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与社会现实　赵亮《上访》在CDFF2009放映后的现场研讨会交流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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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亮导演的影片《上访》318分钟版本在第六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放映后，交流周组委会举办了题为“纪录片与社会现实”的现场研讨会。嘉宾于建嵘先生阐述了中国信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目前的现状。赵亮导演，嘉宾崔卫平、来到现场的栗宪庭先生、郝建先生以及现场观众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主持人：朱日坤
　　嘉宾：赵亮、于建嵘、崔卫平
　　时间：2009.5.30
　　地点：现象工作室放映厅
　　
　　朱：首先我介绍一下旁边的二位。
　　这位是赵亮导演，另外这位是于建嵘先生，他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上访这方面也有很多研究和实践。
　　首先请赵亮导演介绍一下这部片子的背景情况，然后请于建嵘先生讲讲关于“上访”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对现在的影响。
　　
　　赵：首先感谢大家煎熬了五个多小时。场地有限很多人没进来，这点非常遗憾。关于影片，我不想多说，大家都看过了，具体的背景我也不想多说了。
　　上访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虽然拍摄了十几年，但是对这个问题还是感觉很困惑。因为确实太复杂，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可以请于老师讲讲，他是一个研究上访的专家，请他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探讨。
　　
　　于：各位下午好，栗老师坐在这里我就不敢讲话了。（笑）
　　虽然我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但我是这个村的村民，住在这个村，投靠栗老师来了。（笑）
　　我是研究信访制度的，所以你们有兴趣到我家里去，我家有大量的信访材料，可以说我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关于中国信访的资料库。
　　赵亮兄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曾经到我家里去过。我认为，赵亮是在做一个，可以说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在我们心目中间，信访是中国社会制度最典型的一个标本。很多人在看完片子后，可能加深了对信访的理解。你可能看到的是一种苦难，你可能是从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
　　但实际上信访制度不完全是这么一个问题，信访制度一开始是国家控制社会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不单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也包括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也包括了信访人和政府的博弈。
　　我刚从外地赶回来，没有完全看到赵亮兄的片子，但是我对它的理解是，我们理解信访制度一定要从一个社会制度上去理解，这个苦难不是个人的苦难，它是一个制度性的苦难，而且我认为信访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制度性的利益。
　　在这个片子中间，可能你们体悟了很多，但作为我们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来说，我们讲的是一套理论。从赵亮兄的片子来说，它诉诸的是你们的感觉，够让你们流下眼泪，让你们心里难过，他就成功了。而我们做的东西是要告诉你这个制度本身的过程。
　　我也不知道日坤兄要我说些什么，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些互动的交流。有问题或者有什么感想，我们再来一起探讨。
　　
　　朱：我们这个讨论会并不是完全电影性的，我还是希望于先生能够先对信访制度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绍，然后观众可以适当提出问题。
　　
　　于：信访制度最早开始是中共在延安时期使用的，当时有人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就做一些批示，毛泽东批示下来后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解放初，1951年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制度。毛泽东讲我们要反对官僚主义，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地方都要建立一个信访批示制度，老百姓写信过来了通过我们领导的批示可以得到解决。中央后来就成立了这么一个秘书机构，这个制度实际上到了五十年代发生了问题。
　　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五六、五七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开始往北京走，因为都想得到领导的批示。这些人到了北京后，造成了北京的混乱。当时是主任的杨尚昆有一个讲话，就是说要想办法减轻中央的压力，怎么减轻呢？当时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给地方政府下文件，你们必须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就追究你的责任。第二个办法就是把这些上访的人想办法搞回去，那个收容遣送制度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当时在北京郊区建了几个采沙地方，中央就说你们这些信访的人必须回去，不回去怎么办呢？让他们劳动，劳动完了之后把他们遣送回去。
　　同时这又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央它感觉到需要这么一个制度，所谓老百姓反映问题到北京来。另一个方面，都到北京，北京感受到没有办法解除的压力。按杨尚昆当年讲的话就是“都到北京来，北京还办不办公呢？”怎么使老百姓不到北京来？中央说你们地方要解决问题。
　　实际上你们可以想一想，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信访制度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定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并不是完全相信的。
　　我研究的一个结论是，信访制度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一个手段。一个实权国家，一个非民主国家它控制地方的一个手段。你们反映问题，我中央可以批示，我批示后地方就必须解决。
　　那么到了六十年代，文革的时候信访实际上是派系斗争的一个方法，我们要谁下台，我们就派人去信访。
　　当时很多搞派系斗争的人也利用信访，我要你下台，就派一帮人去信访。
　　到了文革以后，信访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文革拨乱反正的时候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当时带来了信访高潮。
　　最近几年，从2003年开始，我们研究信访，发现信访发生了异状。2003年我们曾经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对信访村进行了大规模地调查，当时《南方周末》有一版报道，叫《九份信访报告和中央高度重视》，这个报告是我们写的。我们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信访带来了制度性的缺陷，要改革。
　　2004年12月的时候，信访改革发生了争论。一派说要加强信访，加强权力。而我们反对，我们认为信访制度本身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拥有的制度，应该打开司法的大门。
　　实际上这个问题我最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信访带来了不利。今天赵亮兄的片子可能展现了上访人的一面，实际上信访包括了上访的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三方的博弈。
　　中央它会说你们地方要解决问题，它树立一个亲民的形象，那么地方政府怎么办？就像刚才和赵亮兄讲的，不完全是这个问题，中国的很多问题实际上要回到最原始的问题上说，你假如是个县区，面对中央这个政策你怎么办？一方面中央说你们只要有人到北京来上访，要搞一票否决。另外一方面宪法里又规定民众可以信访，这是老百姓的权利。这就带来了一个博弈。
　　这个博弈是什么呢？你不是怕我上访吗？我要到北京去上访，可能他的确有冤屈，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需要利益。
　　那么地方政府怎么办呢？就是你们看到片子里的那样，要截访、拦截、抓人、劳教、搞连坐、送进精神病医院，这些斗争都是在博弈中进行的。
　　所以我要讲，中央越强调信访，这个问题越麻烦。而且这个问题，我刚才跟赵亮兄说了，是个死结。
　　你们可能看到我写了很多批评信访制度的文章，我就提到很多想法，根本性问题是司法的问题，通过司法来解决民众的问题。假如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最后的司法底线，这个问题可能就很难解决。实际上信访的争论，包括一些教授的讲话，都与这个争论有关。
　　去年的12月27号，在中央党校和国家信访局激起过一次很大的争论。当时也放了很多他们怎么行贿，怎么抓人到精神病医院，怎么让人家劳教，怎么搞连坐，你们可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当时国家信访局的领导也为这些争执了。
　　所以，赵亮兄今天给你们看到的，的确是中国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在目前看来必须改革，这个问题不改革，民众的苦难可能永远只能是我们看到的赵亮兄片子里的那样。实际上，只要到了上访村，你会知道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我的看法是，这个制度本身带来的问题可能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国家的体制有关。这个国家有两个体制，第一，中央权力对地方的控制，国家的政权基层干部不愿意对民众负责任。第二，司法不独立，司法没权威，信访问题永远没办法解决。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看法。（观众鼓掌）
　　
　　朱：开幕式放映的时候遇到崔卫平老师，当时我也邀请她参与到今天的讨论会里来，希望能听到她的精彩发言。崔老师来了吗？（观众鼓掌）
　　
　　崔：开幕式那天两个小时的版本我看过了，非常非常地震撼。
　　我觉得这是自由影像以来，中国影像最具冲击力或者说最具政治性的一部影片。今天看这五个小时的版本，仍然是非常非常地震撼。
　　我有个小的建议，不知道《上访》这个片名在放映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为了避免问题，可以给它换一个片名，我提议可以叫《西西弗斯的儿女们》（观众鼓掌）。
　　一个古老的神话，用这么一个典故。他们明明知道这条路是没有希望的，但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往上走，然后又不断地回到起点，再上去。
　　我觉得这里面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上访者因为这样的生活，使他们的精神不得不往有所偏执的方向走，那么，到底是问题产生了偏执还是偏执制造了问题。
　　我觉得赵亮导演的拍摄过程，也像一个西西弗斯的儿女之一。因为他每次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中间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而且有时可能会无功而返。而十多年来他就坚持一直去，然后带来了这样的素材，所以我要向赵亮表示感谢。（观众鼓掌）
　　
　　朱：从纪录片的创作方面，崔老师有什么问题需要问赵亮的吗？
　　
　　崔：坐在这，我就一次一次想到语言没有力量，在这些面前，语言显得多么，多么地苍白，多么，多么地单薄。我真的不想说什么，非常谢谢赵亮！（观众鼓掌）
　　
　　朱：郝建老师也是研究电影的，您说两句。
　　
　　郝：我很奇怪，赵亮怎么靠墙站在那儿？（笑）
　　我也是一个上访者（笑），那回为了汤唯的事，我签名写了一个特快专递寄到国务院信访办。就是那次才从网上知道了国务院信访办在南边的某某某地，邮编是多少。
　　寄的结果当然是没有任何的回答，可能我没像电影里的人那样写“亲收某某某”。（笑）我是按照规定写的国务院信访办。
　　我的问题还是关心赵亮这部纪录片，想向赵亮提一些问题。
　　不过首先有一个问题是问于建嵘老师的，我不同意于建嵘老师刚才的看法，说信访问题是当前中国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顶多是（最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在我眼里，信访问题是中国最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而且比较起来也是小小的问题。
　　今天我的关注点在纪录片，有一个小问题和大问题。小问题是我注意到你的景深都比较大，这是不是有意的想让环境在片子中作为相当重要的部分给观众看？
　　
　　赵：景深是DV的特性，很难把那个景深弄得很浅。这是DV的特性。
　　
　　郝：第二个问题是，我看到片子里，你的在场很多时候影响了他们的行为。很多时候让人感觉由于你的在场他们的行动会更有意义，更加主动一些。对于这一点，你是不是有所控制或者有过难办的时候？
　　
　　赵：我知道任何一个摄影师或者一个拍摄者在现场都会有影响，尤其是上访这个特殊敏感的群体。他们是尽量想把自己的东西告诉别人，如果你去那儿，他们在某些时候会很主动地告诉你。
　　当你深入了解他们了，他们知道你是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拒绝你，对你失去兴趣。
　　对我来说，几乎没有考虑到影响这样的成分，在你关注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我的影响，但在我看来，这对他们的方式没有任何改变。大部分的时间，比如说他们去哪，他们都在做他们的事情。
　　
　　郝：最后一个问题，方便告诉我们哪些场景是用了隐蔽摄影的方法？
　　
　　赵：主要是在信访口和天安门。
　　
　　朱：刚才郝建老师有一个问题是问于建嵘老师的。
　　
　　于：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我不知道中国除了人身的、对公民人权的侵犯外还有什么更大的问题。
　　因为在我心目中间，永远把人的基本权利看作是最大的问题。信访制度我为什么这么多年花精力去研究。因为我们认为它最完全地反映了中国控制社会的一种手段。所以我认为这是它最大的问题。它不但涉及到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你受到了危害，你怎么去寻找途径？假如没有这一点，你永远是这个社会的奴隶。（鼓掌）
　　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心血去研究信访，而不去研究GDP，就是这个道理。
　　
　　观众：我觉得，信访是一种封建社会的残留，在今天还居然有人相信，说明我们的社会文明程度还差得很远。
　　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欧洲放映这部片子有什么反应？还有一个是，这个片子里所反映的下一代的情况，有好几个。比如：那个大妈的儿子、小娟，他们普遍地选择了淡忘，上一代的精神在下一代身上缺失了，得不到延续，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赵：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听清。
　　
　　观众：第一个问题是欧洲媒体对这个片子的读解。
　　
　　赵：我想，欧洲的媒体如果知道真正的生命和真实存在在那儿，如果人有感情，我想他是会有一些正确评价的，当然，这个话题可能是他不感兴趣的，那他也不会继续关注。
　　当然，在西方放和在中国放，给国人看这部片子，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不同是我心里会特别的高兴。在西方，是一个客人的角度他们来关注，来审视。对于我更重要的意义还是尽量让国人看到这部片子，它才能产生意义。
　　第二个问题，下一代的缺失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光存在于上访人，也包括很多当代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者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也在淡忘很多事情，我们甚至会觉得生活确实很美好，或者说我们主动回避。我觉得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吧。（鼓掌）
　　崔：我看这部片子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儿，还能谈论这部片子，那是因为我们生活中隐忍了，隐忍了很多东西。我们把很多应该坚持的东西，那个起点，那个方向，我们把它忘掉了，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去了。我们生活包含了很多谎言，包含了很多问题，因此我们才能看上去如此地没有问题。（鼓掌）
　　
　　观众：刚才那位朋友说是下一代淡忘的问题，因为我也是曾经一个上访者，是一个上访者的家属。我觉得我们不是淡忘，我们是忍辱负重，我们在等待另外一个机会。从个人的感情来讲，我拒绝这种说法。就像小娟，她要活下去。（鼓掌）
　　
　　崔：介绍一下，这位女士是胡佳的妻子。（鼓掌）
　　
　　观众：导演您好，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您这部片子为什么选择戚华英女士作为您片子里最重要的人物？谢谢。
　　
　　赵：这可能是缘分，我第一天去上访村的时候，我要选择人物，我看到她们，她女儿很小，很可爱，和一个母亲一起上访，这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故事。在将来女儿长大了，可能会比拍一个老头故事性可能更多一些。
　　事实上，我一直有点怀疑我选的主人公是不是好，因为她的母亲和我有很大的距离感，是在我拍摄中最难的一个，我认为是最难的一个人物，很难接触。不管怎么样，小娟能接受我，这也就是我一直能拍到她们的原因。
　　
　　观众：我想说一个关键的问题。《上访》这个纪录片我也看了，也听了大家的发言，但是我想大家有一个忽视的地方，就是网络的存在。
　　
　　朱：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麻烦快一点好吗？
　　
　　观众：我不是问题，是表达我的观点。我想大家要注意一下，最近有一个重要的划时代的事件。就是邓玉娇，湖北巴东洗脚女邓玉娇刺死官吏的案件。
　　这个案件到现在已经演化了两个礼拜。那么当地的政府要用故意杀人罪来起诉这个服务员。但是两亿多网民通过不断地批判，给政府施加很大的压力，使政府现在改为在家监视居住。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中国民主进程！不是说是官方来推动的，而是需要广大人民的觉醒。这种觉醒通过网络正在蔓延，正在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鼓掌）
　　
　　观众：我想问崔老师，是关于纪录片力量的问题。崔老师您是研究影像的专家，您觉得纪录片的力量到底何在？只限于这样小众的交流吗？会不会有一些更实质性的？
　　第二个问题是，您提到农民维权组织，我想问您一下，农民维权精英就是转变为一种
　　合作社，进行一些乡村文化建设，把维权问题解决的。这个我是想问一下于老师和崔老师的。
　　
　　崔：影像的冲击性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肯定不是仅仅在这儿。今天只是一个开头，而且我想说的是这部纪录片它非常非常地特殊，它肯定不仅仅是在热爱纪录片或者其他一些拍纪录片的人之间流传。它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受众群，有更多的人需要这部片子。
　　
　　观众：就是说有一些市民阶层，他们可能不是网民，他们缺乏渠道。
　　
　　崔：这个我知道。我待会儿会跟赵亮讨论这个问题，如何使它更加广泛地传播。
　　
　　朱：抱歉，我们不需要把这个讨论会弄得特别杂乱，我不是不尊重每个观众，如果有非常具体的问题，我建议可以私下讨论。我希望在崔老师和于老师发表完看法后，根据时间情况再展开其他的讨论。
　　
　　于：这个同学讲的，实际上是在批评我们，说我们只在小众放映。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这么多年我写过很多公开发表的文章，包括在《南方周末》、《南风窗》都发表了很多问题。
　　不过你要想到一个问题，你刚才讲的我完全同意，我可以这么讲，他这个纪录片不可能到中央电视台去放映。不是我们不想去放映，人家不让你放映。
　　所以我认为它只能在我们这里传播，还有就是给喜欢纪录片的人传播。为什么？这就是中国。
　　赵亮当时到我那里去的时候，我也讲了，我也要拍一个。拍一个很简单的，15分钟的给全国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看，看完他们也流眼泪，流完了后，又不知那里去了。
　　你一定要想到一个问题，在目前的中国，这样的苦难在官员中间不算什么。他们从来不把个人的生命个人的苦难当作一个制度性的苦难。这才是我们的悲哀。（鼓掌）
　　
　　观众：为什么不让我说？我需要说话！
　　
　　朱：那你说吧。
　　
　　观众：赵亮，我看了你这片子，我哭了，真的，非常难过。我感觉我们逃避了很重要的现实。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改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很可耻，感到非常悲哀。中国的所谓五千年的文化在哪儿？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有优秀的文化需要继承，这个优秀的文化是什么？是道家还是儒家？道家这种对立统一阴阳。
　　
　　朱：我需要打断你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观众：作为电影作为纪录片更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朱：请提出问题。
　　
　　观众：就是说现在的国家政体，它只有阳没有阴。它没有反对，它不需要任何反对的力量来制衡，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有非常好的传统文化。
　　
　　赵：回头我们探讨这个问题！
　　
　　朱：你们可以私下再讨论。
　　
　　观众：首先想跟赵导演说一下，我是从2006年清明，一直拍摄关于南站的纪录片，一直拍摄到今年春节。里面的很多人物我都接触过，所有的地方我几乎都跑过，我也到那些人的家乡去过。但是我一直没有剪辑出来，因为我的精神、能力也有限，不太能承受。
　　我先回答一下刚才那位先生的问题，我的拍摄对象他是一个哑巴，也是一个瘸子。他是识字的，他让我教他上网。他让我告诉他凤凰网和北大网站的地址，将他的上访材料上传到网上。我的确教他打字，带他到了网吧。可是在网络上根本就没有用，没有一点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那个母女的问题，我也接触到了这样的上下两代，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刚才崔老师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究竟是偏执造成了问题还是问题造成了偏执？
　　虽然很多东西我都接触到了，但看电影还是很震撼。因为我自己没有剪辑出来一直很焦虑，总觉得对不起一些事情。
　　因为我必须要考学校，做很多事情，没有时间剪辑出来，看到这片子，还是比较满足的。
　　
　　赵：她说的话我很能理解。其实上访这个题材难度非常大，不光是要技术，还要有很大的耐力，很多的热情，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其实我很长时间才能去一次，我去一次还要化妆，要打扮一下。拍截访的我要穿得像截访，拍上访的我要穿得像上访。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我觉得日后可以慢慢探讨这个问题。谢谢你！（鼓掌）
　　
　　观众：刚才于建嵘老师说到这是制度的悲哀，怎么解决这种制度的悲哀？
　　我跟赵亮私下也聊到，上访人他们都比较对毛泽东有好感。我个人有个想法，是不是回过头来，从毛泽东那个时代找到解决这个制度的悲哀？比如能够控制的文革。我问的是于建嵘老师，怎么解决制度的悲哀？
　　
　　于：可能我们更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时代真的就是我们理想的时代吗？我们经历过的人可能会感到更加地恐惧。
　　
　　栗：我觉得艺术不能解决问题，它是在关心人。
　　
　　于：栗老师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艺术家通过他的工作诉诸我们感情，我们今天可能为它流泪，我认为赵亮就已经成功了。至于怎么去思考，可能是另外我们学术探讨的问题。
　　但是我有一个观点，我们不要迷信毛泽东的时代，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会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们能在这里讲话吗？那就不是信访的问题，那是杀头的问题。如果连这点都不能完全认识的话……所以我们请栗老师发表意见。
　　
　　栗：赵亮拍出了人的感觉。我觉得艺术是在关心人生存的状态、人的命运、人的感觉。我同意崔先生的看法，上访的那些人不停地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我想补充的是，这里面恰恰有一种，他不停地上访，他想什么呢？他想伸冤。
　　上访和伸冤之间是有一个制度上的联系，他希望清官。一方面中国人的生存，我们又可怜，但是又觉得有这个问题。上访人本身也有问题，我们的社会上访成为一种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官本位文化的延续。我震撼的是，他把人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的复杂性拍出来了。（鼓掌）
　　
　　观众：我有一个问题是问导演的，刚才有一位女士说她也拍过，但是她没有承受能力，
　　没能剪出来。我非常想知道，作为导演您十多年拍摄这部片子，沉浸在其中，你觉得最受煎熬的时候是哪个阶段？是你拍摄过程还是剪辑过程还是现在？我想问你内心能平静吗？或者说你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种宁静？你能出得来吗？
　　
　　赵：我的年龄其实已经挺平静的，但是在某些事情上，我可以更冷静地思考问题。平静对我来说，早就平静了。拍摄的时候或者是剪辑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煎熬，确实非常地煎熬。
　　我其实很两面性，当我拍这个的时候我可以去一个party玩，并不是每天都吃住在一起。
　　可能没有于先生这么牛，他甚至可以住在他们的窝棚里，他甚至可以和他们一起吃饭。对我来说，我做不到。因为他们吃的东西我坚决无法容忍，因为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东西，他们劝我吃，我是坚决不能吃，这是没办法的。
　　当然拍摄的过程，有的时候有点小孩脾气。可能觉得我是在拍你，我们是一个战壕的，可能他们会不理解我，会拒绝我，会和我冲突。这种状况当然只是极少数，也是比较矛盾的时候。（鼓掌）
　　
　　观众：我说一句可以吗？
　　
　　朱：我建议大家问题简单一点。
　　
　　观众：赵导演，我曾经也拍过上访的，但是我经常被公安局的围追堵截，来到我家里面使我老婆伤痛欲绝。让我交带子，就抹掉了。我很佩服你。你遇到过这些围追堵截报复你的人过吗？你怎么处理的？
　　
　　赵：首先我很幸运，当然有的时候不太注意的时候或者大意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会有的。但是我是尽量地小心，尽量地处理掉。
　　
　　朱：最后两个问题好吗？
　　
　　观众：我说几句啊。看了这部片子我是挺震撼的。我有亲身的体会，我亲自帮过一个上访了一年半的妇女。她丈夫死了，最后也是通过一些媒体的曝光，勉勉强强地给她解决了。
　　我现在想说点实际的，眼前的。就是人的生存权，我无意去冒犯您还有那位女士，就是您刚才一直在打断每一个发言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民主的表现。虽然时间有限，但我觉得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你肚子饿了你可以上去吃。愿意熬的就熬着讨论。
　　
　　朱：不好意思，我还是要打断你。因为我是主持人。
　　
　　观众：你如果饿了你可以去吃东西，大家都还挺愿意去交流。我说完好吗？谢谢！
　　
　　于：（笑）你得征得主持人的同意……
　　
　　观众：我觉得麦子也好，各位先生都很有思想。
　　
　　于：不不不，你还得征得他的同意！
　　
　　观众：我刚才问过他，他允许我发言了啊！
　　
　　朱：我只是建议你提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
　　
　　观众：OK！那我再说一句。我们就为中国有良心的人鼓掌，好不好？好，谢谢！为有良心的人鼓掌！
　　
　　朱：麻烦安静一下！
　　
　　观众：我看完这部片子，我也感觉非常地震撼。导演花十多年拍这么一部片子，我感觉已经不是一个艺术作品，已经超越了艺术作品的意义。我认为它已经是一个人格的东西。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我特别地敬佩赵亮导演。
　　然后刚才说到进一步的宣传、发行，这个没必要太多地关注，因为这是水到渠成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去做这个事的时候，他肯定有他的渠道，到时候有他的状况或者局面。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刚才电影学院的老师讲的关于技术方面的东西，我听了就不太舒服。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表达什么东西，怎么去表达，这才是最重要的。
　　同样一个语言的东西我认为现在已经太陈腐太腐朽了。一说到关于色彩、笔触、空间啊、造型啊，电影的景深啊，音乐啊，我感觉这个太不重要了！这些问题难吗？我认为不难！（鼓掌）
　　
　　观众：我对赵亮导演要说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帮助支持赵亮导演，让他能够一直平稳地做下去。（鼓掌）
　　
　　赵：谢谢！
　　
　　朱：时间到了，讨论会就到这了。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交流会，放映了非常长的时间，已没有办法把时间再往后挪。
　　在这里，我首先感谢赵亮导演来参加这次讨论，还有于建嵘老师，为这次讨论提供了很多帮助。
　　我顺便回答一下刚才那位先生对我的批评，打断您的谈话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只是一个以嘉宾为主小小的讨论会，不是谁都来参与的大研讨会。不管是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或者从上访本身这个问题来讨论，都是可以的。今天有点遗憾，讨论的东西还是有点大有点泛了。
　　第二，我们当然是希望观众来参与的，也愿意听到你们的意见。确实每个人都有表达自由，但是得看场合。如果我有失礼的地方，抱歉，请原谅，谢谢大家！
　　
　　整理：汪玲 史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