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酷儿影展：用影像作为行动，改造世界

　　转自《电影札记》　崔子恩访谈
　　
　　酷儿影展是对以前同性恋影展的一个延续，同时也是个小小的修正。
　　
　　酷儿影展想通过影展从内部把同志的生活向广大的公众进行传播。
　　
　　我们不认为那些所谓标准的、艺术精良的、优质电影那样的概念是值得推崇和提倡的。我们提倡的是用影像作为行动，来改造世界。
　　
　　用电影的这种方式跟硬性的时代接壤或者接轨，或者改造这个时代，是比较便利的，也是十分直接的。
　　
　　你发出声音就会有回响。可能对待不同的墙壁，中国墙壁的吸音效果特好，大部分声音被吸走了。但实际上它还是有回响的，还是有人听到，它像火种一样，慢慢地慢慢地它会燃烧起来。不是说这种声音发出去，面对真空它就死掉了。
　　
　　记者：崔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和一个来看电影的观众聊天，他说他很多圈内朋友不知道什么叫酷儿影展，酷儿是什么意思，还抱怨宣传的声音太小了？
　　
　　崔：酷儿是QUEER,是类似于同性恋这样一个大的范畴。以前我们用“同性恋”这个词来概括所有的性少数。就是说男性女性之外，男人喜欢男人、女人喜欢女人、既喜欢男人又喜欢女人、喜欢变装、喜欢把自己的身体改造成自己天生不是的那种性别、变性等各种各样的性少数，我们用“同性恋”这个词比较多，后来用“同志”这个词。
　　
　　现在呢，在这个之外我们用“酷儿”这个词，更具有包容性的一个词。同时也是对同性恋这个词也有一定的修正，同性恋这个词的使用跟同性恋平权运动有关，我们讲LGBTQ（LESBIAN、GAY、BISEXUAL、TRANSSEXUAL、QUEER）这五个词所代表的内容都是以争取权利为主宰的文化。
　　
　　酷儿跟这种文化是一体同胎的，但是它是另外一种生命状态。它不是完全以平权作为它的宗旨的。它可能认为社会解放、同性恋平权也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同性恋平权以后人类是一个什么状态？它是怀疑的，起码是从现在开始思考的一个状态。
　　
　　QUEER这个词在西方本来是骂那些搞怪搞糟，骂那些人你是怪胎啊，后来大家把这个负面的词正用，我们就是搞怪搞糟，因为我们搞怪搞糟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好更充满活力了。（它）是这样一个意义。
　　
　　我们酷儿影展是对以前同性恋影展的一个延续，同时也是个小小的修正。它跟酷儿理论的衔接就很显然了，酷儿理论拥有的一切思想武器立场我们的影展都有。我们影展有跨性别的影片，有超性别的人来出席，有双性恋的人，有LESBIAN、GAYS，也有直同志，是十分地广泛和丰富的，从影片到观众都是这样。
　　
　　从新闻发布来说，因为我们的影展还是比较敏感的影展，所以我们没有做宣传推广的工作，没有在网易、新浪等地方发布消息，这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做，而是因为时局所限。
　　
　　记者：酷儿影展每一届是不定期的吗？
　　
　　崔：最开始我们准备四年一届，跟奥运会那样。后来感觉四年一届太长了，就决定2年一届，今年正式确定下来了，改成双年展，双年中间那一年做成文化节。
　　
　　记者：与其他普通电影节比，酷儿影展如何选片呢？
　　
　　崔：方式其实是一样的，以前主要是由我来选片，今年是大家共同来参加选片，由我主要负责。片子怎么定、单元怎么分布、用多长时间来做这个影展,这些都是我来定的。国际部分杨洋、朱日坤负责多一点，国内的主要是我和范坡坡负责多一些。石头是后来加入的。主要有两种方式选片，一种是我们在影展上看片，通过圈内的导演自己来送片子。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网上发布征集启示来征集影片，有合适的影片他们自己给我们。
　　
　　记者：最初举办酷儿影展是出于什么考虑？
　　
　　崔：在中国，关于同志的信息主要是通过媒体来传播，媒体想怎么样传导关于同性恋的生活和同志的形象，它具有一种主导性。我们自己同志社区内部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公众了解比较少。我们酷儿影展想通过影展从内部把同志的生活向广大的公众进行传播。
　　
　　我们最开始是想通过电影的方式来和社会进行交流。电影的话，它有大众性，小众性，同时也有精英性，我们最初的成员有两个，是学生影协的负责人，他们热爱电影，而我又是做电影专业的。这方面我们最熟练。
　　
　　记者：选择在宋庄举办是出于什么考虑？
　　
　　崔：一个是，本身这里独立电影在这里很兴旺，很发展。独立电影一个最重要的基地在这里，我们酷儿电影也都是独立电影，那理所当然在这里，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基地来展现，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有一种内在联系。
　　
　　再一个，我们上一届也是在这里举办，有种感觉是我们落后宋庄了，现在也不是说我们选择宋庄，而是我们落后宋庄了。
　　
　　这边我们有比较多的资源，可以顺利地开展。对于同志社区它有不利的地方，同志社区的活动比较难得跑到乡村去，从全世界来说，同志都是往城市的中心去，我们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是往乡村走。这样一个情况，从观影上说，对观众是一个考验。
　　
　　记者：这次的酷儿影展顺利闭幕，听到有人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崔：（笑）应该有，因为我们第三届也是在宋庄做，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放在独立影展里面，作为影像，像是一个单元一样，我们夹在里面尝试一下，让它作为一个铺垫，那么现在已经独立大规模的做出来了，而是五十多部影片，历时五天，两个场地放映。
　　
　　记者：酷儿影展的成立跟中国的同志运动有什么关系吗？
　　
　　崔：首先有的人认为我们中国没有同志运动，尤其从西方的意义上说，认为我们没有运动，我们没有抗议，游行，没有向政府申诉，直接争取权力。他们认为中国只有同志的活动，没有同志运动。
　　
　　在这个前提上说，我们同志影展跟同志活动有一点接近的地方。但是我们又不太一样的是那些同志活动差不多都有一个NGO组织，或者说他们有相对固定的一个人群，比如他们做一场演出，它的目标人群是什么样的，做一个艾滋病的防疫的活动，目标人群是什么。而我们没有确定的目标人群。
　　
　　另外一个我们整个组委会的构成是以直同志为主体的，大部分人是非同志。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组委会的构成更加地多元，它不太是同志内部的，不是圈子里的那种感觉。非圈子化也是我们这个影展跟其他的同志文化活动不太一样的地方。
　　
　　在影片选择、放映规模和其他各方面，我们也有比较独立的思考，可能会有点超前，从第一届到现在我们都有点超前，对当代中国的同志活动保持了一点超前姿态，GG来我们影展做开幕致辞的时候也说，其他的活动都一直在以我们酷儿影展作为一个前提。我们一直有一种超前的姿态，有一定的影响。
　　
　　记者：具体来说，超前的姿态体现在哪些方面？
　　
　　崔：主要体现在，比如我们影展组委会的构成方式，有比较超前的意识，我们有直同志、有GAYS，有LESBIAN。还有我们的主席是轮值主席制度，每个人都去做一届主席。我们不设定一个权威性的领导。
　　
　　我们选片也是多元选片，虽然我主要负责选片，但并不是我认为哪片子可以上就上，可以下就下。遇到争议的时候我们大家是投票表决的。当存在争议的时候就会由组委会投票决定影片是放还是不放。这个超越了一般的同志组织的NGO一个人主持、一个人负责、一个人过于专权的组织构架。
　　
　　在选片内容上我们有很强的包容性。包括艺术技术上的包容性。我们不去计较一部影片它是否已经成功，它的技术是否已经完善，它是否有广泛的商业前景.也不去计较它的片长啊、它的制式啊、它完成的影像的质量啊。
　　
　　我们认为行动在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我们支持一切影像的行动。目前来说，国内的影片，只要成型，能赶上我们影展的最后报名期限，我们基本上是不加选择的。都可以在我们影展上放映。
　　
　　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反歧视的一部分。刚才key仔说的，他的影片被香港影展拒绝，而在我们的影展放映，对他敞开怀抱，那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姿态。欢迎很多种类型的作品，我们不认为那些所谓标准的、艺术精良的、优质电影那样的概念是值得推崇和提倡的。我们提倡的是用影像作为行动，来改造世界。
　　
　　记者：影像作为行动，来改造世界，可以深入谈谈吗？
　　
　　崔：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信息。很多人的思想不像以前那样，通过文字媒介来了解和传播，现在大部分思想是通过行动，通过影像的行动。大家看电视，看网络，看电影和世界沟通，包括网络聊天啊、视频啊，都越来越视像化，影响视像化时代的就是视像。没有视像的参与是没有办法直接参与影响的，在视像领域里面，大家又认为电影是最具传统性，最具有基础性的，同时它又有艺术性，也有它比较成型的推广的经验。
　　
　　所以，用电影的这种方式跟硬性的时代接壤或者接轨，或者改造这个时代，是比较便利的，也是十分直接的。在视像时代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影展已经创立了，一直跟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走在一起的，参与到里面。事实上，这些年中国关于同性恋，双性恋，关于跨性别，关于这些信息的传播跟影像和网络有直接的关系，跟我们的影展也有关系。事实上，我们的影展已经改造了时代，已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记者：向大众“推广”同志或者是同志电影，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
　　
　　崔：首先是政府是不同意的，这方面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政府。其次是因为政府的限制，中国的广大观众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跟酷儿电影有关的观赏经验，这种经验的建立不够。他们看到的跟酷儿有关的电影，差不多都是商业性的影片，一男一女或者是两男两女，什么的故事都可以，或者说换一个性别演也可以，他们差不多可以接受的是这样的一些故事，但是我们酷儿影展的影片是更加丰富的。在这样一个观影经验下困难是无法想象的。
　　
　　记者：具体来说？
　　
　　崔：困难和压力来自于政府的不准许以及经费上的拮据，我们用特别少的钱做很多的事，包括在人工方面，全部都依赖于志愿者，这次其实可以有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我们的团队，但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太多的钱给志愿者提供住宿，这个地方很远，其实就那么简单的原因我们就没招那么多的志愿者。
　　
　　其实报名的志愿者很多，但是真正成为影展志愿者的很少，也是经费的局限，这方面的困难希望下一届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克服这些困难。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影展不可能对媒体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我们的影展不容易受到大规模的关注，一旦受到了大规模的关注就容易受到政治上的限制。
　　
　　我们从01年开始做第一届，今年是第四届，仍是很艰难的。今年是最顺利的，也是因为我们在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在类似于一个乡村的地方来进行（影展 ）。（相较以前）空间、时间、历史都会有一些进步，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以往在城市中心地段或者大学里来举办活动，遇到的困难会特别的多。做影展的挑战大，拍片子挑战也很大，但我们影展的宗旨一直没有改变，以展示国内独立的酷儿影像为主题。
　　
　　记者：您个人觉得在中国存在同志运动吗？
　　
　　崔：我认为存在一种亚同志运动。亚同志运动就是说，用一种看上去不是同志运动的形式来做运动，这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运动它是有一些符码，在西方有一些符码，那个集会啊，各种各样的庆典活动啊，抗议啊，对舆论媒体的监督啊，投诉啊，法律的议案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因素在里面
　　
　　在美国，我去旧金山的时候他们就带我去几十家同志组织，这些组织大部分是跟权力争取有关的。在国内，这样的组织是一个都没有的。不管是注册不注册的组织，大部分都是跟生活有关，相对温和，非政治化，更多的男同志组织跟艾滋病有关的，跟疾病控制有关。跟西方的运动不太一样，跟中国人说的运动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无产阶级大革命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各种各样的运动，在中国同志运动没有口号的，打出一个口号都会遇到比较大危险。比如2005年我们文化节，打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因为有没有口号，跟运动还是亚运动这个概念有关联。所以真正的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是很困难的，迫使中国的同志活动是一个亚运动的状态。
　　
　　当然也不完全是活动化的，其实有活动也是叫有策略，因为有策略所以它的强烈色彩打了折扣。所以是亚运动。
　　
　　记者：从个人来讲，作为一个同志圈内人，这些年您感受到的困难是？
　　
　　崔：其实是这样，我自己并不生活在一个圈子里面，我会有好几个生活辐射的圈子或者范围。我一直写小说，有个文学辐射的圈。作为电影的有电影的辐射圈，它不一定是独立电影的，也不一定是商业电影的或者酷儿电影的，同时我也做了很多年的理论，也很早就做那种专栏主持和撰稿人，有那样的辐射圈。
　　
　　圈子很多，你感觉不到在哪个圈子特别地困难，原因是我的辐射圈比较多。也可以说是我有一种文化的资本，比较多元的文化资源，支撑我的力量比较多。我是所谓的文化构成比较多层面的那种人。我们的家是天主教家庭背景，我父亲是西医，我的家庭比较西化。我自己学的学位是中国古典文学，外语是日语，中西方交融比较多。当有人说我崇尚西方，我会说是西方崇尚东方，我说耶稣是一个东方人好不好？我会有很多的文化层面帮助自己去获得精神的自由。
　　
　　像我昨天看到《上海上海，蓝》，我感受特别深，有一些人不像我这样有这么多样的丰富的文化资源，真正有困境不好走出困境的人，其实他是缺乏一些文化资源。
　　
　　记者：怎么样才能积累到文化资源？
　　
　　崔：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要破除任何框框，任何框架，任何一种别人给与你的局限性。
　　
　　比如在我的信仰里面，天主教很容易给人解放也很容易给人带来困扰，或者叫做教条。那为什么有的人被教条化了，我没有被教条化。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起作用的是个人的思考、个人的思想、个人对待周围自己的文化形态。这样的姿态非常重要。
　　
　　在学校、在家庭、在教会我一直有一个自己的姿态。有的人说你是基督徒，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基督教的新教可以删减掉天主教的九章圣经，我自己做了新的删减，我认为的经文只有福音书，比如画十字是三位一体的，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的解释是因子及子及圣子之名。对任何事物，我自己全部有自己的领会和理解。没有自己的部分，是无法面对的，无法真正地真诚地面对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生活。
　　
　　我没有一个针对大众的东西，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大众的概念，只有个人，没有一个普世的方法。以前我也提出过一些口号，比如：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最近我提出来只有后现代才能救中国，基督就是一个后现代的先驱，这些口号提出来也没有用。有的人也不了解基督教也不了解后现代，后现代是什么狗屁东西，基督教是什么狗屁东西，他就退缩了，就算我找到了救世良方，我也觉得无法救世。
　　
　　记者：从基督教可以救中国到后现代可以救中国，到现在的影像行动，您是怎么蜕变的？
　　
　　崔：影像行动我觉得相对具体一点。大家有的人觉得电影是很色情的，有的人觉得电影是很狂欢的，有的人觉得电影是很梦想的，反正大家对电影有一种神话化倾向。大家都觉得电影跟自己有关，电影还跟金钱有关，有很多明星啊，很多人通过电影成功啊。总之，电影跟世俗更容易接壤。
　　
　　电影里面其实用很多基督教的思想后现代的思想，大家通过电影进入这些会容易一些。或者说在电影里面大家可以很混合，很多人他不清楚哪个是哪个，思想性的东西哪个是哪个他也不分，看着很有趣他就看了，慢慢地也就……比如：哦，《断臂山》是什么，你看，在美国《断臂山》可以得奥斯卡，中国太落后了。他们用这个就可以批判中国，有的人会从这个类似于电影消息不是电影的内容来对社会进行思考，或者简单地进行思考，通过这些消息来解放自己，影像行动包含了很多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做酷儿影展，人家会说人家酷儿影展都成功举行了，那你还歧视同性恋干嘛。（笑）
　　
　　记者：可以说，是想通过影像去承载你之前的那些思想？
　　
　　崔：那倒不是让影像去承载，从后现代和基督教的意义上来讲，影像只是一个策略，影像还不是东西本身，它是那种东西的部分，不是载体。
　　
　　记者：没有承载的话，怎么改造社会？
　　
　　崔：这就叫发声，你发出声音就会有回响。可能对待不同的墙壁，中国墙壁的吸音效果特好，大部分声音被吸走了，但实际上它还是有回响的，还是有人听到，它像火种一样，慢慢地慢慢地它会燃烧起来，不是说这种声音发出去，面对真空它就死掉了。
　　
　　在一个社会状态下，声音一定会有效果，影像影展都是声音的一个传播渠道，声音的传播会给社会带来回声，回声暂时可能听不到，它可能很遥远。但是事实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回声，从第一届到现在，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回声，而且这个回声并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