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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溜
从1998年开始拍摄第一部片子以来，十年间，以近乎每年一部的速度，杜海滨已经拍了七部纪录片和一部剧情短片。
拍摄时的艰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在关于《铁路沿线》拍摄过程的一篇自述文章里，他写道，在北方寒冬的户外，“惟一的取暖方法是集体烤火，而烤火的原料就是旁边垃圾台的易燃物或拣来的烂塑料袋。火苗裹挟着热浪和毒气浸入每一个烤火的人，我经常被呛得躲来躲去”。
但他很享受这样的过程，新鲜的生活“充满了刺激”。
纪录片是得不到多少光环的，也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回报，杜海滨经常需要去干点别的事情挣点钱，然后再继续拍片子，这么多年不计回报地投入。
“我的纪录片没有挣到钱，从卖片、发行到奖金都很少。”他说，“我知道有些片子得的奖金很高，但我没那运气。如果一年一个可以生存的话，足够生存的话，第二年再拍一个，我当然喜欢。但拍完一个片子，不但不挣钱，该挣钱的时间也花去了，所以就得干点儿之外的事，挣点儿。”
36岁，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对拍纪录片也 “有点怕了”——这其中的心情想必很复杂，一方面他很享受拍纪录片，另一方面他需要考虑现实的生活问题。他得到了一笔投资方，用来拍一部剧情片，“投资方出了一个完整的剧本，被我按照自己的方向改得面目全非”。
他正在转型，暂且告别纪录片。
成长史
早年杜海滨是一个内向、蔫巴、喜欢画画、学习很好的小孩。初中那会儿，是他记忆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84、85年，刚改革开放，人的思想有一点变化。以前都是比较统一的，那时开始解放，赶时髦，高跟鞋、紧身裤，社会上出现了特别世俗气的东西。实际上过去是被过度压抑了，精神上是一下子地断裂”。
一入初中，他成了一个叛逆、不听话的小孩，抽烟，打架，交女朋友，“现在看来不算什么，那时我家里的压力非常大，我爸都快被我弄疯了。整天出去跟人打架，一帮人打，我旁边有一帮这样的人，互相效仿。我做了很多我爸认为的坏事，学习也下来了”。
初二时，他在叛逆的道路上走得特别远，“过早看到、经验了很多东西，血腥的、暴力的、男女情感的种种经历”。他父亲是知识分子，不明白家里怎么出了这样一个孩子。父亲不时跟踪他，还买了一本名为《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的书来分析他。
初三时，他的姐姐问他将来做什么。一句话点醒了他，他决心退出“江湖”，“但有所谓的江湖恩怨，你想收身没那么容易，很多人会来找你，有些事还牵涉到你”。
上高中，他迷上了风靡一时的霹雳舞，每天晚上练得很刻苦。跟一个同学组成双人霹雳舞，参加宝鸡市的霹雳舞比赛，得了二等奖，“这是我第一次证明自己的能力”。但学业因此耽误了大半。
只有画画，他一直没耽误。在家里，他自己有一间独立的房间，是他的画室。先学国画，再转学油画。
之后他成了高考专业户，考了六年才考上。先是考美术学院，接二连三地落榜。期间去广东打过工，还是心有不甘。1996年年初，他去汕头打工，从北京转机，住在北京的朋友家里，生了病，没有走成，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在招生，于是报名考试，过了。
1996 年，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系学习。大学期间看了很多电影，“原来看的是好莱坞电影，也能看，但觉得跟你的生命经验毫无关系。艺术电影完全不一样，但缺乏去读懂的渠道，比如戈达尔的电影，怎么能这么拍，很难进入。包括国内陈凯歌、张艺谋的电影，也是跟我们当下的生活没有关系的，都是历史时期的，隔了几十年。”
对杜海滨来说，很重要的观影经验是台湾电影带来的，尤其是侯孝贤的电影。他最喜欢《冬冬的假期》，“因为我从中找到了跟我自己生命经验的对接，开始觉得电影可以这样做，电影可以讲你原来认为特别不重要的生活，不是历史的，不是名人的，不是典故的”。
纪录史
“我一直特别喜欢窥视——或者叫纪录——别人的生活，对我完全是新鲜的，是我不知道、不理解、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我一直很享受拍纪录片的过程。”杜海滨说。
学生时代他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窦豆》。窦豆是他的同乡，一个外地青年，带着梦想来到城市，并慢慢地融入了城市。
2000 年春节前夕，杜海滨回宝鸡，为计划中的一部影片找景，在宝鸡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垃圾台上，他注意到了一群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他们的年龄都不大，大部分只有十几岁，最小的才九岁。他立刻改变主意，停止计划中的找景工作，利用手中一台简陋的松下VHS(VX7EN)掌中宝机器开始了拍摄。这部片子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铁路沿线》。
在少量发行的、质量很次的《铁路沿线》VCD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群流浪者的生活状况：用脏黑的手煮面炖肉掰食，睡在铁路边露天的地方，捡垃圾，强者欺负弱者。他们向拍摄者讲述自己的身世，讲有家不能回的伤感、生疥疮的痛苦、挨打后的委屈，以及他们对将来的希望。
杜海滨跟他们过了一个春节，就在铁路边上，大家围火堆喝酒唱歌，一列窗口亮着灯光的列车从黑暗中开来，远处传来声声爆竹。
半年后当他带着剪好的片子再去找他们——他们很希望看到这部片子，然而那个地方已经空无一人。后来他碰到了其中两三个人。小龙穿着体面，认了干爹，给人当学徒工。他从小龙那儿得知，曾在镜头前跳霹雳舞、梦想着开一家婚纱影楼的“大四川”疯掉了，其他人有的回了老家，有的被抓进了公安局，还有的仍在四处游荡。
后来他又去过多回，再也没有碰见过其中任何一人。
拍《高楼下面》，是缘于杜海滨碰到了当年高考时的同学。对方到北京一家物业公司打工，住在一栋豪华大厦的地下四层，他把老同学的两位同事阿毅和阿彬的生活拍摄下来。
《石山》的主人公是北京远郊一处石山上一群开采石头的农民工。《人面桃花》纪录的则是成都一群反串演出的男演员的故事。
《伞》与他先前的片子不一样，没有具体的个人人生故事，而是从群体宏观的角度，展示离开土地后的农民是如何生存的，他们有工人、商人、学生及军人，最后回到安徽一个小村庄里仍然靠土地生活的农民。该片相当于一个命题作文，“这是我跟CNEX基金会的合作项目，他们去年的主题是‘钱’，我需要做这个片子，努力去找跟钱有关的事情，但我发现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跟经济有关系，跟具体的钱没关系。我关注的角度就是宏观的角度，我也想尝试一下纪录片不去跟着一个人一个事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