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指数(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

　　　　　　　　　　　　　　　　　　徐若涛
　　
　　2008年年底，产生拍摄电影的念头，愈发强烈，难以自抑。生活因此变化，重新开始失眠，难以在某一处长久停留，喜欢走动。
　　
　　“反刍”是片名，没有改动过。
　　
　　电影的进行过程中一直都在过度的自信中，没有怀疑。尤其在写完剧本的第一稿的时候。怀疑在对第一稿的修改过程中产生，觉得这个在屋子里臆想出来的一堆对画面的描绘非常脆弱，不堪一击。电影进程陷于停顿。
　　
　　在写剧本之前大概拍摄了10场戏，大概是这些没有经过筹划拍摄的镜头中，我找到一种朦胧的方法(尽管这样的方法为后期带来了很多不便)：边拍摄边写作。这种方式的具体经过是先要有演员、设备和场景。三者当中场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只有在看到这些散落在北京周边的荒废的房子之后，才有了人物才能穿越历史进入我头脑中的镜头。其实三者没有一个能轻易办到。后来很多朋友都说我要求太低，其实不然，我只是尊从内心需要：寻找舒服的人，让他们来到散发着幽闭气息的空间，说些话、做些事。事实证明电影大体如此，在更换不同的场合拍摄的时候，我在观察这些离开自己的生活堕入这个虚构的30年前情境的，无辜的朋友们时，看到他们流露的热情、彷徨、漠然和那些难以抑制的激情的时候，我学着像其他的正经的导演一样感叹：生活本身总是比艺术来得精彩。
　　
　　不过对我而言，至少在一年的时间里，这部非正规出品的电影就是我难以自拔的生活。
　　
　　这部电影的根本在于运用电影叙述的手段对时间进行编码，组合成为莫须有的时空。人物带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情绪进入这个时空，用他们所熟悉的方法、手段和政治常识作出反应，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所处的时间线索。在剧情发展过程中，他们会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但是做为电影中风雨飘零的小人物，他们不会产生终极疑问，他们像1960年代的中国人一样，从运动匆忙奔向下一个运动。
　　
　　就像在文革当中，国家只有卑劣的政治没有哲学一样。
　　
　　1960年代出生的人选择文革作为电影题材多少会让人觉得无聊，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和生命当中，我们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文革”这个历史怪胎当中是无畏的。我不能将心思用在考量人性的倾轧和颠覆中，我既不热衷探求历史隐秘也不热爱上一代人的疮疤。对于文革背景的选择多少有些偶然因素。
　　
　　然而，在决定用文革为电影背景之后，在不得不阅读大量的文革史料和文革小说，来至国人自己制造的历史还是震惊了我。
　　
　　这样问题产生了，我并不了解电影叙述方法，在强烈的愿望推动下，霸王硬上弓，开始了不计后果的工作。所谓热情和业余的工作方法最后带来的是剪辑的尴尬，某些素材让我自己觉得脸红，很难为情。我所熟悉的方法基本上来至当代艺术，在艺术当中，艺术家往往更注重个人性的表述，不择手段是最常见的手法。而在电影中，规律和规则往往是先提条件，在我们的制作团体中几乎没有来至电影业内的人员，都是艺术家朋友，在整个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我似乎都没有向这些朋友们完全解释清楚这个电影的用意和时间的合理性，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我不能在现实中对他人胡说八道。臆想，和非理性只能在电影中建构。
　　
　　因为专业知识的缺乏，在某些自认为灵感闪现的镜头里，很可能是电影刚刚发明时先驱们玩弄这部新玩意时的手段，我并不了解电影常识，想到那做那吧。
　　
　　糟糕的素材不能阻止我将它进行下去，即便这是一部泥沙俱下的东西，也要把它拿出来，而且必须在2009年完成它的制作。
　　
　　2008年年底，媒体都在介绍大卫•芬奇的《本杰明•巴顿的奇事》这部电影，知道剧情之后，我觉得分外失落，大概在十年前，那是只有幻想没有任何实际工作能力的时期，我幻想有一部电影的叙述方法是电影史没有人做过的东西，时间逆转，空间弯曲。比如这个孩子生在当下，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要经历诸多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在编年是与实际时间的顺序是相反的，再比如1989年他10岁，1979年他20岁，1969年他30岁，1959年他40岁的等等。这个念头执拗地在干扰我，因为这个是个无法实现的东西。在若干年之后的2008年，我知道了大卫•芬奇的《本杰明•巴顿的奇事》后，陈年旧事泛起，竟然坐立不安起来，这是种矫情且难以表述的感受。不良感受不能向人倾述，为了摆脱这种局促的感觉，我想无论如何应该拍摄自己的那部电影。
　　
　　更加富有戏剧性的是在这之后我知道《本杰明•巴顿的奇事》竟然是改编自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而且小说是在20年代写的，问题是菲茨杰拉德本人并不看好这部小说。哈哈，事情到这个程度我只有自嘲的机会了，曾经为此不得安眠的秘密已经是荒唐的笑话了，巨匠不可逾越，别做梦了。
　　
　　相反，在来龙去脉弄清楚之后，竟然有种释怀的感觉，无论是写一部小说还是拍一部电影都是平常事，是作家和艺术家的生活常态。在我们最饥渴的年代是文化最匮乏的时期，难免对作品有过于夸大的期待。这和看过许多DVD之后产生的“大师癖”，习惯于对他人作出定义，自由和集权难分左右。即看不到工作中幸福的细节，也看不到朴素的价值观，囚禁在文化成品的盗版收藏里，沾沾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