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独立影像校园巡回展：论战西安

　　至今，“2009中国独立影像校园巡回展”已经走了福州、天津、西安，计划还有杭州、合肥等城市。
　　20多天前的西安，有一次研讨会，热闹非凡。这应该是此活动举办以来最大规范的一次论坛。
　　
　　地 点：西安纺织城艺术区西安么艺术中心
　　时 间：2009年5月10日下午2：30—5：30
　　协 助：闫 雪 郑 拓 王智炜
　　
　　岳路平：大家看这面墙，从1999年到2008年，这是去年做的一次展览“西安当代艺术的十年回顾”，展览的作品有动画、雕塑等，我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当时没有从媒介上面划分展览的作品，因为我并不在乎是什么媒介。在座有几位的片子也作为展览的作品进行了播放，像李军虎、闵韬的等。
　　我从这个角度谈谈我对独立影像的看法，我这几天看了两篇文章，讲的都是“新的感受力”，里面讲到的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在17世纪左右分道扬镳，很多人讨论艺术思维在今天的技术时代还有没有活路？答案是肯定的。什么是新的感受力？我觉得新的感受力是今天来把握世界的器官，以及器官所表现出来的支撑，也包括了刚才所说的当代艺术的很多门类。DV技术我想它也是用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办法，能够让人更容易的捕捉身边的经典。到目前为止，虽然说当代艺术创造了非常多的视觉、经验的可能性，但是今天很多的大学，包括研究中心、评奖制度等，仍然以文学作为非常重要的神圣载体，因为文学可以承载道德判断。但是我想包括DV技术在内的很多经典已经大大超过了文学的现实性。当我拿起DV机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有过很多交流，在过去的很多年以来，我经常用分水岭来概括我的状态，我们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做纯独立的工作者，比如李军虎在电视台工作，但同时他也做所谓的独立的东西。这种状态是我能够感受到我认识的西安做独立影像工作者的重要特点。
　　
　　董 钧：今天的研讨会有几个议题，议题分别有主要的发言人，然后我们做一些交流。
　　
　　张献民：首先是第一个议题。“议题一：目前的创作状况。”希望有创作或者有观感的人尽量开口说话。
　　
　　丛 峰：我家在北京，老家在西北，89年以前在甘肃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非常凑巧，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有一个台湾的跨国公司在这个地区修了一个五星级的国际会议中心，这个地方本身非常穷，这个五星级国际会议中心的存在，以及台湾跨国公司的介入，从央视到各大报纸媒体，以及纽约时报都做了一些报道，他们报道的内容说这个地方由于台湾人的介入，由于网络的兴建，由于电子商务的建立，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当时我参加过一些具体的工作，对这个状况非常了解，后来我就想，这是中国当下状况的一个缩影，虽然这个地方很偏僻，信息不发达，但这一年发生的种种事情，就是中国当下的一面镜子。另外，我在当地认识很多朋友，也很有感情，一方面我希望把当地人的生活能够真实的呈现出来，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拍摄一个关于五星级国际会议中心真正起到的作用和宣传之间的差异。
　　05年我返回到这个地方，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在当地拍一系列的片子，每一个片子都是针对当地某一方面的状况、某一些人群的处境进行集中拍摄，拍到现在已经完成了两部。但我现在这个想法已经发生变化了，最开始我想拍五星级会议中心，而现在我基本上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因为我觉得能力达不到，也没有办法进行突破。最后我全部拍摄的东西转移到了关于当地朋友、当地普通人的生活方面，目前系列完成了两部片子，第一个片子是《信仰》，第二个片子是《马大夫的诊所》，反映的都是四五年生活的基本状态以及近些年的变化。我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进来这个地方八九年的时间，随着拍摄时间的进行，发现能拍摄的题材是无限多的，可以无限拍下去，但因为可能个人的能力或者个人的经历有限，我不可能永远集中在这个地方进行拍摄。
　　
　　董 钧：林鑫老师的身份是比较多元的，他在80年代是画画的，而且出过一本诗集，2004年开始拍纪录片。据我的了解他父亲是从上海过来的，他并不是纯正的西北人，当他进入西部以后，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林 鑫：作为一个作者我很愿意和大家在一起分享我的创作经历和感受，我想谈两个方面。一是我怎么样走到现在做影像的路子。二是我想谈一下我最近看到的影像的观感和认识。我从小喜欢绘画，一直在绘画中沉浸了很多年，当时认为自己是所谓的艺术家了。除了绘画我也写书法，学书法也算是被迫的吧，我在学画画的时候说你写不好书法没有办法画好国画的，迫于无奈进行练字，后来又写诗、拍片子，对于我来说，我并不是刻意的需要做这些事，而是命运推着向前走，我只是无可奈何的随波逐流。画了那么多年画以后，在80年代的时候我对诗歌是不屑一顾的，而当我到了40岁的时候，觉得自己生命的激情已经不在，而慢慢变得世故的时候突然就写出句子来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白天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当累极了闭上眼睛句子依然出来，最后写完了就过去了，像一场地震或者火山喷发，过去了就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我诗集的名字是《黑色的记忆》。在铜川的时候我发现那么多好的东西慢慢不存在了，我们又没有办法阻挡社会发展的进程，于是我就试图用影像把它保留下来，那个时候我没有能力买摄像机，就想办法借摄像机，别人教我说怎么样操作，我就开始拍了第一部片子。对于我来说就像那个诗集一样，拍的是我的父辈，他们从上海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了陕西，应该说是共和国的第一代煤矿工人，在50年代以后当我拿着摄像机重新去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不在了，我父亲在我2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最终找到了不到20个人，把他们记录了下来。
　　当时拍摄的时候在我脑海中有一个框架，要拍三部曲。第一部是上一代人，第二部是同龄人，试图通过我20多个同学的经历来展示同代人的命运，当我走入他们的生活，月多半年的时间拍了四个季节春夏秋冬，拍完以后我有一个感触，纪录片作者是你所拍片子的最大受益者，通过拍片子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我以前觉得自己是艺术家，现在说着感觉到非常尴尬，我不再是艺术家，只是记录者，你发现你依然在缓慢的生长，最后在拍片子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已经成了生活的全部，而没有办法回避。第三部我试图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它，片名叫《往事》。作为一个作者，因为我父亲是从南方过来，我姊妹三个以后都回到了上海，而我一直留在这个地方，以前一直想离开没有机会，现在在这里才认识到童年带给我这么多苦难和不愉快的地方成就了我，我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这座城市，我现在可以很坦然的说我是铜川人。
　　在三月份的时候我连续看了30多部片子，看完以后觉得作为一个观众，对西部的纪录片有这样一个感觉，西部片子普遍份量感比较重，这和西部这片土地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硬，很大气。看了那么多的作品以后，现在看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我感觉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纪录片应该处在创作的黄金时代，现在有那么多优秀作品的存在，是很令人期待的事情。在我所接触的作者当中，绝大多数的作者包括我自己没有办法靠制作影像纪录片谋生，都是通过其他手段生存，这方面也成为了一种创作上的纯粹性，当不可能用这个获取利益的情况下，对于我来说做好就行了，我会一如反顾的去做。纪录片为什么好看，因为它不挣钱，当它不能获取利益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纯粹。当纪录片有经济效益的时候，中国独立影像的制作者是否能面对众多诱惑和挑战制作出同样精彩的影片呢？我看的时候同时又想到这样一个疑问。
　　我就说这么多。
　　
　　董 钧：林老师刚才说的是他艺术方面的身份，实际他真正的本质工作是在铜川银行的工会。
　　
　　林 鑫：我的谋生工作是中国人民银行铜川市分行工会。
　　
　　董 钧：李军虎是西安的作者，他是陕西省电视台国际部的导演，同时私底下也拍摄了很多独立的纪录片，相信他也有自己很多的经验和大家分享。
　　
　　李军虎：西安做纪录片的人非常多，现在很多高校也开设了这个专业。我大概说一下关于我的工作，我在陕西省电视台国际部，主要是做纪录片。陕西纪录片在全国的市场还是非常广的，我从03年开始进入国际部，由于工作的关系，走的是电视路线，我做的时候单位给一笔钱，制作出来以后卖了钱再拍，这可能是和很多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在05年费了很大劲，想把西安很多作者的片子放到我们单位播出，给出的播出费也是非常高的，但是独立拍摄者不愿意按照电视的要求进行修改，这也是非常麻烦的。从这儿之后我就自己开始拍，用单位的设备在全国各地拍。西安是一个文化大省必须要有纪录片，但我们拍的自己不播，这是非常尴尬的。而现在很多作者大家慢慢抱成一团，也是非常欣慰的了。
　　
　　董 钧：下面就“目前的创作状况”这个议题大家都可以说一下。
　　
　　张献民：我看到的一方面像林鑫老师说的势态很旺盛，作者一年比一年多，作品一年比一年多，超越西部的范围引起的注意，在西部本身内部引起的注意一年比一年多，有的时候还有点国际影响。但是我又觉得如何扩大创作，靠自然的一种状况，比如传帮带，人和人互相的影响，往后是不是还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呢？过去几年是这种自然状况，像陈小松做了一个短片，他到另外一个活动看到了一些长篇，他参加这样的会，回头他可能也会做一个长篇，这种传帮带的情况以后还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大家的动力还有多大？80后的小孩动力会有多大？我有一些怀疑的态度。从整个西部宏观上来看，伊斯兰文化到现在一个有说服力的作品都没有，虽然跟以前比好像有某种程度的繁荣，甚至能在这个地方开会，在这个地方开会居然能来30个人，在五年前觉得可能还到不了这个情况，而且有西部这么多的作者，也有梯队感，有前辈，有做短片的，还有一些准备开始做作品的人，多多少少有一些梯队感，但是我觉得缺的东西还特别多，要靠这种自然而然的相互影响，我们只不过是30个人坐在里面，靠这种自然的影响再往外扩散，明年、后年、大后年能制作成什么样的情况？一年一年累计起来的分歧和矛盾随着时间并没有愈合的倾向。比如刚才李军虎讲到独立作者的作品，电视台出一万块钱要的话独立作者又不愿意为它修改，别的人议论到实际上整体来看，电视台播出纪录片的时段会越来越少，独立制作人又强调我的片子不是为电视台去做的。这些分歧一开始有的人还希望随着时间能够自然的愈合，但事实上随着时间并没有自然愈合，分歧状况还是相当的严重。
　　我这么讲并不是悲观，从宏观上来看我们还是太一小撮了，我和董均商量今天议题的时候，第二个议题做活动、做反映等，这边也有一些别的大学来的人，他们以后可能还想做这样的活动个，但我觉得这只是一部分。就创作本身来讲，我三四年前就说为什么没有伊斯兰的作品？现在可能比以前要好一些，但还是觉得有很多的分歧依然存在，创作群体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创作的话题肯定还需要进一步前进，我觉得有那么多事情没有人进行严肃的探讨。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就是说后面发展的余地还非常非常大。
　　
　　林 鑫：当一个事情成为显学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作者，像80年代一样满大街都是诗人，当诗人成为贬义词的时候大家都不做诗人了，就开始买股票，在诗人被人们遗忘的时候，写诗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实际上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什么创作，真正的作者是为这个媒介而生的，他不会因为显、不显而改变，即便没有任何办法他也别无选择，对影像和文学最重要的不是要看到有多大的队伍，而看大家是不是用心灵去做。我看过一些作品技术上没有任何毛病，但只是一些优秀的导演进行的作品，他的心灵投入、情感投入没有办法传给我，我感觉到他仅仅是在做一个片子，在情感投入上是欠缺的。
　　
　　董 钧：顾桃你的创作状况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你有没有体制内的身份，或者你现在的生活来源、生活状况，你也可以谈谈。
　　
　　顾 桃：我以前和大多数朋友一样，上学的时候学的是美术专业，毕业以后并没有真正画多少画，就改为摄影，后来又变为拍摄纪录片，通过纪录片找到最终的表达方式，觉得画画做图片不够有力量，自身的知觉和情绪表达的不够充分，而做纪录片以后情感一下子进入就出不来了。纪录片用多长时间去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和节点，从我个人的创作来讲，就是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不一定是比较大的题材，像我工作一半在北京，一半在内蒙，但是可以像做小品一样，把好玩的一些事做出来。我现在做了一个关于人体模特的纪录片，感觉这一群人体模特生存状态虽然在边缘，但有没有边缘的心理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这个群体是特殊的，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一个片子。我创作的感受，感觉这些年我像在一个月饼盒子里，每个格子里面有各个不同的题材，因为不可能用很短的时间做完，但是可以不断的往里面加东西，但最后盒子一定会满的。创作的资金，我离开老家20多年，在北京拍片子的时候最早有画画的活，搞摄影的时候有商业摄影的活，做纪录片的时候什么活都没有了。
　　从拍纪录片以后找到了跟生命有关系的，而不是跟生存有关系的，我们这些人还是挺幸运的，这个时代大部分人都做的是跟现实有关系的事情，我们用什么办法都可以生存，但是找到一个跟生命有关系的就感觉变得很坦然，可以一直做到很老，也许到生命结束。可能也没有想到要多么深刻，就像是一个工作已经非常热爱它了，或者就像一个女人真的要爱她一辈子，彼此双方都会很幸福的。谢谢大家！
　　
　　董 钧：我听周渔说有一次活动放你的片子，你当时带了很多的啤酒，有一点点印象就觉得你是很感性的人。由于时间关系，下面要抓紧一些，第一个议题就进行到这儿，第二个议题张老师主持。
　　
　　张献民：第二个议题是“活动的开展、交流”。02年的时候不会有这么一个艺术中心来做这样的活动和会议，我个人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呢？现在这样的活动做不到比西安更细的城市。乌鲁木齐现在毫无途径，兰州做过一些比较浅的尝试很难有反响，事实上要做活动或者创意，西安是最西部的地方就到头了，但实际上西安才是中国的正中心，而其他地方就反映不上来。包括一些大学的老师希望做这个事情，希望把这个事情做成什么样子？或者有什么问题要问都尽管问，做过一些这样的组织活动王杨先说一下。
　　
　　王 杨：我是西安本地的一个作者，我大概谈一下在西安活动的情况。我的身份更社会一些，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地方，我们在07年做了一个西安电影手册的书，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书把独立纪录片、独立影像，特别是西安的情况能够有更多更好的平台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另外，我们这边实际的活动，比如一些放映和艺术中心的合作，我个人感觉还有很大的余地，但是挺难开展的，这方面不是非常好。在西安这个地方政治敏感度不是特别强烈，虽然是省会城市但可能是被边缘化了，我觉得关键问题是如何通过展览找到一些观众，现在通过网络媒体可以找到蕴含着大量渴望看到这样一些纪录片的人群，特别是在西安，很多的网友、年轻人也希望看到这样的纪录片。这就有一个如何组织的问题，一是小兵团作战，可以在酒吧、咖啡馆做小规模的放映，但往往由于经费问题，如果作者到不了场，可能整体活动的效果就不会特别的好，大家会把这个作品当做一个无数咖啡馆盗版DVD反映的一部分，不成系统。二是通过和艺术中心、高校结合来做这个事情，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像这次的活动可能很多人想看，但是不知道，我觉得未来是不是在宣传上多下一些功夫，虽然是一个机构组办，但能不能做的更为自由。因为年轻一代的观众他们有的时候对教务处的宣传方式就会觉得这些可能没有看头，新的一代人对某种东西有一些抵触，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中立的机构来进行。今天像岳路平的艺术中心就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可以非常有效，也可以自由的放映，有更多更自由的对话机会，未来在组织放映过程中这是值得探讨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关键的问题还是资金问题，像西安资金不是特别多，但需要有一个成功范例，怎么样用最少的钱做出非常精致的活动，当然精致并不仅仅说印刷了一个小彩页，需要一个系统，怎么样交流？有没有主持人？什么议题？怎么讨论？怎么让普通的观众参与进来？这都是需要好好做的事情，西安在这方面还比较欠缺，需要一步步去做，特别需要的是艺术中心和大学的支持。
　　
　　吕老师：我原来不知道是做什么来的，今天听了以后有一个感触。西安交通大学过去是一个工科院校，现在也成了综合性的大学了，交通大学有想建电影学院的念头。像这个活动我知道的太晚了，如果真是福特基金会支持到我们学校放搭便车是很容易的，我看了这个东西也很有意义。我们学校的学生曾经创造过《我的黄金岁月》，用比较歪的手法把老师进行了丑化，我当时也看了，挺有意思的。其实现在DV的出现给了大众制作影像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学生对这方面是很有兴趣的。从一个综合性大学来讲，它其实有很多潜在的力量，从反映的问题来讲，有的可能从文学的角度来谈，有的可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研究中心，像研究社会、研究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中心，我们刚研究完一个网络调查，我写了一个66页的调查报告，我认为这个活动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如果你们这次有了什么经费，我们搭个便车是很方便的。如果是单独的活动必须有一套程序，如果这个活动在我们学校放的话有很多的平台，包括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团委以及各个社团、文化产业中心、学而论坛等，这些都可以使用。但我希望来的时候不仅是放映，让大家看一些电影引起一些讨论，也可以有一些小的赞助，像卖眼镜、卖电脑的都可以进行赞助一些。我以前也玩过一段时间，拍过一些纪录片，今天听到以后非常高兴，希望在纪录片领域里面能够给学生一个天地，我们负责组织都没有问题，如果真的需要一批经费就比较复杂了。希望像这样的活动能够经常跟我们沟通，这不是太难的事情，会很方便的。谢谢大家！
　　
　　董 钧：我接着王杨的话题说一下。我把这个活动的问题说一下，这个活动跟张老师有过沟通，真正执行的时间非常仓促，仓促带来了两个问题，究竟是单纯的在学校去做，或者是单纯的在艺术区去做，如果单纯的在艺术区去做，艺术区的观影条件和放映条件是有问题的。在南京做影展的时候，同样是在两所三所大学做分放场地，虽然艺术区条件非常好，但是观影条件非常差。这次如果在西安艺术中心做也是有问题的，但在高校放，这次在美院放的时间也非常短，这里面还有一些技术问题，在美术做放映，在思班做研讨会，钱是两家来出。由于时间比较紧，两边有不同的要求，我们以前在做放映的时候海报会贴很多，而这次时间很短，的确存在着技术性的问题，海报只在三所大学里进行了张贴。我们也努力去做一些比较正规化的东西，像做日程表，以前没有做到这样细致的程度。本来放映的时候想让作者主持，但由于在学校放映，考虑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后面还需要很好的沟通。所谓的做活动交流问题也有一个瓶颈，我说一个小插曲。这个活动一开始的时候我通过朋友把媒体都叫了过来，开幕式做的非常好，阵势挺大，人气也很好，《华商报》和《三秦都市报》就说准备做连续三天的专题报道，当时看片子之前都是这样说的，我是挺高兴的。但放完了以后走的时候我跟他们出去了，他们就对我说这个好像一般，怎么选这么一个片子做开幕影片（《伞》）），我立刻解释说，可能有很多纪录片学术层面的讨论不在说的范围内。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外部的东西。包括曲江的问题，并不是西安年轻的导演不主动跟西影、曲江建立关系，像张老师刚才讲的传帮带我自身的感觉是非常弱的，这不像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有这样的概念，西影虽然有电影制片厂但是没有西安电影学院，而其他高校办影视专业也是刚刚卡在DV出现的时间点上，这就出现了一个瓶颈，真正在80年代西安做影视有影响的一代人现在不在西安，而待在西安的人和我们又没有任何关系，这方面有很大的瓶颈。我并没有觉得我受张艺谋的影响，也没有像贾樟柯说看《黄土地》以后那么深的感觉，所以我们这帮更为年轻一代的导演从更独立的小范围展开的，这块交流上存在着瓶颈。当然曲江原来也做过“新人新作电影周”，但他们需要有电影许可播映证的，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需要后面进行协调沟通。当代艺术表面的繁荣，有很多的媒体做支撑，在这些媒体当中我们就像一道春卷，到我们独立电影的时候加两页就翻过去了，而自身的媒体、自身的批评体系都不完善，没有造血体系，这种交流、开展，包括大众媒体的关注度和专业媒体的深入度，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需要去协调，需要去看新的可能，虽然表面看有一种繁荣的迹象，但问题是特别多的。
　　
　　张献民：这几位大学的老师，你们觉得怎么样的方式最合适？
　　
　　宋 超：有的人觉得独立影像就是DV短片，严格意义上来说贾樟柯是一个从独立影像逐渐浮出水面，走向世界影坛的一个导演。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西安工作，对西安的影视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西安影视教育在各大城市之间做的还是不错的，全国的电影几乎都是独立制作，跟我们大家做的独立影像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了，要想做一部片子就要抓主题和剧本。最近因为时间比较忙，也是抽空看了一些，头一天看了杜海滨老师的作品，昨天晚上又抽空看了一下《马大夫的诊所》，看了以后觉得独立影像就算是独立纪录片了。现在做私人性很强的独立影像还是做独立纪录片，西安1000多家广告公司只要生存着，80%是靠纪录片活着的，全国7、80%的公司也基本上靠纪录片活着。拿到西安来放的片子，特别是后面有几部片子，在主题和细节上是不是有一点点离大学生的期望值有点远，这就会造成在放映上的瓶颈，我认为这个瓶颈真正是在这儿。这些年喜欢看独立影像、喜欢看有个性的东西的人越来越多，正因为观看渠道多了，相对来说大家各方面的要求就变得比较苛刻了，我个人认为想做好一部纪录片，选好主题是生命，将是最后成功与否的关键。现在我感觉所有做独立影像的年轻人，西安上世纪90年代做纪录片的人，我在今天的会场上几乎没有见到，人当然都是要生存的，单独靠纪录片当我们的价值没有被市场认可以前，靠纪录片为生是比较难的，但大家都怀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才能把独立影像一步步的进行下去。下次片子如果能来西安，比如明年或者后年再来的时候，所选的影片能够让西安的制作人和西安正在学影视制作的学生看完以后能从中感觉到什么，能得到什么。
　　我到美院看的时候，第一天放的时候人满满当当的，而昨天放的时候，片子不到一半人都走了，最后连五分之一都不到。当一个艺术品能不能被关注认可，在开拓市场的同时是不是能更多的考虑自己的东西，特别年轻的人做这个事的时候，拿自己的东西和别人交流的时候，能有一个别人期望得到看到的东西。今天来的还有省电视台的，一些年轻记者听到这个名可能也会来看，但后来为什么没有吸引到他们呢？独立影像不应该趋炎附势，不应该跟电视台专题片做成一样的，在制作精良上、细节发掘和主题鲜明度方面，可能是要把所要表达的东西准确的如何传达给大家，我们应该在这个上面做一些发掘。
　　刚才张老师说到独立影像走道西安就好像走到了西边的最头了，我知道现在的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都开了影视专业，和各个大学一样，那边也有一部分在做，应该说做的还不错，前提是要向西部大西北挺进的时候，我们拿什么东西去吸引新疆人，去吸引新疆高校的学生。张老师提到做纯伊斯兰教的东西，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可是从中央台播出的片子里面能够感觉到，这些年包括中央台他们也在新疆做了一些不错的东西，我们想到在新疆开辟一片天地的时候，是否我们有那种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独立影像的角度跟央视竞争，我们都有这种基本的心理打算。别最后去了第一印象做的不太好，后面的工作开展起来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怎么样通过摄像机把感觉传达给受众，这方面大家还需要共同的努力，加上我们的精神使水平不断提高，我相信中国的独立影像会越走越好。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是传媒大发展的时代，无论是在网络还是电视，有大量的平台。我们办独立影像一是普及，二是让大家进行一个研讨。研讨的目的是为了独立影像将会具有越来越强的生命力，这是我观影的直观感受。有什么不到之处请各位老师多多原谅。
　　
　　学生甲：我在西影学电影，这次我认为宣传做的很不好，我西大的同学都不知道。刚才几位老师也提到自己的工作拍片子感到很难，但是我想说的是台湾一个舞台剧的导演，他在台湾做舞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非常好，一次演出都有十万人看，最后他感觉太累了干不下去了他就不做舞台了。但有一次他坐出租车，一个出租车司机说你为什么不做舞台了？他说太累了感觉支撑不下去了，而出租车司机说我们没有任何假期，一天上12小时的班，一个人一年的工作量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工作两年半的时间，其实每个人都很累，大家能坚持自己的梦想才能拿一份不错的收入就真的很幸运了。今天我就想说，大家在座的都是高校的老师，都是电视台的，我感觉大家很幸运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老头》，里面有一个场景，一个老头在非常大的雨里来回走，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作者你看到于心何忍，我也认真的对自己反思，包括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背负了一个多大的使命，电视台是什么？是眼睛、是喉舌，如果不能准确的把握时代的脉搏有何用？刚才提到有人不愿意把自己的片子卖给电视台，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各走各的路没有什么对或不对的。今天在这个研讨会中应该真正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而有关技术性的问题一点没有学到。大家都是独立影像的代表，但在今天这个时候应该做出一些比较实质性的讨论。
　　
　　荆 刚：各位老师，刚才我那个学生他说憋的很难受想说几句话。我们在这里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我过去是铁路工人，跟过去我在上班时候开的报告会差不多，有人打瞌睡，有人漫不经心，有人睡觉，而且对别人的发言有人置之不理，有人嗤笑、暗笑、冷笑，不是说有什么意义和想法，只是说这次研讨会的实质。刚才说到西安没有电影学院，也没有传统的东西，我在西影做过老师，西影有一个电影学院已经办了有十年的历史了，西影还是有这方面的历史。包括曲江我也曾经做过吴天明的助理，我觉得他们作为一个企业，有自己操作的规则，没有必要强迫其他的机构或者单位拿出一个跟我们接轨的规则，别人也要生活，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机构的规则是最起码的东西。我当铁路工人的时候也是早上刷卡、中午刷卡、下午刷卡，我想谈记录工作者本身的含义，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也说记录可以再现现实，可以跟现实贴的很靠近，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记录是虚伪的，只是一种手段，要么是自己愉悦，要么是他人愉悦。这些年我在西安做短片，对西安做影像的群体早有耳闻，但是没有来往。我做短片曲江也一直给我资助，我想讲一个故事，我这两年写了一个剧本，我从去年开始到金海岸酒店做了13天的服务生，因为打架被开除了。到浴场做了一天的搓背工因为劲太小被开除了，星期一我还要到KTV做服务生，就是为了写我的剧本。在我当服务生的经历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服务生很穷，每个月只有600块钱挣扎着生活，没有性也没有女人。有一天几个人说我们一起去南郊的黑舞厅爽一下吧，其中有一个小伙子穿着西服打着领带非常激动，还跟别人借了一双皮鞋，去了以后和一个老女人发生了关系。我感觉那一刻这个老女人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圣女，但后来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又对这个女人表达了极度的鄙夷鄙视。我想说的是其实每个人都很难，很挣扎，当大家有一份工作取得收入的时候，在业余时间还可以拍片，而更多的人却连一部DV都无法买起，比你更加困难的人都还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既然是做纪录片，都要看清楚纪录片在中国的现状，就要甘于平庸的现状。任何一个人只要有梦想，只要觉得纪录片是这样的现状这样的前景，愿意做就不要抱怨和埋怨，做好自己的作品就可以了，这样才可以在作品的基础上来谈论，而不是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对别的机构、别的单位保持一个抱怨的态度进行这样一个研讨，这样的话意义何在呢？请各位就作品本身上谈论一些问题。
　　
　　董 钧：第三个议题是创作的倾向，有可能拍纪录片的人想拍剧情了，研讨会一定有不同的话题，能够进行多深有待于商榷。活动的开展、交流方面有很多的疑问和其他的想法，包括宋老师谈到第一天放片子的时候人很多，到最后的时候人就很少了。在这里我想说一个观点，我觉得独立纪录片的意义恰恰在于和主流媒体、主流话语的区别，我们每天在电视媒体上看到非常多的报道，看到非常多的官方语言，今天并不是说还要回到唯题材论的时候，一定要拍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一个题材，画画的人他们的眼睛是怎么看待的？摄影人是怎么样看待的？电影人是怎么样看待的？他们在不同的切入点方面用自己的角度或者自己的眼光看到了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需要去讨论的，就是所谓今天提倡的多元文化的存在。为什么会选《马大夫的诊所》、《高三》？我觉得这是一种立场或者心态、姿态，如果连允许别人发出声音的权利都不给的话，你无异于是个暴君否定一切。可能《马大夫的诊所》有些人不喜欢，但是不能说这不是一部好片子，我想表达的观点是电影有很多种类型的，可能看《马大夫的诊所》的时候最后只剩十个人，这十个人可能也是不懂电影的。如果一定要求每个作者都有非常精美的美学倾向或者要求，或者是拍的都跟BBC、央视一样拍的很清楚，这是不现实的。独立纪录片应该是多元的东西，而不是某个样式的存在，我觉得需要自身有一个心态去面对这些作者。我现在自身生活现在心态特别好，没有说自己一定要赚够多少钱，熟悉的人都知道我的图片摄影卖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两年都没有拍新的作品了。刚才荆刚也说了不要抱怨，你既然是喜欢这个事的，就好好做下去，因为能做这些事就已经很幸运了。在南京做活动的时候也很辛苦，包括在每个地方做的时候也都很辛苦，每次做的时候都担心会不会没有人了，天热的时候也担心会不会没有人了，从内心来讲希望大家都留下，当他们走的时候我心里也会很不舒服。
　　
　　丛 峰：我不同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话，你认为我们拍的片子到西安来必须满足别人的期待，如果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我可能会拍电视剧。
　　
　　宋 超：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纪录片应该是有个性的。
　　
　　丛 峰：我们拍纪录片不是为了满足哪些人的期待，实际上只是交流。像放片子我知道第一天的观众有很多，以后每场观众都是几十人，这在各地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到这个地方来当然希望观众越多越好，我的片子在任何地方放映，到最后都会走一半人，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观众有选择看我片子的权利，他们不喜欢可以离开，但是我觉得比较欣慰的是剩下的人都是喜欢这个片子的，是可以接受这个片子的，我们拍片子不是为了成为张艺谋，甚至也不是为了成为贾樟柯的，而是为愿意看这些片子的人去拍摄，不是为了所有人，我相信这个标准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我们做这些是要赢得灵魂、思想是一样的人，他们看片子有共鸣就可以了。中国电影的历史是非常糟糕的历史，我们现在就是在谱写新的历史。
　　
　　宋 超：其实我发言只是就“活动的开幕和交流”这个题目而说的，每一个做纪录片和每一个写小说的人，写的人总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把自己的感受让更多的人接受，可是你想让更多的人接受除了你的感受很独特、很另类、很有个性以外，还需要通过其他必要的手段。电影走到今天已经走了100多年了，包括现在在高校里面的同学，他们也看过世界上杰出的纪录片，为什么他们的东西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前面发言的时候说过，独立影像不应该走成和电视台的主流传媒是同样的，如果走成一个声调中国不需要独立影像了，需要各家媒体就行了。
　　我刚刚强调的一点是怎么样把作者的感受通过摄像机、记录方式和剪辑方式更有效的吸引到跟我们的想法、感受人的认可。这个片子在西安放也吸引了很多高校的老师同学来看，知道中国有一批人在兢兢业业，为了表达自己的艺术观、感受在顽强的工作，可是你的感受变成片子这里面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上如果我们大家要做的更高，最后被片子所感化，或者引起共鸣感的人会越来越多。
　　
　　黄文海：你没有资格教训别人怎么样剪辑片子，为什么做独立导演，就是拥有片子的全部剪辑权，至于接受不接受是个人的问题，我觉得导演没有必要为了你看懂而要按照你来剪辑，我觉得这是独立导演做这个片子的前提，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都有一个个人非常强烈的表达欲望。
　　
　　董 钧：大家今天能来真的是讨论问题的，可能各自都有特别强烈的观点，刚才有很多人希望真正有一个深入讨论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能够深入的谈下去，希望大家平复一下心情，能来得人就是真正想和大家交流的，希望把心态调整一下。我希望下面的讨论以及还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去蓝田以后还可以有更多的讨论，心情也会更加轻松愉悦。下面进入第三个议题：西安作者群的未来？是否以及如何创作剧情长片？如何以及是否必要与传统对接？西北很多导演做剧情片相对较少，但是有很多人希望做剧情片，可能他们也有自己现在的感受，如果想做剧情片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杜海滨：我想问一下后面这位同学的老师是谁？我接触过电视台导演，我也去过很多地方，武汉、济南、广州，不知道是因为我是陕西人有这样一些特殊的待遇，我觉得西安的感觉特别的好，创作的感觉特别好。现在有一些人拍了一些新东西，也看一看讨论一下，我觉得起码在这种状态里，这种状态是创作的状态。今天在这儿我也听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突然让我觉得特别难受，我以为已经很好了，但还有很多方面并没有被人看到。
　　为什么说独立影像呢？既然是独立影像，就是一个独立的作者，一个独立的状态，一个独立的思考状态，如果没有这些就不要谈“独立”两个字，只谈影像就可以了。影像有很多范畴，有市场等很多很多方面，今天既然谈独立影像，可能我们需要找到独立是什么？独立的精神是什么？如果这个东西还没有搞清楚就不要谈，谈这个真的一点点意义都没有。
　　我自己在想拍长片选景的时候改变了我的创作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面对着这样的状况，也有新的想法不断出现，开始会主动的表达，以前会先找一个群体、一个事件、一个人物，而这些刚好符合我的想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过多的依赖于现实提供的东西进行创作。而现在有一些变化，要从现实当中抓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主观性很强的判断。
　　纪录片看起来好像是客观性很强的东西，但是我拍这个片子之后，发现这也是非常主观的东西，它跟剧情片的主观没有什么差别，纪录片导演主观性在创作上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上出发，我们就是获得需要的影像来传达我们的想法，把具有社会背景的人来演出角色，以前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而现在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都不重要了。而且现在看到国际上比较新的导演，都是要在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新的探讨，如果真的只是讲故事，电影讲故事的高峰已经过去，这个时候开始重新考虑，如果对电影有追求或者抱有一种理想，可能会在新的方面做一些尝试，这是我在思考剧情片过程中获得的新感受。比如拿DV和胶片的摄影机，非要说DV创作是新的非传统的，不是这样的，更多的是对电影的认识，我们跟传统的关系是割不断的，是互相影响的。
　　
　　周 渔：谈到创作，我的理解和杜海滨有点像，无论纪录片还是剧情片都是电影，只是导演创作倾向的问题。从我上一个纪录片《彼岸》开始，我个人讲故事的倾向性比较重，我不满足于拍纪录片带给我的快感，我就想做剧情片，这是不重要的，只是一种形式。刚才谈到如何去创作记录长片，我的片子从05年策划到现在已经四年时间了，也一直在做，包括剧本修改，于老师也一直在参与，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每一次到快拍板的时候，最实际的问题就是他问这个片子能赚多少钱，而谈到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从素材上讲在国内上是不可能通过的题材，所以很难去权衡。包括之前选演员、取景已经全部到位，但是由于种种问题一直在拖延，觉得还是一个权衡的问题，这些人真正要投资还是要求一种回报，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些问题，真正的想创作自己立场、自己想法的剧情片还是要有自己的特点。我在云南的时候聊过，纪录片需要不需要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命题，因为看到很多纪录片好像创作的倾向性不是很大，这是不是可以当做一个命题去讨论。
　　
　　于 光：一个导演要拍一个片子，现在有两个剧本在这儿放着很多年了，我们不是融资高手，但是硬逼着参与到融资当中去，这两三年经历了和融资人打交道，一直没有办法胜任，所以只有等待机缘和时机，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他方面，纪录片也罢，剧情片也罢，其他人都说到位了。
　　
　　周 渔：我觉得有钱什么都解决了。
　　
　　董 钧：今天讨论的挺多，也挺深入。每一个人把自己特别想表达的观点都有所表达，其中不免有一些冲突，但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在去往蓝田的路上和一会儿晚上的酒会上再继续聊。
　　
　　
　　主持人：
　　张献民（策展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
　　董 钧（策展人、西安美术学院影视动画系教师）
　　
　　发言人（按发言先后顺序）：
　　岳路平（策展人、西安么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丛 峰（独立制片人、《马大夫的诊所》导演）
　　林 鑫（独立制片人、《三里洞》导演）
　　李军虎（陕西电视台国际部导演、《父亲》导演）
　　张献民（策展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
　　顾 桃（独立制片人、《敖鲁古雅》导演）
　　王 杨（独立制片人、《地上》导演）
　　吕老师（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董 钧（策展人、西安美术学院影视动画系教师）
　　宋 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摄影教研室副主任）
　　学生甲（西安电影电视学校学生）
　　荆 刚（独立制片人）
　　黄文海（独立制片人、《喧哗的尘土》导演）
　　杜海滨（独立制片人、《伞》导演）
　　周 渔（独立制片人、《彼岸》导演）
　　于 光（诗人）
　　
　　出席嘉宾：
　　白补旦（独立制片人、《小脚人家》导演）
　　刘爱国（独立摄影师、《伞》摄影）
　　白 夜（艺术家）
　　高 蕾（艺术家、西安美术学院工艺系教师）
　　张 辉（西安理工大学摄影系主任）
　　薛 明（独立摄影师）
　　石珩伯（艺术家、宝鸡文理学院教师）
　　闵 韬（独立制片人、西安联合学院教师）
　　李小舟（西安理工大学摄影系教师）
　　罗 斌（西安理工大学摄影系教师）
　　陈小松（独立制片人、《火车轰鸣》导演）
　　张钧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摄影教研室教师）
　　梁 斌（西安文理学院文学系教师）
　　
　　感谢组织者张献民、刘姝、郝建为此进行地不懈努力。
　　
　　感谢董钧导演提供现场实录。