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記錄片究竟記錄了什麽

　　主持人：梁文道 嘉賓：艾曉明 林婉玉
　　
　　
　　硬文化談：
　　
　　有這樣一批人，他們沒有名氣，沒有資金，堅持用“小作坊”式的理念，以銳利的眼光透析社會的現實，以看似旁觀的筆觸揭露人性的善惡。
　　
　　“文革”中第一位打死的女教師，“SARS”期間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臺灣和平醫院，在維權之路上步履維艱的河北艾滋病患者……獨立紀錄片，究竟要為觀衆揭露怎樣的真相？紀錄片導演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如何的步履維艱？
　　
　　《文道非常道》1月31日周四晚 20:15 鳳凰衛視資訊台 重播：周五 03:15/14:15
　　
　　《關愛之家》
　　
　　導演：艾曉明（大陸）
　　
　　故事起因於《中國經濟時報》首席記者王克勤的長篇報道《邢臺艾滋病真相的調查》，影片記錄了河北邢臺農村婦女劉顯紅打官司的故事。她因在醫院輸血感染愛滋病毒，決定公開身份、起訴醫院，歷經艱險終于獲取賠償。儘管追求法治的路困難重重，但社會的關懷、媒體的介入、法律的援助還是可以為這些絕望的患者帶來生命的希望。
　　
　　《樂生活》
　　
　　導演：林婉玉（臺灣）
　　
　　樂生療養院是全臺灣唯一的痲瘋病隔離醫院，從日據時代強制隔離的政策，經過戒嚴的國民黨政時期，樂生院成爲強制隔離以及終生監禁的機構。樂生院作爲臺灣公共衛生百年的縮影，是現存“唯一”能見證臺灣近代防疫史的史跡，也是反省疾病人權的最佳空間。導演用她關切的鏡頭，帶我們走進了這個神秘的地方，走進了這群特別的人群。
　　
　　
　　軟文化風：
　　
　　2008華語紀錄片獎獲獎作品精選：
　　
　　《我雖死去》
　　
　　導演：胡傑（大陸）
　　
　　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卞仲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本片以卞仲耘的丈夫在這場大動亂中所拍攝的“妻子之死”的照片為主要綫索，採訪了敢于講出歷史真相的目擊者。
　　
　　《穿越和平》
　　
　　導演：朱賢哲（臺灣）
　　
　　2003年四月，臺北市和平醫院爆發SARS，院内疫情失控。和平醫院的SARS死亡率成爲世界最高之單一地點死亡率。在疫情失控之際，臺北市政府強迫所有的醫護人員返回和平醫院“集中隔離”。此一政策立即引起醫療人員極大的恐懼和反抗。影片正是由當時的一位拒絕返院的“落跑醫師”的訴訟官司開始，帶我們走進當年的真相。
　　
　　《某年》
　　
　　導演：林皓申（臺灣）
　　
　　某年，外婆住進了安養院，母親的生活也因此發生了小小的變化。外婆辛劳了大半輩子沒享到清福，臨老還因爲老人癡呆症，連住了四十多年的老家都不認得。母親不斷的爭取時間，全心照顧自己的母親。作爲一個紀錄片工作者，能夠為親人留下深刻的影像紀錄，導演覺得這是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痛苦。
　　
　　
　　嘉賓介紹：
　　
　　艾曉明，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2004年開始拍攝紀錄片，作品包括《陰道獨白》、《中原記事》及《太石村》等。作品《關愛之家》榮獲2008華語紀錄片獎長片組亞軍。
　　
　　林婉玉，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現就讀於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作品《樂生活》榮獲2008華語紀錄片獎短片組冠軍。
　　
　　
　　節目回顧:
　　
　　华语纪录片影展　坦白被掩盖的“艾滋病”
　　
　　解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没有名气，没有资金，坚持用小作坊式的理念，拍摄紧贴社会社会的纪实作品，前不久，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的“2008年首届华语纪录片节”，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
　　
　　小作坊式的电影节，似乎这些获奖的纪录片一样，简陋但不乏意义，在香港发起这样一个华语纪录片影展，主办张虹自然有着自己的期待。
　　
　　张虹：纪录片里面，我们谈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东西，可以具体的好好的就是研究一下，平常我们看电视，或者平常的激情片都可能没有谈到那些问题的。
　　
　　《关爱之家》作为“艾滋病”的参与者
　　
　　梁文道：奖颁完了，我们就给大家请来两位嘉宾，两位都是这次比赛的获奖者，一位是台湾新秀林婉玉，另一位就是很多大陆观众都很熟悉的艾晓明了。有趣的是一个新秀，一个老手，她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想拍一些平常我们看不见的人群。让一些平常没有声音的人，使得他们的声音被大家听见。
　　
　　梁文道：这回看到你们二位的作品，我觉得都有一个很非凡的地方就是给人的感觉，这不止是一个客观的纪录片，似乎有一种很强烈的参与感跟一个投入感在里面。
　　
　　当然艾老师，我觉得艾晓明你这几年的活动，我们大家都觉得已经让人很意外，你原来教中文系对不对？那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在大家心目中，艾晓明似乎不是教中文系的人。而是一个到处去搞运动的人，去搞事儿，闹事儿的一个人。比如说关怀这个爱滋病患者还有他们的权益，所以你就拍了这一套《关爱之家》。
　　
　　你拍这个《关爱之家》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参与者呢？
　　
　　艾晓明：我先说前面的，就是我从2000年以后就开始教妇女研究。妇女研究，其实我们也是属于文化研究的一部分。我在比较一些教研室，所以我们发展一些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很重视研究当代文化、通俗文化、和视觉文化。
　　
　　梁文道：嗯。
　　
　　艾晓明：所以学校也鼓励做多媒体教学，其实这样是我开始拍纪录片的一个契机。
　　
　　梁文道：噢。
　　
　　艾晓明：那妇女研究本身它也关注的面也很广泛，文化研究都是关注当代生活和当代的经验，妇女的经验。所以这些也促使我去用纪录片，用摄影机去记录我们这个妇女生活。因为我们以前教书那时候用一些国外的纪录片，但是我就是总是觉得这个。
　　
　　梁文道：欠缺了什么。
　　
　　艾晓明：对，有距离，所以当我开始用录像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其实可以用本土的经验！本土的纪录片来填补这个教学的空白。
　　
　　梁文道：所以就干脆自己也拍了？
　　
　　艾晓明：对。
　　
　　梁文道：那当初是什么让你觉得干脆自己拍呢，是觉得人家没拍到你想要的？
　　
　　艾晓明：因为我刚开始，是邀请胡杰老师来放他的作品，那他放出了，就是《寻找林昭的灵魂》以后，我觉得这个影响力很大，就是视觉媒体表达的力量比文字概念的力量，那个感染力更直接，对学生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比如说我们要教给学生一个概念，他不见得走出这个课堂，一个小时以后，他会改变。
　　
　　但是我发现经常看了一部纪录片以后，走出这个课堂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他了。就在这一个小时里，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梁文道：就影像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它的感染力？
　　
　　艾晓明：一个是它的非常大的影响力，因此我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
　　
　　纪录片给我们直接的经验
　　
　　梁文道：对，这就是你刚刚说影像的感染力，就是你亲眼看到一个小孩子，很可爱的小孩，他对着镜头说，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像我们平常说，文字上、书上，你可以教书，你可以讲很多的。就是说爱滋病患者是一个普通人，你可以讲很久这番话。但是你听着一个病患的小孩，他自己这么说的时候，那个力量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
　　
　　艾晓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直接的经验，其实我们对事物的熟悉，还有我们的记忆是非常依靠于这个直接的经验的。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教育中和具体的、活生生的生活经验，是有一点隔绝。经常学生是通过概念来想问题的，他不是通过经验来想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记录片它这个，通过直接的视觉表达它带来的冲击就是让学生直接的看到了，一个生活的状态，社会的状态。
　　
　　梁文道：看完你们两个的作品之后，我有个感觉就是，以前在华语世界的纪录片里面，大家的想法是比较保守的、传统的，那个传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拍一个事件或者拍一个人，或者拍某一个题材但是我们希望尽量客观。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那个事情最好就不是说，一个仍然在发生中的事情，甚至是，不要影响的太多。
　　
　　可是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就是纪录片的人采取的一个态度是介入型的态度，对一些社会运动也好，这个社会事件也好，比如说我觉得艾老师的作品，就给我很强的那种介入的感觉。那你这个作品也给我这种感觉，当然是不是让你待会儿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隔绝之地　台湾麻风病院隐蔽历史
　　
　　梁文道：这回你拍的作品也是一个跟，也是某一群病患，当然是康复了的病患，就是麻风病病患，那么但是你不是，你也是第一次想拍的时候是为什么想拍呢？
　　
　　林婉玉：基本上因为，垃圾疗养院这个环境在台湾其实一开始，它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背景？
　　
　　梁文道：其实我们大部分观众也都不知道你给我介绍一下什么叫乐生院？
　　
　　林婉玉：乐生院它就是，台湾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所设立的一个麻风病院。那它基本上是用强制的方式，把麻风病患者集中在这个地方。那因为当时觉得这是对这个病有一些歧视的概念在，所以他们其实就被迫隔绝在社会之外。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当权者的变更之后，它就渐渐的没有那么的被隔绝，可是基本上他们已经是因为被歧视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也基本上就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
　　
　　那目前的状况因为要新建一个捷运的机场，所以政府需要土地去新建，就决定要把它们拆掉。
　　
　　梁文道：要把它拆掉，要把那里面的人都赶走？
　　
　　林婉玉：对，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说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很非凡的地方。
　　
　　梁文道：对。
　　
　　林婉玉：它最初它是一个人权它受到侵害的地方。
　　
　　梁文道：对。
　　
　　林婉玉：但是在长时间之后，又变成一个这些麻风病患他们的家园。
　　
　　梁文道：已经是他们的家园了。
　　
　　林婉玉：对它已经转换，那个空间是一个很有趣的转换，而且它其实它已经没有很多历史的建筑物。
　　
　　梁文道：对。
　　
　　林婉玉：还有他们院里，他们自己建造的房舍。
　　
　　梁文道：对。
　　
　　林婉玉：还有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些关系。
　　
　　梁文道：嗯。
　　
　　林婉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凡的地方，加上它又保留了很多树木，非凡的建筑物。
　　
　　梁文道：那于是就有一帮人，想去帮忙保留这快地方。其实这很好啊，麻风病就等于是，我觉得是上一代的艾滋病。感觉是有点像是社会上对它的看法，就对这些病人的看法，也是避之如鬼神。所以当时你看，就是一个歧视的结果，才会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而现在他们又面临一个第二度的一个危险，压迫，就是他们要被迁拆。所以当时就有一帮人去声援他们，你是一开始去，就是想去声援他们还是想只是凑热闹看看？
　　
　　林婉玉：因为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一开始也几乎是不了解那边的背景。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这个地方有我一些很非凡的感觉，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用这个拍片的过程，我一方面了解熟悉这个地方，知道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一方面觉得他们是很需要被外界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事。所以我觉得影像是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轻易，就是比较轻易的去传播。
　　
　　梁文道：我懂得，对。所以也是很相信影像的力量？
　　
　　林婉玉：对。
　　
　　梁文道：那我们现在就再来看一看婉玉的这部作品。
　　
　　梁文道：那你呢，你刚才说你会先去想思考那是怎么样的运动对不对？
　　
　　林婉玉：其实基本上，我们是希望是站在旁观的角度。
　　
　　梁文道：站的住吗？
　　
　　林婉玉：站的住，就是因为其实运动本身我觉得拍纪录片，它的运动其实是不一样的，就可能艾老师是一样的想法，那我是觉得我希望能够让他们自己说话。
　　
　　梁文道：嗯。
　　
　　林婉玉：就是让他本身去在他的任何的肢体语言，或是他的生活中，任何细节我们去捕捉那个东西。就是在我们眼睛里看到的感动，然后希望我们用影像去也一样看到。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立场，然后我也不太希望我会去干涉到他。
　　
　　梁文道：他在做的东西？
　　
　　林婉玉：对，和他的任何决定，因为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尊重他的部分。那基本上我们的被摄者，他是很非凡。就是因为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够出去。
　　
　　梁文道：对，这就是我想问的。
　　
　　林婉玉：所以他们是很接受我们的记录。那我们彼此之间是这样信任的。所以其实是他也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展现给我们看这些东西。
　　
　　梁文道：我懂。
　　
　　林婉玉：但我觉得他们也是很非凡的一群，他们也不会特意的表现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本身的性格就是非常的坦诚，而且毫不做作，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在拍摄这个过程中，可能其他一些纪录片会碰到无法进入对方的世界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这部分很幸运这样子。我是比较想要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就是对于任何他们要面对的那些问题，他们究竟会怎么样去看待。可是我会觉得他们碰到困难，其实我没有什么能力能够真的去解决，或是提供那个意见。我觉得我比较在这个乐生院这个问题当中比较能做的还是试图想让他们对外面讲的话，去让他表达。
　　
　　
　　
　　梁文道：那么效果怎么样呢，你觉得，比如说你去什么地方播放？
　　
　　林婉玉：我觉得我们的影片能够做出来的效果，比较像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那可能就会有不同有力量的人会进来。
　　
　　梁文道：嗯。
　　
　　林婉玉：所以他们就可能会进来，在各种不同的方式再去帮忙。
　　
　　梁文道：去过什么样的，比如说经常去什么陈和播放呢？
　　
　　林婉玉：其实因为这个活动，这个抗争的过程大部分是学生在参与。
　　
　　梁文道：嗯。
　　
　　林婉玉：所以其实我们是基本上台湾的很多大学都有放映过影片。
　　
　　梁文道：都去过了？
　　
　　林婉玉：对。
　　
　　梁文道：你有没有放会给那些乐生院友，或者是这些搞运动的？
　　
　　林婉玉：当然是。
　　
　　梁文道：他们看的时候会怎么样，我唱常这个事很好玩，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一帮搞社运的朋友，他们拍的记录便，播回给搞的人再看，就有点像看家庭相簿，就是看这个家庭相本。哎这不是谁嘛，自己会觉得很有士气受鼓舞，会不会？
　　
　　林婉玉：他们，我觉得他们比较有，因为通常那种环境场合，可能还是有其他人没有看过的，外面来的人，那他们就会很愉快就说，噢，这就是发生什么事
　　
　　梁文道：解释，对不对？
　　
　　林婉玉：对，就会在解释，然后或是等到影片结束，他们就会说就是再增加表述他们的心声这样。
　　
　　梁文道：对，经常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作为社会运动影片，他也需要这样一个镜子。让自己看一看自己，有时候能够增加一股动力在里面？
　　
　　艾晓明：对。
　　
　　梁文道：你也试过吧？
　　
　　梁文道：对，那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其实看了纪录片，社会效果到底是什么，是不能够很简单的去下一个结论。比如说像《乐生活》，我知道乐生院已经在拆除中了，是吧？
　　
　　林婉玉：嗯，它已经在动工了。
　　
　　梁文道：已经在动工了，那么他最后能不能够被阻止，我们不知道，就算被阻止是不是你的作品的功劳，我们也不知道，但起码你保留了一个很重要的记录。
　　
　　《中原纪事》、《关爱之家》坦白被掩盖的“艾滋病”
　　
　　梁文道：所以我很好奇的地方就是我在香港，比如说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些社会运动，参加一些行动的时候，我也有一些拍记录的朋友会一起来，他们就在旁边拍。但是我这帮朋友是标榜自己是搞运动多过搞纪录片，就是说他是那种警察来了，他会一边拍一边说，滚啊，警察怎么怎么样，然后丢东西的时候他照丢，然后丢完之后镜头继续拍。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类型呢？
　　
　　艾晓明：就是因为纪录片，你是记录嘛，你是记录下他如何工作，并且你希望更多的人劳改他如何工作，他的诉求是什么？所以还是有区别的。
　　
　　梁文道：那你觉得，比如说你在拍这些爱滋病患者的时候，你觉得你是想记录一个事情还是你希望去改变一些东西？
　　
　　艾晓明：我觉得是不可分的，就是说从我的初衷来讲，是希望填补教学影像资料的一个空白，因此我选题的时候，哪一个点我还没有做。比如说，这是一个妇女和健康权，那我做性别研究，健康权利作品我没有拍过，所以我要去拍这个作品。因此有人告诉我说，这里有这样一个情况，你愿意来拍吗？我说那我来考察一下，假如我觉得是有可能我就开始拍。但是当我开始拍摄以后，我觉得我和被拍摄者其实我们是一起的，是工作上的同事，也是朋友。当然我也是和他们不同的一个工作人，因为我有我的专业背景。
　　
　　梁文道：对。
　　
　　艾晓明：所以，我是带着我的专业背景来做一个志愿者来做一个志愿的服务，我觉得这是我的角色。
　　
　　
　　
　　梁文道：可是艾老师，你（林婉玉）你刚刚这么讲，我也想起来就是你拍摄那些艾滋病患者的时候，我想他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他是对你有期盼的？
　　
　　
　　艾晓明：对，因为他们信任媒体，他们就认为媒体是他们可以运用的一种力量。因此当记者渠道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们是希望记者能够表达他们的心声，因此我作为一个教授，作为一个学者，到他们中间还带着摄像机，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记者。
　　
　　梁文道：嗯。
　　
　　艾晓明：所以呢，他们并不去区别，独立媒体或者主流媒体，对于他们来讲。
　　
　　梁文道：有机器。
　　
　　艾晓明：所有的记者只要能够表达他们的声音。
　　
　　梁文道：他就对你有很大的期待？
　　
　　艾晓明：他们就非常愿意，他们就非常支持，因为他们太需要有整个社会来关注。
　　
　　梁文道：去听见。
　　
　　艾晓明：来关注到这种状态，来关注到这种悲剧，来帮助他们摆脱这种悲剧的命运。
　　
　　梁文道：可是这个压力大不大，对你来讲？
　　
　　艾晓明：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压力，其实我每次在拍摄的过程中，和我的被拍摄的对象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合适的一个词，似乎是对方是一个对象，我是主体一样的。
　　
　　梁文道：嗯。
　　
　　艾晓明：但是当我和他们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愉快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做的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障碍，我从来没有去想，就是这个身份是分裂的。有的人说你是做研究的怎么会去拍摄呢？你是做拍摄的，怎么会去和他们一起工作呢？在我看来你既然是和他一起工作，在他工作的那个时间，我不会去干扰他，可是当我放下摄像机的时候，我就还会和他讨论。
　　
　　梁文道：你就恢复了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个。
　　
　　艾晓明：我会和他讨论。
　　
　　梁文道：我懂了。
　　
　　艾晓明：他们面临的各种困难，我也会提供我的建议，就是分析情况。
　　
　　艾晓明：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在维护权利这样一个社会运动中，人们非常需要分享这个经验，就是分享我们的困难，同时也看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其他人会做什么，律师会怎么做，记者会怎么做，法官会怎么做，政府官员会怎么做，以及感染者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积累什么样的经验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我觉得我拍的《关爱之家》，就是它很大的一个读者群是感染者是感染者的团体以及做艾滋病工作的人，当然还有法律工作者。我觉得，因此他们都在做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梁文道：是。
　　
　　艾晓明：因为在血液安全方面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梁文道：对。
　　
　　艾晓明：而且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国家赔偿机制的情况下，那么怎么样能够造成一个政策的改变，最后能够给他们一个法律公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问题
　　
　　梁文道：可是艾老师你这部片子我听说连去播放都似乎不是完全顺利都是也困难的吗？
　　
　　艾晓明：我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正式出版是有一些困难。但是它其实在很多高校都放过。
　　
　　梁文道：在高校放过？
　　
　　艾晓明：对，然后我们在教师培训的课程中放过，然后我也在我的课程中放过，然后那个感染者在他们的会议在他们的培训中放过。并且像我们拍的《中原纪事》，高耀洁老师，送给希拉里也送给河南省的官员。
　　
　　梁文道：对，没错。
　　
　　艾晓明：然后做这个工作的人也送过了卫生部的官员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官员。
　　
　　梁文道：对。
　　
　　艾晓明：所以我觉得它是在和这个工作有关的这个圈子里，被认同的持久还是比较高的。
　　
　　
　　
　　梁文道：那么就像艾老师讲的，我们能够分享，能够反省。那么至于艾老师的作品，我觉得也是就是，我觉得已经起到了一种作用，希望他能够起更大的作用，就是假如能够正式出版，对不对？那就更好了，说到底，你记录的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问题，这种社会问题，我们想掩盖也掩盖不了，与其掩盖它，何不把它坦坦白白的把它揭露出来，而且让大家一起去研究怎么解决，是吧？
　　
　　
　　好，今天非常谢谢，二位导演上我们的节目，那么待会儿我再跟大家介绍，这一会儿我们还看到什么非常好的，其他的华语纪录片作品。
　　
　　“病毒培养”　台北非典被隔离的千名健康人
　　
　　梁文道：我很喜欢看别的地方就是我是我所居住的社会里面的一些的人所拍的记录片。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了解其他的社会。它的结构，它的问题，它里面的人，他们面对的生活上的种种问题。但是假如真的是太生疏，我们一点背景都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理解了。
　　
　　但是有时候假如我们看到有一个事件是我们以前已经听说过的事件，有一些印象的事件，这时候再看另一个纪录片，它能够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一种全新的观点，这种观点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反省。反省什么呢？反省我们自己的盲点啊。
　　
　　比如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这一次参与华语纪录片大展的其中一部作品，叫《穿越和平》导演是台湾的初贤哲，他拍的是什么？他拍的就是非典时期，台湾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和平医院，当时大家还耻笑台湾说什么，说这个医院里面的医生，怎么逃跑。你看在人家香港、北京的医生，人家SARS非典的时候都赶着进去帮忙，偏偏台湾的医生要逃跑。结果那时候我们这样耻笑台湾的医生，现在才知道我们错了，就是因为我们看了这个片子，我才知道我错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穿越和平》
　　
　　解说：2003年4月，台北市爆发非典。根据官方数据，共造成600多人染病，71人死亡，而疫情最为严重的和平医院，成为当时世界上非典死亡率最高的地方。
　　
　　就在和平医院疫情失控之时，台北市政府作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
　　
　　林信义：所有的病患集中治疗，员工全数招回，集中隔离。
　　
　　解说：此政策马上引起了医疗人员极大的惧怕，因为和平医院并不具备相应的隔离设施。也就是说一千多名医生、护士、病人家属被强制的隔离在一个病毒最多，传染性最高，最危险的地方。
　　
　　林秉鸿：在这种隔离室，我觉得我有可能不会活着出来，政府怎么会发明这种隔离措施，把一千和平员工全部召回跟SARS病人关在一起，这不是要做一千多份的病毒培养嘛。
　　
　　解说：而当时唯一一位坚持不回医院的周经凯医生，却被市政府记过解职。三年多来，他不断像法院提起诉讼，影片正是随着这场官司，带我们走近了当年的真相。
　　
　　周经凯：我觉得市政府欠缺对被封锁在和平医院里面所有的人以及我们社会一个公道，一个欠缺一个道歉。
　　
　　欧晋德：我不觉得隔离政策是错误的，我觉得隔离措施还是对。
　　
　　梁文道：虽然才过去了三年，但是我们觉得SRAS似乎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我很希望，除了这部《穿越和平》这部作品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人去拍，当年非典时期到底在整个中国社会，在香港，我们发生了什么实行，我们需要更多的反省，因为这个事情并遥远，疫症随时可能再出现。
　　
　　当然了，除了很多社会议题的一些纪录片，这是最主流的，大家平常一想到纪录片，比如说我自己一想到纪录片，想到的就是一些，很尖锐的社会议题的发掘。或者一些平常我们忽略掉的一个社会现象，有人把它拿出来澄明的朗现在我们面前。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原来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拿着一部DV机嘛，经常喜欢拍拍自己的小孩，长大的过程；孩子什么大学毕业，看到朋友结婚都去拍吗？这种家庭式的片子也是一种纪录片，而且他也能够拍的很好，而且他能够拍出来的东西不止是你家里人看到很爽，连别的人看也会很感动的。
　　
　　《某年》：拍摄我爱的她——生命远去
　　
　　梁文道：虽然才过去了三年，但是我们觉得SRAS似乎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我很希望，除了这部《穿越和平》这部作品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人去拍，当年非典时期到底在整个中国社会，在香港，我们发生了什么实行，我们需要更多的反省，因为这个事情并遥远，疫症随时可能再出现。
　　
　　当然了，除了很多社会议题的一些纪录片，这是最主流的，大家平常一想到纪录片，比如说我自己一想到纪录片，想到的就是一些，很尖锐的社会议题的发掘。或者一些平常我们忽略掉的一个社会现象，有人把它拿出来澄明的朗现在我们面前。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原来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拿着一部DV机嘛，经常喜欢拍拍自己的小孩，长大的过程；孩子什么大学毕业，看到朋友结婚都去拍吗？这种家庭式的片子也是一种纪录片，而且他也能够拍的很好，而且他能够拍出来的东西不止是你家里人看到很爽，连别的人看也会很感动的。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也是一位台湾导演，叫做李浩生，他的作品叫做《某年》，
　　
　　解说：某年，外婆住进了疗养院，母亲从此开始了医院、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可是外婆从外公去世的那天起，就患上了老年痴呆，孩子、家庭，就连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都不认得。
　　
　　母亲不甘心外婆辛劳了大半辈子，临老都没有享受到幸福。所以母亲不断的争取时间，全心全意的照顾外婆，陪她走过人生的一段旅程。
　　
　　《某年》的导演来自台湾，创作这样一部以外婆为题材的电影，他曾这样记录下，自己的创作初衷：能够为自己的亲人留下深刻的影像记录，保存种种足堪思念的回忆，我想是身为纪录片工作者最大的幸福跟最大的痛苦。
　　
　　
　　
　　梁文道：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部片子，为什么，就是它让我想到，原来我们拍纪录片去拍一个人，那个人不一定要是什么大人物；不一定是什么大人物的后代；不一定，甚至有时候我们去拍也会拍小人物，但是我们很喜欢一个小人物的身上，折射出什么时代的变化，家国的命运。不用的，你就只是拍自己的外婆，自己的一个亲人，自己的妈妈怎么去照顾她的过程，我们在这里面，这么小的一件事，似乎跟你我无关的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人的一种普遍的现象，普遍要经历过的东西，就是老年，一个人会老，当你家里面有个老人的时候，你怎么跟他相处，你怎么去照顾他，这个亲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光是这样的故事，就已经很感人，很可观了。
　　
　　那么当然这一回的纪录片里面，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就是最近几年我觉得在大陆我觉得最多人拍的纪录片，就是一些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我举个例子，就连我们凤凰卫视我们做了多少的片子，都是一些历史性质的纪录片。似乎大家最近这几年都有一股热潮想要去重新反省历史，看看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正像我们一个有名的纪录片的胡杰先生，胡杰老先生那样子，去像他这样子拍片，而且拍出那么震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