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影像，影响中国 + 北京同志影展史话

　　酷儿影像，影响中国
　　
　　文 / 崔子恩
　　
　　中国电影，已历百年。百年间，虽然不无暧昧的同性爱欲镜头闪过，但探触同性恋主题，还是从1995年地下电影《东宫西宫》开始，之后有了《男男女女》《今年夏天》。有了独立电影，才有同性恋主题电影。好在媒介改变世界，数码影像产品把电影的体制彻底改写：它不是体制内，也不是体制外。自成一体使《旧约》《我们害怕》《人面桃花》《美美》《唐唐》频繁亮相国际影展。它们的影响力，已经不仅于中国。
　　
　　于同性恋电影制作者，电影应该没有政体，没有政权，没有首府，没有官僚也没有民众，他们和我们只有一些各负其责的合作者，在胶片上、DV卷带上、数码硬盘里书写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同性恋的现实与历史。
　　
　　有了作品，还要面临展示作品的困难。2001年，北京同性恋电影节组委会正式建立，12月，第一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在北京大学成功开幕，之后在政府部门的阻止下仓促闭幕。2005年，第二届电影节在北京大学开幕，很快被官方赶出校园，易地举行。2007年，第三届电影节，我们不得不以论坛形式在偏远郊县举行。
　　
　　在中国，拍摄同性恋电影是地下的，放映同性恋电影是地下的，举办同性恋影展是非法的、要被取缔的。但是，我们在政治封锁中，把影展坚持下来。摇摇晃晃中，影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等地的大学、同志NGO，在近3年中以不同形式与规模举行了酷儿电影的放映与讨论。
　　
　　
　　北京同志影展史话 History of Beijing Queer 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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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杨洋
　　
　　　第一届北京同志影展始创于2001年(当时名称为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同一年，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同性恋首次不再被划为心理异常的病态；同一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节目，这是中国电视媒体首次关注同性恋，崔子与石头成为中国大陆首批公开出柜的同志。而这一切，作为影展的直接组织者，我还并不知晓。
　　
　　当年，北京大学影视协会一群天真喜欢电影的孩子时常在校园里组织各种在那个时期还被称为是“地下电影”的放映活动。那年秋天开学初，影协筹划组织了“运动的视域”独立实验影像作品展映，我们第一次打电话给电影学院的崔子恩老师联系放映他的两部短片，在那次活动结束时候的招待酒会上，当时身为影协会长的张江南和作为宣传部长的我，同崔子第一次谈到了要筹办同志影展的计划。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找到那些影片和一个场地，告诉大家来看。没有想过审查，没有想过筹款，没有想过风险，只是单纯地要做一件我们认为有意义并且还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之后，具体工作开始展开：崔子负责片目，联系导演和嘉宾。影协负责场地，宣传，售票等组织工作。对校园内来说，这是影协举办的又一次主题放映活动；对于校园外，它的名字是“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既然是影协要在北大校园里举办的活动，按照规矩都要经过校团委的批准才可租借使用活动场地。因此，我们与团委的领导们玩了个文字游戏。2001年的中国大陆，同志一词尚未普及，尤其是正统行政机关里的人不会想到最普通的同志一词另有它意。因此，影协在报批时只说我们要举办一次“同志文化节”，并且轻易得到了批准。
　　
　　　2001年12月14日下午，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在北大图书馆南配殿拉开了帏幕。首场放映是蔡明亮的《河流》。开幕式预计在晚上举行，在那之前，影协的会长接到团委的电话，说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到了学校，可能会着便衣混在人群里监视影展的进行，那是一直处在兴奋状态的我们第一次感到紧张：他们要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开幕式顺利举行，开幕片为《东宫西宫》，中国大陆首部同志电影。导演张元来了和编剧王小波的妻子，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出席了开幕仪式并致辞。第二天，依旧平安无事，我们自己却开始越发地不安起来。第三天，5部国内作品的第一轮首映即将结束，而闭幕片将是当时刚刚在台湾金马影展上大出风头的《蓝宇》。《蓝宇》的国内首映吸引了大批媒体记者起来观映，300多个坐位的放映厅一时间挤得水泄不通。媒体的过渡关注也使得我们不得不当下决定对外宣布影展提前闭幕。
　　
　　周一，风暴终于来临。学校团委的人正式通知影协的负责人前去接受国家安全部门和中宣部来人的审问。事件最终是有惊无险，主要的原因是，虽然我们公开放映了的所谓的“禁片”，但是只限于录像带和碟片，属于非正式的放映；影展的内容主题并非非法，并且遵守程序报批团委审查并且通过。因此，影协的学生并未因此承担任何责任，当然，影展也不可能再继续下去。
　　
　　　中国大陆第一届同性恋电影节轰轰烈烈地结束了。此后3年内杳无消息，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参加过电影节组织的学生陆续离开影协，新一届的会员每逢去团委报批活动，去南配殿租借场地，总会遭遇百般刁难。而这样的平静一直持续到2004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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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杨洋
　　
　　　2004年底，第二届同志电影节开始筹备(并由“中国”更名为“北京”同志电影节)，并得到了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与现象工作室负责人朱日坤的合作支持。爱知行负责筹款，预算为30，000 人民币。片目方面，除了大陆自2001年以来的新作品，第一次增加了来自香港和台湾另外两个重要华语地区的影片（《蝴蝶》，《好郁》和《艳光四射歌舞团》）。为了告知公众这是4年前第一届电影节的延续，同时也因为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举办场地，我们选择了北京大学校内的百周年纪念讲堂多功能厅作为放映场地。于是，我们再次与北大影视协会合作，以举办社团活动的名义，申请时举办关于性健康和艾滋病预防的教育纪录片展映。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这次在宣传方面比4年前谨慎了许多，一直封锁消息直到开幕前3天，尤其是电影节的时间和地点，卖票也是通过EMAIL私下联系，媒体方面仅仅通知了外国媒体驻京的记者。
　　开幕当天是四月的一个周五的下午，像01年一样，先放映影片，晚上再举行开幕仪式。为了保险，不引起放映厅工作人员的注意，在第一场放映之前组委会没有讲话，没有摆放海报或者横幅，志愿者在放映厅门口、校园内以手绘的彩虹旗标志作为给观众的路标。然而在开幕式开始前10分钟，放映员发现了写着“第二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的海报，立即向他的领导汇报。经过许久交涉，讲堂最终以“他们只接受高雅、学术的演出”为由，把电影节赶出北大讲堂。在组委会与讲堂负责人争吵、交涉的时候，学校的保安把所有等待入场的观众拦在门外，很快北大的三角地附近聚集了几百人。当我们看到交涉的结果希望渺茫，便吩咐现场的志愿者抓紧时间记下了观众的电话号码，告知他们电影节组委会将另外通知放映地点或者安排退票。
　　
　　　那天晚上我和崔子还有朱日坤在现象工作室的办公室里呆到深夜，打电话尝试各种可能的解决方式。最终，纪录片导演韩涛（他的电影《宝宝》参加第二届电影节的放映）提出他在北京798艺术空间与高氏兄弟共同拥有一个场地空间，带有放映设备，可以免费提供给电影节使用。于是我们连夜通过手机短信通知了那些留下电话号码的观众，第二天早上用海报和宣传册把韩涛的平民影像空间布置成电影节的现场。大约有200多观众不辞辛苦地从北京城的西边赶到东边，绝大部分观众对我们临时改换场地等等突发事故没有任何怨言。电影节在1天半的放映之后结束，虽然场地条件有限，大部分观众只能站着或者坐在地上，但是现场交流的气氛很好。由于放映地点的改变没有发布任何公开消息，放映交流活动也因此没有受到干扰。
　　
　　　在那之后，组委会开始反思电影节的组织策略和将来的出路，宣传的立场和策略成了电影节最大的难题，甚至比资金的筹措还要困难。电影节的功能和意义何在？谁是我们的观众？口号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影片，看到并分享影片中那些人物的生活和情感。于是，电影节开始了走出北京的第一次尝试。2005年11月，我和崔子为巴西“MixBrasil-性的多样性”影像节策划组织了一次名为“World Mix, Queer China”的中国同志电影特别展映单元，总共9部影片，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巴西利亚三个城市巡回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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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范坡坡
　　
　　　电影节在几经周折之后又变了一个中文名，并且终于决定一直用下去：北京酷儿影展，英文名：Beijing queer film festival。
　　　第三届影展是我第一次加入影展工作，亲眼目睹了组委会经历的种种艰难：资金、场地、时间……我们的计划从2007年9月份一直推迟到12月份。
　　　当时，正遇上栗宪庭电影基金要举办第二届北京独立电影论坛，而他们的执行正好是我们酷儿影展组委会成员之一朱日坤。在朱日坤的邀请之下，我们决定将影展作为“北京独立电影论坛”下特设的“酷儿电影论坛”单元出现。对于宣传我们十分谨慎，只提前两天在一些同志邮件组中发布消息，或者以短信形式通知一些朋友，并且提醒大家不要公布到网上。
　　　几经周折，“酷儿电影论坛”终于在07年12月2日开幕，众多社会学家、同运人士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言。著名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致了开幕辞，闭幕式则由作家童戈发言。
　　　由于宣传上的问题，我们损失了很多同志观众，放映交流也因此变得比较特别。例如放映《征婚启事》之后，有观众问周耀武导演：“难道你觉得同性恋是正常的吗？”周导演很诚恳的跟她交流了自己的观点，虽然他本人不是同志，但是身边的同志朋友让他学会理解别人。观众中有的是电影制作者，有的是文艺青年，或者艺术家，这些人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但却不见得有关于性别平的知识，这样的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同志群体和非同志群体之间并非对立的双方，但是促进沟通不正是影展的宗旨之一么？我希望第四届影展，无论同异，都能在电影中找到自己的兴趣。
　　
　　转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