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系列访谈录之胡小钉篇

　　胡小钉：电影永远存在，慧心方能深入
　　采访手记
　　与胡小钉对话的时候，我发现他总是侧着头，似乎一直在思索着。这也难怪，毕竟已经是不惑之年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世间的事情经历得多了，不会再像年轻人那么容易激动了。对话的过程中，作为一个记者，我一次次被他的真诚与平和所感动。胡小钉会很自然地与你谈他的内心，对你是一种平等的尊重；而作为一个电影的爱好者，我则不止一次地感叹于他的超然和踏实。一直觉得中国电影浮躁虚伪的东西太多了，但是这次，我无话可说了！
　　对话
　　记者：胡导，您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那么我很想知道您是怎么样定义自己的？您的主要职业究竟是什么呢？
　　胡：我也比较难说得出我主要的职业是什么。对自己的定位嘛，第一是个思想者，第二是行动者。因为我喜欢思考，所以更愿意说自己是个思想者。当然，我想到了比较感兴趣的事情，就会去行动，虽然行动起来可能就比较困难。
　　记者：胡导，虽然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大多数人对您还是比较陌生的，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吗？
　　胡：我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四年，这段经历就不再多说了。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北京青年报》做记者，后来参加全国影评大赛，得了一等奖，就到电影学院导演系当老师，教《名片分析》。从工作单位而言，只有青年报社和电影学院两个地方，但做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些：在青年报的时候，我开始是新闻通讯部的机动记者，后来在文艺部，做记者和编辑，后几年，留职停薪，搞比较文学的研究。到电影学院后，因为想拍电影，所以一直在寻找投资，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曲线救国，做过文化专题片的导演、文化企业的策划、在泰国做过英文翻译、在加拿大做过英文翻译、MTV的导演，甚至我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肖像画家。
　　记者：现在比较活跃的导演基本上都是电影学院等专业院校毕业的，而您却是北大毕业的，您觉得自己和这些导演有什么异同呢？
　　胡： “北大北大，一切不怕”，这是一句口头禅。在常人的印象中，北大人比较骄傲、比较清高，报纸上也有很多类似的报道。其实，我觉得北大是一个思维开放的学校，北大要求学生张扬个性，这些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
　　北大出过很多人才，但是去做电影导演、自己编剧、自己导演、甚至在里面演一个角色、反映自己的生活、带有一定的自传性的，据我所知，《来了》是第一个。
　　我与专业院校毕业的导演有什么异同呢？由于我在电影学院授课，比较了解，我就以电影学院的导演为例来说。第五代导演象陈凯歌、张艺谋等，在他们崛起的时期，还能用电影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我也同样有表达的欲望。对中国当代电影史而言，第五代导演有一种创新的意义。这种创新精神与我是相通的。但是，当现在，他们已经回归主流的时候，我才刚刚拍摄第一部电影，在这部电影中，我没有跟现实非常密切地结合，象他们一样做主流的商业电影，我要张扬个性、要表达我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感受。所以，说句不太客气的话：在他们倒下的时候，我站起来了！在他们向商业回归，拍出像《英雄》这样媚俗的电影的时候，我要表达我作为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并且我还试图让观众共同感受，得到一些启示。所以，我跟他们过去时有几分相同，但现在时却是完全不同的。从可见的层面来比较，这是我跟他们的不同。
　　记者：您在北大的时候喜欢看书吗？
　　胡：少年时代，我就很喜欢看书，当时我把南充市所有图书摊的书都看遍了。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看的书很多了。但到了北大，我发现自己看的书太少了，于是我努力地看。虽然我是新闻专业的，但我常去文学专业听课，我的现代文学的论文，就是请文学系的老师帮我最后审阅的。有一段时间，我熟悉文学专业的同学胜过熟悉我自己班的同学，我经常与文学专业的朋友探讨文学问题。当时我写了一个话剧，就是文学系的同学演的。象陈建功、梁左等，都是我的好朋友。上学的时候，我经常一早就去图书馆抢座位。周末睡懒觉，图书馆没座了，我就经常去未名湖写东西，一呆就一天。那时候我的习惯是：一天不看书、一天不写东西，这一天就白过了，就是浪费生命。所以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在北大读的书。毕业以后工作了，有很多精力要去谈工作、办事情，不如在北大的时候，没有工作的压力，可以尽兴地读书。
　　记者：大学读了那么多书，其中哪本书给您的印象最深？
　　胡：同所有我们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样，在上大学之前，给我印象最深的书是《牛虻》，也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他书的影响，那就说不清了。可以说《一千零一夜》对我也有影响，浪漫的漂流是对我后来漂泊性格的形成原因。上大学以后，我就很难讲哪一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浪漫主义的，比如雨果。
　　记者：您在大学的时候，经常看电影吗？
　　胡：我上学的时候，看电影的机会真的很少。那时候，为了看电影，我常混到西语系去上课，因为他们有看原版片的机会。一个小屏幕，很多人，看得晕头晕脑。　　　
　　印象中，北大有一次集体看片，全校集体出发，到首都体育馆，看《巴顿将军》，那次给我的震撼很大，在首都体育馆，那么大的屏幕，那壮观的场面，我很喜欢。那时候没有影碟，电视也很少有，可能全校就那么一两台电视，全校都争着看，比如听说《于无声处》要在某个台播出，大家就都去占座。而且不单是电影，其他的演出也会去，天桥剧场有个舞蹈表演，我骑着车就去；五道口俱乐部有话剧、电影，也骑车去。像《卡萨布兰卡》，就是在五道口看的。那时看电影，看话剧，它们对我的影响力远大于书本。那时那种疯狂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而我的偶像就是电影、话剧的本身。
　　记者：让我们谈一谈《来了》吧，我知道《来了》有话剧、小说、电影三种不同的版本，请您说一下这三者有何异同。
　　胡：话剧是最先写的，相对来说是最凝练、最具有寓言品质的。一个男人，为了一个梦想，可能是一个生命的状态。红、黑、蓝三个姑娘，红姑娘表示一种传统的神秘，对人本性的压制。蓝，就是让你自由，开放，又有物质至上的倾向。黑，是诗化的死，这是最真实的，人只有死才能解脱。这三种意向对一个青年产生的不同的诱惑，这是话剧《来了》表达的象征命题。
　　小说是另外一种体裁和意向。小说有十八万字左右，分三部，写了一个男主人公从十四岁少年时代到成年30多岁，从68年写到90年代这么一个跨度。从四川写到北京。它是一个年轻人心灵的成长史。小说的故事性要强些，寓意、象征的东西很弱。我相信那种对心灵的书写是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的。具体而言，小说不完全是顺时针表达的，在现实和想象两个时间同时叙述两个时空的故事，但整体上是一个传统意象的表达。
　　电影如果简单的比喻就是介于话剧和小说之间。它不像小说展得那么开，叙事那么具体，也不像话剧寓意那么明显强烈。它是又有叙事又有象征。有一定的戏剧性，要让观众坐得下来看得进去。应该说电影要比话剧多很多叙事的成分，又比小说多了很多象征、哲理的意味。所以这三者各有不同。但又有一定的联系。
　　记者：您怎么评价您的电影的风格？请用一句话概括。
　　胡：表面散淡、内在深邃的一部艺术电影。
　　记者：怎么评价男主角的表演？
　　胡：我觉得他以那种没有表演的表演比较好地表达了一个内心世界有很多东西、难以为别人所了解的白风的性格。男主角从来没有在影视作品中当过演员。但是他有一种领悟力，很勤奋。我们经过很多次交谈，觉得他很好地理解了这个角色，事实上他也比较好地表达出了有一定内心困惑、难以适应现实的状态。这个有一定自闭的倾向、有一定的忧郁感、有一定梦幻色彩的人物很难适应现实社会的生存法则。我认为他演绎得相当不错。这是我对他的评价。
　　记者：《来了》是您的第一部电影，对您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胡：我终于用自己最喜欢的载体来表达我对生命、对人生的感受了。可以说，《来了》打开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就是我跟世界的联系。以此为契机，这口子可能会扩展。我可以更多地把我对生命的感受告诉大家。同时通过大量的反馈也丰富了我对生命的体验。
　　记者：电影是缺憾的艺术，那么您会给《来了》打多少分？
　　胡：用我个人的标准，可以打90分。
　　记者:为什么？
　　胡：在这样有限的容量之中，要表达这么多的东西，要让人们能够看得进去，还要给很多有思想的人看，我认为《来了》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当然，由于种种限制和条件，有客观也可能有主观的，肯定会有遗憾的。也许在我拍下部电影的时候会做得更好，还有超越的可能。这是我给它打分的依据。
　　记者：能透露一下您这部片子耗资多少吗？
　　胡：目前没有超过300万。
　　记者：您在回答刚才的问题的时候说到您在拍摄的时候受到了限制，这个限制包括运作资金、拍摄资金的限制吗？那么假如您有600万拍这片子，您会在哪些地方完善《来了》呢？
　　胡：一个雕塑，从毛坯到成品，给创作者一个小时做和给他一天的时间做，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可以在半分钟之内画一个速写，也可以在20分钟或两小时画一个速写。本质的东西都在，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喷一分钟是水，喷一天还是水。但是毕竟喷了一天之后，它的积累会对你更强烈。但在本质上不会有不同。精细程度，让人感觉的程度可以更微妙，更易让人感觉。这部片子就能让更多观众得到更强烈的呼应。可能传播得更快。所以如果有更好的条件，更多的资金，可以做得更精细。但是它本质还是不会变。
　　记者：《来了》明年三月上映，您估计票房会怎样？
　　胡：回收成本应该没问题。按说对票房的估计和分析不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但我通过跟发行公司很多市场营销的专业人士的分析、长期探讨，从电影开拍就开始探讨，再加上我自己对市场的关注，加上目前大众对电影《来了》中我提出的“无规则主义”的反馈来看，回收成本应该可以达到。略有赢余也有可能。
　　记者：想象一下，《来了》公映的第一天，您会对观众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胡：那必定是观众看完电影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好”。（笑）
　　记者：您在拍《来了》之前是做影评的。
　　胡：对。
　　记者：从影评界转行来做导演的很少。您以后会继续拍电影吗？
　　胡：会。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拍电影这条路呢？
　　胡：很多老师、同学，都觉得我的理性思维比较强。写那些论述的东西，逻辑都比较严谨。但是事实上我感性的一面恰恰是我的专长。只不过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事实上从小我就喜欢画画。
　　记者：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来了》的编剧、导演、剪辑都是您自己，那么您的创作高潮会出现在哪个环节？
　　胡：在拍摄和剪辑。因为写作是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很难用高潮来说。拍摄很紧张，一个多月，每天做很多判断，需要急智。剪辑需要再创作，如何要做到完美的体现，需要很多的智力劳动。在新闻专业学过摄影也学过编辑，剪辑和编辑在英文里是一个词。所以剪辑跟写文章的修改和调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剪辑的跳跃性更大。写作的自由度和创作的空间都是无法比拟的。所以也是一种创造。但中国很多导演不重视这个。我的剪辑花了相当长时间。拍摄进行了一个半月，剪辑从7月开始一直做到年底，到最终电影局通过审查是第二年的3月份了，用了大半年时间。我一次次往长影跑，修改很多遍，光台本就五、六版。
　　记者：简单说一下“无规则主义”好吗？
　　胡： “无规则主义”可以说是电影创作上的“不结婚主义”，“不结婚”不等于不交女朋友，可以办这个事情找这个女朋友，办那个事情找那个女朋友，可能有好多女朋友，从不同层面帮助我，完善我，但我不跟她们结婚，不被她们牵制。这就是我的“无规则主义”的比喻。
　　记者：您觉得自己属于第六代导演的范畴吗？
　　胡：绝对不可能用第六代来概括。在广州有一次《羊城晚报》文艺部主任何龙打电话给邓建国，说介绍他认识一个导演，提高他的文化修养。邓问是不是第六代，他说不是。第五代？也不是。邓问那是第几代，他说是超时代。我借用他这个玩笑的话，说明我不属于任何现成的某一代。从年龄上我是属于第五代。但据我所知第五代第六代的人都不太同意用年代来简单划分一个导演群。有时候我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农村老太太都能想出来的办法，儿子一代，孙子一代，过十几年就一代。所以现在很多理论家用这种划分我觉得很可笑。但不能说这种划分就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看问题有所不同，但这样毕竟比较片面和简单。所以我说我不隶属于任何一代，我的思想跟每一代都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记者：有人说叙事是第六代导演最大的弱项，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胡：我觉得叙事能力是他们的一个弱项，但是不是最大的弱项。我觉得最大的弱项还是如何把个人情怀和一种更广义的社会意识结合起来。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局限于个人情绪，但在表达社会的时候缺乏个人立场。如何在社会化表达的时候还坚持一种个人立场；表达个人情怀的时候，还坚持一种社会意识。我认为他们没有解决好。
　　记者：现在中国的独立电影很受西方的关注，您认为西方的关注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意义是什么呢？
　　胡：从好的方面来讲，它让国内的人认识到这些电影也有它的价值、有它存在的意义。西方的观点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国内各个阶层对电影的看法。从而在一定层面上给一些原本被他们忽视的电影以他们应有的地位。而且，这些关注也会逐步影响国内，给他们更宽松的环境，让他们逐步进入主流。国外的肯定会让我们国内重新认识他们，这是好的一点。另一方面也造成一种逆反心理，老百姓往往看盗版，如果国外电影节认可，就买盗版碟看，如果国外电影节不认可，他们就不看。而国外电影节不一定跟中国老百姓需求的趣味一致。这就有一点负面影响。
　　记者：一直以来，电影就有商业优先还是艺术至上的争论。您觉得呢？
　　胡：不管我们是否承认，电影都具有商品的属性，它的商业性是存在的。如果完全作为艺术品，它也难以持久、蓬勃发展。电影的历史就是电影的商品性不断地被肯定、商品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在另一方面电影要发展，就要创新。靠它的商品属性不可能创新。观念和技法如果不创新，也很难发展。艺术性是推动它商品性发展的一个必要手段。所以说他们既是矛盾的，但又有统一的一面。必须有一批人作出努力，甚至牺牲。一开始可能不被观众认可，但他们的努力影响了电影发展的方向，逐步造成电影的更新。商品性也就继续延续。所以说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
　　记者：您是艺术至上者？
　　胡：我应该属于艺术至上的行列，但又不属于孤注一掷的。全部牺牲，让大众在我身上践踏过去，谁也不认可，一直过很多年才认可，票房一败涂地，我做不到。但我的电影也不是那种人见人爱的消遣的作品。我尝试了很多创新的可能，但在表象意义上又有很多让人接受的可能。手段是大众能接受的，目的是艺术的表达。
　　记者：你怎么看待目前国内的商业电影？
　　胡：电影必须有娱乐功能，不应该完全成为教化的工具。目前国内商业电影面临着跟进口大片竞争的局面，我们不可能靠大制作来支撑局面，像张艺谋的《英雄》、何平的《天地英雄》，但这些都只是一些个例，不可能是中国商业电影发展的主导模式。中国的商业电影应该多元化发展，多元化不能建立在个别导演、个别大制作、集合明星这种做法的基础上。
　　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向韩国电影学习，贴近生活，大胆地多元化地表现人性的多方面，包括爱情、性爱，包括人的各种心理，各种生活状态，多元化地发展。目前电影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方说电影局的剧本只需要交一个一千字的梗概，只要不是重大历史题材、特殊题材、敏感题材等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进步。我相信随着分级制或是电影法，中国电影还会进一步发展。但如果我们就指着几个导演、大制作、大明星挽救市场，我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记者：您刚才也说到了分级制，您站在哪一边？
　　胡：我坚决同意电影分级。因为我觉得这是市场需求，符合客观规律的。观众是有年龄、阶层、喜好的区别的，尤其是年龄，没到成人年龄就是不能看某些东西。都去迎合它就限制了很多表现的可能。所以我说电影分级制越快越好。这是中国电影目前突破困境非常重要的关口。
　　记者：您认为DV对传统模式带来的冲击有哪些？
　　胡：我觉得DV的拍摄好处就是使更多人可以用影像手段表达自己、表达身边的生活。这把我们在以前耗资巨大的影像中看不到的生活，更贴近现实的一些状态展现给我们。让我们感觉那些新鲜的、朴实的东西。但可以肯定的是DV绝不可能替代传统影视制作。
　　记者：会不会有一天您因为某些原因去拍一部庸俗的商业片？
　　胡：这绝不可能。就算一个很俗的东西让我去做，我也要做出我的品位来，我也会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东西来。就像一个有风格的厨师，即使只有白菜，也能做出不同的味道。
　　记者：让您用一个词概括导演这个职业给您的印象。
　　胡：对我来讲，导演这个词使我感觉最自在地表达我自己，是我最快乐的状态。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进行创作，您作为先行者，有什么建议？
　　胡：请作好思想准备，无论做摄影、表演、美术、甚至导演，导演是最难的，但是你想混饭吃，即使是做导演，都不难。你想搞出特别满意，特别的、有个人色彩的东西，是非常艰难的。可能一生也达不到。要做好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