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花：中国民间电影放映的问题与方法

　　向阳花 发布于：2008-12-31 10:43
　　　
　　中国民间电影放映的问题与方法（文/向阳花）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各地的民间电影放映组织仍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放映模式差别各异，生存方式更是八仙过海，各觅其法。
　　　 以下文字是我对深圳独立电影社从创立观影会到近两个月放映民间电影活动的实践总结，希望借此提出一些中国电影民间放映的问题及思考，与各位有识之士共同探讨是否有更加可行的建议及方法。
　　　
　　　放映目的与态度
　　　
　　　 深圳独立电影社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每周一次的观影活动。创立的宗旨是搭建一个观影交流的平台，使个体观众增进对电影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以建立稳定的观众群体为基础，服务于本土观众，在电影创作者与观众之间搭建一个简单直接的传播纽带和沟通桥梁。
　　　 从发展过程来看，深圳独立电影社一直以来区别于其他一些电影创作团体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自始至今都没有过一个电影创作者参与社团的管理，全部都是由普通观众充当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这也就决定了它是一个观众的社团，一个与电影爱好者紧密连接的群体。
　　　 ……
　　　 究竟怎么做？这是一个值得反思和正在自我否定的过程。既然深圳独立电影社是一个观众的群体，那么它必然在中国民间电影的生产链条上，走向一条以建立观众基础、服务于有‘独立’愿望的观众的发展之路。
　　　
　　　放映的模式与理念
　　　
　　　 深圳独立电影社成立之初，是与酒吧合作，采取观影免费、自愿消费的模式。到了2003年转入一家书吧以后，这种自愿消费的模式很快就难以满足书吧的经营愿景，因为自愿几乎等同于不需要。为答谢书吧对活动的支持，也是为了能将活动长期的持续下去，我们采取了10元最低消费由书吧收取费用的合作模式。这也是经历时间最长、最深得观众认可的一种模式。但有个不得不重新认清的现实问题，即使每场维持在40人左右每人10元的消费，在深圳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依然不能满足一个书吧的经营需渴。2006年底，书吧结业，社团不得不选择新的合作场所。2007年我们转到了一家交通地理位置优越的书吧，但放映模式和社团的管理也被迫跟着经营条件的制约而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
　　　 首先，每场500元的场地租金，将单纯的放映活动转向了放映管理。当时为保证社团活动能够平稳过渡，采取了不提高10元放映费用，但要面对平均每场至少 50人上座率的风险，这就不得不在选片、季节周期性因素等方面有所考虑和限制。其次，书吧只接受每次向独立电影社收取现款的方式，促使社团从原来无需考虑财务状况转向了财务管理，社团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才真正建立了账目公开的机制。放映管理加上财务管理以及所面临的风险，必然地构成了独立电影社全新的生存模式，这种模式的明显特征就是带有了经营的意味。通过接近两年来的经营，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它有可能成为艺术影院雏期模型的经验价值，同时也尝到了与现实抗衡的苦涩。这也不可避免地使独立电影社从单纯为电影服务（放映推介）和让电影为己服务（观赏交流）的感性认识，统一为服务于观众（选择消费）的实践理念。但这并没有因此而脱离电影的本质，我认为实际上这是对电影环境的自我认识与清洗，是对电影产业链条的完善与回归。
　　　
　　　中国民间电影放映的问题与探索
　　　
　　　 很多人都很清楚，电影放映本身是电影产业链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商业电影如此，民间电影也是如此。没有这个环节，民间电影就不够健全。“如果产业链健全了，观众会有自己的选择：A的电影这样子，B的电影是那样子，我已经知道，我不喜欢，就不去看。”③同样，如果观众熟悉C形态的电影，爱看的，自然会买票来看。所以放映就是要给观众这样一个选择消费的机会。自观众买票开始，电影作者与观众间就建立了一个平等交流的过程，随后是观赏上的、情感上的、思想上的交流，那么观众的期待会和作者的期待有个‘对话’，从而产生一个评价。放映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为电影作者和观众搭建这样一个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各类影展更应该列入民间电影的生产环节，作为一个质检的系统而存在。在还没有艺术影院的前提下，作为与观众连接最紧密的民间放映组织的民间放映，才更适合作为电影产业链的放映环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目前的经验来看，电影作者（作品）、放映组织、观众这三者就组成了最基本、最简单、最直接的放映链条。如果这个链条不能够形成循环、不能够维系生存的话，那就必须承认它不健全。所谓艺术院线也无非就是这样一个链条，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有了链条就可建立一个系统，有了系统就可以成立一种体制。深圳独立电影社后期一直在做的，也就是实践这个放映的过程，探索一种能够自力更生的民间电影放映模式。这也是为什么独立电影社一直以来没有找过资金赞助来做活动、没有主动联系媒体宣传的原由，因为只是单纯地想从最简单、最基本的事情做起。
　　　 在此结合几个民间电影放映的例子，提供一些可供实际分析的范本。不过还是要先说明几个现象，一、免费观影的现象；二、持否定商业的观念；三、忌惮的想象。
　　　 目前国内绝大部分的观影活动都是免费的。成因大体有三种。第一种最客观，是主办方的机构职能和性质所决定，它斩断了一切向观众收费的可能。第二种既客观又主观，担心收费之后观众不够多，不得已而为之。民间电影观众少勿庸置疑是客观事实，但收费之后会更少却是先验假设，甚至成了逃避对观众情况不了解的遁词；第三种则完全主观，直接迷信于免费即独立的观念。通过对这三种原因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民间电影的发展包含一系列较为实际的问题，什么样的机构可以与观众产生消费环节的关系？在何等条件下可以向观众收取一定费用？向观众收费究竟是对民间电影有益还是有害？
　　　 涉及到收费，不得不使人对商业产生联想。还有一种论调是基于民间电影的品质会被商业侵蚀的担忧。在这一点上，应该加以区分。一部分是普遍现行的充斥着利益最大化、欺诈、炒作、暗箱操作、潜规则等不良道德的商业伎俩；还有一部分是回归商业原始初衷的纯粹于等价交换的价值分享。前者的蛊惑力量要明显高于后者数万倍，甚至以无孔不入的变相和迷乱干扰人的判断。以此为据，放大了来看第一个现象，便知并不是所有的免费规则都可持乐观的态度。免费固然对观众有利，同时也伴随着降低服务质量和错失自我反省机会的风险，表面上看它是奉献的实惠，实际上却是利益的趋从，是对观众选择权的一种轻视，其后果是形成了价值观异化的惯性，它甚至造成电影产业链的失衡。在对商业行为提出批判的同时，是否也应对一些免费的措施提出质疑呢？比如20元一杯咖啡观影免费，和20元观影送一杯咖啡，这两者表面上看没什么区别，实际上却存在着极为不一致的文化殊途。
　　　 还有一种现象是一提到民间电影的放映，会和某种禁忌联想到一起。这种存在的压力，来源于早些年一些优秀的电影团体的突然解体和一些活动的被迫中止。它负面地造成了现存民间电影活动组织者们不可消除的心理阻力，甚至在其原因不在场的时候，幻化为忌惮的想象。对于组织结构松散、仅为满足观众需求的开放小团体来说目前还未遇到过此类问题，但不排除采取对敏感问题保持距离并且冷静克制看待的机警。这三个现象基本已经说完，接下来就结合深圳独立电影社的实际经历具体谈一下有关民间电影收费放映的一些做法和问题。
　　　 一、收费放映实践理念的开端
　　　 2006年，导演高巍带着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摇滚多多》，自费上路，进行全国五个城市的点映。高巍这个有些类似摇滚乐巡演的举动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发现民间电影的现状和十多年前的摇滚乐颇有许多相似的特征。比如以前是听打口带的想玩音乐，现在是看多了盗版碟的想拍电影；以前是攒钱买乐器组乐队，现在是攒钱买机器拍电影；以前是各地都在办摇滚乐演出，现在则是都在办独立影展等等。那么摇滚乐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它所经历的阻挠和困惑，坚持或妥协，是否可以借鉴与反思到民间电影的发展之路上来呢？这需要实践的确证。
　　　 当时在深圳安排了两场放映。一场在书吧，针对影迷；另一场在酒吧，针对摇滚乐迷。因为这两个场地都依靠朋友关系，书吧仅收200块钱场租，酒吧提供免费使用，导演则是住在朋友家里。总共来了122名观众，包括组织者每人收20元，合计2240元。除去导演往返路费、场租、宣传印刷品的花销，金额还有剩余。而且这个2240元的数字已经超过了同时间在深圳上映的《孔雀》的任何一场的单场票房。其实当时从这个结果来看，特别惊喜，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的东西。不过现在反思一下，其实有很多因素都是十分巧合地幸运，比如朋友的帮助、放映场次和时间的安排、影片内容本身的观众基础等等。因此它也只能算是一个特例。不过从那时起，20元民间电影放映的价格定位在深圳得到了普遍公认，然后才真正开始去想收费放映的时间和场地的安排、放映宣传上的把握、观众需求与影片内容的关系等问题。并深入思考有关民间电影进行收费放映的问题——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特征又是怎样的？它的功能又在哪里？
　　　 二、导演见面理想化模型的失败
　　　 既然要服务于观众，就要满足于观众的渴求，仅凭放映一场前所未见的电影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互动。安排导演见面是最容易亲近观众的一项举措，也是任何观众喜闻乐见的现场形式。
　　　 2008年5月，独立电影社组织放映了高文东作品《西海村》和《美食村》，并且邀请导演到深圳来与观众交流，采取路费、住宿费用全包的方式。这次放映实际上就是一次理想化的尝试。到场72人，共收1440元，尽管书吧的场地费用已经给到了300元最低的友情价位，但还是远不能满足一个北方导演的机票、酒店全部费用。所以那次活动之后，觉得仅凭观众之力既可以给电影作者一定的报酬，又能够很体面地邀请导演到深圳来做活动的想法在现实条件下是很难持续的，原定每月组织一次的计划也宣告夭折。
　　　 三、向外界的学习与沟通
　　　 在2008年南京第五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论坛上，多位独立电影策展人的发言给予了深圳独立电影社很大的启发。比如王庆锵前辈谈到的‘电影节必须服务于本土的观众’、朱日坤强调的‘电影节的反作用’、曾彦斌提到的‘在中国拿到了公映许可证的影片，并不等于通向了观众’、曹恺说到了‘办影展第二次是最困难的，基本上是咬着牙挺过来的’，等等。更加令人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更多优秀的民间电影作品。类似于这样的影展，作为民间放映团体的规划者或组织者是十分有必要参加的。
　　　 通过对这些经验或理论的吸收，以及片源的收集，深圳独立电影社对因经费困扰而没有坚持下去的计划进行了重新规划，并且与广州的先锋光芒建立了合作。
　　　 四、新的实践探索
　　　 2008年11月，深圳独立电影社重新开始了中国民间电影的放映计划。这个计划有别于影展，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低密度类院线制的放映安排。这也是独立电影社正式开始向观众收取门票给电影作者支付费用的放映方式。每场向每位观众收20元的门票，一半作为票房支付给电影作者或制片方，另一半作为社团基金用于放映的运营，如支付场地费、邀请导演、制作宣传印刷品等等。在邀请导演到深圳来参加观众见面会的环节上，也是采取与导演平摊费用的方式，由导演选择交通工具和住宿条件。以下先列举三种较为典型的单场放映案例。
　　　 （1）导演不到场的情况：彭韬的《血蝉》
　　　 现场包括组织者共54人，收1080元。其中540元作为票房转给导演，300元支付场地费用，140元节余作为独立电影社放映基金。
　　　 （2）近程（广州）导演到场的情况：周浩的《龙哥》
　　　 现场包括组织者共49人，收980元。其中490元作为票房转给导演，100元报销导演半程路费，300元支付场地费用，90元节余作为独立电影社放映基金。实际上这场周浩只收下500元，其余180元留给了独立电影社放映基金。
　　　 （3）远程（北京）导演到场的情况：耿军的《青年》
　　　 耿军是坐火车到深圳，住在了我家里。现场包括组织者共52人，收1040元。其中520元作为票房转给导演，500元报销导演半程路费，300元支付场地费用。另外独立电影社用280元放映基金补上支出缺口。耿军顺路也去了广州，参加先锋光芒的活动。如果算上广州支付的放映费的话，耿军此次南行也算有点经费上的剩余，重要的是为自己的影片做了宣传，至少深圳的观众对他的作品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有很多观众表示对前作《烧烤》产生极大的兴趣。
　　　 目前该放映计划只是刚开始运作不到两个月，所能够总结的经验不具备具有说服力的条件。不过从以上几种情况来看，这个模式还是有些理想化，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是有很多的障碍和难度。尤其是邀请北京导演到深圳来与观众见面，在差旅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尚存在很大的亏损风险。这也不得不减少导演到场的次数，在积攒一定基金的情况下才能邀请北京导演，而深圳的观众恰恰最希望有机会能和北京的导演见面交流。即使导演不到现场，也未必就一定能旱涝保收，应亮的《另一半》那一场就没有达到最少30人的底线，像天气因素、知名度、宣传策略等方面都有可能影响观众数量。这个现实的矛盾还需要长期的实践才能够找到合理的方法得到缓解。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从高巍《摇滚多多》（导演承担费用风险）到高文东《美食村》（独立电影社承担费用风险），再到现在的放映模式（独立电影社与导演分账），也算是做出了实践健全民间电影产业链条的一次新的尝试。
　　　 还有一些实践中的心得，在此以自问自答的方式简单谈一下。自当是抛砖引玉，投石问路。
　　　 （1）开展此项放映计划前具备了哪些条件？
　　　 一是收费的可行性。深圳作为一个经济发达城市，20元的价格对于喜欢民间电影的观众来说不算是难以接受的门槛，而观众也都是有固定收入的主流社会群体，年龄层主要在20-40岁之间。而深圳主流影院的最低票价是30元，以现在的能力暂时也不想高过它那条线。最主要的是，在此之前独立电影社已经开展了几年的收费观影。二是外界资源的合作与整合。现在与广州先锋光芒合作，统一为“你很难看见的影像”活动，在放映排期上可以同步，如果邀请导演来广深两地与观众见面的话，路费也可以节约。同时还有一家佛山的艺术画廊也参与了进来。目前是想把珠三角地区的资源尽量整合起来，希望能够做一些对推广中国民间电影更加有利的事情。
　　　 （2）放映片源和放映许可如何取得？影片版权如何保护？
　　　 主动联系作者或制片人，达成放映协议，然后公布放映消息。有关放映许可的做法在这两个月一开始的操作中并没有做好，因前期准备不充分，再加上沟通上的误差和不到位，曾出现过未等通过作者许可就提前发布了放映消息的情况。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绝对不可忽视。另外对于影片的版权保护，也必须做到严格自律，不转借或转录。若有想观看的观众，可以额外安排放映或者隔一段时间再次安排放映。
　　　 （3）放映场地是如何选择的？
　　　 中国民间电影最初绝大部分是在一些艺术场所才得以展示，当前的状况是在艺术场所、咖啡馆、书吧、学校礼堂等地均有播放，受现实约束能在电影院放映的情况可谓凤毛麟角。深圳独立电影社一直最向往广州先锋光芒的做法，能够让电影进入电影院。所以目前选在了一家私营的社区电影院，在周末下午的淡期时间段里包场。不过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也不十分方便。如果不考虑影院条件的话，交通便利是最重要的，这对于观众到场的数量会产生很大影响。
　　　 （4）以何种方式宣传召集观众？
　　　 因为是开放性的团体，所以就不仅限于内部的召集。最常用的方式是网络发贴召集，深圳独立电影社目前使用豆瓣网、聚橙网、磨坊、旧天堂。实际上最有效的方式是群发手机短信。之前独立电影社有用过聚橙网的短信平台进行发布，不过后来故障太多，就转用中国移动的飞信业务。现在也在慢慢积累飞信上的观众资源。
　　　 （5）能否满足服务于观众的需求？
　　　 当前仅能向观众提供观看“很难看见的影像”的选择性。以后有了一定的经费基础，会考虑在观众交钱的同时，发放场刊等纪念性的附加产品。
　　　 （6）放映的组织工作如何安排？
　　　 目前是以最少的人力在做组织上的事情，包括协调导演、协调场地、网络宣传、观众召集、现场收费等工作。其实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也是深圳独立电影社组织建设上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内部缺少多元化的合作。不过现在有不少志愿者愿意加入，以后会逐渐实现协作分工的氛围，还会增加现场拍照、现场记录、导演专访、海报制作、场刊或年刊设计制作等工作。
　　　 以上是深圳独立电影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思路和问题，其实每个城市每个地区都会有适合其生存的放映模式，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反思与总结。最后要感谢广州的周浩老师，有了他对深圳独立电影社的认可，才有了这次梳理文字的机会，一些埋在心里的想法，才得以腾出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要感谢所有对深圳独立电影社提出意见的朋友。其实深圳独立电影社也并没有绝对成功的放映经验，只不过是在按愿望去尝试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有时候与观念较劲往往两头不讨好，有时还要自认为有些赫尔佐格的勇气与执着、法斯宾德的投入与狂热。深圳独立电影社一直在路上，变化着，现在还处在勉强存活的状态。但“地上有两条路，要走最难的那条路。”④它不一定是正确的，但一定是精彩的。
　　　
　　　①此处引号内部分为深圳独立电影社论坛上的几位网友发贴；
　　　②引自颜峻写给陆正的独立唱片《定》的评论；
　　　③焦雄屏《中国电影的现实忧愁》，引自2006年6月《收获》杂志。
　　　④佛曰，引自电影《喜玛拉雅》。
　　　
　　转自：http://www.mtime.com/my/sunflower/blog/160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