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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跟这个时代跳舞是非常有意思的(电影世界)

2009-02-27 22:42:55   来自: 男十忙  评论 贾樟柯
  采访/雪风、娄军
  
  
  
  在财富论坛上关注贫穷
  2008年我自己刻骨铭心的认识就是贫穷的问题。说来也怪,08年有很多事情,包括奥运会的举办,给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一个非常富足的假象。但国强不等于民富。贫穷仍然是中国很多人精神的原因,很多人的举止、社会现象都是因为贫穷。
  
  
  □我注意到你刚和经济学家茅于轼、股评人左安龙等人参加了一个财富论坛,似乎和你的本职有点不搭?
  ■其实挺搭的,因为这是关于财富精神的论坛,这也提供一个机会让把我把对2008年中国社会的观察谈一下,在会上我主要讲的是贫穷。因为2008年我自己刻骨铭心的认识就是贫穷的问题。说来也怪,08年有很多事情,包括奥运会的举办,给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一个非常富足的假象。但国强不等于民富。贫穷仍然是中国很多人精神的原因,很多人的举止、社会现象都是因为贫穷。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从5.12大地震开始。比如建筑质量之低下、人口密度之大,这都跟贫穷有关。包括偷工减料背后心理原因也与贫穷有关,实际上贫穷形成了我们这个民族许多事情的精神动因。在那个财富论坛上,在座的都是银行VIP,都是炒股的,关心的都是如何在金融危机下化险为夷、保住财富,都是来那寻求具体帮助的,要求嘉宾支具体的招。但我的演讲还是获得
  
  了很好的共鸣。
  
  □你的社会责任感动力来自哪?
  ■事实上,我相信在中国的许多导演,包括拍商业电影的,当初选择电影工作,一开始都还是有一个社会责任感、社会层面的诉求。我们这个社会都是从贫困、极权过来的。在这个背景里面,个人的倾诉欲望、利用一种媒介、一个艺术讲述个人内心感情的冲动,都是有的。比如说冯小刚,做得很商业,但早期的剧本,《编辑部的故事》,都有很强的社会现实在里面。从出发点上来说,大家都一样。只要是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末开始拍电影、写小说、画画、做音乐的,除了实现个人的艺术诉求外,都还是有社会责任感的。
  
  □但像你这样说出来的还是比较少。
  答:(笑)可能还是有些不合适宜。在讨论财富的地方谈论贫穷。其实做电影你还是社会中的一个人,你在这个领域做得还可以,那对别的人群、社会公共生活有什么见解,也可以讲出来,不一定有真知灼见,但是来自某个领域。现在不是流行跨界吗?这样不同领域的观点可以互相激发一些东西。
  
  □你刚才讲跨界,那现在你是亚运会核心创意组成员、世博纪录片《上海传奇》导演等,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世博会实际上是一个契机,因为它是奥运后国家举行的最大活动。人们会有一种需要,去了解上海这个城市。这样就出现了双方的需要,上海世博会、市政府,就希望能够有一部影片系统地梳理上海的历史。同时,我自己对上海历史很感兴趣。因为我正在筹拍一部古装片,它从1905年左右开始。清末时期整个国家国运之衰微、文化之衰落,国破危亡的时候,中国人有了一个现代化的要求。从康梁开始,中国采用了许多方法、主义,从最开始的君主立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到新中国的成立。这一百年里,中国就干了一个事情,就是想现代化。
  
  □古装片是个什么样故事
  ■一个县城里面的故事(笑)。因为民间社会是一直我特别注意的。我读到一个故事,就是在我们汾阳旁边有个县叫太古(?),废科举那年有一个书生非常激愤,当时写了许多日记、上书。一种科举制度废除、现代教育兴起,整个士绅阶级的生存状态就被改变了,用舌头维生的这个行业就没有了。对中国人的影响之大……它不是上层的宫廷斗争,我不喜欢那样的故事,我还是喜欢大的变革给边远的小城镇、给中国的基层社会带来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会去研究上海的历史。因为上海是中国都会化程度最高的,它整个一百年,就是中国城市化的历史。里面那种波澜、流言、人的命运的转变,政治改变、经济改变、政权更迭,带来的个人命运的变迁都很吸引我。这样我就写了一个脚本,就是由无数个个人故事构筑成一个城市历史,也是中国百年现代化梦的一个缩影。
  
  
  □这个纪录片是一个命题作文?
  ■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不命题作文?
  
  □跟政府打交道会不会要求特别多?
  ■那倒不会。政府也在改变。我直接打交道的还是制片厂(上影集团)。
  
  □这个记录片和你之前的纪录片会不会有风格上的改变?
  ■当然会。我会重新组织影像。因为之前拍的《公共场所》、《东》《无用》包括半记录的《24城记》,所有的影像都是制造的,都是拍。这次除了拍的,我会处理大量历史影像。这不是一个摘抄工作,而是一个重新的构思、剪辑。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化程度非常高的城市,留下来的影像资料是非常多的。
  刚才你谈到这是与政府互动很多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对我非常有挑战。中国历史发展到开奥运、世博的阶段,跟当下这么大的公共事件互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你要有很大的智慧去斡旋、谈判,保证这个片子有它相对的思想、艺术上的独立性。从这个程度下,跟这个时代跳舞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躲避这个时代。比如这个消费的时代到了,我们就去看它是怎么一回事。比如《24城记》,就是一个工厂变成一个楼盘,它的戏剧性是很大的。一个有3万职工、10万家属的国营工厂,它在当下职工全部下岗,然后拆迁。从一个国家机构变成商业楼盘,这个变化本身是当代性的一部分。我当然知道这个题材的拍摄,人们会说,“哦,你是不是在为楼盘做广告”,但如果你真的去看这部电影,这个疑虑会打消的。另外,这个转型时期稍纵即逝的一个题材,当若干年之后,我们会觉得非常成功,因为你大胆捕捉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典案例。这个案例有很多的说服力。
  世博也有同样一个作用,就好像市川昆拍东京奥运会,也可以有很强的作者性。而且,你这是和时代共舞。你能够窥探到事件本身,它的内在结构。同时你能因为这种洞察而与这个时代有互动性、互文性。
  
  
  □那你现在很享受这种走钢丝的过程?一边是权力、商业,一边是你的追求……
  ■我觉得你的比喻很贴切。就是这样一个细若游丝走钢丝过程,你只有站在那个钢丝一般的缝隙里面,才能有更大的信息量。
  
  □谈到参与亚运会,会不会有人说,你在想学张艺谋?
  ■这个由不得你去学。它本身这种大型的国际性的集会,这个机会不是那么多。当这个机会降临到你的身上时,你可以发挥一些作用。比如奥运会开幕式,它对历史的梳理很拙劣,对当代现实和未来现象,没有任何提供。在亚运会创意组,我希望把自己的观点提供出来,希望影响到创意。我当然想发挥自己的作用,并不是一个虚名。但总导演是陈维亚,最终由他来决定。作为一个提供思考和灵感的工作,我第一天开会就提过这个观点,就是在自己国家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应该呈现中国人自己对未来的想象,提供给全人类。如果说亚运跟奥运有什么关联的话,当然,亚运会跟奥运会没办法比,但当庆典召开时,它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就是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人,你是不是仍然提供不了什么对当代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想象。这对中国的创意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很难堪的事情。
  
  □那这种未来和现实在你脑海是一种什么景象?
  ■我瞎想啊,当然我们有签保密协议。我可以谈一个抽象的,你比如说弥漫在亚洲的数码气息,怎样充满现实生活。这个和欧美是不一样。年轻人生活在现实和虚拟的两重世界里。在这么大的盛会上,是不是有一个巧妙的方式给它展现出来,当然,如果能表达观点更好:比如,新的沟通方法提供给人类一种什么样的沟通经验?时空感的改变、信息的集中等等。
  
  
  □你总是很想把自己价值观传播出去……
  ■这么说吧,最让我冲动的不是传播我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呈现一种存在。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电影和生活的各个层面,遮蔽掉的东西太多了。我并不是一个很想有思想力的人,但既然我看到,就不要让它被遮蔽掉了。
  
  比如贫穷。它现在就被甚嚣尘上的物质的光华给遮蔽掉了:贫穷的土地、贫穷的人、贫穷的家庭、贫穷的生活,我不甘心它们被遮蔽掉。
  
  □你现在有这么多兼职、当选影协理事,又举行《小武》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你和十年前心态是不是变化?
  ■没有。十年里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坚持独立性,绝不边缘化。也就是说,当你进入到创作里面去,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电影理想时,你不能自我边缘化。自己应该采取一个务实的、主动的态度,让自己的独立电影在更重要的舞台、更广阔的渠道里去流通。如果只是采取一个边缘化的立场、一个自我边缘化的态度,它很容易变成一个小圈子话语。小圈子话语本身一个很大的局限性是你的作品很难发挥作用。所以从操作上讲,我一直尽量争取在最大的范围内跟工业结合,当然你拍电影的类型、题材跟观众的接受度有局限。但不代表你不要在工业内去努力推广。无论在国内公映还是在国外电影节推广,这种努力都没有停止。
  我在南特电影节上听到两个故事,一个是我碰到伊朗一个导演叫阿米尔,他是伊朗早期、八十年代的工作者,影响了阿巴斯等很多人。1989年他拍完《风,尘土,水》后就流亡到美国了,去年南特邀请他再来放这部影片,放映仪式上,他的一个老朋友出现了,是伊朗儿童委员会的主任。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么多伊朗的儿童片,因为儿童片是归这个儿童委员会审查的,这个主任很开明,所以他保护和鼓励了一大批导演通过儿童片来触及伊朗的现实。再一个,是侯孝贤讲的故事,是八十年代台湾中影来了个总经理(明骥 ),是从情报系统转业过来的。他也不懂电影,就按训练情报人员的方法,开了很多学习班,摄影的、录音的等等,请了很多欧美一线的电影技术人员来讲课。所以等侯孝贤他们决定实景拍摄、同期录音的时候,这个培训已经给他们提供经验了。
  
  所以我写了篇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是体制内的人不作为,每个人都在体制里生活,当有了问题,他们把问题都推给体制,但从来不想,他们自己就是体制。伊朗那个儿童委员会主任到中影公司的明骥,在那么严厉的体制下,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体制,去保护创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唤醒体制里的人有所担当,是变革最好、最快捷的方法。如果你边缘,就是放弃了影响的机会。当然,也有可能十年后,贾樟柯会被吞噬掉。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
  ■可能那样更简单一些,付出的心血更少,可以把精力专注在创作上。但我觉得不应该边缘化,因为这个舞台是所有人的,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这个舞台呢?
  
  
  新作是部武侠片
  
  我想拍清末的故事,其实想谈我们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现在,奥运会开了,部分城市、部分人也富了,也上了太空了,但这是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吗?
  
  □为什么会有突然拍清末武侠片这么大的变化?
  ■因为从我个人成长来说,我一开始为自己电影做准备,是从类型电影开始的,包括大学时写的剧本,都是类型片,武侠片啊,公路片啊。我拍电影前唯一一次现场经验会是看元奎拍《方世玉》,就在北影附近的北影厂。我下了课后,冬天穿一个军大衣混进去,看威压是怎么回事,动作导演是怎么工作的。我的现场知识都是偷师《方世玉》。但是毕业后,中国的快速变化的现实让我离不开,去拍《小武》《站台》……十年下来,有一个段落感,觉得可以稍微停一下,去做别的类型的电影。另外,也是同步十年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我觉得我们真的到了检讨历史、正式历史的时刻。因为所有当代的问题,都有历史资源、那个结、那个钥匙都在历史那。
  
  但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文革不准谈论、反右不准讨论、大饥荒不准谈论、大跃进不准谈论、1927年大屠杀不准谈论、1949年离散不准谈论。我也是看了很多历史书,颠覆了我很多原来的教育。比如抗战,从小学习、看电影接触的都是八路军的英勇,但国民政府也很惨烈啊,正面战场都在它那。这么大的牺牲都被遮蔽掉了,这对我们今天来认识两岸格局是有偏狭的。今天上午,正好是《纽约客》来访,我给它讲了个例子,就是我们小时候学《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作为一个美帝国主义的代表就深植我们心中。但实际上,他是个传教士的儿子,他创办了燕京大学,就是北大的前身,他一直为中国的和平在奔走,希望能早日结束内战。连毛泽东都是这么认识的,只不过顺时需要写了那么篇文章,结果这个人就被全部扭曲,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的历史教育充满了这样大量的错位、遮蔽。近一点的比如说文革对国人心态的影响,人和人之间斗争的哲学,还是我们一些大片导演拍出来的,实际上就是红卫兵文艺的变形:狂热地维护权力、极权……它都跟文革有很大关系。
  我想拍清末的故事,其实想谈我们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现在,奥运会开了,部分城市、部分人也富了,也上了太空了,但这是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吗?当时(清末)中国人想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给个人更多的自由和权利。结果这些在现代化的实践中都给忘了,以为现代化就是物质。这些东西都是现实。十年来处理现实让我越来越对历史感兴趣。
  
  
  □你这些主题,是不是意味着这不是一部典型的武侠片?
  ■是典型的武侠片。只不过是反武侠,讲武术没有用。
  
  □预算是多少?
  ■还没有定。剧本刚刚收官,还没到那个阶段,演员、预算都没做呢。今年会拍。
  
  □会很倚重武术指导吧?
  ■对,会比较依靠香港电影工业的东西。
  
  
  □那就还是一部很实的电影,人物不会飞来飞去吧?
  ■也会飞,也会飞。在县城的夜空下飞来飞去。
  
  □我一直很好奇,贾樟柯让“小武”飞起来会是什么感觉,浪漫的还是别的什么?
  ■武侠版的《站台》。如果硬要有个参照的话。一方面是广阔的社会背景、深刻的时代危机。另一方面是武术的世界、武侠的世界。
  
  
  □时代背景会不会做得很实?
  ■非常严格的考证,一个县城里,什么时候有了电报,什么时候有了火车,有了热气球。
  
  □背影很实,人又要飞,会不会造成一个分裂的感觉?
  ■不会分裂,因为首先我是相信武术存在的,包括飞翔,所以我不会觉得虚,梅兰芳好像有一个亲戚,他就能一下子窜到房上。
  
  □他会是一个江湖感很强的故事吗?
  ■很江湖,因为我觉得江湖是在民间,民间才有江湖,对不对。后来的所谓武侠大片都偏离了,都跑到宫廷去了,宫廷当然有武侠的存在,但这比较偏了。人们为什么喜欢看江湖故事,因为在农业社会,人们是不移动的,除了科举大家要出去,顶多是邻县周边走一走,也很难游历名山大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这样一种历练或者经验的。所以游方僧人啊,江湖武师啊,卖假药的啊,游动起来的族群就变成了浪漫,赋予了很多想像,因为他们有相对的自由,从人物角度来说,他们是在那个时代拥有相对自由的那样一批人。
  
  □你这个戏也会涉及到这些人物吗?
  ■对,会用这种理解去构建这个剧本。
  
  □小武算一个江湖人物吗?
  ■他也算吧,因为他始终游走在自己的乡村和县城之间,《三峡好人》也是个江湖片,我在写剧本时,就是按照一个武侠片来写的,一男一女,飘泊万里,去一个码头,但它是反武侠,它不是寻仇,它是了断情感,它没有身体的搏斗,它只有内心的搏斗。三明,他一直拎个黑包,赵涛一直拿一个矿泉水,就好像侠客一直拿着一件武器一样。
  
  □那你的状态算是一个江湖吗?
  ■现在没有江湖了,因为今天太便利了,所有的人都在移动。
  
  □听你一直在说游动闲逛,你内心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情结?
  ■一直有兴趣,包括我个人的生活也是这个状态,《站台》更是一种这样的状态,一批职员从体制里出来之后,到处流浪演出。我最爱听的一首歌,就是Beyond唱的“原谅我一生放荡爱自由”,有时候心情不好一听,还内心特激动。
  
  □你现在还会这样的感觉吗,你现在生活事业稳定?
  ■它始终会伴随着自己,不会说你有很多固定的东西,你就失去了这种感觉,它实际上是一个烙印,你很难抹去。
  
  □那你回头会不会再拍类似于《站台》的东西?
  ■绝对会,我一直说,拍电影不是一个爬坡的过程,因为电影之间没有可比性,不是说今天我拍《小武》,明天拍了武侠片,后天拍歌舞片,就永远回不到《小武》了。人的精神世界是多重的,我经常举例子,这是一个点开文件夹的过程,人脑子里有很多文件夹,开始一直在点当代故事,这一次点一个古代故事,古代故事需要资金的支持,那就按那个模式做,回头我再点一个文件夹,就像《公共场所》,我只拍30分钟,拎一个摄影机就拍了,几十万就可以。我是没有一种类型片崇拜,说我非要拍《小武》,绝对不沾商业气息电影,不是,也不是说拍了武侠片我就不拍《小武》不是,随心,随性。我一直讲,就像跳舞的人讲究软开度,折回去也能弹回来,它不是啪的一下折断了。
  
  □这个片子的大概投资是多少?
  ■现在还没开始做。
  
  □会是像《夜宴》那种内景很多的电影,还是会有很多很大的外景?
  ■外景很多,我不是很喜欢内景,我喜欢自然,街头,内外景,可能一半一半。
  
  □会是像上海周边影视基地的民清建筑那种风格的东西吗?
  ■不会不会,片子会在山西拍,山西是中国明清建筑最多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明清建筑去实景拍,而且它不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不存在破坏文物的情况,它会是一个很有历史质感的东西。我不喜欢那种车墩电影,一想就太吓人了,就那几个镜头,然后街上走的都是几个同样的面孔,而且还认识,都是上影厂的一些朋友。
  
  
  待拍的《双雄会》和下马的《刺青时代》
  
  我下决心要拍这个电影,是我在密特朗中心看摄影师布勒松的一幅照片,讲溃败的国民党军队,一看就是败军之阵,在一片大的荒野里面,大家在那儿休息,其中有一个低级军官,戴着眼镜,自己背着一个手工做的裁剪非常精细的包,包里头放着一个暖水瓶,然后他一只手抱着它,当时我就看得眼泪掉下来了。
  
  □还有什么别的计划?
  ■还在写《双雄会》,春节之后能脱稿。
  
  □这个计划你提了很久,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开始做呢?
  ■整个写作过程没有想像中那么顺利,因为49年离现在并不远,才60年时间,很多当事人还在,我看了特别多的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的回忆录甚至采访之后,发现我占有的信息还不够多,还到一个充分占有材料,处理这些材料,消化这些材料,做出一个非常可信的作品的阶段。到现在基本可以收官了,这个工作完成得非常艰巨。
  
  □原来你就说有意找张曼玉来演。
  ■对,现在还是。和她有过好几次接触,但现在都不好意思见她了,每次一见,就是“剧本,拿来看一看”,然后每次都是没写完,自己就像一个交不了作业的学生一样。当然我很敬重她,说实话,女主角就是完全按照她在写,量身定做。
  
  □49年,那是一个两岸之间的故事吗?
  ■故事全部发生在香港,49年建国之后的故事。爱情加国共之间的谍战。谍战实际上是一个类型包装,主要还是谈时间,时间它解决一切问题,这个东西是最主要的,人会衰老,观念和历史会改变,这个片子主体在49年到50年代,但结束在97。
  
  □这种故事会不会有审查的问题?
  ■这是目前我们最担心的,现在我们做了几种准备,一种是审查没通过,然后全部华人都看不到。另一种,就是当成一个香港电影来做,我们的一个投资方是拍《地下》的那个德国公司,还有一个是北野武,如果我们审查通不过,结合不了国内的投资的话,单靠这两个投资公司,也完全可以做完。所以肯定能拍,但就像我说的,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让它在内地也能上映。
  
  □你担心哪点东西通不过审查?
  ■其实就是一个超党派的看法,因为整个电影是国共的故事,但这个导演既不属于国民觉也不属于共产党。
  
  □嗯,这个电影野心挺大。
  ■这个电影我是想讲离乱,那个痛苦发生在49年,我们这代人已经不知道了,但这是这个民族非常大的一个痛苦,就说你几百万的军人退守台湾,逐渐过了一两年,到了五六十年代,发觉真的回不去了,那里有多少个家庭啊。我下决心要拍这个电影,是我在密特朗中心看摄影师布勒松的一幅照片,讲溃败的国民党军队,一看就是败军之阵,在一片大的荒野里面,大家在那儿休息,其中有一个低级军官,戴着眼镜,自己背着一个手工做的裁剪非常精细的包,包里头放着一个暖水瓶,然后他一只手抱着它,当时我就看得眼泪掉下来了。你突然知道,在那样一个离乱里面,他最宝贵的物质就是那个暖水瓶,一下子理解了你可以超党派。就是不管他们的政治主张,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人,在那个时候都有过这个离散的痛楚,所以当时就决定做这个片子。
  
  □这个片子也是在今年拍吗?
  ■明年的计划。
  
  □你另一个讲了很久的计划《刺青》,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况。
  ■《刺青》就夭折了,因为在版权转让这个环节谈得不太好,拿不到版权,拍不了了。
  
  □是不是一直还是有兴趣去拍的。
  ■有,因为我一直没拍过自己,拍了十年了,包括下面这两年要拍的,都不是我自己。《站台》有一点点影子,但还不是我自己。
  
  □讲残酷青春的《刺青》是你自己?
  ■是。我曾开玩笑说,我七岁就加入帮派了。我们街上那个老大是从林场插队回来的,回城之后没工作,就变成了我们那条街的老大,他当时应该是二十一二岁,我是七岁,同时在街上混,结拜弟兄。那个时代,所有淘气点的男孩子都会有一个组织,那时候还没有帮派的概念,后来严打的时候叫做弟兄集团,今天看来,它就是一个帮派。我当时负责的是运子弹,我们那条街叫三皇庙,另一条街叫四府街,两个街之间有开阔地,双方就互相就扔砖头石头,我们小孩就在后面运石头,每天晚上都有好多脑袋被打破,去缝针。从这种械斗到那种有预谋的打伏击,我都参加过。后来我发现,帮派是一人利益集团,它是有经济诉求的,小弟跟着老大是要吃饭的,是要有场子有收入的,所以我们那时真的不是帮派,它就是一个青春的冲动,热情热血,还有雄性激素,就是你不这么干就不是个男人。
  我小学跳过一次楼,高中跳过一次楼,小学为什么跳,因为被逼的,那时候演完《少林寺》,春节我就在我们县城买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少林寺,还有一个和尚的图形,我们班同学非跟我要,把我烦死了,最后我说,我从这儿跳下去,你就别找我要了,他说行,然后我就从二楼跳下去了,你说为了这么个东西,多愚昧啊,当时十一二岁。
  在高中时,又跳了一次,那次是真的打架,白天惹了事,黄昏的时候,好多人拿着棍棒堵过来,然后就从窗口跳了下去。
  就是这样一个成长过程,最痛苦的不是那些暴力,而是很无聊,你知道县城生活无聊到什么程度吗?无聊到你不打架的时候去看打架,县城边上有一个公共汽车站,每天肯定都打,没事干的时候就去那儿等。看完打架,还要跟着伤的人去医院,看人家包扎。然后出来传递一个消息,是缝了三针四针还是五针,太TM无聊了。
  
  □那个时候,你的身份是老大居多,还是小弟居多?
  ■在街上,我都是老小,因为年轻小。在学校,我都是老二,一般老二的身份都有点智慧含量,经常谈判,处理问题。
  
  
  
  
  小电影制作公司老板的大梦想
  
  比方说,我花3万钱就拍了一个随心所欲的作品,然后在网络上一播,我就有交流分享的快感,而到了你电影界,还有这审查那审查,那我白白了,你审查你的去吧,我不跟你玩了。
  
  □那你现在管理这个公司,有你那个时候的锻炼吗?
  ■没有,我觉得做公司是要有现代的观念,应该是一个透明的民主的一个气息,那不是兄弟之间的关系。但那个时候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要跟它斗,不然就会变成一种那样的关系。这些年,我那些兄弟赚钱特别多,都想跟我玩电影,但我没有沾那些钱,合作的都是正规的制片单位,因为我觉得应该在电影工业里面去工作。
  
  当然也不是说那些钱有问题,而是不专业,煤矿上的钱,修公路赚的钱,弄木材赚的钱,开钢厂赚的钱,这些钱进来之后,对我的工作除了有钱之外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它不是一个专业的制片机构。
  比如我跟北野武合作,跟法国制片商合作,大家都爱电影都在电影这一行里,这使三股力量变成了一股力量。
  我觉得中国独立电影的可惜也在这儿,没有强大的独立制片单位,大家都是游兵散勇,今天张三给点钱,明天李四给点钱,每个片子的版权都不一样,最后片子形不成一个积累,你很难做很多事情。你像我就有个好处,最起码的发行公司是同一家,像08年我做了四场海外回顾展,版权的问题很好解决。我有一个朋友拍的电影,他没法卖,也没法放映,因为公司已经没了,投资人也入狱了,这个电影放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处理,变成了个无主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回来,做公司,还是希望现代化,那种东西很浪漫,但对公司发展很不好。
  
  □我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记得你讲过你的表弟韩三明也在你的公司?
  ■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煤矿工作,那个工作太危险,而且我大表哥又出事了,在矿里被砸了一下,人没事,但意识还有点胡涂,所以我说你千万别做了,你来我这儿做饭吧。他做了半年饭之后,就开始演电视剧了,现在很多活儿。这么说吧,在电影圈,兄弟感情肯定是有的,跟摄影师,跟演员,跟制片,但在管理上,还是应该按照一个现代企业的责权利来运作,很清晰,很公平,而不应该是稀里胡涂的来做。
  
  □感觉你做电影以来,做公司的感觉和杜琪锋做银河印象很像,这个组织方式是一开始就有的吗?
  ■做的过程就有了,我其实受日本电影界的影响挺大,也因此有了一个挺大的报负。你会发现日本甚至有电影工业,有一种资源的互补,有一种把每一部电影的资源发挥到最大的机制,我做公司最开始,不是老喊:黑社会都要企业化,我们做电影更要企业化。因为我们现在缺少一个所谓独立电影工业的体系,对中国独立电影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没有这种系统就形成不了商业化的可能,独立电影不等于他不商业化,不是说不发行就是独立电影,那不是瞎扯么,那反过来,我给你钱,给你发行了就不独立了吗,不是这个概念,吉木·贾木许的电影卖得多好,大卫·林奇卖得多好啊,那不是独立电影嘛。通过发行,传递给别人独立的思想,同时它的标志就是你要收钱,收了钱才能循环,你才能再拍,你才能积累工业积验。
  我自己做公司,就是觉得我们太缺少这种小的制片公司,实际上日本电影工业就是无数个小的制片公司组成的,北野武公司每年生产两部电影,但你看他多理想的业绩,多好的一个经济回收模式,它是一个完整的工业系统,无数个这样的工业系统,形成了现在的日本电影工业。
  你看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制片公司,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年轻导演进入工业的渠道,因为这些制片公司本身大部分依靠体制生活,无非是电影频道接个活,然后用极低的成本极低的预算拍一个极没有创意的电影,然后每部小赚20万,就完了。
  有些导演,艺术能力特别强,但面对我们这样一个环境,他就被牺牲了。因为除了艺术能力之外,还要求这个拥有流氓般的厚黑,还得陪领导喝酒,还要会处理这么多复杂人际关系的东西,有些导演缺少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最后就没有拍电影。所以中国最后拍电影的,都是一些强悍的人,但强悍不等于有才华,实际上很多有才华的人比较纤弱,我估计把费穆放在现在当不了导演,哥儿还在那文绉绉的呢,怎么可能拍电影?
  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工业环境,它除了让一部分人牺牲之外,还让另外一部分人最优秀的人才不进入这个行业,我亲眼目睹很多有才华的导演,但是没有兴趣跟工业结合,自己玩,反正就是三四十万,弄点钱一拍,拍完也有一些回收的办法。最近就是开影代会的时候,我说一定要建立一个让导演能轻松进入这个工业的机制,比如审查机制绝对是阻碍导演进入电影圈的桎梏,比方说,我花3万钱就拍了一个随心所欲的作品,然后在网络上一播,我就有交流分享的快感,而到了你电影界,还有这审查那审查,那我白白了,你审查你的去吧,我不跟你玩了。这就是成了优秀人才进不了电影界的门槛,现在的审查制度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科技形势了。这么做的结果只能是,你有权力你牛B,但我不跟你玩了。
  
  □我看你的公司好像也做别人的电影,比如余力为的新片好像也是你做的。
  ■去年,我们是做了两部,前年是做了《赖小子》,韩杰的,去年是做了余力为的《荡寇》和唐小白的《完美生活》。
  
  □你们做这些电影有标准吗?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吗?
  ■有标准,它不是因为亲朋好友,但亲朋好友是一种便利。我就是希望导演能纯粹,商业电影的就是商业电影,艺术片就是艺术片,不要期望艺术电影嫁接什么上面,让它在商业上开花结果,它有它自身回收的渠道。
  
  2010年,我们做的是陈涛跟韩杰的新片,陈涛的剧本名叫《夏日天长》,夏天高考补习班的故事,讲一个工业城市几个没有考上大字的年青人,非常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韩杰的新片是讲家庭的,夫妻之间的秘密。
  陈涛我是在戛纳认识的,开始不认识,看了他的短片《入道》,很喜欢,就问他有没有别的打算,然后我们就帮他做新剧本开发的工作,还拿到了鹿特丹的剧本开发的补助。
  
  □现在除了自己的作品,做监制是不是现在也是你的乐趣?
  ■对,在这个公司里能够产生新的作品,当监制还是挺有成就感的。你一点小小的经验和资源能够激活一个人
  
  。比如《荡寇》,因为余力为自身在国际上也是个很有名的导演,所以我对他的帮助就是在演员组合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包括找小田切让,黄奕,你还是很有乐趣。
  
  □怎样看2008年的中国电影?
  ■我觉得仍然不健康。
  
  □片子好像比往年多?
  ■可以这么说吧,但都是过眼烟云,不像有些年头,有些电影一出来,我们就知道它不是过眼烟云,今年没什么印象太深的作品,不管是主流工业里面的,还是独立制片。有一部独立制作我印象挺不错,是于广义的《小李子》,一个纪录片,他是一个东北大庆的导演,他女儿都上大学了,我是韩国数字电影节当评委时看的,给了他大奖——最佳影片,因为他对我们这些拍了十几年电影的人很有启发作用。而且它非常数码,它在森林里面拍一个人家,夜晚没电,就用蜡烛手电筒完成。电影是需要光的,他在最极限的情况下,用最微弱的光仍然能拍到最动人的人类生活片刻,是今年华语电影中最让我心动的作品。
  
  □2009年的计划?
  ■就是两部戏交织,一个是武侠片,一个是上海的纪录片,然后《双雄会》也会提到议事日程。
  

2009-02-28 14:12:31  小寶 (飄~)

  賈樟柯...導演?還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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