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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电影公司 以一己之力创造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
2009-09-03 19:30:13 来自: fanhallfilm
这是一个小公司,在一个电影制作并不为世界所熟悉的国度马来西亚,他们用数码设备来拍电影,但是这个小公司创造了马来西亚电影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在过去的几年,通过他们的电影,世界开始认识马来西亚的电影,有人说,他们正在创造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陈翠梅导演说在马来西亚拍电影是很孤独的,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感觉,之前没有人做过,之后也不知道会怎样;所以这个公司就叫——大荒。她说她很喜欢“荒”这个词。
为什么要做公司
9月2日
陈翠梅
导演和
刘城达
导演两个人早上来到中国,上午抵达宋庄现象工作室,和彭姗在叙旧,
彭姗
和他们是老朋友了,我鼻子过敏的厉害,抱一卷纸跑过去和他们聊大荒电影。因为这次北京独立电影展有一个单元是以马来西亚大荒电影为主的,就叫“马来西亚大荒电影专题”,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大荒电影这个词。
马来西亚是一个电影制作很不发达的国度,之前就听栗宪庭电影学校独立电影制作培训班的一位马来西亚学员说,马来西亚没什么电影啊。和不发达的电影制作相对的是,马来西亚也有电影管理制度,和中国一样,个人是无法取得电影拍摄许可证的,只有公司才可以,公司要事先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电影摄制营业许可。所以,在2004年,陈翠梅、刘城达和李添兴及阿谬•默罕默德一起成立了大荒电影公司。对他们而言,这个公司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便于获得拍摄许可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让完成的影片顺利的进入影院及其他发行渠道。
大荒的运作,
有了奖金,谁先准备好了,就投入谁的电影制作中
两位导演坦言自己并不是生意人,公司的运作其实更像是合作社那样。成立公司之前大家其实就经常在一起谈论或合作制作电影,互相支持帮忙。对于他们来说,成立公司是一种崭新的尝试,是这样的方式,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电影,有了公司,公司成员的影片如果在外面产生收入了,包括奖金啊,发行收入啊,都属于公司的,然后再投入到公司的下一部电影制作中。这样的模式其实也面临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导演坦言也在考虑改变一种方式,因为每个成员的拍片数量是不一样的,的确会产生出不太好的感觉。现在,翠梅和城达算是全职在公司工作,其他导演则有自己的部分。他们考虑今后采用新的方式,希望拍片的资金更多的来自于外部,以更为规范的制片方式来进行。这是要继续往下发展做大的必须。
大荒电影做的还有更多,除制作之外,发行也是自己在做,他们发行自己影片的DVD,通过网络商城销售,也通过一些书店进行销售,在举办活动时也会进行售卖,在马来西亚一张DVD作品的售价是20马币,约相当于40元人民币。他们的影片也有机会在马来西亚的影院中放映,因为马来西亚也算有艺术院线,那个艺术院线主要放映国外的艺术影片,有意思的是,由于大荒的电影大都采用中文来制作,在马来西亚TA们的片子属于外语片,所以才更容易进入艺术院线,并且,大荒影片的票房比国外的艺术影片的票房要更好,这反倒使得他们的影片有很多机会进入影院放映。
不过,翠梅说影院票房其实还是很少的,对于成本回收的意义不在票房收入,而在于影院放映后,有助于提高卖给电视台等的价格,而DVD销售则是细水长流的工作。对于大荒公司来说,电影节奖金收入仍然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欧美的发行公司对于VIDEO的作品不是很感兴趣,这点和中国的影片又不太一样,毕竟马来西亚电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低于中国电影。这样的境况,也在促使大荒的成员们考虑未来的发展模式,TA们希望以后可以做胶片的电影,尽管并不是一定要的方向,但胶片作品对于发行来说无疑有更大的市场。同时,城达也表示会考虑做些电视台的东西,这其实都是基于大荒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考量。
对于这些独立电影人来说,通过大荒电影,有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组织,可以更多的聚在一起沟通,交流,互相支持,集中资源,然资金可以及时的运用起来,用在合适的制作项目中,从而加快作品的诞生,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几年以大荒为中心,(尽管做独立电影的人数不多)马来西亚独立电影成果颇丰,陈翠梅、刘城达、李添兴、阿谬、吴明金、邱永耀等在国际上崭露头角,马来西亚终于在国际电影界成为一个“看得见”的国度。大家聚在一起拍片,看片,相互之间会说“太烂了吧,我拍绝对你这个好啊”,其实,大家各有不同,各有特色。
和中国独立电影制作一样,马来西亚的独立电影制作也是处于低成本运作的状况中,翠梅的《
用爱征服一切
》成本1万欧元左右,而城达的《
口袋里的花
》也差不多,电影人之间互相出演角色,担任演职人员,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对于大荒公司而言,他们的运作也许艰苦,但是这样的模式在过去的几年促成了马来西亚独立电影的兴起,我想,这是值得中国独立电影人思考的。
马来西亚的电影审查制度
翠梅和城达说到这个电影审查制度的时候,用的词是“奇怪”“很奇怪”,然后是很爽朗的笑。申请拍摄许可证很简单,凭一个梗概,一张申请表,外加50马币,15分钟内就可以办完整个手续,获得许可证。但是完成片要在马来西亚进入放映发行环境就要面临很“奇怪”的审查。没有标准,可能是些很古怪的理由。
城达跟我们讲述他的影片《口袋里的花》的“奇怪”经历。第一次审查没能通过的原因是,影片中人物抱着小狗的那个场景的背景音是回教徒的祈祷声,审查者认为这个场景是有问题的,因为狗在回教教义中是肮脏的动物。这两者不能同时出现。诚达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就问,如果把那条小狗用马赛克盖上,是否就可以了,审查者说,可以的。于是,在马来西亚的影院,人们看到了一部带马赛克的影片,并且还引起了一阵讨论:那马赛克后面的到底是什么。这当然是个不错的审查,也是个幸运的通过。
但对于公司另一个成员阿谬•穆罕默德来说,就没那么幸运了,诚达是第一次没有通过,申诉后就通过了;阿谬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员》则刚好相反。这部被翠梅称为除了影片名称敏感外,从头到位都没有任何敏感内容的影片,在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就因为名字而面临严格而紧张的审查,但是内容实在一点不敏感,结果是顺利通过了。但是后来,部分媒体从片名开始捕风捉影的谈论此片,认为应该大力挞伐马共的过去,尊重历史上死去的人,而引起了审查者的注意,并因此在国会进行了第二次审查,很多部会的首长都参加了。最后的结果是没有通过审查,给出的最主要理由是:影片不够暴力(而在一个要置马共于死地的国度中,不把马共描述成暴力的政党,是不被允许的)。甚至于还有些理由是影片不够专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阿谬还采访了那些部长,并收录做成了片子。后来,这部《最后一个共产党员》在全球很多电影节都有展映。
这点来说,马来西亚的独立电影人是幸运的,TA们的作品在国内做展映或者送国外参加电影节是不需要经过审查程序的。在中国,独立电影,当然是什么审查程序都不要的。。。。。。
和两位导演聊到后来,崔子带着几位栗宪庭电影学校的学员过来,TA们慕名而来,希望可以认识两位导演。我撤先。
了解大荒电影的更多情况:
http://fanhall.com/group/thread/152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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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做公司
9月2日陈翠梅导演和刘城达导演两个人早上来到中国,上午抵达宋庄现象工作室,和彭姗在叙旧,彭姗和他们是老朋友了,我鼻子过敏的厉害,抱一卷纸跑过去和他们聊大荒电影。因为这次北京独立电影展有一个单元是以马来西亚大荒电影为主的,就叫“马来西亚大荒电影专题”,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大荒电影这个词。
马来西亚是一个电影制作很不发达的国度,之前就听栗宪庭电影学校独立电影制作培训班的一位马来西亚学员说,马来西亚没什么电影啊。和不发达的电影制作相对的是,马来西亚也有电影管理制度,和中国一样,个人是无法取得电影拍摄许可证的,只有公司才可以,公司要事先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电影摄制营业许可。所以,在2004年,陈翠梅、刘城达和李添兴及阿谬•默罕默德一起成立了大荒电影公司。对他们而言,这个公司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便于获得拍摄许可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让完成的影片顺利的进入影院及其他发行渠道。
大荒的运作,
有了奖金,谁先准备好了,就投入谁的电影制作中
两位导演坦言自己并不是生意人,公司的运作其实更像是合作社那样。成立公司之前大家其实就经常在一起谈论或合作制作电影,互相支持帮忙。对于他们来说,成立公司是一种崭新的尝试,是这样的方式,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电影,有了公司,公司成员的影片如果在外面产生收入了,包括奖金啊,发行收入啊,都属于公司的,然后再投入到公司的下一部电影制作中。这样的模式其实也面临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导演坦言也在考虑改变一种方式,因为每个成员的拍片数量是不一样的,的确会产生出不太好的感觉。现在,翠梅和城达算是全职在公司工作,其他导演则有自己的部分。他们考虑今后采用新的方式,希望拍片的资金更多的来自于外部,以更为规范的制片方式来进行。这是要继续往下发展做大的必须。
大荒电影做的还有更多,除制作之外,发行也是自己在做,他们发行自己影片的DVD,通过网络商城销售,也通过一些书店进行销售,在举办活动时也会进行售卖,在马来西亚一张DVD作品的售价是20马币,约相当于40元人民币。他们的影片也有机会在马来西亚的影院中放映,因为马来西亚也算有艺术院线,那个艺术院线主要放映国外的艺术影片,有意思的是,由于大荒的电影大都采用中文来制作,在马来西亚TA们的片子属于外语片,所以才更容易进入艺术院线,并且,大荒影片的票房比国外的艺术影片的票房要更好,这反倒使得他们的影片有很多机会进入影院放映。
不过,翠梅说影院票房其实还是很少的,对于成本回收的意义不在票房收入,而在于影院放映后,有助于提高卖给电视台等的价格,而DVD销售则是细水长流的工作。对于大荒公司来说,电影节奖金收入仍然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欧美的发行公司对于VIDEO的作品不是很感兴趣,这点和中国的影片又不太一样,毕竟马来西亚电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低于中国电影。这样的境况,也在促使大荒的成员们考虑未来的发展模式,TA们希望以后可以做胶片的电影,尽管并不是一定要的方向,但胶片作品对于发行来说无疑有更大的市场。同时,城达也表示会考虑做些电视台的东西,这其实都是基于大荒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考量。
对于这些独立电影人来说,通过大荒电影,有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组织,可以更多的聚在一起沟通,交流,互相支持,集中资源,然资金可以及时的运用起来,用在合适的制作项目中,从而加快作品的诞生,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几年以大荒为中心,(尽管做独立电影的人数不多)马来西亚独立电影成果颇丰,陈翠梅、刘城达、李添兴、阿谬、吴明金、邱永耀等在国际上崭露头角,马来西亚终于在国际电影界成为一个“看得见”的国度。大家聚在一起拍片,看片,相互之间会说“太烂了吧,我拍绝对你这个好啊”,其实,大家各有不同,各有特色。
和中国独立电影制作一样,马来西亚的独立电影制作也是处于低成本运作的状况中,翠梅的《用爱征服一切》成本1万欧元左右,而城达的《口袋里的花》也差不多,电影人之间互相出演角色,担任演职人员,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对于大荒公司而言,他们的运作也许艰苦,但是这样的模式在过去的几年促成了马来西亚独立电影的兴起,我想,这是值得中国独立电影人思考的。
马来西亚的电影审查制度
翠梅和城达说到这个电影审查制度的时候,用的词是“奇怪”“很奇怪”,然后是很爽朗的笑。申请拍摄许可证很简单,凭一个梗概,一张申请表,外加50马币,15分钟内就可以办完整个手续,获得许可证。但是完成片要在马来西亚进入放映发行环境就要面临很“奇怪”的审查。没有标准,可能是些很古怪的理由。
城达跟我们讲述他的影片《口袋里的花》的“奇怪”经历。第一次审查没能通过的原因是,影片中人物抱着小狗的那个场景的背景音是回教徒的祈祷声,审查者认为这个场景是有问题的,因为狗在回教教义中是肮脏的动物。这两者不能同时出现。诚达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就问,如果把那条小狗用马赛克盖上,是否就可以了,审查者说,可以的。于是,在马来西亚的影院,人们看到了一部带马赛克的影片,并且还引起了一阵讨论:那马赛克后面的到底是什么。这当然是个不错的审查,也是个幸运的通过。
但对于公司另一个成员阿谬•穆罕默德来说,就没那么幸运了,诚达是第一次没有通过,申诉后就通过了;阿谬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员》则刚好相反。这部被翠梅称为除了影片名称敏感外,从头到位都没有任何敏感内容的影片,在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就因为名字而面临严格而紧张的审查,但是内容实在一点不敏感,结果是顺利通过了。但是后来,部分媒体从片名开始捕风捉影的谈论此片,认为应该大力挞伐马共的过去,尊重历史上死去的人,而引起了审查者的注意,并因此在国会进行了第二次审查,很多部会的首长都参加了。最后的结果是没有通过审查,给出的最主要理由是:影片不够暴力(而在一个要置马共于死地的国度中,不把马共描述成暴力的政党,是不被允许的)。甚至于还有些理由是影片不够专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阿谬还采访了那些部长,并收录做成了片子。后来,这部《最后一个共产党员》在全球很多电影节都有展映。
这点来说,马来西亚的独立电影人是幸运的,TA们的作品在国内做展映或者送国外参加电影节是不需要经过审查程序的。在中国,独立电影,当然是什么审查程序都不要的。。。。。。
和两位导演聊到后来,崔子带着几位栗宪庭电影学校的学员过来,TA们慕名而来,希望可以认识两位导演。我撤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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