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林鑫：三里洞记忆

　　经济观察报2008-03-03
　　
　　
　　林鑫：三里洞记忆
　　
　　作者：刘溜
　　
　　
　　
　　
　　农历正月十四日下午，林鑫从他工作的银行请假半天，带我去看他的父辈们干了一辈子的铜川三里洞煤矿，那也是他的纪录片《三里洞》中拍摄了大量场景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铜川新区，一个建筑全新、大街空旷的新城。
　　
　　从新区去三里洞煤矿所在的铜川老城，有三十多里的路程，中间需穿过铜川市辖内的耀州区。铜川这个城市因煤矿而建，全市共有十五六个煤矿，三里洞煤矿是其中最大的之一，矿工最多时曾达到五六千人。
　　
　　这是个阳光暖和的下午，文化宫前的小广场上，到处是晒太阳的老人，安静、平和地享受着初春少有的暖日。林鑫说，这些老人中有不少是退休矿工。几年前，一大批生活艰难的老矿工曾经在这条街道上静坐、堵路。
　　
　　五十多年前的1955年，24岁的朱永生等318位上海青年，从上海来到这个相对偏僻、简陋的小城，来到三里洞煤矿，从此再也没能离开。他们中有很多人死在井下，如今仍然活在世上的，大概只剩下二三十人。
　　
　　他们到铜川后住的房子，是一长排一长排的简易房，房子依山而建，密密麻麻地层叠上垒。葛登发和老伴现在仍住在其中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屋子内，烧煤炉取暖，做饭、睡觉，都是在同一间屋内。大部分的房子都在这一两年间拆掉了，剩下的这些，很快也将被拆掉。
　　
　　2003年，三里洞国有煤矿宣告破产，结束了它曾有的辉煌与持续多年的亏损。两年前林鑫拍《三里洞》时，煤矿还在运转，不过变为私人承包。如今它已彻底停产，变成一片荒凉的废墟。大门上的“三里洞”几个字或是掉落或是残损不全，沿着一条积水和着煤屑的大路走进去：暗红色老砖砌成的房子，里面曾是选煤的流水线；锈迹斑斑的大件铁器，散落在高及人腰的衰草丛中。一个巨大的铁斗，搁在高达十多米的主井架下面的路边。林鑫说，这个铁斗是装煤的机斗，就是它，曾在1957年重重地砸在井下开绞车的戚国其身上。这个身上担负着一条人命的机斗现在就这样安然地躺在这儿。
　　
　　通往井下的入口被封在一间上了锁的小房子里。此地跟林鑫的记忆关系密切。童年的林鑫经常在井口等着父亲朱永生下班，“装满人的罐笼哐当一声上来，从地下上来的人，脸都是全黑的，我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父亲，经常要等很多人，无数人从我跟前走过，然后人群中一个人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走吧，我才知道这一个就是父亲”，然后父亲带他去矿里的澡堂洗澡。
　　
　　1985年，他的父亲朱永生因患食道癌过世，归葬江苏太仓的故土。
　　
　　2005年，四十多岁的林鑫扛着摄像机，寻找这318位矿工中还活着并仍然在铜川生活的人——他找到了13位老矿工，以口述的方式，形成一代矿工的群像。他们是：戚国其、顾龙祥、沈龙根、王正祥、姚洪昌、葛登发、张百生、陆荣初、周寿根、罗世俊、丁福珍、童、高章顺、陈宜祥、朱永生。
　　
　　由此拍成的纪录片《三里洞》，长达172分钟，画面全是黑白的，以凝重的质感，纪录了一个个矿工的肖像，他们不能自主的个人命运、惊人的苦难、生命惊人的坚韧，以及那个发生了这一切的、即将消逝的时代。
　　
　　“我们都是欺骗来的”
　　
　　318位上海青年是如何来到三里洞煤矿的？面对林鑫的摄像机，老矿工们的回忆清晰地呈现了那一段历史：1955年，陕西矿务局到上海招工，“支援大西北建设”是“无上光荣”的事，而且到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先上三年技校”，“你们都是将来我们煤矿的主人”。
　　
　　“那时说的是调到西北来当国家干部哩，你不报名就不行，有人报了名不来了，整天把你弄到办公室做思想工作。”王正祥说。
　　
　　1955年12月18日，318名年轻人每人都得到了一个支援大西北建设光荣证，他们怀着希望和热情，从上海出发前往铜川。周寿根说，“送我们的时候，上海市建筑工会的主席弄了十辆大轿车，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从上海上车一直到铜川转了三次车，在西安还不敢停，害怕我们跑了”。
　　
　　老人们都说 “我们都是欺骗来的”、“说白了，就是被骗来的”，他们的语气不是愤怒的控诉，而是异常平静的陈述。
　　
　　到达铜川后，只经过半个月的培训，他们就开始下井了。“矿上说将来都是机械化，你们上海人有文化，暂时辛苦一点。给你们发个搭肩，圆的。发个担袢，有个钩，拉小车，”陈宜祥说，“这一发，不要紧，第二天，一下跑了18个，背着被子到西安。”
　　
　　矿上随即派车追到西安火车站，把人截下。他们仍决意逃回上海。一个月后，他们把被子行李先寄走，从咸阳上车，终于回到上海的家里，生活却是狼狈不堪，“那时吃粮都是定量的，人家蹬三轮，中午回来吃饭，他利用这一二个小时拉个活。或者上街卖棒冰、擦皮鞋等等”。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无奈之下这些人不得不回到矿上。
　　
　　井下工作的艰苦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下到井底后，还要走上一二十里地才能到达采煤区。沈龙根说，“那么深的地方下去一看都害怕，在井下不知道白天黑天。都爬进去的，拿铁柱子，拖着，爬一段，拖一段，爬到里面去采煤”。
　　
　　沈龙根一直干着采煤工作，“又脏又苦，还有就是时间长，说是8个小时，有时12个小时、13个小时”。
　　
　　丁福珍说，“到大跃进的时候那才苦呢，24小时都上不来。一人拉两个车，拉两趟一个煤，一个煤就是一吨呀”。
　　
　　戚国其和矿难
　　
　　每个受访的老矿工都会向林鑫提到戚国其——他是第一个在矿难中身亡的人。
　　
　　1957年的某一天，三里洞煤矿刚移交生产不久，20多岁的戚国其在井下的水泵房里排水时，主井提煤机斗的钢丝绳突然断裂，机斗砸到戚国其身体的中间，“这样砸到人的中间，两头都翘着。哎呀，弄了半个月了，把他弄出来的时候，好像那个大罗马表还走着”。
　　
　　援救的矿工们在水里泡了十六个小时，终于把人弄出来，“结果人骨头没有了，就是一张皮子”。这样的惨状给上海来的这些人以极大震动，后来“时间长了，事故多了，也就那么回事了”。
　　
　　自此矿难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基本上每月一次事故。陆荣初说，“60年、61年的时候，绝的很，一月一个，只要这月没死，到下月死俩，一年死十二三个。过去还有指标，煤炭部给你下指标，一个矿死几个，不超过这个数就是安全矿。吃顿饭、喝喜酒都提心吊胆，饭还没吃完哩，一块大冰把罐笼盖子砸掉了，一罐笼死了5个。”
　　
　　王正祥是笑声最为爽朗的一个，他的讲述就像黑色幽默，“一次大冒顶，王川江还在，把他埋在里头，两天两夜。没有受伤，眼睛睁不开，给这个磕头，给那个磕头，哈。他说肚子饥的很，饥的很，头一个扒出来的时候把他吃撑了，弄个救护车接到大门口，死了”。
　　
　　他们把去矿下把死者尸体弄出来称为“扒人”，葛登发先后扒过十几个人，“自己朝外背，背出来，背死人不容易，抓住手背在身上，两腿爬出来”。
　　
　　起先死者都放在土窑洞里，时间一长，“老鼠呀，虫子呀，有的把死人的耳朵咬掉了，有的把脚趾头啃掉了”，为此矿上专门盖了一间太平房。
　　
　　他们这些幸存者，也是多次与死亡擦身而过，葛登发在一次放炮中双耳失聪，五个脚趾被砸断过，周寿根曾被电击休克半小时，说“就像去看了场电影一样”。
　　
　　陆荣初当过书记，还当过生活矿长，“当时只知道要煤，先生产，后生活。搞四班交叉作业，我这一班人连你接班的人一块，交班中间要交50吨煤，啥时出够50吨煤，你就交班，出不够继续干。有时条件复杂得很，甚至一个班过去了，早班又来了，这班还没出够50吨煤哩。年年生产光靠工人不够，哪个家属没下过井，老婆娃娃一起上。家属下去安全没注意好，造成终生残废的也有。”
　　
　　丁福珍的言辞更为直接，“这瓦斯大的矿，出这种事故，都是怨领导。说你完成任务，我再给你拨200万。底下矿长一听能弄200万，好家伙，不要命了，警报器也不要了，啥都不要了，就出煤。光生产不顾工人。再一个，领导处理也不恰当，你像上一回瓦斯爆炸，明知道有人为因素，负责人还能到省上当大官去了，他更不在意下面，更不管。”
　　
　　据陆荣初统计，到 1991 年他退休为止，在他担任矿长的这二十年里，三里洞煤矿共有 140 多个人死在了井下，他们的青春和生命永远地埋在了这儿。
　　
　　老无所依
　　
　　在片子中，出现了老矿工们年轻时的照片，并且给予引人注目的特写。那时他们面容俊秀，意气风发，罗世俊的妻子有着令人难忘的美丽。
　　
　　如今他们年迈体弱，喘气困难，经受着职业病的折磨。六七百元的退休工资，有时还不够支付医药费。他们一般都有三四个子女，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个下岗的。就是这几百块钱的养老钱，通常不光养老俩口，养一家三代的，为数不少。
　　
　　“为什么呢？煤矿工人可怜，他没有社会地位，他的娃基本上都是靠煤的。就拿三里洞来说，破产了，在煤矿接班的娃，有的买断了，给一万多块钱；有的还不到退休年龄的，就是每月205块，还要供娃娃上学。煤矿的子弟正儿八经找个媳妇有工作的不多。”周寿根说。
　　
　　罗世俊的妻子已是一位走路颤颤巍巍的老太太，说话含糊不清，当罗世俊说到“老伴跟着我受苦了”时，她伤心大哭起来。老俩口1953年结婚，到铜川后，这个上海女人，干的是井下推大车的临时工。
　　
　　老太太一出门就不认识回家的路，她的脑子不太好使了。有一次她竟然一个人坐火车跑回上海，有人送她到弄口，她还是没摸到家门。
　　
　　那片山腰上的老简易房全都面临拆迁，“说是一户补偿两万，哪有两万，一共给五千块钱，还不给你手里”，买不起新房，“要是一拆迁，啥都没了，扒了往哪去嘛”。葛登发说，只要能有个容得下老俩口睡觉的地方就行。
　　
　　“老了还没地方住，真笑话。唉，原来靠组织，现在组织不管把咱撂摊子了”，葛登发的话听来十分悲凉。
　　
　　父亲
　　
　　只上过三年小学的朱永生会谱曲子，有过当作曲家的梦想。为了谋生养家，他主动报名来到铜川，成为一名瓦斯检查员。一同过来的还有林鑫的姑父和姨父。朱永生下班回来，有时会给儿女们唱《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暗夜中，孩子们静静地听他唱着，这深沉的歌声，成为林鑫记忆中很难磨灭的一幕。
　　
　　矿区的生活充斥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初中时的林鑫曾在上学路上，背着书包站在路边数汽车上载着的棺材，一辆车上拉一个棺材，数到十几个的时候，发现后面的车还源源不断地开来。消息说焦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了100多人。有一个说法流传开来，说是瓦斯过的人就像烤熟的红薯一样，手指一戳一个洞。
　　
　　这段毛骨悚然的记忆，后来被林鑫写到诗里：“那是一些生命在千米下的煤层中燃烧／那时我太小这种深刻的绝望无法感受到／只是背着书包站在寒风中看着一辆辆汽车装着一排排棺木不知有多少／同学们相互传递着瓦斯的爆炸／有人说瓦斯过后的人体像烤熟的红苕”。
　　
　　“凌晨三点的敲门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和母亲走在死城的马路当中听得见山上的狼嚎／父亲的腿上打着石膏／苍白的脸上浮着微笑／在那忍受着巨大痛苦的坚毅里／将心中美好的愿望一点一点全部蒸发了”——写的是父亲的一次受伤。后来林鑫在母亲跟人聊天时听到事故的原由：身为瓦斯检查员的父亲每天要走很多路，那天实在跑不动了，在扒矿车时，脚被车轱辘压伤，父亲还为此挨了处分。
　　
　　父亲早已不在了，在拍摄采访时，林鑫希望老人们的讲述能够还原出一个鲜活的、有弱点的、真实的父亲形象，然而老人们只说朱永生的优点、好处。于是林鑫问起父亲受伤是怎么回事，老人们都善意地告诉他——你父亲碰上塌方，脚被压伤。
　　
　　1978年林鑫高中毕业，考美术学院没考上，在家待业一年，心里十分内疚。他想到了下井，当他向父亲提出时，父亲不同意，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当时林鑫有位同学不愿下井，在父亲的要求下只好下井。在拍《三里洞》时，父亲的一位矿友告诉林鑫：当时你父亲说，哪怕找个临时工也不让他下井。林鑫越来越体会到父亲藏在深处的爱。
　　
　　林鑫的父母一直梦想着能回到江苏太仓老家，多年来他们每月给在老家的外祖父寄钱，让外祖父替他们盖好房子。1985年，老家的房子已经盖好，父亲54岁，再过一年就可以退休，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安度余年。遗憾的是，就在那一年，他的父母相继去世。那是林鑫有生以来最为虚弱的时刻，但他“只能装出勇敢的样子”，因为“弟弟妹妹都看着我”。
　　
　　如今林鑫的弟弟妹妹们都回到了上海和太仓，四兄妹只剩下林鑫还留在铜川，“这个没有太多美好记忆的城市”。他正在拍摄、接近完成的第三部纪录片《同学》，是关于他的矿中同学的，同学大多是矿工子弟，毕业三十年后，同学之间的落差非常之大。
　　
　　《同学》是他的矿工三部曲的第二部，仍然充满了黑色的记忆。在不久前的同学聚会上，一位女同学抓着林鑫的手哭泣不止，原来女同学看了凤凰卫视做的对《三里洞》的报道，知道林鑫跟自己有着相同的创痛——父亲早早过世。那天林鑫随身带了摄像机的，但他没有勇气打开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