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一一再现（杨德昌一周年祭）

　　经历过“先德”“先贤”时代后的台湾电影归于平静，新一代的台湾电影人似乎不再讲究深刻，而杨德昌的离去，让我们从时光的碎片中翻检那些让我们曾经感动的作品。
　　
　　对于杨德昌的关注，来自于大一听过的一次讲座，一位独立电影导演不经意的一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大陆导演并没有做到）反而是杨德昌的电影表现的最深刻。”去到资料室，查到了《麻将》，故事从一开始就像一出闹剧，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在做令他们自己都很迷惘的事情，“现在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要什么，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告诉他怎么做。”让我想到了很多，原来自己对未知的茫然，源于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麻将》让我思考人生的意义，社会在进步，物质财富不断的积累，而我们的内心呢？我们的信仰，却是那样的不堪一击，杨德昌在片中借主人公红鱼父亲的嘴说出来：“赚的钱难道还不够多吗？要赚到什么时候才算够呢？”我想台湾社会是这样，而大陆的现状也不容乐观。片中的死亡来的那么突然，主人公红鱼子弹射向的不是人，而是整个台湾的社会，杨德昌在用手枪质问：难道还要继续欺骗下去吗?都市化过程中的台湾，人的精神危机达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称杨德昌的电影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原因吧。杨德昌关注的是当下社会中人性慢慢失去的现状，一种困惑，一种警示。
　　
　　细细品读《一一》，每看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从NJ的视角，一个男人的中年危机，从洋洋的视角，一个懵懂的渴望通过相机发现另一半的孩子，从婷婷的视角，有一点《指望》中的少女的感觉，少女的情窦初开。从整个片子的结构来说，从一个婚礼开始到一个葬礼结束，从生到死，杨德昌用三个小时的时间让人看到了平淡但真实的人生，每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体现。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每一天都是唯一的一天，洋洋说：“我已经老了……”我发现自己也老了，每个人都是一个来去匆匆的影子，每个人都在度过着“一一”。
　　
　　不同于侯孝贤，杨德昌的电影中现代都市的气氛很浓，都市三部曲，为我们书写了台北朝九晚五，人在都市化中的困惑，作为“台湾新电影” 战将的杨德昌，他所发起的“台湾新电影”是台湾电影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页篇章，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光阴的故事》是台湾新电影的开端，从台湾的大环境看，拍摄《光阴的故事》时，台湾仍处在“戒严地区”，对外的信息比较闭塞，外国电影不能随便进口公映，本土电影工作者几乎全凭自我摸索成长（《中国新闻周刊》）。区别于乡土电影的侯孝贤，杨德昌电影关注的现代都市里人的处境。这一点与1950-1960年代欧洲电影大师在欧洲战后经济奇迹时代的电影拍摄主题非常吻合，所以说，杨德昌的电影中具有现代主义思想。
　　
　　记住杨德昌，记住一位淳淳教诲我们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