场合放映的话，政府肯定是不能接受这种方式的，我也只是一种建议。
　　
　　张赞波：就是把它改成内参是吧？
　　
　　观众：对，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是可以交流的。可能国防部的人在这，部队的人在这，他们不是这么没有人性的，只要沟通和交流问题还是有百分之几的希望的。
　　
　　崔子恩：问题不是说国防部的某个个人他比较关心人的生命，整个体制就非常关心人的生命了。中国是体制大于生命，所谓政府大于个人，政权高于一切，我们的政治一直是这样的格局，可能要做的是改变这样的格局。如果改为内参，我自己首先认为，《天降》就成了官僚阶级相互交换相互消化的一个内部东西。
　　
　　观众：我觉得只是一个思维角度思考方式的不同，如果跟它站在一个角度，他是乐于接受的。
　　
　　崔子恩：你能不能私下里去教给张赞波怎么去跟官员打交道呢。呵呵。
　　
　　张赞波：可以考虑一下。
　　
　　观众：关键是你怎么呈送上去，怎么让他们看到。
　　
　　崔子恩：关键是要一层一层的，从一个张赞波，一个纪录片工作者，一层一层呈送到皇帝那里，像呈送一个奏折一样。
　　
　　观众：如果有这么一个渠道你呈送上去，你可以尝试把这个过程拍下来，那会更魔幻现实。你可以再拍一部。（笑）
　　
　　崔子恩：大家都非常喜欢你的影片，最后说几句话吧。
　　
　　张赞波：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之前看的人相当少，也是第一次做纪录片，还是做得有点糙。像那个女士说的，更努力去做也许会改变一些东西，就从我做起吧。
　　
　　崔子恩：好，感谢张赞波导演。
　　
　　现象网独家稿件 转载请注明出处
　　录音整理：汪玲
　　编辑：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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